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清末年，中国内外可以说是情势汹涌：中国不断受到外来的侵略，造成她一再签下丧权辱国与割地赔款的条约；同时中国的内部，又在封建政权无能与腐败的双重打击下，使得国家面临了空前的历史危机与变局。中国一方面出现救亡图存的奋斗，一方面也出现民族自信心的挣扎。经过多次的革命运动，与历史脱节的满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但是中国人对于如何治国与建国，却没有达成共识。所以民国成立之后，中国只是形式上算是一个国家，事实上根本是个四分五裂的政府，最后权力落到军方实力派系的手中，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当然国际强权也没有放过欺凌中国的机会，在幕后支配各种军政势力，以大量的借款而取得剥削中国利益的机会。 　　15.1　民国初年中国严重分裂的危机 　　不过，在这些不同的军政势力之中，最有组织与潜力的团体，首推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党来自孙中山先生之革命团体的结合，企图建设一个有中国历史特色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则是来自苏联之“第三国际”（Third Internation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简称Comitern）的推动，企图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同时，在侵略中国的国际强权中，又以苏联与日本，对中国有着直接侵略与占领的野心与计划。这些国际强权不断地利用机会，介入中国的内乱，以争取重大的利益，当时苏联对于中国全面的赤化，有着特殊的急迫性，那就是要让中国成为苏联支配下的抗日炮灰。日本则希望中国全面分裂而永远受其宰割，他当然非常担心苏联赤化中国，因为中苏结合的赤色力量，将会导致日本的覆亡，所以日本更以防共为借口，加速侵略中国。 　　若以历史的事实而论，抗日战争在整体的作战与外交上，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负起主要的责任，但是在文宣、社运以及游击战方面，却是由共产党影响整个的潮流。由于国际社会，故意地要降低中国对于反法西斯作战的历史贡献，所以当时许多的外国学者与政客，总是想尽办法，诬蔑中国没有抗日、对盟国毫无贡献，所以英、苏、美等强权可以出卖中国的利益，以加速战争的结束。他们喜欢引用国民党说的“共产党没有抗日”，以及共产党说“国民党没有抗日”的矛盾，而得到一个简洁的结论：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没有抗日。这当然使得中国的抗日历史事实，受到极大的扭曲。 　　15.2　国民党力图振兴中国 　　国民党是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领导政党，但是民国成立之后，中国为军阀割据的北洋政府所控制，在一九二七年“北伐”之后，国民政府才取代了北洋政府，在形式上负起领导中国的政治责任。虽然如此，直到一九三六年之前，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内部的割据势力形成山头与诸侯，外部强权的侵略占领着中国广大的领土，造成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统领长江中下游的共主政府而已。当时国民政府需要面对的历史挑战是不断的内战割据，以及所有的外债赔款，加上苏联、日本等强权的侵略威胁。 　　面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有着无限的无奈与困难。当时中国正处在“国不国”的分裂与落后的状况，国民政府无法与日本进行全面作战，因为一旦正式宣战，日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全中国，所以国民政府只有设法忍辱负重的与日本的侵略周旋，以争取国家的统一，与建设的推动。但是国民政府准备抗日作战的部署，却被人民认为国民政府“不敢”对日作战：于是什么亲日、汉奸的帽子，都戴在国民政府的头上。 　　虽然国民政府许多领导人，都是留日的学人，也与日本政界有着一些个人的关系，但是国民党并非是一个亲日的政党。就以蒋介石而言，他曾经在日本求学，接受军事训练，不过蒋介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拥护者。假如说要论蒋介石对国际社会的态度与倾向，应该是比较“亲美与崇德”，日本还没有资格轮到被他崇拜的地位。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曾希望中、日两国基于文化、种族的接近，能够合作互利，共同抗拒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对于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领导人同样感到不能接受。但实际的问题是：假如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历史的决战，中国必须先要有准备。这就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多数领导人的立场。国民党抗日的意志是经过事实验证的，要不然就不会有后来中国孤军坚忍抗日作战的悲壮历史事迹，以及中国跻身成为全球四强历史地位的光荣了。 　　15.3　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而由苏联第三国际指导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根本的主张是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本质上，是与日本右翼反共的军国主义，站在不共戴的地位。何况当时中国共产党还要保卫苏联的利益，因此更是要在抗日的问题上，采取与苏联绝对一致的立场。所以中国共产党从头到尾，都是“主张抗日”，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却又有极大的差异，抗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最佳手段与工具。国共两党的合作，固然促成了中国团结抗日的形象，但是国共两党仍然各自留有对付对方的策略，以致在抗日的同时，仍然有着相互斗争的地方，也分散了实力。 　　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在共产主义开始发展的时候，不是中国选择共产党，而是共产党选择了中国。