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汪精卫在刚开始，所谓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或许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别是汪本人在开始与日本接触时，也无意自愿成为汉奸。但是汪精卫最大的错误，是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崇拜强者与“鄙视”弱者的特殊心理。一旦他要依赖日方的力量来建立政权，那么日本人就会完全把他当成傀儡看待，也就使得汪精卫最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了。在持守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历史的考验是非常严酷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做法，最终断送了汪精卫在中国所有的历史地位。 　　日本政府眼见无法以速战速决的战略，迫使中国屈服投降，只有改变战略方针，使用“以战养战”的策略，也就是要设法将中国人当成日军作战的炮灰，同时搜刮中国所有的资源，来维持日本侵略的开支。为了达成以战养战的策略，日本就必须设法培养以华制华的汉奸政权。 　　27.1　皇民与汉奸 　　事实上，日本对于侵略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认知前题，那就是日本有一种非常自以为是的“确信”，就是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缺乏团结与共识之待毙的民族，中国人最多的心力，都会摆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讧之中，内斗里非要拚得你死我活不可。同时日本人也认为，当时的中国贫穷又落后，定会有许多的人，禁不起威胁利诱，而会成为与日本进行合作、出卖民族的打手。所以日本的军政领袖均认为，只要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在遭到几场严重的败仗之后，中国人就会放弃团结一致长期抗日的暂时共识，而会争相的投靠日本；中国人最多会有短期激情的反抗，绝对没有长期抗战的能耐。这就是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族劣根性， 　　“一盘散沙”与“五分钟热度”，所以并不担心中国会以长期抗战，让日本陷入战略泥沼的原因。因为当时日本的“中国通”，的确已找到不少忘却国家民族大义，设法投靠日本权势与利益的汉奸，这些汉奸们在日本的武力、压力与利益的引诱之下，争先恐后的出现，甘心为日本效力并奴役中国。而满洲国、蒙古国与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的成立与汉奸们的投靠，也都是很令日本相信，中国已经是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家了。这个全面落后的中国，又失去了民族主义的共识，哪里还能与先进的日本国，进行历史的决战呢？日本已经建立将中国大分八块的“构想”，以利其操控宰割。一个分裂的中国，正是日本能够强盛的历史机遇。 　　的确，由于当时的中国，即缺乏自我认同的国家共识，也更无对抗日本侵略的国力，在尚未做好准备之前，中国就要孤独地面对世界级强权的全力打击，其中的困难与考验，实为人类史上一个民族国家所面临之最为严重的难关与考验了。因此这不是每一个的中国人，都能熬过这种比地狱还要艰难的过程，有人撑不下去，有人半路变节，也有人承受不了荣华富贵的引诱，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与民族。因此在无数中国人以鲜血与泪水支持的抗日史实中，也有部分人背弃了国家民族的大义，成为投靠日本的汉奸。 　　但是日本人还是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低估了中国的民族性。因为一旦中国退到忍无可忍的阶段，那么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就会发出无可想象的历史能量，支持全体的中国人，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来面对历史的危机。这个力量之巨大，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无法抗衡的力量。邱吉尔曾说过：“日本永无止境的侵略中国，终于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这是当时中国人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中国的苏醒，将会改变人类的历史。” 　　27.2　汪精卫的背景 　　在所有变节的中国人之中，其中最令人感到震惊与可惜的，就是国民政府中高层领导人汪精卫的叛国。汪精卫早年是一位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曾经参与刺杀清朝执政官员的行动，被捕下狱1，之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成为孙先生重要的左右手。