首页 -> 2006年第8期
对教育管理研究中实证范式认识及运用的思考
作者：张 清 丁长峰
在教育管理研究中影响深远的实证研究范式发端于自然科学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由三个先验的预设作为研究基础，即自然一致性、实体性和因果性，它们暗含了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确定性。在确定性基础上形成了自然科学研究的阈限，并规定了严格的方法论原则。作为对确定性的研究，科学思维则成为基本的逻辑形式，人们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能得到宇宙和人类的真实知识，由此科学理性便成为认识和探索世界的极其重要的思想武器。20世纪初，孔德将实证主义引入到社会学研究领域，随之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而其后许多社会科学门类都经历了一个将各自学科科学化的历程。在这一背景下，教育管理研究引人了泰勒、法约尔等人的科学管理思想，促成了教育领域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如斯保丁和博比特将泰勒的观点搬用于教育管理，着手教育领域的测量与评价，以及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进行量化控制；继而是法约尔将企业管理的研究推至教育管理，加强教育管理，要求人们遵循管理原理和原则；再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在教育组织内的实践，旨在建立一种理性、秩序、制度化的教育组织系统，以合理利用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效能、促进教育的有效发展等。至20肚纪中叶，实证研究范式在美国教育管理研究中风靡一时，随着像哈尔平、盖茨尔斯和格林菲斯等实证高手运用描述统计、推断统计和变量数据分析技术后，整个教育管理学术界展开了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这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两格论战”。辩论中格林菲尔德尖锐地指出光靠数学模式与数量分析来对现象加以抽象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大量的意义分析，特别是要分析特定情境中人们的体验。再加上人们对教育管理的探索更多地倾向于依据哲学上带有革命性的进步主义，实证研究范式受到诘难，很难全面展开，这使得实证研究步人晦暗期。1970年代以后，随着运筹学、控制论，特别是计算机的发明与运用给教育管理研究带来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计算机使实验设计简单化，人们用其估算概率，探讨决定教育管理结果的诸多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运用数学和因果模型来预言、解释复杂的教育管理问题。由此实证研究范式又蓬勃发展起来，成为教育管理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研究范式。
二、教育管理研究中实证范式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技术
从教育管理研究的实证范式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其哲学基础是西方的科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是早期科学主义组成之一，来源于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后经孔德在经验与科学的基础上形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科学及其研究的实证哲学思潮。这种哲学思潮主张理论研究只探讨经验，坚持价值中立，强调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预测性和可控制性，崇拜科学理性。受其影响，教育管理研究也走上了追求理论的科学性之路，一方面它把教育及教育管理过程归结为自然过程，把教育管理现象客观化。它不受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不以理论为中介，教育管理现象作为事实可以作抽离式的研究。另一方面，实证研究范式的志趣是对客体进行直观和机械的反映。各种复杂的现象可以通过把它们还原为最基本的构件，以及寻找其间的机制方法加以理解。同时还强调客观事实独立于主体之外，主体可以通过一定的工具操作而获得对客体的认识。如利用观察、实验、统计等手段可把教育管理肢解成个别的、孤立的变量，采用自然科学数量上的因果语句，用形式语言和数学语言进行描述，以获得对教育管理现象及其规律和恒定关系的认识。
在具体研究技术上，实证研究范式以被观察到的事实作为一切思维的基础，因而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其一，尊重观察更甚于尊重想象。由于一切知识必须以被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实证研究假设理论知识是独立于求知者之外的，认为教育管理理论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通用观察方法，因而提出教育管理研究与自然科学具有统一的方法论。其二，实证研究范式追求可把握的预测、控制和效率，认为现实是单一的实体，而且是可割裂和可量度的。因此教育管理研究的量化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程序基本一致，即发现知识依靠归纳法，检验理论运用“假设—演绎”模型来实现。此外，实证研究还依据“实证—还原”的方法对教育管理进行研究，物理科学的研究类推于教育管理研究，将其进行原子式的抽象，着重研究分离后的变量中完全可以确定的方面，而忽视其模糊性方面。它利用分析方法抽取教育现象各种变量中的主要的、稳定的、相似的东西，把它们还原成量的、数字的世界，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论证、分析教育管理中各种变量的性质，最后把各个变量的认识加以累加，从而达到对整体的理解。