因为在苏联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之时，中国只是一个封闭与落后的农业国家，她根本就没有工业化的社会结构，也没有资本家与劳动阶级的对立矛盾存在，因此起初中国人对于共产主义的兴趣，多数来自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中产阶级，人数极其的有限。 　　但是苏联共产党政权，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若要生存发展，最佳的战略布署，就是设法让中国与印度赤化。以这两国土广民众的国家，作为颠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最佳桥头堡，列宁的名言：“从莫斯科经北京、加尔各答，是到巴黎最近的道路”，正是这个战略的生动说明。何况苏联早已是食髓知味，它继承了帝俄侵略中国的大东北与大西北的基业，建立了西伯利亚的战略空间，更想进一步的控制中国的蒙古、新疆与东北。苏联共产党当然不会忘记，它与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政府有着不共戴天的历史仇恨，以及为争夺东北亚战略地位的利益冲突。 　　所以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就在表面上，一再主动地对中国示好，列宁居然慷慨地表示，要考虑归还帝俄时代对中国所侵略的土地，以及自动撤销帝俄时代，对中国所取得的所有不平等条约[1]。苏联一方面在当时中国分裂的势力之中，寻找利益代理人，曾经支持过西北军的冯玉祥，也设法与广州的国民政府建立关系，更重要的是，苏联一方面也决定全力辅导成立中国共产党，以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于上海（这一年正是苏联正式并吞外蒙古，准备建立傀儡政权“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正式的党员只有五十三人，参与开会的代表也只有十三人，是由苏联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代表马林（Maring）主控会议，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所主要关心的议题，是如何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与苏联共产党共创一个全球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之社会，而非从复兴中华民族与其历史之观点，进行建设富强之中国的历史大业。 　　15.4　国共的合作与分裂 　　不过由于中国当时并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的严重问，因此中国共产党很难利用劳工的力量，进行发展。因此在苏联第三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中共主动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多次的接触与协商，希望能够达成国共合作，以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当时的国民党，正处在致力消灭割据军阀，对抗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剥削的时期，极需外来的帮助，苏联以提供政党组织、运动群众、建立党军、提供经费与武器的条件，在一九二三年与国民党达成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的党政军组织与架构，充实了共产党的党政军功能与力量，建立一个有全国性军政力量的政党。 　　也就是得到了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的党政军力量迅速的得到强化，联俄容共之后的国民政府，组织力量大增，眼见军阀割据的势力，已经面临人心厌倦，力量耗竭的崩溃地步，于是它决定在一九一六年发动统一中国的北伐。国民党的军政力量，在北伐之中，出现了势如破竹的凌厉战果，打得军阀势力溃不成军，但是国民党内部，以及与共产党之间，也立刻面临如何共处，以及如何处理所获得战果的大问题。 　　到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刚攻下长江以南的地区，其内部就爆发了宁汉分裂的危机，同时也就引爆了国共间的重大历史冲突，国民党在南京的势力，决定在当年的四月十二日采取清共的政策，接着在武汉的国民党也决定与共产党分裂，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就无法避免。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由中共人员主控的一些国民党部队，以朱德、贺龙与叶挺为首的军队，在江西南昌发动兵变，与国民政府决裂，建立独立的武装部队。 　　接着在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全面清算陈独秀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而由瞿秋白出任中共领导人，宣布全面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进行革命路线。之后中共各股的力量，设法在广东、湖南等地进行武装革命，十一月十七日，由澎湃所领导之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海丰与陆丰地区，正式建立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从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内部，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与新的国家。 　　由毛泽东在湖南首创的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转战于湖南、江西后，与朱德的部队在江西井冈山会师，建立了红四军团，井冈山很快就发展成为中共最大的军事与政治中心。而中共其它地区的军政力量，也开始在长江中游与华南一带，纷纷成立工农红军的武装力量，最高达到十二个红军组织。这些红军所到之处，都成立了以工农民武装革命为主的苏维埃政权，无论是“红军”还是“苏维埃”政府，当然都是模仿苏联军政架构的泊来品。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运作，更是直接受到苏联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指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成为另外一个新的“国家”，在长江中游以及华南山区的江西、湖南、福建、湖北、四川、安徽一带，非常迅速的发展，成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最大的威胁。 　　