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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词义的用法比较

作者:徐慧琴




  中国古帙浩繁,由于时间的跨度较大,语言不断发展,通过多年的教学,深感学生在理解上的困惑。同一词语,其内涵往往随着历史的语境而变化。这种变化造成了古今词义的差异。因此,我们在给学生解读古书时,必须注意到历史、时代、语境和上下文的关联。
  首先,要用历史眼光考察某一词语的具体准确用法。如:“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攻,传统有二解:抨击,批判;治,治学。按前所讲,“已”当作终止、消灭讲,如按后讲,“也已”当为语气词。乍看起来两解均可做到文从字顺,但进一步推敲,第二种观点就显得欠妥了。从用词讲,“攻”字在《论语》中,凡四见,都作抨击、批判讲,说明在孔子时代,起码是孔子个人的用语习惯都应作如是讲。即使在其后的《孟子》中,“攻”,凡七见,而“治,治学”的意义也仅为一例。同时,从孔子维护儒学的纯洁性的态度看,对“异端”,他总是采取“鸣鼓而攻之”的坚定立场。因之,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也自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取舍了。
  如“百姓”,在春秋前,它是用来指称贵族的,姓氏如土地一样,是贵族的赏赐品,因此,只有奴隶主才有姓,而奴隶是没有姓的。“群黎百姓”(《诗经·天宝》),郑玄注:“百姓,百官族姓也。”说明“百姓”一词,东汉时(郑玄,东汉人)已有了变化,因此,注家特地作了解释。到《孟子》,“百姓”一词共出现十九次,其中十八次指平民百姓,一次用为指百官。可见,我们理解某个古词,常常要涉及到历史状况,当时的语言习惯等方面。
  又如“仅”,古今基本用法是一个表示范围的副词,具有限制性。但在唐代,除了通行这一用法外,还有表示“多”的意思,此前此后,这一特殊用法十分罕见。韩愈中年家道变故,遭遇火灾并被劫,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称“家累仅三十口,携此将安所托乎?”(韩愈《答李翱书》),仅,说家庭人口之多。但他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极赞柳氏忠厚善良,并与时—下的社会风气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些人)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这里的“仅”则又是一种通常用法。
  再如“往往”一词,在古代不同时期,其用法各有侧重。“旦日,卒中往往语”(《史记·陈涉世家》),联系上文,当士卒见到鱼腹中的“陈胜王”,夜间又听得“大楚兴、陈胜王”的狐鸣,必惊怪不已,因此便“往往(到处这儿、那儿)语”。“领(岭)南沙北,往往出盐。”(《史记·货殖列传》)出产什么是客观存在,绝非时而出时而不出,这里的“往往”同样是处处、到处的意思。“毒,恶单也,往往而生。”(《说文解字》)往往,亦为到处,处处义。这起码能反映该词汉代的一些用法。而唐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中,写永州百姓之苦“犯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由于天灾人祸死者常常是一个压着一个。往往,常常,这一用法和现代基本没什么差别。
  再如“处分”一词,“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一词多家本未注,《辞源》:作“处理、处置”解,其下即引证上述二句诗。刘兰芝婚事变故,意懒心灰,决意殉情,故表面上似乎逆来顺受,即从语态语境讲,吩咐义也更为合理。
  “脸”、“面”两词,在今天,指向的是同一事物,仅是书面和口语的区别。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上古,“面”当与今之“脸”,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于是河伯始旋其面目”(《庄子·秋水》),“芙蓉如面柳如眉”(白居易《长恨歌》),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称“面”不称“脸”。“脸”字产生较晚,魏晋以后才见到,最初指双颊。“眉销残黛脸销红”(白居易《王昭君》),此处“眉”、“脸”对举,都属“面”的一个部位。至于之后变为同一指向,那是词义演变的结果。
  第二,注意一些词的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或者风物、人事、地域诸方面的内容,揆情度理,认真对待。如:“公将鼓之”(《左传·庄公十年》),在齐鲁交战中,鲁庄公亲临督战,因此,一般都将上文解作“庄公下令击鼓进军”。即认为击鼓者不是庄公。这是不对的。古代车战,君主或主帅居中,御者居左,骖乘居右,击鼓者是当时居中的主帅或君主,他们是战场上的指挥者。在齐■晋之战中有这样一个场面:“卻克(晋军主帅)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左传·成公二年》)。所以在古代战争中都是主帅击鼓指挥的。
