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蒋介石在盟国集体出卖之下，被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然是他个人在重大压力下所犯的错误，但这也是当时分裂与衰弱的中国，必然得到之历史悲剧结果。假如中国当时不是陷入国共内战的前夕，国力残破不堪，而无力应付国际强权的压力，蒋介石应该会有全力一搏的本钱与勇气。事实上，假如蒋介石不同意雅尔达密约，延安也会同意让苏联掌控中国所有战后利益的。更为现实的是，就算分裂与衰弱的中国，不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一样要侵略中国，不但夺走外蒙古，甚至还会加上东北。 　　一九四五年年初，英、美、苏三国领袖的雅尔达会议（Yalta Conference） ， 充分表达出国际社会中，最为残酷与现实的层面。虽然盟国曾发表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1941），强调世界的正义与民族自决的原则，是世界所有 “反法西斯盟国“共同遵奉的战争目标，但是盟国中的强权，不但仍然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所宣示理想的前面，甚至做出了出卖贡献最大的盟友的历史阴谋。雅尔达会议中，英、美、苏三国竟然“私下“划分了反法西斯阵营的战后势力支配版图：英法可以重回亚洲的殖民地，苏联则是大幅扩张，控制东欧国家以及进入东北亚。而最惨的是中国，名义上，中国为四强盟国之一，竟然却将在战胜之后，丧失更大的领土与主权，以满足同盟国强权的私利安排。 　　为了设法防止中国在战后的复兴与强大，西方的强权联手，阴谋陷害这个为抵抗日本侵略而尽力最多的国家，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冷酷与现实。半世纪之前如此，如今仍然继续，未来也不会有多少的改变，因为这原本就是二十世纪国际强权对中国的共同策略。直到中国真地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之后，她才能得到真正和平与尊严的国际地位。一九四五年的二月，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在欧洲与亚洲的战场上，都已经可以说是胜利在望。特别是德国已经被迫在其本土作战，随时都会崩溃投降，只有日本仍然有顽抗的姿态，但是由于与南洋的通路已经遭到切断，日本的战力也到了强弩之末。因此如何处置即将战败的法西斯轴心国，以及如何规范战后的国际秩序架构与强权的利益，就成为英美苏三国领袖最为关心的议题。苏联的领袖斯大林元帅，于是出面邀约英美两国领袖于黑海滨的雅尔达举行会谈，这也就成为英美苏瓜分战后利益的强权领袖会议。 　　而唯一较有国际正义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此时正在生命尽头的边缘，他的思考与记忆能力，事实上已无法负担高度斗智的地步。他心中所最为顾虑的事情，就是如何在减少美军伤亡的前提下，尽早结束对日本的作战，最好他还能够来得及亲睹大胜利的历史光荣。由于英苏两国的强烈杯葛，同时中国遭到日军一号作战的猛烈打击而元气更为大伤，加上中国内部又有重庆与延安近乎公开分裂的局势，所以中国没有“资格“出席这个支配战后世局架构的会议。其实雅尔达会议的议题与结论，只是延续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英美苏的德黑兰会议方向的 “必然结果“。 　　既然允许英帝国延续其殖民主义的利益，就不能阻止苏联扩大在欧亚形成一个新的赤色法西斯帝国。而美国一直是希望能够不惜任何代价来早日结束战争。 　　37.1 斯大林开始谋划夺取大战利益 　　在雅尔达会议中，主要的议题分别为，如何处置欧洲与亚洲的法西斯战败国，以及如何划分盟国的利益。而在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特别是划分欧洲势力版图的决定。由于美国罗斯福政府不顾苏联共产党要赤化世界与建立一个新霸权的事实，而拼命地将无以计数的军火、物资、与设备源源不绝输送给斯大林，所以当可以看出纳粹德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时候，苏联的军力已由美国充实到足够独占与支配东欧国家的领土与命运而有余了。更近的原因，则是一九四三年英美苏三国领袖在德黑兰会议中，决定英美联军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让得到大量美援的苏联军队，单独席卷东线战场。到了一九四五年，英美两国在雅尔达会议中，只能追认这个已成必然的事实而已。 　　但是在讨论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条件上，却是英美两国白白送给苏联的“礼物“，也给亚洲带来战乱的祸源。因为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之中，苏联不但没有以盟国的身份，直接的参加对日作战，甚至还不准美国借道西伯利亚，空袭日本与援助中国，这哪里有盟国的立场可言？更别提苏联还在一九四二年策划暴动、占领中国新疆，这根本就是在乘火打劫。