在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中，一切的资本主义与其所代表的帝国主义，都是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消灭的头号敌人。对于受到苏联直接支持与指挥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当时的日本在日皇的封建主义、日本财阀的资本主义与军人的军国主义组合之下，它成为一个极端反共的国家（同时日、俄还有历史的仇恨与战略上利益的冲突），日本的军国主义既然是苏联最大的威胁，当然也就成为中共的首号敌人了。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既然是第三国际中的成员，当然是要把“打倒日本”，“保卫苏联”，视为政党重要的政略目标。因此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以及与苏联共存共荣的关系等特性，必然是对日本军国主义，采取坚决对抗的立场。但是其出发点，主要不是站在保卫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而是站在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并且是为了支持苏联与日本的历史对决才采取抗日的政策。 　　15.5　中国共产党抗日策略的变化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震惊了整个中国，当时控制苏维埃区的中国共产党，发表了非常清楚的抗日立场。但是当时中共抗日的基本论点是，为了维护全球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捍卫苏联，因此要求中国人民起来抗日，而其具体的行动内容是，要求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样才能进行抗日。其后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更是号召军人与群众，进行反国民政府的斗争，只有推翻国民政府，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府，同时与苏联的力量结合，才能消灭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要推动抗日的时期。 　　当时多数的中国人民，对于国民政府一再的忍辱负重，对日本的侵略退让，已经失去了耐心，对于中国共产党明确的抗日立场，也给与奇特的反应，因为他们需要有人领导抗日，但是他们不懂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不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老实说，早期投入积极抗日运动的人士，多数是中产阶级与学生，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工农大”，多数的中国人，对于所谓苏维埃政府，更是摸不清真正的意义，所以真正响应中共抗日号召的，人数相当的有限，但是让一般人对于共产党的激进抗日立场，有着较为深刻的印象。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大政方针，在于“先反蒋，才能抗日”，目标在于保卫无产阶级与苏联的利益。中共非常善于利用日本侵略中国北方的各个机会，只要蒋介石必须抽兵北调，红军绝对尾随攻击中央军与扩大地盘，根本不给国民政府任何机会，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动员兵力，与日军作战。红军这种利用蒋介石抗日来打击蒋介石的做法，当然使得国民政府认为，中共的红军是中国抗日最大的内忧，于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要求“先安内，才能攘外”。安内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肃清红军的力量，如此国民政府才能完成统一与推动建设，以培植中国的国力与日本作战。 　　中共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十七日，由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表抗日宣言，开始有了立场的转变，中共要求中国所有的政治与人民的力量（除了国民党之外）与中共联合，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坚决的抵抗，抗日不再是为了全球无产阶级以及苏联的利益为前提。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当时中国正遭到日军攻占热河，以及威胁平津的危机之时，中共更进一步的发表宣言，清楚地强调，中共希望中国所有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应团结起来（这时共产党要求的抗日力量，不再限于工农与无产阶级了，也包括了国民党一部分的力量，但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对苏区的进攻），对抗日本的侵略。不过中共仍然没有放弃抗日反蒋的基本立场。蒋介石也没有松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方针，在日军侵略的压力下，国共之间的战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除了政权与意识形态之争外，对于如何抗日，双方的立场也是完全对立的。 　　15.6　中共的长征 　　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最为担心的，正是中国的全面赤化，因为中国的土广民众，一旦接受共产党的统治，并与苏联联合成为共同反日的力量，那么日本绝对是无力招架，所以日本政府说什么也不能允许共产党的势力，在中国发展成功。蒋介石若是积极剿共，日本政府还可以给国民政府一些喘息的时间，假如蒋介石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那么日本政府只有对中国提前采取断然的行动。 　　到了一九三四年，在国共战争中，蒋介石开始明显地居于优势，当年十月十四日，蒋介石的部队迫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依照计划突围撤退，而进行“长征”，红军从江西经过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最后到达陕西北部，蒋介石的部队则一路的追击围堵，顺带对沿路的诸侯，进行招安的工作，红军的实力在长征途中，则是遭到了极大的损失。 　　