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文化战略是国家教育崛起的根本

作者:王继华




  文化的形成与积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人们所推崇的文化又占据着人们决策的空间和意识,又是客观存在的,文化作为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的重要因素因此也就“自然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使人类在自身的文化史上不断地在造魅和祛魅中前行,因此文化对于发展又显得必不可少。强盛的国家(行业)自然知道自己富强的文化起始,沉睡的国家(行业)却未必知道崛起的文化因素,而探索的国家(行业),却不可不清醒地拥有崛起的文化战略。
  “中国和平崛起,文化应当先行”(新加坡·李光耀语),文化作为发展的驱动力,它不仅在于通过弘扬传统文化把人们凝聚起来,还在于在动态的“化”的过程中领悟先进的时代内涵。文化战略的构建,不只是一种规划,更应是全局性、前瞻性、长远性意志的体现,这种应对多元文化的思维,是和文明的对话,也是激励国人奋进的一种精神状态。
  文化战略的确立,体现的是一种多极文化、多极因素的融合。一个国家(行业)的文化战略的构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神融合,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理念提炼,所设立的目标应是“无为而为”的境界。文化战略的形成不是政治动员,不是说教式的口号,也不是眼前利益的驱使。文化战略对经济而言是“文化经济”,对医疗改革而言是“医务文化”,对教育而言是“文化战略”,这种引导发展与创新的凝聚力与内驱力,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动力的源泉。它作用于经济会产生强大的创新渴望;作用于医疗改革会展示精彩的救死扶伤的“故事”;作用于教育会在人才培养理念中催生使命感和责任感。还会因此在经济改革中摒弃一味追求利润而不顾和谐发展的弊端;作用在医疗改革中会回归一种“杏林春满”、“誉满杏林”的精神;作用在教育改革中会拨正育人的视角,洞悉人才成长的理念,从而使其远离急功近利;作用在国家或团体,会更新一个旧世界,从而体现人民意志,代表先进的文化前进方向。
  