事实上，一个新的赤色法西斯苏联，已经开始在盟国阵营之中，利用反轴心国的战争，建立他自己的新帝国主义势力。 　　在二次大战中，苏联纯粹是因为被德国进攻，才参加反纳粹作战的，否则苏联绝对会坐山观虎斗，等着接收二次世界大战的渔利。当全球反法西斯阵营开始凝聚起来以后，苏联却单独提升与日本的关系，苏、日进入准盟国关系的蜜月时间，两国签署中立条约，而相互承认彼此所掠夺到手的中国领土：外蒙古与满洲国。苏联不准盟国使用苏联领土攻击日本或是借道援助中国，它这种对日本友好的立场与关系，实在不知要把苏联算成同盟国的一员，还是算成与日本结盟的国家？ 　　但是，等到日军连续在太平洋战线惨败，其主力作战部队又都深陷在中国战区，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国空军炸成一片焦土，南洋的战略运输已经完全中断，日军作战力量与意志趋于崩溃，正在到处张罗着投降条件的时候，苏联却开始狮子大张口，要求盟国给它“代价“ 而参战。这本是完全不合理的交易安排，那有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还要先从盟国身上获取利益，好做为“参战“代价的做法。这等于是自比为强盗，受雇为参战的 “佣兵“ 一般，而非并肩作战的盟国。 但是英美两国的领袖，仍然任由斯大林予取予求，热烈要求苏联参战。斯大林一开始就露出 “佣兵“的面目，公开索取参战利益，一是向日本要求“归还“ 日俄战争的失地，这点还算勉强说得过去。二是索取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利益，这就完全成为 “赤色“的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了。中国是反法西斯的盟国，为苏联挡住了日本所有兵锋的力道，却竟然要丧失自己的领土与主权，沦为苏联参战勒索的代价，那还有什么国际正义可言？但是，不但苏联敢开口要中国付参战代价，连英美两国的领袖，竟然都为这个要求背书；罗斯福甚至还要担任对中国施压、强迫中国接受的角色。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真是历史上最为荒谬的一刻。其实丘吉尔早就了解斯大林的野心，但是因为罗斯福极力希望提早结束战争，要想借用苏联强大的军力。所以丘吉尔明白，既然西方国家不能压制苏联力量的兴起，那么英国就要采取浑水摸鱼的策略，乐于让苏联扩张势力以牵制美国，特别是同时可以打击到中国、压制东方民族力量的兴起，如此一来英国在战后，就有机会重头收拾殖民帝国的亚洲霸业。缺乏历史深度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始终受希望“越早能结束对日战争越好“的观点支配，一方面是高估了日军的残留战力，一方面又有着相当天真的想法，认为假如能西方国家停止孤立苏联，把它带入世界级的大国的俱乐部之内，那么苏俄会对于未来的国际事务，采取更为合作的态度。因此英美两国的领袖就在雅尔达会议中，任由斯大林漫天要价，而完全忘记进行反法西斯作战的目的，就是实现大西洋宪章的精神，让全世界的各个民族与国家，都能拥有平等与正义的关系。 　　斯大林早就准备好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就是要染指中国的利益。事实上，在日本败相毕露的情形下，不管英美是否答应斯大林的勒索条件，苏联都绝对会参加对日本的战争的。原因非常简单，苏联在对德国作战之中，已经成为一个全面军事动员的国家，拥有一支战力极强的美援军队，而且控制了东欧国家所有的利益，斯大林哪里会放弃在亚洲掠夺利益的机会。因为苏联只有通过对日本的“作战“，才能名正言顺地在亚洲进行扩张。因此英美两国若是能够看穿着点，根本就不必对斯大林的勒索，做出全面的让步，或是在苏联无理而且破坏国际正义的勒索中，成为苏联的帮凶。但是英美两国还是主动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之下其究竟的原因，必然是藉机利用苏联打击中国，防止她复兴与强大。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在英美之间的参谋首长联合会议中，丘吉尔对罗斯福注射了最后出卖中国的 “毒素“，丘氏仍然一再 “提醒“罗斯福说，虽然美国一直 “大量“援助蒋介石[3]，但是中国的作战表现是如此令盟国感到失望，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全球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只有中国战区处在败退的状况。这是刺激美国决定接受苏俄勒索的一个主要关键所在。罗斯福终于悲观地认为，中国对提早结束对日本作战上，没有办法提供重要的贡献，美国只有寄望苏联的参战了。因而答应苏联开出来的“条件“，也是势在必行的了。 　　37.2　雅尔达密约决定出卖中国 　　二月四日，雅尔达会议正式开始，斯大林从头到尾主导了整个会议进行，英美两国领袖只是跟着 “红军的刺刀“划押而已，根本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出现。二月十一日，在斯大林的安排之下，英美苏三国领袖，除了同意战后对德国以及欧洲的瓜分处置之外，还签署了暂时不能对外公布的雅尔达密约。