孙中山先生简洁流畅的政治遗嘱，即是汪所代拟的。后来汪精卫在国民政府之中，几度进出，都是领导级的人物，但是汪精卫却逐渐的表现出极强的权力欲望，以及采取远离原则的政治取向，因此同为粤派领袖的胡汉民，甚至耻于与汪精卫谈话。而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分合，更是当时国民政府运作中，最为主要的政治权力斗争。当然蒋、汪之争，也涉及到国民党宁派与粤派势力的倾轧。汪精卫留学日本，鼓吹中国的革命，也得到一些日本政商界的朋友支持，但是汪精卫在早期，是主张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来对付日本的欺压。从九一八事变到长城口的对日军作战，汪精卫一直以蒋介石、张学良不抗日，作为主要政治斗争的借口。汪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以军事反击的准备，面对日本的步步蚕食中国。 　　但是华军在长城之战中，遭到日本全面现代化武力与战技的打击，牺牲极为惨烈，汪精卫才真正了解到，中日两国在现代化作战能力的差距太大，从此他转而认为，中国绝对不能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在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中日之战的结果，绝对是中国亡国一途。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汪精卫眼见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外援不济、国家财政枯竭，加上工业地带遭到日军的占领与摧毁，这都使人怀疑“这仗怎么打下去？”（汪精卫本人当时经常使用的评语）。同是汪也认为，中日之战会给苏联带来最高的渔利，中国必然遭到苏联更狠毒的侵略，所以他的心里并不赞成抗战到底的政策主张。 　　27.3　坚守立场的和谈是斗争而非投降 　　事实上，中日之间，所以会因七七事变爆发全面的战争，原先并非是中日最高决策当局，有计划的要打全面战争，而是日本政府在面对各种冲突与意外时，没有作出正确的决断，因而引爆了中日之间历史决战的灾难。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无法战胜日本，日本亦无法打败中国；中日都同时有个共同的最大敌人，苏联，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因有苏联在等着捡便宜，所以战争最后根本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因此在中日双方，各有不同的派系与政治人物，分别希望能够“化解”这场战争，假如双方能够在一些彼此还能接受的条件下，达成结束全面战争的协议，对于中日两国，都会有很大的利益。 　　由于国民政府知道，当时自己没有能力打败日本，日本政府也没设法结束作战的意图，同时在国际社会，虽然少有人真心帮助中国抗战，但是世界各国都不希望中日战争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也会有目的的介入调停。由于中国政府迫切的需要外援，当然不能一概拒绝外国的调停。 　　所以国民政府为了国家最高利益，必须同时保有作战与谈判的两手策略，只要和谈结果不会损及国家民族的基本利益，和谈的接触并非错误。日本曾经多次向中国提出和谈条件，但是蒋介石所持守的基本原则是非常的清楚，就是任何和谈条件的底线，都不能让中国从七七事变当时之状况，再做任何的退让。但是日政府却无法做到这点，所以中日双方时常有着接触的管道，但是却始终没有进行任何真正的谈判。 　　27.4　高宗武的穿针引线 　　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就是长期在中日之间，设法进行和平谈判的接触者，蒋介石并不完全反对他的穿梭活动，也经常地从他那里，设法了解日本政府对于结束中日战争的立场与态度。因为当时日本政府人事变化之快，犹如五日京兆的起伏，其中的确是有日本的政治人士，有心结束中日战争，以利日本抽身，来面对更大强权的挑战。但是日军方面的强硬派，眼看中日战争根本无法速战速决，因此决定不妨利用高宗武这个管道，利诱国民政府内部的领导人，建立以华制华战略的傀儡政府。 　　事实上，日本从战争一开始，就对于建立汉奸政权，有着非常明确的系统计划，日本手上早有非常清楚与广泛的名单，掌握了这些人士的背景与弱点，每当日本在中国攻占一处地方，就会设法建立各种协助日本镇压华人反抗的汉奸政权，虽然在日本的威胁利诱之下，有一些缺乏国家意识的人物（多半是北洋政府的旧官僚，或是失去权力与地盘的军阀），出来与日本合作，谋取一官半职或是眼前的一些利益，其中以梁鸿志与王克敏是日本傀儡政府中的主要台面人物，但是日本却无法真正找到他们所要的人选，即是有全国性知名度及影响力的人士，出来为日本服务，以取代蒋介石的重庆政府。 　　在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取代了速战速决的战略之后，寻求能够协助日本控制占领区的地方的政治人物，就更为急迫。日本先后看中的政治人物有唐绍仪（出任过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与吴佩孚（曾经是战功显赫的军事强人），虽然唐有合作的意愿，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被爱国志士刺杀身亡；吴佩孚则是一直不愿成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结果死因离奇。 　　