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后现代视角的中国择校问题研究
作者：冯婉桢
择校，即选择学校，在国外指学生可以到政府指定学校之外的学校就读。在我国，它具体指家长放弃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按学区免费就近入学的优惠政策，主动选择其他学校就读的教育选择现象。它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私立学校的创建，最早也是指学生对公立和私立学校的选择。而当前我们所讨论的择校多是家长或学生在教育质量不同的学校之间的选择，尤其是普通学校和重点学校之间的选择。
我国的重点中小学制度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国家整体教育资源不足，但为了满足专业技术人才的需要，就必须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以向大学输送可造之材。文革期间，重点学校制度曾被短暂否定，但文革结束后又全面恢复。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小学升初中实行统一考试，重点学校根据分数选拔学生。这样既保证了人才的供给，又在相对层面上做到了教育公平。
1986年，我国义务教育法颁布，提出了中小学生“就近入学”的原则。同时，国家教委也作出了“取消初中招生考试，按学籍管理规定，使小学生就近入学”的规定。在义务教育理念下，中小学“就近入学”渐次推行。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等说法也曾被要求取消。但重点学校在国家的长期投入下，与一般学校相比，在教学条件和水平上早已有巨大差别。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建设“窗口学校”，在招生和经费拨款方面又向这些学校倾斜，甚至给这些学校一定的特权，进一步加剧了优质教育资源向少数学校的汇集。
小升初考试在1993年前后终于被取消了，那么这些重点学校靠什么来选择学生呢？按照国家规定，重点学校也要参与就近入学的分配，接受学校所在地区的适量学生；但是，这些学校事实上招收的学生要远多于此，这些多出来的学生就是所谓的“择校生”。重点学校也总是尽量控制就近入学学生的比例，把更多的名额留给“择校生”。择校生到重点学校就读，除了要向学校交付昂贵的“择校费”之外，学校还要依照家长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学生的特长和素质进行筛选。家长为了子女上重点学校，除了无条件接受择校费的价格之外，还要不断“求索”，寻找可靠关系的支持，以便具备交择校费的资格；还有一些家长干脆斥巨资在重点学校附近购房安家，以便孩子能够就近入重点学校。学生在择校面前，除了努力学习之外，多掌握一门特长，多获得一些奖励和证书，也都成了必要的学习任务。近几年，随着择校生整体数量的增加，重点学校的规模一扩再扩，甚至转移学校资源举办各式分校，其收取的择校费也越来越高。
政府对此并没有坐视不管。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其实施意见先后颁布，“小学生就近入学”再次被强调。1995年4月，原国家教委颁发了《关于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在基础教育阶段“不准招收择校生”。在1995年中纪委全会上，“中小学乱收费”已经位列“三股不正之风”中的第二股。1997年，国家教委再次下文“取消择校生”。政府不仅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基本持否定态度，即使对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也采取了“三限”（即限制人数、钱数和分数）的政策。2005年，教育部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免试就近入学，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学校，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之风。但是，国家一再出台文件明令禁止择校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择校在各种打击声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择校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隐患是可想而知的。有人认为择校是经济上的泡沫，有人认为是政治上的不公，也有人认为是教育上的异化。那么，择校阴影为何挥之不去？它背后的逻辑在哪里？它又该朝向何方去？借鉴若干后现代视角，我们能否对择校有更新、更富有启发性的解释呢？
二、 后现代视角所透视出的择校逻辑
后现代主义是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种心态、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一种生活方式。它旨在反省、批判和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及其所继承的历史传统，提倡一种不断更新、永不满足、不止于形式和不断追求固定结果的自我突破创造精神，试图为彻底重建人类的现有文化探索尽可能多元的创新道路。后现代视角下，中国家长的择校行为本身就是现代性支配下的产物，这一行为背后暗含的逻辑正是后现代所针锋相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
1.制度的确立。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是17世纪前后产生于欧洲，并随后影响整个世界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方式。这一阶段，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有了较大发展，科学和理性在社会中得到极大的推崇。人们相信社会将随着科学的进步而不断进步，同时趋于将社会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追求其中的稳定性、均衡中心及平衡。而为了达到这种平衡，社会则不断地强化自身的中心，并不断地围绕中心进行等级分化，最后形成了哈贝马斯所批判的科层体制。虽然人们为了科层社会的正当化和法制化，又建立了某种层级流动的体制，使人们自身能够通过这些途径进行适当的阶层流动和分配，但整个社会仍然是一个韦伯所言的“理性的牢笼”。
在我国，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科层系统，同时它还充当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层级流动机制。纵向的教育级别划分着学生的等级和在未来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同一级别中学生所在学校的等级和性质本身又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人们在不断追求社会中心的过程中，不仅要尽量地晋升教育级别，还要在每一个教育阶段选择好学校的档次。在义务教育阶段，这就是择校的过程，而这个社会中心就是高考。学校的不同等级预示着学生在高考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要想在高考中取得相应的表现，就要进入不同等级的学校。由此，重点学校就成为了众多家庭的追逐对象。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择校本身已经固化成了一种隐性制度。这一制度不仅不容更改，也不容商量。因为别人都这样做，为什么你偏不？每个人都要接受社会中心的召唤，否则，就要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由怀疑而产生的压力。因此，看起来似乎是大家在选择重点学校，而事实上是重点学校卷进了千万个家庭，人们被不由分说地围绕着重点学校向着高考而去。如同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中所表达的那样，现代社会里的人没有个人真理可言。择校同样已不是个人的决定。而当人难以在真正意义上作出道德判断的时候，人就不再是一个心灵的存在，而只是躯体的动作。这样的人怎可能找到自我？又怎可能触到真正的教育？
2.市场的引入。市场逻辑就是对行动成本和效益关系的计算。在现代社会中，资本在市场逻辑的运算下不断扩张的同时，也为社会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可以说，市场逻辑促进了现代社会的极大发展，并给予社会活力。但是，在后现代看来，也正是市场逻辑带着社会走向了毁灭。因为，人们开始习惯于在经济生活领域之外也核算成本、效益。这样，不仅主观的观念或价值被客观化，生活中的一切也都被量化。教育也难逃厄运。
如果我向教育投资A，回报是多少？然后我决定要不要投资；我期待教育回报A，那么我应该向教育投资多少，往哪里投资？按照这样的逻辑继续下去重点学校需要花费多少，学生最终会学成什么样？我想孩子以后到哪个大学去，那么我应该选择哪所重点学校，还是普通学校？由此，重点学校作为一个高回报项目，成为家长追逐的热点。自然，这样的成本收益核算有其道理所在，但是用市场逻辑取代教育自身的逻辑是不合适的。教育本是一个长效的、全面影响学生身心的创造性活动，其价值不简单地等于经济利益。在学校的选择中，应考虑学生的发展需要和个性特点，而不能撇开学生的成长过程，只谈教育的起点和终点。但是在择校的家长和学生眼中，教育就是一个短期的（甚至是短暂的）、只产出分数的机械活动，教育只具有工具性价值。更糟糕的是，当择校变得愈发复杂和困难的时候，择校本身就成为了目的。在一些家长看来，重点学校意味着一定的等级和身份。学生能进入一个好学校就是整个家庭投资的回报。择校本身的成功就等于教育的成功。由此，教育仅存的一点工具性价值最终也在市场大战中消失了，学校成为了一个彻底的资本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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