这一份盟国出卖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历史文件，代表了“强权即公理“ 的国际现实，也是世界强权继八国联军之后，再一次对中国的蹂躏与欺凌。这份密约规定，苏联将在对德国作战结束的三个月内，参加对日的战争。苏联要求盟国接受它的参战条件，一、外蒙古维持现状，也就是承认苏联在一九二一年导演外蒙古独立，从中国领土中分裂的“事实“。二、恢复帝俄时代，俄国在中国东北所有的利益，即是苏联控制旅顺、大连两国不冻港，与穿越中国东北的中东与南满铁路。三、日本归还千岛群岛与库页岛南部给苏联。罗斯福则承诺，将由美国来设法迫使中国接受苏联的参战条件。 　　这份密约的最为可怕之处，就是英美苏三国，根本的不顾反法西斯战争的基本立场： 　　一、出卖中国（同为作战盟友）的领土与主权，将它送给在对日战争中，根本毫无贡献的苏联。 　　二、身为反日本法西斯盟国的中国，不但为了这场战争尽了最大的贡献与努力，但在战胜之后，却要丧失领土、主权。 　　三、中国一直坚持东北是其不可分割的领土，才对日抗战到底（蒋介石多次拒绝日本企图保留 “满洲国“的和谈条件），中国人所争得就是国家的尊严与主权的完整。如今英、美又要强迫中国在对日作战十四年后，把帝俄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享有的一切特权再给苏俄。中国如果应该接受这样的屈辱，那她根本就不必牺牲一切来打抗日战争了。天底下哪有这种战胜国的下场？而中国之所以会遭到出卖，主要原因是，不但中国当时是一个弱国，也因为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强国。国际强权当然要设法利用中国因为抗战而拼得元气大伤、无力反抗的机会，赶快先把她压制下去再说。 　　中国在同盟国之中，得到援助的顺序永远是排在末尾，因此真正所得到的军援极少。但是中国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牺牲付出得太大，使得她成为一个被战火蹂躏、对外交通被封锁的弱国。而一个弱国是没有资格在国际强权的利益分配之中，有任何维护自己权益之机会的。不过矛盾的是，中国经过战争的洗礼，旧有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结构，都有了极大的变化，假如中国从此同舟共济，团结复兴，那么中国将会成为亚洲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这样会严重的危及到苏联与英国的帝国主义利益，所以英苏两国当然要设法的打压中国。 　　斯大林在雅尔达会议中，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苏联从战前被西方国家完全孤立的地位，到战后可以左右逢源，支配东欧与东亚的所有战略利益，成为战争最大的收益人。藉着反法西斯战争，苏联的国势的扩张，得到无法想象的大幅进展。英国为了维护自己残破的殖民帝国利益，而牺牲了国际正义；美国则是为了提早结束战争的眼前利益，而出卖了中国。但历史仍有公平的一面：英国只为其殖民帝国延长不到二十年的寿命；美国则为亚洲冷战的冲突，参加了韩战与越战，付出极高的生命与财产的代价；就连苏联也只是昌盛一时，在四十五年之后，整个赤色帝国土崩瓦解，人民现今过着乞讨国际社会援助的悲惨岁月。 　　37.3　美国铸成历史大错 　　雅尔达密约的签定，事实上，得助于美国国务院与军方单位里亲共势力的影响很大。国务院拒绝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与其会，也未曾通知美军在太平洋的将领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与尼米兹（Chester Nimitz）。因此雅尔达密约邀请苏联参战，就等于是开出空白支票，做为给苏联在远东参战的代价（不过首先付帐的却是中国而非美国）。会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只通知国会，雅尔达对于欧洲部分的协议，而隐瞒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代价的密约。当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听到这份密约相关的传闻之时，曾经亲自晋见罗斯福求证。当时滨临死亡的罗斯福总统，竟已经“记不清楚“ 这份密约的主要内容与可能的影响，于是罗斯福将密约的备忘录，交给赫尔利大使研究。当赫尔利提出报告，力陈这份密约的不当之时，才让罗斯福感到大惊失色，而发现这份密约已经犯下大错。美国如何能够背弃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与精神，充当苏联的“打手“，强迫中国接受有损领土与主权的侵略行为？假如苏联的野心更大，那么美国不是平白地将赤化亚洲的机会，奉送给苏联？ 　　因此罗斯福要求赫尔利设法进行补救。赫氏奉命后，想先说服丘吉尔修改立场，希望英国能够放弃对香港的占领，以迫使苏联放弃控制旅顺、大连，但是被丘吉尔一口回绝。