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搞自己的研究是有关汉语语篇分析的。这种想法最初也是来自于许老。他一向认为，“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的目的在于研究中国本土的语言问题。所谓的普遍现象只有在汉语（和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上得到验证，才能算得上是universal。当时的参考书还很少，语篇分析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那时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语篇(discourse)或篇章(text)像句子一样，也是由相对固定的成分组成的，所以就出现了“故事语法”这个术语，意思是说，一个故事（小说）也有它固定的成分，就像一个句子有主、谓、宾一样。例如，一个故事不能缺少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局等。我用这个基本思想分析了大约30篇鲁迅的短篇小说。一边分析语言材料，一边继续读有关的文献。读文献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语篇结构意识，以利分析之器；分析材料是验证所读理论，发现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东西。边阅读边分析的过程反复几次之后，还真的收获不少。国外名家（如韩礼德、利奇等）和国内大师（如吕叔湘、朱德熙、邢福义等）都强调对实际语言材料的分析。我捧着鲁迅的小说一篇一篇地琢磨，结果发现了好几种不同形式的故事结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简单结构，如《一件小事》，也有的是上述公式的多次反复，即结局之后出现新的人物和背景，接着出现新的事件和结局，然后再循环往复，发展成长篇小说。有的却是两人不同的语篇相加在一起，如《社戏》，一段是城里的戏，一段是农村的戏，二者的惟一联系是形成鲜明对比。再有一种是倒叙，比如《祝福》就是在开头和结尾中间夹着一个长长的倒叙。最有趣的语篇结构是《药》的结构，它是由两个故事构成的，一明一暗，在深层相互重叠，二者的构成成分大致相反。栓柱吃人血馒头是显性故事的开头，却是革命者夏瑜的结局；栓柱故事的结局是他妈妈上坟时乌鸦的悲鸣，而夏瑜的坟上却放着几束鲜花（不是“结局”，应称为“评价”）。

此外，我还分析了几篇说明文，主要是《毛泽东选集》上的文章。当时，外国文献对于说明文的解析很简单，其结构可归纳为：问题——解释（辩论）——结论，其变体可能是问题——观点1——观点2——观点3……反驳1——反驳2——反驳3……结论。但我分析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发现，除了上述结构之外，文章可以出现5-6个层次，最后呈现一幅十分整齐、漂亮的树形图。也就是说，总题目是个大树干，其上有几个大树枝（部分），再上又是几个小树枝（段落），每个小树枝上又分出若干更小的树枝（句群），往上还可以分得更细，直到句子。毛主席的文章逻辑性很强，树形图画出来规规矩矩，平衡对称，没有前后不着边的“无归属”的句子。

在另一篇论文中，我用语用学理论分析了《红楼梦》中的几个段落。这次，主要使用的是利奇的礼貌原则，同时也用上了格莱斯的会话含义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我分析了近百个对话，最后只用了其中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四段。不在语言材料上花死功夫、卖傻力气，是很难发现一些别人尚未发现的语言规律的。在分析这近百段对话时，我感觉仿佛是在黑洞里爬行，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光明。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漫长的爬行本身就是在一步步地接近光明。京剧演员常说的一句话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科研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写出文章的精彩例子和深刻观察，不知道来自多少天的枯燥、繁琐、乏味，令人头痛的数据分析，不知道是从多少个分析烂了的例子中筛选出来的。我把《红楼梦》中的对话翻腾了几个来回，最后只留下了三四段，每段都具有鲜的特点。第一段是元春省亲时贾政与元春的对话，此为全书最正式的文体（加“臣草芥寒门，鸠群鸦属之中……”），人物官方关系为君与臣，私人关系为父与女。贾政的讲话都有言过其实之嫌（违反了质的准则），产生了有趣的会话含义（其中之一是，贾政已失去做父亲的权利）。第二段是忠顺王府的总管家来贾府向贾政要琪官时，贾政、总管家与宝玉之间的对话。这属于不太熟的官场人物之间的私下交往。贾政是副部长级的官，但是看在忠顺王的面子上，要对总管家多敬三分。总管家狗仗人势，摆出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用礼貌原则分析他们之间的对话，可以挖掘出极为深刻的含义。第三段是王熙凤与几个丫头吃螃蟹时开玩笑的场面，用利奇的Banter Principle来分析。第四段是王熙凤领着王善宝家的去搜探春的家时，探春所使用的反语（如“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用Irony Principle来分析。具体的逐句逐句的分析不想在此赘述，可参考《论大学英语教学》（第117-135页）。我想说明的是，只有通过这样的分析才能验证外国理论的解释力。只要有不能解释的现象就说明现存理论需要修改。修改他人的理论，使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就是学术贡献。如果能在分析大量语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那就更是难能可贵了。应当强调的是，创见来自于对语料的耐心、细致的观察和分析，而不是坐在安乐椅上吸着烟、喝着茶想出来的，更不是拍拍脑袋拍出来的。创见也来自于读书之后产生的悟性。有关一个课题的文献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各有千秋。参考文献多，你得到的启发多，但你更难有所发现，因为似乎该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有人研究了。参考文献少，给你的启发可能会少一些，但给你留下的未开垦的土地是非常丰富的。国外的语言理论和语言习得理论都可以拿到中国来检验一番。关键的问题是要把理论读懂读透。此外，还要有适当的研究方法。有了这两条，应该说搞点像样的科研还是可能的。

上面提到的两项研究都取材于书面材料（《鲁迅文集》《毛泽东选集》《红楼梦》等）。严格地讲，这是经过“净化”的语言，不同于用录音机录下的自然语言。自然语言的口语特点更多一些，包含“嗯”“啊”“这个……”“就是说”等口头禅和重复的话语。当然，分析书面语也是合法的，收集语料会相对容易些。从小说和剧本上挑选的语句总比自造的句子好。特别是出自名家之手的语句，其语法的正确性少有争议。比如，你想研究“赞扬”这个言语行为在汉语中如何实现，有哪些形式等，你可以找一部小说（《如红旗谱》《创业史》）或一个剧本（如，《雷雨》《激情燃烧的岁月》），穷尽其中的赞扬行为，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详细讨论，甚至还可以将它们与英语中的“赞扬”行为的形式加以比较。有大量真实的语言素材，不愁分析不出一些规律来。当然，花些时间去收集自然语言（未经作者加工的语言），是值得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