这时候，汪精卫身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号领导人物，也是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国民参政议会议长，同时与粤系和西南的军政人物，交情颇深。汪精卫虽然没有直接领导的实权，但是仍然预闻军政之大政方针，并且可以左右一些决策，也有些党政派系的人物追随他。由于汪精卫长期负责外交决策的指导，因此高宗武与汪精卫关系也就相当的密切。 　　27.5　对日和谈的幻想 　　高宗武眼见华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家失地日广，但另一方面，日军深入中国却也无法获胜，日本政府又在军方的压力之下，发表不与国民政府交涉的声明。可是高宗武认为，日本政府内部是有寻求和解的打算，但是这些人为了要找个台阶好下、让面子好看，故希望能够在蒋介石之外，找到另外的高层政治人士出面，来与日本进行和谈。这样中日双方都有一个以谈判（3当时蒋介石只是长江下游派系的真正领袖，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只是大家因为抗日的关系，推任蒋为领导人而已，蒋介石暂时借用四川、云、贵、湘、桂等地作为抗战的基地。）解决冲突的转圜，而汪精卫应是一个可以出面的人物，这样一旦进行中日的和谈，蒋介石可以将部分责任推给汪精卫，日本政府也可以有借口对日本军方做个交待。 　　因此高宗武积极地与部分的日本军政领袖，进行各种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协商，而汪精卫眼看华军一系列的作战失利，国民政府已经退到中国的内陆，军事与经济状况都极其不利，外国的援助又逐渐中断，长久下来，中国军队的后勤不济，国家经济运作发生困难，都会影响到继续作战的意志。因此汪精卫逐渐认为，中国要想继续再战的希望，已经非常的渺茫；加上几个国际强权，也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能够在中国政府之中，找到蒋介石之外的政治领袖，这样可以藉着谈判，结束中日战争。所以汪精卫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机会，与其坐看中国抗日战争走上最后全面的失败，不如由他早些出面收拾残局。 　　事实上，华军从武汉撤退前，德国与意大利已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同时拒绝再将军火卖给中国。虽然苏联此时对中国仍提供有限的军售，但已经几乎可以确定苏联不会与日本宣战了，而英美等国也只仅止于道义支持而已，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多少已经接近弹尽援绝的地步了。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就曾做出“中国最多只能再支撑六个月”的报告。国民政府的高层决策人士，对于继续作战下去的前景，多半都抱持着相当悲观的看法，因此大家的意见比较倾向于能和则和的态度。此时只有蒋介石坚持继续抗战的立场，以待国际环境的变化（这时候就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抗日了）。 　　27.6　第三势力斡旋的构想 　　此时意大利政府进行巧妙的穿针引线工作，接触汪精卫以及主和派里“低调俱乐部”成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表达了轴心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尽快与日本达成和谈，以建立联合反共的国际同盟。他们担保日本政府会接受一个既非亲日又不反日的“第三势力”出现，这样日本政府会有和谈的台阶可以下，中国也能有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机会。 　　而日本政府与军部已经了解，日本无法击败中国的抵抗意志，因此无论是采取以战养战的战略（陆军省的看法），还是设法退出中国的战略消耗泥沼（参谋本部的主张），它都要找到可以与中国进行协商的对手。在唐绍仪遇刺、吴佩孚不肯就范而猝死的情形下，高宗武穿梭在日本政府之间进行游说，他推荐汪精卫不失为一适当的人选。当时高宗武的计划是，由汪精卫设法运动粤系的将领与西南地方（云南与四川）的山头，在日本军方的掩护支持之下，在西南成立一个不同于蒋介石的第三政治势力，然后由这个政治势力设法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在中日双方达成共同合作与反共的协议之后，再由这个第三势力，来与蒋介石的反日势力进行内部的协商，最终结束中日的全面战争，建立一个中日合作反共的东亚政治结构。这样中国可以免除战祸，而获得重新发展建设的机会，日本也可以留下实力面对苏联挑战的压力。虽然高宗武的设计，得到了日本元老重臣以及一些军方非主流将领的支持，但是日本陆军省的主事者，以及在中国作战的日军将领，却只想利用这所谓和平的方法，设法建立起傀儡政权，以方便以华制华，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的重光堂，与日本军政领袖代表影佐祯昭达成了秘密协定，日本应允将支持汪精卫筹组第三势力的发展，以促进中日之间和平解决战争。