这时长征的红军，常以抗日为名，不断地发表声明，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而对日本进行抗战。同时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了解，要继续“抗日必先反蒋”的政策，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事，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实力最大的军政势力领袖，假如中国要抗日，反而非要蒋介石领导不可了，所以中共有必要改变策略。 　　一九三五年的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代表王明，利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抗日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要求中国所有党派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后中共又多次发表抗日的政策宣言，都是要求中国内部团结，组成抗日的政府与军队，同时对于国民党政府也不再完全的排斥。但是这些政策宣言，全都是向全中国社会发出的，中共并没有直接与国民党进行联系。 　　直到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终于正式的对国民党发出共同抗日的电函，正式称国民党为贵党，承认蒋介石为国民政府的委员长，并且表示同意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与国防政策，要求国民政府与中共进行抗日合作的谈判。这时中共的策略，已经由“反蒋抗日”，大幅的转向，改成“联蒋抗日”与“迫蒋抗日”了。 　　15.7　蒋介石的联苏的抗日策略 　　由于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在五次围剿红军之后，终于获得重大的成效，不但原先在长江中游与华南发展的几十万红军，在经过长征到达西北只剩下几万人而已，同时蒋介石的军政力量也开始进入西南的战略腹地，这时（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开始考虑到抗日的国际战略局势。因为中、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更是全球列强利益发展的全面冲突之一，要想赢得战争，中国与日本都需要争取国际社会对自己有利的因素，特别是需要掌握到战争资源的供应，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 　　这时日本已经以“反共反苏”的政策，获得了德国与意大利的结盟支持，而国际社会虽然多数同情中国的遭到日本的侵略，以及不满自己在中国的利益遭到日本的危害，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敢与日本正面对抗，也不敢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建军计划。只有苏联因为与日本的矛盾，而会在某种程度之下，“支持”中国抗日，以及德国因为担心中国全面偏向苏联，所以也有限度地支持中国建军。 　　蒋介石知道，中国只有完成统一与现代化之后，才能推动工业化与社会改革，这个工程涉及到中国整个文化、社会结构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完成，因此中国若是与日本侵略者爆发全面的战争，中国一定要设法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既然当时英、美的绥靖政策，不能协助中国抗日，那么存在于苏、日之间的重大历史矛盾，应有中国可以利用的地方。在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开始运用不同的管道，希望能够与苏联当局沟通，以建立合作抗日的策略。 　　而苏联当然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才愿意与国民政府谈判结盟抗日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国、共之间，终于开始了秘密的接触，彼此商讨有关团结抗日的条件。蒋介石也开始安排放弃必须完全的安内、才能抗日的政策，苏联则在等待国民政府容共之后，再谈支持中国抗日的条件。所以反共的国民政府，最后也走上了“联苏、容共以抗日”的道路。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明确地提出团结中国所有不同的军政力量，共同对抗日本，这种基于民族主义感情的文宣力量，深深吸引着当时多数的爱国青年，造成中共能够迅速地以抗日策略，成功地控制了学运与工运的各种组织。许多爱国的青年，就是因为共产党明确的抗日主张，而投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并非认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2。在当时中国的舆论，以及社会的认知，多数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团体，而国民党则在瞻前顾后推托抗日的行动。因此要痛痛快快的抗日，就要支持共产党。 　　当时在抗日文宣技巧的模糊下，大家只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而没有看到苏联对中国蒙古与新疆的侵略，大家只看到国民党与日本的周旋而不敢一战，而没有看到共产党对苏联侵略中国从来没有反对的批判。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成了中国必须对抗的强敌，可是苏联对中国领土与主权长期、一贯的侵略，却没有受到中国应有的觉醒与防备，国民政府联苏抗日的政策，反而受到中国社会普遍的支持。这只能说明中国所遭到的历史困境之险恶，中国无法顾到自己全面的利益，只能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 　　历史的结果是，在中日爆发全面的大战之后，国民党为了抗日是拼掉血本，共产党则在抗日战争之中，发展成为可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壮大实力，苏联是白白捡到中国抗日的成果，并成功地使中国赤化，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是仍然受到美国特殊的照顾与待遇。这就是为什么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中，最为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也成为关系中国命运发展最为深远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