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颜元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作者：刘永艳 甄金辉
一
颜元认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培养具有“实才”、“实德”的实用人才，以“经世为宗”。颜元针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思想进行了激烈批判。他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他痛斥科举考试束缚人的思想，摧残人的神志，扼杀学术的发展，贻误国家大事。他认为，这种传统的考试和教育培养的只能是沽名钓誉、养尊处优的“庸碌臣”。传统教育培养的人才，他辛辣地讽刺为：峨冠博带，垂目坐，如泥塑。在颜元看来，只有从国家实际需要出发，荡除“虚浮”积弊，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以“实才”、“实德”为标准，才能培养出真正人才，为国家造就出“担荷圣道”的经世之才。他明确指出，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废科举，兴学校，并列出了经世之才的具体标准。
首先，德才兼备，这是颜元理想人才的总要求。颜元认为学校教育必须培养“圣贤一流”，学生必须“学为圣人”。他认为《大学》首句“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规定了教育目的，并奉此为“古圣真传”。颜元用其实学教育思想来解释并规范“明德”和“亲民”，赋予其崭新的涵义。他说：“修六德，行六行，习六艺，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艺于天下，所以亲也。”颜元这里所说的培养的人才是既要具有仁、义、礼、智等德性，同时还要具有布六行、六艺的实际本领，是能够利济苍生，担荷圣道的人，是具有“实才”“实德”之人。在他看来，以道德修身便是德，以道治民便是亲，明、亲得到十分满足就是“至善”。
其次，“通儒济济，泽被苍生”但又“各专一艺”。颜元所谓的“通儒”就是能够历艰危，任繁难的通才，但“通儒”毕竟是少数，而且一个国家也需要有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因此，他认为，培养专长也是至关重要的。针对当时正统理学教育把技艺之学视为小人之为的心态，颜元申辩道，无论通儒或偏胜偏至之才，皆不失为儒、为圣贤。“虽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艺之一艺，不自失为儒也”。他认为，人们只要有一技之长，能各专一事，就能满足社会各行业的需求，并列举了古今许多各专一事的圣贤豪杰。在他看来，三百六十行，行行可以出状元，行行可以成圣贤。颜元这种反传统的培养人才的教育思想，包含了对社会分工的初步认识，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追求社会政治地位，谋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愿望。
颜元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对国家有用的，具有实学知识和技能的，精于一事一艺的专门人才，为国家造就“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有用之士。因此，掌握实学，精于技艺，富于专长被他看作是改造世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学为君相百职”，不论是治术人才，还是专业人才，都必须经邦济世，“为天地造实绩”。他谆谆教诲学生要成就“真才真器”，不要爱慕八股科举的“虚尊虚贵”，而要谋求个人功名，立志“作转世人”，而不要“作世转人”，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所贡献的人。这是近代功利主义在颜元教育思想上的具体体现。当然，颜元并不否认内在德性的涵养和修持，而是有轻有重，有主有次。
二
为实现为国家培养具有“实才实德”、“扶危济难”、“拯救生民”之有用之才目标，颜元以“彼以其虚，我以其实”为原则，反对经书训诂、八股帖括、静敬语录的“虚文”，力倡以“真”、“实”的有用之学来代替传统的空泛虚浮之学。他认为“真学不明，则生民将永被毒祸”，“浮言之祸甚于焚坑。”在教育内容上，强调要学习“以经世为宗”的“真学”，以尧舜六府三事、周公三物、孔子四教的“实事”“实物”为主要学习内容，认为为学就在于习行历练三事三物。
首先，“身心道艺”兼顾。颜元批判了传统儒学教育只重视对学生“心”的陶冶，而忽视对“身”的锻炼，最终导致“四海溃弱”，为害千载的做法，强调教育从内容上要身心兼顾。他认为“礼、乐、射、御”的教育是陶冶学生性情的最好手段，它既可以涵养学生的性情，又可以有益于增进身体健康，从而使身心都得到发展。它能“固人身心，化人性情”。在颜元看来，练心和练身同等重要，“礼乐”教育与“射御”要结合起来，人的身心都得到发展，才能成为文武兼备的有用人才。他把体育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来看待，不仅看到了体育与个人健康的关系，甚至把体育与国家的强盛联系起来。明确指出“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梁启超对颜元重视体育的思想推崇备至，赞其为：中国两千年来倡导体育的教育家，除颜习斋外只怕没有第二个人了。颜元强调“身心并重”的教育模式，开创了培养人才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先河。
其次，“教文即以教武”。颜元对兵学教育十分重视，并视之为强国之基。他认为宋明理学教育重文轻武，儒者平日高谈阔论，而国家一受威胁，则“文不能出谋，武不能陷阵”，“兵”原是“重教之所先，经世之大务也”，不可一日废之，坚决反对“白面书生”式的理学教育，主张“教文即以教武”。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平日可以“修己治人”，战时则能“持干戈，卫社稷”，成为文武全才。在他晚年主持的漳南书院的教学实践中，不仅设“文事斋”，还设“武备斋”，研习黄帝、太公及孙吴诸子兵法，并进行实际操练。
再次，汰除虚文，着眼“实学”、“实用”。针对传统理学在教育内容上局限于文字，“泛滥于章句”、“存性空谈”之状况，颜元指出，这样的教育只能使学生“崇尚浮文、浮言”，获得的只能是无济于事的“虚理”和空洞、抽象的概念，毫无实学之处。他主张教育内容要改革，要“以实济空，以实济浮”，通过实文、实行、实体、实用来为天地造实绩，对国对民有实用价值的科学，都被列为教育内容。
总之，颜元的教育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他倡“六艺之学”，是托言经典倡导艺能实学，他所要求学者研习的，不仅局限于礼、乐、射、御、书、数，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一切他都主张研习。这里既有道德伦理规范，又有自然科学、军事、农工等学科，并且把这种教育理论付诸实践，在他开办的漳南书院中，曾开设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理学斋、贴括斋六斋，分别研习不同的学科。颜元的这种丰富而实用的教育分科思想，与传统教育是大相径庭的，把研究的范围和课题大大扩大了，冲破了传统经学和理学的禁锢，迈进了广泛的科技世界。
三
在教育方法上，颜元极力反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教育方法，特别是宋明理学家“主静”法，主张培养经世人才必须坚持“得知于习行，见之于身世，验之于事功”原则，提出了一套以“习”为中心，“习行”、“习动”教育方法。颜元认为，“孔子开章第一句，道尽学宗。思过，读过，总不如学过。一学便住也终殆，不如习过。习两三次，终不与我为一，总不如时习方能有得”。古代圣人的这种学习表明，要使知识成为自己的知识，即与我为一，必须反复练习。获取知识的目的是应用，是要去改变现实。对汉唐崇尚章句和宋明“静坐读书”“穷理居敬”之学风进行了猛烈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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