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教师的信任管理：从“有限信任”到“高度信赖”
作者：周国华
不久前，我国东部某省出台了一个禁止男教师和女学生单独相处的规定，激起了一些教师和社会人士的争议，这样的规定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有的男教师都是不值得信任。教育改革中教师的一系列问题如学术腐败和教师的有偿家教等也引发了人们对教育的信任危机，虽然这样的一些问题只是极少数的现象，但是它毕竟表明这样一些有悖于教育本质的问题的存在。那么人们就不仅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教师是值得信任吗？如果教师不值得信任，那么何以解释一些农村代课教师在区区几十元工资的情况下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工作岗位而无悔？如果教师能值得信任，那么为什么出现那么多“著名”教授、学者的学术剽窃行为呢？我以为对此问题不能进行简单的道德谴责，要进行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我们要分析对教师信任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何以有的制度下教师更能值得信任而在有的制度下教师让人信任不容易？信任理论可以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分析框架。
二、 信任与教师的职业
社会学家认为，信任对于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对社会交往和管理起到协调的作用，良好的信任有助于社会资源的节约；信任总是与减少社会中的不确定性有关，是与风险相联系的，过于盲目的信任可能会造成社会生活的巨大危害[1]。德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马丁·施威厄教授在其新作《学校生活中的信任》一书提出，信任是师生交往的基础，教师的不可信任将产生巨大的问题，导致真正教育的难于发生，没有师生间信任，学校就无法承担教育的使命；学校作为教育任务之一就是信任建设[2]。我们在前面谈到了现在教师中的一系列化问题都是与信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与教师这一职业的特点有关。著名教育学家顾明远对教师的职业特点作了以下的几点总结：首先，具有复杂脑力劳动的特点。教师的劳动是很复杂的，需要运用教师的知识和智慧。其次，具有极大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任何职业都要求创造性，但教师不同，更需要有创造性，并且还要有灵活性。第三，具有鲜明的示范性。教师具有权威性，学生往往把教师视为学习的榜样。最后，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教师教育的效果有些是立竿见影的，而大多不是立马起作用，需要长期的工作[3]。从教师的职业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教师的职业相对于其他职业来说，对于信任有更高的要求。由于教师职业的示范性，对教师的不信任将使教育过程实质上难于开展，对于一个不信任的教师人们很少会相信他说的话，因而也不能发生师生间那种有教育意义上的交往，那么教育的传承文化等功能就很难于发挥作用。从教师职业的复杂性和创造性来说，信任对于教师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自明的。由于复杂性，我们对于教师的工作处于一种信息的不对称，没法对教师的工作进行一个完全的评估和监控，如果没有信任，教师管理将是一个巨大成本的工作。而信任是一种对复杂性的简化机制，正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没有信任，创造性就是一句空话，只有信任才能进行复杂的、创造性的工作，这都可以从中外科学史上得到证明。信任是一种美德，从教师工作的长期性和长效性来看，没有对教师的信任，教师只能是急功近利的、快餐式的、追求明显工作成绩的教育，而不会去进行那种对学生来说，要几十年以后才能表现出的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幸福所必需的心灵的教育。然而，信任也是一种风险，一个从各方面都不值得信任、根本就不合适的、甚至是有犯罪劣迹的人做了教师，可能对教育和学生所造成的后果和危害也是非常大的，这从我国一些学校中发生的学生受到的侵害事实可以证明。
三、 从信任的基础看教师管理中的认识误区
根据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P. Sztompka）中对于信任的理由或基础的总结，主要有三个维度，即理性的、心理的和文化的[4]。他认为，给予信任是建立在对被信任者的可信性基础之上的，他们的可信性是行动者的主观判断，是一种知识论的性质，它们归结为信任者获得的关于被信任者的一定的知识和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是一种理性的计算；但信任不仅仅是计算的关系，也是一种心理的倾向。信赖（trustfulness）使人们倾向于给予信任，而怀疑（suspiciousness）倾向于使人们拒绝给予信任，完全不依赖于对可信性的任何估计。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信任文化可以为相信他人提供充足的影响，而不信任文化可能唤起不信任的行为，文化不是上帝给予的，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社区或社会群体历史积累和集体经验的沉淀物。总之，信任是建立在对被信任者的信息了解和社会文化形塑下的信任者个体和集体的特征之上的。
教师作为社会职业工作者的一类，也同样是有一个信任和被信任的问题。尽管以前我国对于教师的宣传一直是以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奉献的甚至是不计报酬的“春蚕”“蜡烛”精神，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对于教师的期望和信任是非常高的，按照传统的“天地君亲师”排序中，教师的重要性在一个人的价值观中仅次于君主、父母，是非常高的。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的信任受到严峻的挑战，不是每一个教师都是那么的不计报酬的奉献式地工作着，也不是每一个教师都是一分收益一分付出的，根据什托姆普卡中对于信任的理由或基础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教师可信任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管理者的理性有限与信息不对称导致信任的不容易建立。从信任是建立在对被信任者的足够了解之上，教师可以利用其专业和知识的信息优势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管理者不可能对于教师的所有信息都能全部获得，因此，对于教师的监督成本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当今教师专业化的背景下，教师有权选择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且，管理者相对于教师群体来说总是少数，相对教师本人来说，管理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也是不对称的，我们可以推论，如果没有对教师的足够了解，对教师的信任就不容易建立。
教师的复杂人格是对信任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不管传统的管理学对人性的“经济人”假设，还是我国传统是对教师的“神化”，其实都是对社会事实的片面化。教师其实像所有的人一样，是“社会人”、“复杂人”。“其人格的一端是真善美，另一端是假恶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可能的是中间状态。人格的外在表现与环境有关，可能表面不一，前后不一，也可能出现多重人格。人格是动态的，可能朝不同方向演变。”[5]教师也一样追求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不排除在特定环境和阶段可以不计个人得失奉献自己。不能因为个别教师的高尚奉献而泛化为整个教师的群体；反之，也不能以少数人的不良行为而推广到整个教师群体。这种由数学上的小概率分布的少数教师行为导致对教师过于信任和完全不信任都是极大的谬误。
比较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下对教师人格的高要求导致了对我国教师信任的过度。不同文化模式下，教师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教育是一个文化性极强的事业’，不同的文化对于教育、教师和教师专业标准等概念的理解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东西方关于师德的理解就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日本等国家强调教师要为人师表，对于教师身教十分强调，实际上要求教师有比较崇高的人格；但是在西方的许多国家，所谓教师的专业伦理其实只是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或者底线的要求。”[6]对于集体主义传统的国家来说，教师可能更多地表现为集体的超越个人的价值取向，在这种取向下，对教师的管理则对教师寄予道德厚望，相信教师和学校领导的理想化人格，强调教师的奉献和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对教师的管理以思想工作、自我修养等为主，这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表现得特别明显，这种思考导致了对教师信任的过度。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