梅思平将这个协定通知汪精卫以及其它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由于汪精卫了解，蒋介石此时的抗日意志极强，除非日本同意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局势，否则将不可能接受任何与日本的和平协议，因此汪精卫决定与其部属，分别离开西南地区。汪精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设法借道云南到达越南的河内，准备开始发表响应日本和平提议的言论。以汪在国民政府内的地位，当然会造成对国民政府抗日立场的严重冲击。因此蒋介石为了设法减轻汪精卫的影响，一方面透过各种管道，希望汪既然脱离了重庆，最好是先到欧美游历，以免他的言行影响到抗日的意志；一方面则是与西南的地方山头，进行软硬兼施的工作，防止他们响应汪精卫的行动。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与疏通，反而进一步地与日本政府加强接触。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则依照事先的约定，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再度发表有关中日和平的最新立场，而汪精卫则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河内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日本政府的立场，汪并且表示，他代表国民政府高层多数首长，发表希望能够停止抗战的意见，只是因为蒋介石握有兵权，大家无法公开的反抗蒋的决定。蒋介石既以个人的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而继续与日本作战，他只有离开重庆，才能推展和平运动。 　　重庆的国民政府领袖，对于汪精卫发表的“艳电”，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弹，并且立刻召开特别会议，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决定免除汪精卫党内外一切的职务。国民政府特别的声明，汪精卫响应日本的立场，纯粹只是汪个人卖国的言行，国民政府仍然要继续抗战到底。此时汪精卫已经有些骑虎难下了，不过大家仍然保留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汪精卫不断在河内发表各种打击抗日的声明，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影响到抗日的人心士气，同时他也在设法影响西南的军政领袖，必要时响应他的立场，推翻蒋介石的领导，组成第三势力。但是事实上，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于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残酷伤害，已经让中国人根本无法相信，日本会给与中国一个合理而且公平的和平条件。中国人当时的选择，不是反日到底，就是成为日本的汉奸傀儡，因此根本不可能会有所谓第三势力的存在空间。最后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派遣军统的特务，前往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失手，造成汪精卫秘书曾仲鸣的死亡，汪看到自己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日本政府也要求他设法离开河内，结果汪精卫就离开了河内，而投入日本的掌握之中。 　　27.7　汪精卫逐步成为汉奸傀儡 　　于是汪精卫先后到了上海以及日本，进行各种的拜访活动，同时发表各种附和日本政府立场的谈话。表面上，汪精卫好象是为了和平而牺牲自己的政治形象，事实上，他根本就是为了权位，而逐渐地成为被日本操控的汉奸。日本人逐渐开始露出真正的面目，他们不是要与汪精卫的第三势力达成和平协定，而是要汪成为他们的政治傀儡，好方便推动以华制华的政策。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一直无法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日意志，原先与汪关系不错的西南军政领袖，以及粤系的军事将领，也没有响应这个和平运动，因此汪精卫所希望筹组的第三势力宣告失败。此时汪精卫只有两个选择：不是成为日本人所支配的汉奸，就是要断然地终止政治活动，出国另谋发展。对崇拜力量的日本人而言，没有实力就没有尊严与价值，汪精卫既然（4从汪精卫无法煽动粤系将领以及西南的地方势力，在一九三九年年中，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自己结合成为第三势力的事件来看，可以明白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成为主导中国人的主流力量。）无法建立第三势力，只能沦为日本所支配的汉奸傀儡，日本人因此更加看不起汪精卫了。 　　