  一、德国文化特区强国的启示
  
  德国的强大有一种令现代文明深思的地方,也可以充分理解为一种“决定了”的文化的活力。
  18世纪末,普鲁士人面对着法国大革命的轰轰烈烈,德国民族以最虔诚的基督教信仰文化和深刻的哲学思想,以德国人独有的质疑与求实精神,在思想深处形成了独有的、自由的精神内涵。其文化的信仰不只表现在个性思索的品质上,而且内心世界充实、自信。德国文化形成的音乐、哲学、文学不只影响着本民族,也冲击着世界各民族。对于能够看得见的绘画他们不屑一顾,而更愿意创作出流动的抽象化的作品,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的古典音乐都是来自德意志世界。维也纳金色的大厅成为了世界的古典音乐最高殿堂(奥地利也属于德意志世界),德国人在哲学、音乐和文学艺术上均达到世界颠峰,而这其中的“为什么”文化的取向如何,自然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鸦片战争中中国被击败,割地赔款后怎样崛起?芽中国人认为是“利器决定天下”(清·李鸿章语),而德国人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后,却意识到国家要强大必须是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强大,而科学又必依附于精神,因为凡是精神的又都是文化的。而德语中的科学恰恰既包括自然科学更包括社会科学,而人们的创造激情又源于人们内心推崇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在国家四分五裂、流尽鲜血的情况下,德意志民族首选的崛起是文化的崛起,而文化的崛起首先要办的事就是兴办教育。此时德国伟大的哲学家费希特从人文的角度发表《告德意志人民书》,这篇宣言几乎震撼了整个德意志世界:人的认识一旦越出“朦胧的本能”阶段,跨越“醒觉的认识”就要理性地去观察世界。一个理性的国家不会使用任何现成的质料,而必须从教育和文化启蒙开始,要教育完人,才能完善国家,这是教育和哲学相参的使命。文化的力量、哲学精神的活力、崛起的信心和对教育的格外看重让德意志民族深切感到,德国的统一,首先应是哲学观念的统一,这也是政治统一的基础。图强的前提必须有一个文化特区,兴办一所特别的学校,倡导一种特别文化的精神,引导一种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独立思考和有自由精神的教育才能开辟特别的未来。历史使命让当时德国教育部长洪堡的地位远远超出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洪堡不负众望,以其深远惊人的胆识开创了世界上第一所完整意义上的大学——柏林大学,并任命费希特出任第一任校长。柏林大学的活力,柏林大学的人才培养,为德国强国梦想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也为全世界现代大学模式开了先河。
  19世纪中期后,德国的科学家所做的贡献,比英国、美国、法国的总和还多得多,柏林大学的独立思考能力、学术的自由精神、个性特色的成长是任何大学无法比拟的。由于科学的崛起,德国很快成为了世界文化中心,而文化与科学又不可分,当然又是技术中心、经济中心,德国自然而然地走上强国之路,强国之路的起源又在于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完全源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柏林大学的建立,不但培养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而且培养了列宁、周恩来、朱德、李扑克内西,梅林等世界伟人,并且培养了31位诺贝尔奖得主,培养了德国著名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并成为哲学家的摇篮。
  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爱因斯坦;
  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
  音乐家:贝多芬、巴赫、勃拉姆斯、瓦格纳、门德尔松、华格纳、马勒、荀白克、舒曼;
  诗人:歌德、席勒;
  不仅如此,英国的牛津、剑桥,美国的哈佛、耶鲁,中国的北京大学都得益于柏林大学的教育理念,特别是蔡元培创建的北京大学如没有柏林大学的文化熏陶,就不会有北大精神,大学是一个自由探索、自由交流、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因此,中国的北大在向柏林大学的学习中才有“思想自由、网罗众生、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的十六字方针,在十六字方针取向下才孕育了“五四”运动,才孕育了共产党。
  德国用了仅50年时间就发展成了一流强国,而后又完成了国家统一,德国在众多方面至今令世界刮目相看,而追溯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德国的文化立国的理念和文化特区的建设。
  大学应是思想的集散地,应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应是质疑发展弊端,并开创学术理论先河的文化温床,因此说也应是一个文化特区。欧洲最早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曾经也都是传播宗教文化的圣地,它们都保持着对社会世俗和政治权力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也是最高权力给予的,例如,著名哲学家费尔巴哈本来在神学院的神学系,可后来形成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因此对上帝产生了质疑。他说:“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在这样一个信奉上帝如痴如醉的国家,宗教的上帝已完全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对这样一个离经叛道之徒,怎样惩治呢?这在当时像惩治哥白尼一样绞死费尔巴哈也不为过。可由于费尔巴哈的声音是在学术自由、文化特区的大学发出的,结果只是把其从神学系调到了哲学系。可见,德国的柏林,德国的大学制度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特区,而且是充满活力、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文化特区。
  中国人渴望强大与进步,而我们每每想到的却都是经济强大或用政治制度来保障经济的强大,却没有达到文化强大才是国家强大的前提的思考。而德意志民族今天展示的却是文化立国后的厚积薄发,也正因为文化的强大才成就了今天的文明。文化虽然看不见、摸不到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种因素。严格地说,新中国的到来不是购买洋枪、洋炮的洋务运动,不是六君子企图变法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不是某些人鼓吹的向西方的政治体制看齐,也不是“造船不如买船”的痛快。所有这些,只能接受西方文明的外壳,而没有内“化”的驱力。文明强调的是“明”,其追求的是达到的程度、水平与状态,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是有形的,也是看得见、摸得到的,是客观上可以把握的;而文化强调的却是“化”,化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内在的生机与活力,尤其强调存在于人们内心世界中的精神内涵,倾向于事物创造过程中主体拥有的心灵状态。一种行业文化的构建,一种先进文化方向的确立绝不仅是几个条幅、几句口号所形成的概念和形式化,而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并支配着事物进程、展现人的灵魂与言行的精神内驱力。文明是文化的结果,文化是文明的动力,文明作用于事物的终端,文化却是流淌于心灵与血液中的张力。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绝不应仅仅是文明的思维,决定行业发展的,决定国家命运的应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的,并在不断选择、探索、加快事物进程中创造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取向,和真正影响事物发展的文化人。而今天在我们的行业中这种思维却是缺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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