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不惑，我又有幸读了北外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当时师从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撇开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普通语言学的专业知识不说，仅就英语学习而言，那几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等到研究生毕业，我才算比较成熟了。许老他们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课，我们盼一星期才能见他们50分钟。可是这50分钟却是莫大的享受。他们那种博古通今的气派，让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的治学严谨与大师风范，又让学生们心生敬畏。当时，同学中流传的一句话是：“Their knowledge makes you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我们都记得许老有一次给我们批作业，有几个人得的是从上到下的大红叉，被说成一页纸全是狗屁不通。我们读书常常不记作者，许老对此大为恼文。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记着刚读过的《语法》这本书是Palmer写的，不曾想许老却问：“哪一个Palmer？有两个Palmer！”我只能对自己的无知摇头叹息。我与王公谈起莎士比亚的剧本，他问：“哪个社出版的？”我得意地回答：“剑桥大学出版社。”他接着问：“哪年的版本？”我又被问住了。最后，他告诉我，“读莎士比亚，版本很重要。”在有过多次这样的羞愧难当的经历后，我才慢慢懂得书的作者、出版年月、出版社、版本的重要性。许老能够背诵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些对话，王佐良先生可以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英语诗。当我们对此表示惊奇时，许老说：“这算什么？我们在英国上学时，老师们没有一个是念稿子的。引到什么剧本，第几场、第几幕都是背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们，钱钟书等几位著名学者聚会时，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一个人喊道：“好了，现在开始背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the Trial一场，从你开始。”于是，大家就开始背，主持人点到谁，谁就接着往下背。没有人讨价还价，也没有人忘词，背错了就受罚。看到许国璋、王佐良先生的学问如此渊博，我们完全相信上述故事是真实的。两位先生让我们懂得“It's humanly possible to know that much!”这句话后来在我们同学中广为流传。我特别欣赏“humanly possible”的说法，因为我们很容易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用天赋不够当幌子，就不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研究生班开班不久，许国璋先生就带着我们这些弟子参观了英语系的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他站在离书架3米开外的地方说：“要练出两种本事。一是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认出一部书，也就是说，要记住它的physical appearance。二是要知道系资料室的某一个section应该有的书。例如，要一眼能看出他们缺某部词典(O. E. D.)，或缺某种杂志（如美国的Language）。”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书架Language杂志合订本前，他得意地说：“我们是最近才开始订Language的，我还亲自给杂志社写信，把过期的几十期统统补齐了。要等现在再补，可能已经绝版了。”两个多小时的参观，他在多处驻足，评说着词典、百科全书、指南(companion)、文学名著、文艺批评、西方哲学、文化、历史等书籍及国内外的多种杂志。让我们吃惊的是，点评哪个角落的书，他都如数家珍。若某本书不在，他会发现放错了地方或向管理人员询问书的去处。他还说，书要年年购买，要留意国外的出版行情；出了好书就一定要买到，否则别人会笑话。言谈之中，他对书的至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参观在弟子们心中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何时才能对北外的图书馆熟悉到这个份上？

此外，我们那个研究生班还有幸请到多位外国专家来讲学，讲语言学的是英国人John Reed。此人闲话很少，出口成章，是他第一次让我们真正接触普通语言学。我们这些毫无语言学根底的人，首次读到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但还没有看到他的A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记得那时我们对lange和parole, signifier和signified这些概念都感到十分新鲜。当时因为图书资料奇缺，我就把Reed先生的七八讲的讲课录音一字不漏地听写下来。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听写，许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在我的头脑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另一位讲语言学的来自匹兹堡大学的安东尼先生，一位热情、和善的老人。他向我们介绍了美国语言学的发展状况（10年“文革”使我们对外界了解甚少）。尽管这些信息已经过了二三十年，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显得那么新鲜。还有一位教英国文学的专家是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处派来的布朗先生，此公学问不错，但是态度傲慢。这里，我不是单纯列举事实，而是想说明，我们当时因为深感自己耳目闭塞，因此下定了奋起直追的决心。当时，十几名学生学习起来如饥人觅食，势不可挡。拿到一部经典名著，常爱不释手，读个通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愤怒的青年人运动”（the Angry Young Men Movement）。读研究生的前两年，我就写出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评论“愤怒的青年人运动”。我读了包括Look Back in Anger,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The Lonely Long Distance Runner, Take a Girl Like You等多部愤怒青年作家的代表作，查阅了当时（60年代）的社会背景，又读了重要作家对此次文学运动的介绍和评论文章。我先把英文成稿交给布朗先生一阅。他大为高兴，在我的文章后批上“Tour de force”（法语，意为“出色之作”），他还当面对我说：“I fell duly rewarded to see a paper of this quality written after I have lectured for two months here in Beijing”。此后，这个傲慢的人也变得友善了许多。得到鼓励后，我大着胆子把文章给王佐良先生看。几天之后，他在饭桌上对我说：“你把文章译成中文，明年3月我们在《外国文学》的第一期给你刊登。”还有一篇文章是介绍乔姆斯基的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于第二年发表在复旦大学主办的《现代英语研究》上。那似乎是国内关于生成音位学的第一篇文章。当时，是许老让我读了这本书。读过之后，我用英文写了个paper，并将文章给安东尼先生看。他说：“It's very good. You're a complex person. The generative rules are very complex and you understand them all right”。听了他的话，我放心了。接着，我又把文章译成汉语，给许老看。许老看了前四分之一，后面那些元音重读规则过于技术性，他没有看就说：“你寄出去，让他们去改吧，复旦会有人懂。”虽然那篇文章只介绍了乔氏宏篇巨著的前三章，也是最简单的三章，但它的发表给一个初学者带来的自信与愉悦却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因为这意味着我能读懂当代最深奥的音位学了。

总之，学习道路是漫长的。当时，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发生的时候，似乎都是偶然的、孤立的、随意的。现在回忆起来，它们又好像是必然的、有联系的、有计划的。把这些事件串连起来，使我们看到北外英语系伟大的教学传统，看到那些老师们的教学理念和思想轨迹。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指出了成功学习者不可偏离太远的学习道路。这条路是漫长的、艰辛的；同时，也是愉悦的、慰籍心灵的。路上有一座座里程碑、一道道风景线，一个比一个殊胜，最终通向令人向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