原先推动汪精卫领导中国第三势力的高宗武与陶希圣等人，在上海的日本租界梅花堂（对外称作梅机关），这时候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与第三势力政府的组成，他们在协商中，经常与日本人发生立场的争执，而逐渐看穿了日本政府的真正面目，日本军方所谓支持汪精卫从事和平运动，只不过是寻找汉奸，以筹建日本操纵的傀儡政府而已。到了最后，当他们发现日本人真正的目的与野心之后，曾经力劝汪精卫中止与日本人的合作。但是周佛海与梅思平等人，则醉心于权力的诱惑，他们认为，不妨与日本人合作，组成听命于日本的政府，如此可以获得个人的权位，也可以减少日本人直接对中国人民统治所造成的伤害。 　　汪精卫本人夹在这两种争论之中，几次的摇摆，最后汪却在其夫人陈璧君的影响下（汪一向惧内，他非常听从夫人的意见），终于向日本的压力低头，决定依照日本方面的意见，签订各种卖国的协议，组织由日本人所操控的傀儡政府。但高宗武与陶希圣等人，则在看穿日本的真相之后，决定不能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因此断然地退出汪精卫阵营，潜逃到香港，公开汪精卫假和平运动为名，实际上已经甘为汉奸的卖国真相。不过汪精卫等人则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否认成立的政府是个汉奸政权，反而名之为“曲线救国”的策略，为不少服从其下的汉奸们，找到一个出卖国家的响亮借口。 　　汪精卫就从推动和平运动开始，而最终成为了汉奸傀儡。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签署“日支新关系调整纲领”的卖国协定，等于允许日本实际上控制整个由汪主持的南京政府。蒋介石曾经企图以秘密外交的策略，设法阻止这个政府的产生。日本政府内部也有人认为，一旦日本支持汪精卫组成政府，那么日本要想与重庆政府达成结束中日战争的希望，就更加的不可能了。特别是日本军部的领导阶层，曾经热烈期望能在一九四〇年年底之前，结束大部分在中国战区的战斗，以大幅撤回在华的日军。所以由日本参谋本部与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直接介入中日之间的交涉，这就是日本政府所谓的“桐工作”，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派出的今井武夫大佐，负责与重庆的代表接触。 　　而重庆方面则煞有介事地派出所谓“宋子良”（伪称是宋子文之弟）为代表，与日本周旋，希望日本能够放弃支持汪精卫政府的组成，结果拖延了近半年。这个接触，曾经一度设计由蒋介石、板垣征四郎与汪精卫三人，在中国第九战区的长沙，举行中日高峰会议，其实这是重庆方面诱捕汪精卫的计划，最后才被日本拆穿了底细。而在当年，由于德国席卷欧陆，日本判断欧、美将无暇他顾，因此日军将可以轻易的南进，而完全截断中国与外国最后的一条通路。于是这个情报判断促使日本政府决定支持汪精卫组织政府，而与蒋介石打到底。 　　汪精卫以其政治手腕，能够让日本人将维新政府与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地方政府，统统加入他的政府统辖，的确是费了不少的功夫（华北是名义归南京控制，其实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地位，是直接受到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操纵），汪还真会在政治上玩偷天换日的手腕，竟然宣布这个由日本控制的伪政府，是由重庆还都的国民政府，林森还是这个政府的主席（当时林森是重庆国民政府的主席），只不过“一时”不能到南京上班，其它政府机构所有的名称，都与重庆的国民政府一模一样。 　　27.8　“和平反共”的伪政府 　　汪精卫所主导的国民政府“还都记”，就这样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正式在南京荒唐演出。汪精卫表示，因为林森受到蒋介石的控制，不能回南京上班，因此由他暂代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保证实现和平宪政，日本还装模作样地率先宣布，将放弃所有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特殊地位与权力。这个实质上完全由日本所操纵的傀儡政府，同样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三民主义的国歌。这样中国就有了两国国民政府，使用同样的国旗、国歌与国号，只是汉奸政权的旗号加注“和平反共”四个字，以示区别。 　　汪精卫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折不扣的是一个以日本意志为依归的傀儡政权，帮着日本推动剥削与残害中国人民，以供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所需，根本没有真正独立的国格与主权可言，许多不堪忍受日本暴政欺凌的中国同胞，都受到汪精卫政府残酷的迫害。在汪精卫的政权中，最令反日志士（5从此，日本称呼汪精卫政权为国民政府，把真正抗日的国民政府改称重庆政府。）感到发指的，便是由李士群与丁默屯所领导的特务组织，总部设在上海极司费德路七十六号，一般对外的代号就是“七十六号”，其对待抗日人士手段之凶残，简直是比活地狱更恐怖，令人闻之色变。此外汪精卫政府，形式上，还拥有一支由日军训练控制，人数超过六十万人以上的伪军。