  再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潜《桃花源记》)。落英,历来有两说:一为落花,一为始开之花。就词而言,词义皆有所本。《尔雅·释古诂》:“落,始也。”如《诗·周颂·访落》:“访予落止。”毛传:“访,谋:落,始。”至于“落”的垂落、坠落义更为习见。综观文意,“落英”作始开的桃花解为妥。前文称“(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这个“英”自是桃花无疑。陶潜笔下的桃花源是一个政通人和,理想中的极乐世界。人,“怡然自乐”;物,“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属”。而桃树蓓蕾竞放,色彩纷呈,正生动地点染了这一生机勃勃恬淡闲适的画面。若将“落英”解作“落花”,在意境上与总主体文意是相忤的。其次,从时令上看,“芳草鲜美”之时,“往来种作”之际,也应该是桃花初发季节。“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武陵地处湖南,自属江南。所以,根据推断陶文写的是三月的时令,也是桃花绽放盛开的这一段,绝不是零落的时节。
  第三,细察古代单音词的语言实际。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先秦两汉尤显。据有人统计:《诗经》中,单音词占90.3%,《左传》89%,《史记》、《尔雅》大体占80%左右。在“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句中,学习是作为两个单音节词出现的,词义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学,现在用法和“习”合为一个双音词。是动词(也是名词),但这里却是名词,是“学说”的意思。整句的意思是“(孔子说)我的学说为当代(时)的人接受学习,我的内心多么愉快(悦)啊。”习,《说文》:“数飞也”。《礼·月令》:“鹰乃学习”,正是用的本义。据次此而引中,结合孔子授徒的“六艺”,礼(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等课目,“习字以讲为实习为好”(杨伯峻语)是。学习二字,在今天则分别作为语素组成一个双音节词,我们在理解其古义时,应力避以今律古。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朋,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不单独运用,而是作为语素与“友”组成双音词。朋,旧注:“同门为朋”即同师弟子。此处引申为弟子。《史记·孔子世家》:“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杨伯峻解释为“志同道合之人”当本此。但根据这一句的上下文,就不是“同门”或“弟子”,而是杨伯峻所说“同志”为妥,后来所用的“朋党”,就是“志同道合”的人组成团体,而不是“同门弟子”合为一伙可证。友,在甲骨文中是两手相交的会意字,今之双音节词“友人”、“友情”、“友谊”、“友爱”等中的“友”,基本沿袭了这一古意。所以古代“朋”和“友”是不同的。
  阅读古籍时,也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两个单音的组合恰如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读上下文,亦可粗通,从而会使人误读误解。“劳罢(疲)者不得休息(休:休养、休假;息:止息、喘息),饥寒者不得衣食(衣:衣物;食:食用之物),亡(没有)罪而死刑者无可告诉(告:一般的告知;诉:诉的内容多为不幸的痛苦的)”(《汉书·贾山传》)其中“死刑”实为一个动补关系即“死于刑”之省。“绍母亲为婢使,绍实微贱”(《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意即袁绍的母亲亲自做过别人的婢仆,袁绍的出身实际上是很低贱的。“母”“亲”为两个词。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应该注意的。由于古今汉语的差异,一些词语往往难得有准确的、对应的词语来解读,但我们在阅读时应详细体察。如第二人称代词尔、汝、若三词,大体相当于今之“你”,同时又可作复数你们、领属关系你的、你们的讲。“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柳宗元《三赠刘员外》)此为“你”。“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柳宗元《捕蛇者说》)此为“你的”。“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此为“你们的”。它们不仅表现在内容的涵盖上不同,在感情色彩上也有一定的区别:尔、汝,除了平辈的直率的称呼外,又常带有嫌恶的色彩,“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杜甫《赠郑虔醉时歌》),“尝众辱奇,或尔汝之,或指为小人”(《魏书·陈奇传》)。这种情况在现代汉语第二人称代词中是没有的。
  第四,在古书中有一些词语在特定的情况下,常常又有特定意义和用法,亦不可不察。如“河”,在文言中,一般指的是黄河。《庄子,秋水》中,望洋兴叹的河伯,指的是黄河之神。《史记·滑稽列传》中的“河伯”,指的却是漳河之神。西门豹将大巫妪三弟子及三老“投诸河中”之“河”亦指漳河。邺,今河北临漳县。因为流经邺地的是漳河而不是黄河。又如:“山东”一词,就秦而言,一般指崤山以东的六国地区。“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贾谊《过秦论》)但“(魏)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史记·商君列传》)中的“山东”却是指中条山以东地区。类似情况,有时辞书字典都不能一一解决,必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责任编辑 关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