三、教育管理研究中实证范式的局限性分析
其一，教育管理实证范式在研究对象上选择与价值无涉的具体事实，这在现实研究中是做不到的。教育管理活动既以实体和事实出现又存在于价值和意义之中，二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教育活动之中是无法分离的。正如韦伯所强调的“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而文化事件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要素，价值是文化科学形成的前提，价值关联是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决定性因素。”教育管理是关于人和组织的管理活动，在其中不仅要进行事实判断，而且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并最终实现管理价值，即主体在研究教育管理事实上，达成教育管理研究的合规律性，在研究教育价值上，达成教育管理研究的合目的性，这是管理者追求的理想。另外，管理活动具有难以重复性，人们不可能完全重复他人乃至自己先前管理活动所具有的主客观条件。因此一味运用量化、验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研究的假设建立在确定、因果和线性等方面是不能覆盖全部管理现象的。
其二，基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普及，研究者热衷于将实证研究泛化，却给研究带来了不足。一是确定研究对象时倾向于容易量化的非本质的问题。由于要把复杂的教育管理现象归结到量的过程中，需要对其中的因素进行控制和简单化，不得不舍弃管理活动中大量的无法用变量之间关系说明的因素，而仅关注容易量化的非本质的特征。二是陷入以方法决定目的的错误。任何一项研究应先有研究目的、研究的问题，然后从目的和问题出发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而实证研究自恃有一些公认的技术、程式、公式及其以往所取得的成果，因此就依重它们而不分研究问题的性质，一律采用实证研究范式，结果是导致研究停滞于现象表面而深入不到本质。三是盲目追求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由于实证研究范式中有大量运算，这就决定了它对数字情有独钟。基于此，热衷于实证研究的人常常把精力投入到数字游戏中，把数据结果变成研究目的，而忘却了数据本身是用来呈现管理现象和展示管理规律的，从而将科学化与数量化等同起来，将量化的程度作为研究科学化程度的量标。
其三，从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角度来说，实证研究使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人为地分离。按照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人能够把客体的规定性折射到主体中来，又把自身需要贯注到客体的规定性中去，从而使自在的对象转化为自为的对象，使研究活动由必然向应然性转化。据此，教育管理活动的主客体间存在着不同的互依关系，这些不同的关系当用不同的研究范式进行研究，而不可以将所有关系都归结在实证研究上。
四、实证研究范式在我国当前教育管理研究中的合理运用
尽管实证范式在摆脱抽象的形而上学思辨束缚，推动教育管理理论向科学化发展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它决不是完全的、彻底的，其合理性是相对的，因为它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适用范围。因此从应然的角度讲，进行教育管理研究时，必须应用一种“广义的科学观来代替教育管理研究狭隘的科学观，这种广义的科学观不仅研究事实而且研究价值，并承认后者才是日常生活和管理中各种行为的真正动力。”在这种广义的科学概念下，我们可以运用诠释理解范式和人文范式等作为补充来解决实际管理问题，如教育组织是怎么建立和运行的?人在组织中起什么作用?好的教育管理行为如何评判?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中的权力的运用等问题应如何理解?等等。
然而，实证研究范式存在着局限性，却不能意味这种范式就要步人没落。联系到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实然状况，一方面长期以来我们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一向强调伦理道德，讲求修身养性，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在20世纪初期有实证哲学思潮发展，但由于科学落后无法给其提供科学基础，很快转向衰微，由此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实证哲学传统。反映在包括教育管理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注重哲学或伦理思辨，轻实证探讨。如从每年发表的教育管理论文来看，从事实证研究的并不多，由此导致的是整个学科理论的空泛、缥缈，或是充满常识性的肤浅的经验总结。所以在深入分析实证研究范式的特点与局限的基础上，当前应当鼓励研究者更好地运用实证研究范式的合理内核从事教育管理的研究，以期达到理论水平提升和理论创新之目的。
(责任编辑 付一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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