主要任务是保障伪政府的运作，以及协助日本追缴抗日游击队，后来在日军对华的重大攻击作战中，也曾直接参与对华军的重要作战，在宜昌、常德与长沙会战中，扮演了相当程度的作战支持角色，但是伪军始终无法离开日军，在战场上独当一面的作战。由汪精卫领导的这个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总共维持了五年又五个月（汪精卫本人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病死于日本，遗缺由陈公博代理），虽然伪政府自称是“中华民国政府”，使用同样的政府结构体制，同样的国旗、国歌，但是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心目中，他们就是一个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伪政府组织，这个政府不但得不到民意真正的支持，还经常遭到抗日志士的反抗。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皇正式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日，这个政府虽然拥有六十万的伪军，以及一定的程度政府架构，但是并未准备进行任何的顽抗，就在当天自动宣布解散，但伪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后来仍然接受重庆政府依法问罪与审判。当然平心而论，汪精卫政权的运作，在某些状况与地方，的确是发挥了一些减少日军直接荼毒、残酷镇压与迫害占领区内中国人民的作用，同时在汪精卫的伪政府中，也有一些暗助重庆抗日的事实。当时重庆方面的各个情治系统，特别是军统局，设法利用各种的关系，渗入汪政府之中，也取得其内部一些军政要员的合作，进行掩护抗日的任务。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在汪精卫政府之中，也有人受不了日本的欺压，也有人是为了两边买保险（特别是周佛海与戴笠之间的互通关系），因此在后期南京伪政府内部，有相当多的管道，将不少机密暗通重庆方面，并且设法掩护部分的抗日地下组织，成为日本控制中国最大的间谍斗智对抗。当时军统局曾经允了不少的伪军，可以戴罪立功。 　　不过，在抗战胜利之后，为了如何处理这些伪政府的军政组织与领导人，在国民政府的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歧见。最后主张依法惩处者，压倒以政治解决的看法，因此使得大批的伪军认为，重庆方面失信于“戴罪立功”的承诺，所有有相当数量的伪军，干脆接受中共八路军的收编，成为反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在形式上，虽然国民党的汪派就此完全得到肃清，但是不少的力量却成为八路军的生力军了。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汪精卫在刚开始，所谓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或许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别是汪本人在开始与日本接触时，也无意自愿成为汉奸。但是汪精卫最大的错误，是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崇拜强者与“鄙视”弱者的特殊心理。一旦他要依赖日方的力量来建立政权，那么日本人就会完全把他当成傀儡看待，也就使得汪精卫最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了。在持守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历史的考验是非常严酷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做法，最终断送了汪精卫在中国所有的历史地位。 　　附注： 　　[1] 当时汪精卫的绝命诗：“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真是豪侠之言。 　　[2] 在这里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对敌和谈的接触，因为能够坚持中国国家民族立场的谈判，也等于是一场为中国争取最高利益的斗争（只有放弃国家利益的和谈，才是卖国的可耻行为）。 　　[3] 当时蒋介石只是长江下游派系的真正领袖，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只是大家因为抗日的关系，推任蒋为领导人而已，蒋介石暂时借用四川、云、贵、湘、桂等地作为抗战的基地。 　　[4] 从汪精卫无法煽动粤系将领以及西南的地方势力，在一九三九年年中，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自己结合成为第三势力的事件来看，可以明白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成为主导中国人的主流力量。 　　[5] 从此，日本称呼汪精卫政权为国民政府，把真正抗日的国民政府改称重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