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成长”敌不过“成果”
作者：唐金龙
每到一个考季结束的时候,几乎每一所学校都尽其所能地找自己的“闪光点”｡而这些闪光点也都只是些考到名牌学校多少多少人呀什么的｡毕竟成果才是硬道理,社会各界需要的就是学校要有这样的硬“成果”,至于说到让学生“成长”,那有谁看得见?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社会,我们又似乎只能“失语”｡
看重“成果”是应试教育的死结,而在这个死结之下的学生也就只有读死书､死读书了｡而实际上,就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而言,这种做法是非常愚蠢的｡我们见到了太多的学生背着他们本不该背着的过于沉重的书包､眼睛上过早地架着不适合他们年龄特征的眼镜,还有日益下降的体质指标｡照这样下去,我们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据《都市快报》报道:一场精心谋划的“校内诱拐演习”在杭州濮家幼儿园上演｡16位家长充当“骗子”,专门引诱宝宝跟着自己走｡结果50位孩子中,37位上当｡怕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伤害,活动一直未向孩子透露这是一场骗局｡
这样的结果,肯定已让一旁观察的老师和家长们心惊肉跳､忧虑不已｡但我们也应该从这场演习中看到其积极的一面｡
见惯了展示幼儿园小朋友活泼可爱､聪明好学的“玩耍表演”或“才艺演出”,独出心裁地策划一场“诱拐演习”,看起来有违常情､有煞风景,其实却是一种很有现实意义的开拓性尝试｡演习中小朋友们令人咋舌的74%上当率,更说明这种特殊学习的必要性｡
一方面,我们学校过多地是强调如何让孩子多多学习文化课,以便考试时能得到高分,而忽视了对学生最起码的安全教育;另一方面,学生家长也未必就特别支持学校搞多种多样的活动,那样的话可能被家长指责是不务正业,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于是,就有人惊叹,说现在的孩子连“玩”都不会了｡是呀,现在孩子还能玩什么?有什么还能让他们快乐?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曾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谈到儿童过早接触成人社会,导致童年阶段逐渐“模糊”甚至“消逝”｡英国国际游戏协会的研究人员专门设计了一份“清单”,列出了一些简单､传统但十分有益的游戏:在草地上打滚､做泥饼､玩面团､找蝌蚪､做纸面具､建沙堡､爬树;挖地洞､用手和脚画画､过家家､描脸蛋､堆雪人等;做泥塑､拾垃圾､做简单的饭､养小动物､耍棍子､区分5种鸟类等;认识一些虫子､骑车过泥坑､放风筝､种树､造鸟巢､在公园里找到10片不同的树叶､帮父母准备早餐､玩军事进攻游戏等｡
在日本,“让孩子走出户外”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般来说,日本的住宅密集区都有很多公园,免费开放,目的是保证市民还有孩子们有户外活动的场所｡在这里,家长们可以自由聊天,孩子们就在公园内的沙场､秋千､单杠､水池等处玩耍｡为了锻炼孩子的户外活动技能,家长们还自发地成立起很多俱乐部,如野营俱乐部｡记者曾经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活动,印象深刻｡妈妈们将年龄大小不同的孩子组织起来,在预定好的日子里到某个山上居住一天或者两天｡这期间大人和孩子们一起野炊､宿营,以孩子动手为主,做一些简单的料理,既锻炼了孩子的户外生活能力,也让他们交到很多好朋友｡
所以,不要老是抱怨说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考试成绩那么厉害而后来的发明创造却很少有“成果”了｡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的孩子所拚得的分数结果毕竟只是暂时的“成果”,而不能代表他们将来发展前景｡
有学者指出,在玩耍中是最能发展孩子智力和想象能力的｡而一旦有了良好的思维品质和出色的想象能力,就比较容易干出一番大事业来｡不知道,我们重“成果”轻“成长”的短视行为何时能改观?
在新浪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称,一个农村的“状元”学生说他考到北大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因为他会做题会考试的优势在北大显得“很无知,很无能”｡因为他“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踢足球”,“英文歌曲和摇滚我闻所未闻”,“不知道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小说”……他愤怒地写道:“我被应试教育教傻了!虽然在高中时,我是同学中公认的比较喜欢读课外书,知识也比较渊博的人,但眼界一旦打开,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考上北大的分数实在没什么意义,能够背诵死板僵化的教科书上的教条,能够做一些低层次且并无实际意义的题目又能算什么呢?”这个昔日让家人和乡亲感到骄傲的高才生,吃惊地发现自己“12年的读书生涯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由此感到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请理智地想一想,这还是高考升学率的百分数里的“分子”的感受,如果说精英尚且有这样的失落感,那么那些作为“分母”的孩子们呢?那些中学时代只学会了做题却又没有靠做题能力考进大学的孩子们呢?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视野窄,人际交往能力也比较差,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教了他们哪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呢?
如果说“成长”敌不过“成果”,仅仅是学生的悲哀吗?是教师的悲哀吗?是学校的悲哀吗?是家长的悲哀吗?
(责任编辑 关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