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11 月, 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第十四次学术年会期间，一场名为“我国当前外语教学热点问题纵横谈”的学术论坛在与会学者之间展开。论坛的主席台上，龚亚夫、包天仁、刘道义、程晓堂和崔刚教授由左至右依次就座。本次论坛的主持人由刘道义老师担纲。她开宗明义地指出，每一轮课程改革的推进过程中都会出现问题和困惑，这是很正常的。如何认识这些实际问题值得专家、学者和广大教师思考与探究。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为研讨这些问题组织了本次论坛，其出发点是积极的。

五位专家均认同，大家都是为了促进基础外语教育和外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共同目标来参加这次学术研讨的。按照龚亚夫老师的提议，发言按照发言人姓氏的首字母顺序进行。

在数轮的发言过程中，各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是西方的英语教育、教学理念能否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以及如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国情；二是对中国的学习者而言，英语属于第二语言还是外语，西方二语习得的研究成果能否应用于中国的英语教学；三是对于大部分在课堂内完成的中国英语教学而言，倡导体验、参与的建构主义教学方法和倡导理性、演绎的行为主义教学方法哪种更合理、对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更有价值，怎样认识和使用任务型教学法等。

对于如何使西方的理论研究成果服务于中国外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对此发表意见的专家均认为，我国的研究者不能搞“拿来主义”，而是要对西方的语言教学理论进行学习、借鉴、继承和创新。包天仁教授认为，不能用西方人的话判断中国的外语教学现象，因为西方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国情。程晓堂教授对此强调，中国要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但这并不等于不去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不能因为某些理论由西方学者提出，就认定它不适合中国的实际。崔刚教授表示，我们要充分地借鉴、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更要充分地使其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龚亚夫老师指出，我国研究者对于西方的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不应一概而论，共产主义的理论就是由西方人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结合具体实践将其基本理念运用到了中国，取得了我国社会建设的伟大成就。

本次研讨结束后，有与会教师认为各位专家对“第二语言”概念的界定及“二语”和“外语”内涵差异的争论缺乏实际价值。程教授认为，“二语”和“外语”概念的内涵直接关系到二语习得的研究成果能否应用于中国的英语教学实践的具体问题。包教授表示，“二语”既指学习者学的第二种语言，也指在目标语环境中学语言。“外语”则是目标语环境之外的语言学习，是不能习得的。而“二语习得”也仅是一个假说。程教授认为，学术界主流文献中的“二语”并非指非英语母语的学习者在英语国家中的英语学习，而指广义的外语学习。从这个角度来看，“二语习得”等于“外语学习”。我们开展研究借鉴的二语习得理论也不是针对狭义的“二语”的。崔教授认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说法本身存在矛盾。因为外语属于第二语言，而外语并非完全能够习得。“二语习得”包含着不同学者提出的不同概念，如果把它们“一锅烩”，就会造成自相矛盾。龚老师指出，西方语境中的语言习得即语言学习。2000 版的朗文词典对语言习得的解释是：母语学习称为第一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称为第二语言习得。而二语习得是一个研究领域，不是一种理论。

诸位学者对基础英语教学法的探讨直指“任务型语言教学”的可行性。包教授援引Littlewood 在讲东亚任务型语言教学现状的文章中的观点，表示任务型语言教学在中华文化为主的东亚文化圈很难实行。程教授指出，任务型语言教学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进行过大规模的实验。它并非简单的唱唱跳跳、热热闹闹，而是同样包括语言准备阶段、语言操练、学生完成任务和汇报等诸环节，关键在于教师如何去理解和使用。崔教授认为，引进国外的理论需要先在国内进行小范围的实验，再逐渐推广，这才符合科学的流程。龚老师认为，任务型语言教学被国内的许多研究者和实践者误解。教师未能领悟任务型语言教学的实质，错误不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本身。我们应真正了解任务型语言教学的核心理念，了解它的心理语言学和社会文化理论的基础，并使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才是使用、推广任务型语言教学的正确方法。

在四位专家的轮流发言结束后，刘道义老师总结道，参加讨论的各位辩手都能遵守规则：友好交流，心平气和；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求共同一致，但求相互了解；不搞形而上学和绝对化，而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愿这样的会议能够开创不同观点正面互动的新局面，促进基础外语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今后大家要认真研读国内外理论文献，结合中国的实际，共同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的路子。

（本文选自《英语教师》，2008年2月，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