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关于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研究综述
作者：章春苗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流动人口开始大量出现,并在1990年代进入家庭化迁移阶段｡期间,流动少年儿童出现并产生了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新问题｡这就意味着“流动家庭”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细胞诞生了,至今也已经存在十余年了,理应成为家庭教育学考察的对象｡但是,翻阅与此现实问题产生同时期的家庭教育学专著,如彭立荣(1993年版)､赵忠心(1994年版,2000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1995年版)和吴奇程､袁元(2002年版)等版本,均未见有“流动人口家庭教育”､“民工子女家庭教育”或类似的章节｡即便是《家庭教育新趋势和对策》(2001年版)一书的“特殊家庭子女的家庭教育”一章中也没有提及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应该说,教育学领域对其研究的发展与近年来流动人口子女发展的速度是很不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个缺陷｡
或许是该群体尚属于新生代而还不够身份进入家庭教育学大门,或许是该群体更多地牵涉社会问题,反倒在社会学､人口学和家庭教育社会学领域给予了关注｡如杨宝忠的《大教育视野中的家庭教育》,关颖的《社会学视野中的家庭教育》,缪建东的《家庭教育社会学》,周伟文的《生存在边缘——流动家庭》和李伟梁的《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研究》等等｡但即便如此,这些著作对此问题的述及仍是捉襟见肘｡比如缪建东在《家庭教育社会学》一书中只是从宏观上探究“社会分层与家庭教育”时,谈及了“流动人口家庭教育”问题;而杨宝忠的《大教育视野中的家庭教育》中“流动人口家庭子女的教育”一节的论述不到千字,且还是以“留守儿童”为主要对象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教育学､社会学还是相关边缘交叉学科,国内对该群体的家庭教育问题研究是不够重视和为数不多的｡
二､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研究的具体状况
1.在研究方法上,以调查研究为主
从发表的文章类型､内容来看,大部分都基于相关的理论和实践,对现实状况进行程度不等地调研后而作｡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如赵娟､张翠娥和关颖分别对南京市､武汉市和天津市区域内的民工(流动人口)家庭进行了抽样调查,归纳出民工子女(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的状况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解决建议｡这些文章虽然为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实例,却使研究容易停留在描述性的层次上面,缺乏解释,研究者常常没有将自己的特定研究置于理论发展的线索中去,往往叙说了一种现象,而无法去理解这种现象,从而使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问题｡
2.在研究内容上,涉及面相对集中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调查总结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现状(问题的发现)｡从所查阅的文献看,学术界基本上以民工子女的家庭背景等方面为切入点对此进行研究的,观点亦相对统一｡如周芳就从家庭环境､教育条件､父母素质､亲子关系等方面考察后,得出结论:“父母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但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期望”,“父母重视孩子的学习,但不少家长没有意识到为孩子提供一个基本的学习环境与条件的重要”,“93.5%的父母知道自己有责任教育孩子,但在具体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又缺乏科学的方式方法”等;赵晓曼､杨贵树还指出,民工子女家庭教育存在“量”的减少和内容的不完整等状况｡赵娟则通过调查分析总结出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基本特征是:教育投入注重功利性,教养方式缺乏民主,对孩子期望值较高｡
通过上述文献可以得出,民工子女家庭教育虽然在不同的时空存在一定差异性,但总体看,民工子女家庭的诸多特殊性导致了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需求性的客观增强,而主观上,“流动家庭本身存在的种种障碍造成其家庭教育困难重重,很难给子女提供优质､高效的家庭教育｡这种供不应求的矛盾使流动人口家庭教育面临着一种巨大的压力和挑战｡”[1]因此,笔者概括认为,目前的民工子女家庭教育存在缺量､缺位和缺失的缺陷现象｡
二是对造成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原因的探讨(问题的分析)｡从表象看,在该问题的论述上,作者们似乎有些迥然｡但实质上都属于家庭教育行为､家庭教育观念和家庭教育效果三个范畴｡关颖､张翠娥就直接由此入手探析,最终得出:“父母教育行为:满足孩子需要与限制孩子发展并存”,“父母的教育观念是影响家庭教育的深层因素”,“家庭经济条件是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根本的制约因素”等结论｡而李伟梁的文章涉及面相对更多一些,论述也较为深入｡他认为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重要起因是“社会化过程的中断”,内在原因为“流动人口家庭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变化”,同时还指出“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社会后产生的各种复杂变化增加了家庭教育难度,给家庭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和挑战”,以及“从家庭教育本身来看,流动家长在教育方法､手段的选择上容易出现迷航现象,直接影响家庭教育的顺利进行”｡但很显然的是,作者是从社会学视野来阐释问题的｡
三是提出解决途径和对策(问题的解决)｡涉及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文章在最后都会试图寻求化解问题的一些建议与对策｡它们提出各自的观点,或短期干预,或长期策略,但大同小异,大都“着眼于社会､学校､家庭及子女自身四个方面进行思考”[2]｡其中认为,家长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要示范､带动,创造和谐､民主的内部环境,“增强亲情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3]｡其次,学校要配合､帮助,兴办“家校”,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力度,“提高家长的文化素质､道德水平以及家庭教育素质”[4]｡最后,社区(社会)要协助､指导,创新机制,“完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运行机制”[5],营造民工子女“新家”,从而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切实有效地解决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此外,李伟梁还建议“制定､修改和坚决执行相应法律法规,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机制”等等｡
三､关于温州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研究
1.在温州的民工及其子女状况
温州自1984年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发展成为国内颇具实力与活力的城市｡也因此,吸引着各色各样的人,其中也诱惑着大批省内外民工的到来｡据温州市公安局最新统计,截止2006年初,在温州的民工竟达276万人之多,与温州当地人口形成1∶3的比例｡目前在浙江的外来农民工总数为800万,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等地,其中在温州的民工占全省农民工总数的15强,在全国也可以说位居前列｡
如此众多民工的到来一方面无疑为温州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才和劳动力资源,从而为温州能创造出种种经济奇迹而立下汗马功劳;另一方面,民工及其子女的进城在客观上给温州带来了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和教育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客观的难题,势必给温州政府和社会带来压力｡
2.在温州的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研究概要
温州作为浙江省民工最多和拥有15万之多的适龄民工子女的城市,应该受到关注和具有一些民工子女家庭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除各类媒体作过一些相关的时事性报道外(当然,也基本上以学校教育为主要内容),未搜索到有关综合性的调研报告,而杭州､宁波､绍兴等地早已有之｡不过,在理论研究欠缺的同时,实践却有了令人欣慰的事:温州市首个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教育指导站已于2005年8月成立｡另外,据笔者了解,原温州师范学院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心调查队的《关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中提及了外来务工人员“存在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温州市学院路小学的黄晓叶正着手《小学民工子女家庭教育指导研究》｡
综上,虽然中国民工已被各界聚焦,对民工的研究热潮也似“民工潮”般不断涌动,可是对民工子女尤其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成果相当少,国内目前已有的研究亦基本上侧重于学校教育方面,且以义务教育问题的研究居多｡所以,对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研究处于边缘状态,可以说是一片亟待开垦的蛮荒地｡
参考文献
[1] 李伟梁.试论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2).
[2] 张晓玲,杜学元.外出打工人员的家庭教育问题及对策.宜宾学院学报,2005(2).
[3] 杨贵树.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现状调查及对策建议.决策咨询通讯,2004(4).
[4] 李伟梁.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
[5] 卢克清.农村外出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现状与对策.学习月刊,2003(5).
(责任编辑 孙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