赫尔利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罗斯福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病故，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赫尔利见到了斯大林与苏外长莫洛托夫，他们一再向赫尔利保证，苏联纯粹是为了打击日本才会进兵中国东北，苏联绝对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尊重蒋介石的领导，愿意帮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对日作战所要索取的代价，是要对苏联人民有个交代而已。 　　由于杜鲁门在继任总统之前，对于美国在发展核子武器或是雅尔达密约的签订，都是被排斥在决策圈外，所以他是完全不知情。因此赫尔利特别要求杜鲁门总统，能否重新考虑雅尔达密约，对于亚洲全局所造成的严重问题。因为这个密约，不但是影响战后东亚的国际战略平衡，更是会妨碍美、中的国家利益，同时更是违背了大西洋宪章与美国立国精神的做法。但是杜鲁门却非常坚持美国必须彻底执行雅尔达密约。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杜鲁门派出特使霍浦金斯（Harry Hopkins）访问莫斯科，商讨苏联对日作战的时间，以及探寻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斯大林表示，只要中国同意与苏联依照雅尔达密约的原则，签订中苏的条约，苏联将在当年八月对日本宣战。斯大林并且特别重申，苏联绝对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也愿意帮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它与中国共产党并无政治与军事的直接关连。 　　虽然根据斯大林的要求，美国政府要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才能正式通知蒋介石，有关雅尔达密约的内容。但是纸包不住火，谣言还是慢慢流传开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是在五月二十日，应蒋介石的要求，“私下“告知雅尔达密约的大概内容。当蒋介石知道中国要为苏联参战，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之后，可以说是痛心疾首已极，但是蒋介石却想不出破解之道，因为中国已经因为战争的摧残，到了无力再战的地步，更何况国、共的内战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因此在当年的六月九日，蒋介石派行政院长宋子文在美国进行访问，在风声走漏的压力之下，杜鲁门也不得不向宋子文透露雅尔达密约的大概内容。宋子文对于这份密约，竟然是拿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做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代价，大感不满。无奈杜鲁门衷心耿耿地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强迫蒋介石就范。 　　这时候英美苏三个 “盟国“联手，摆出比敌人还要可怕的态度，强迫中国必需接受雅尔达密约，否则中国自己接受一切的后果。当时的中国，事实上已经再度分裂为重庆与延安的两个政府，八年抗战造成国力的浩竭与人心的不安，都已经使得中国无法再经得起“三强联军“的孤立与围攻。同时国际强权正在进行各种介入中国内政分裂的活动，假如蒋介石所领导的重庆政府，不愿接受雅尔达密约，那么这些国际强权就会转向支持延安政府，而蒋介石只有派遣宋子文率领代表团，在六月三十日亲自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交涉。 　　37.4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斯大林对于侵略中国，早已有着极长的谋划，因此他对于宋子文一再宣称，苏联支持重庆政府与蒋介石政权，绝对尊重中国对于东北与新疆的主权，以及绝对不会干预中国内政的分裂4。斯大林解释，苏联之所以要求在东北的特权，完全是为了便利苏联协助中国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早已脱离中国统治长达二十四年（更为正确的说法是，外蒙古已经成为苏联的傀儡二十四年），当时早已成为一个“独立“ 运作的国家，中国不应违背蒙古人民独立的 “意愿“与事实，因此目前中国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接受这个既成之事实而已。在中苏的交涉与谈判中，斯大林用尽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法，迫使中国让步，否则就要中国承担所有盟国关系破裂的责任。这时候，苏联已将击败德国的百万精锐部队，开始大量的调往西伯利亚进行作战集结，这时根据美国军方的评估，无论中国是否屈服，与苏联签订城下之盟，苏联都绝对会派兵进入中国的东北与内蒙古，以抢夺在远东的战利品。而当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足够的兵力，能在这个地区，阻止苏联军队的行动。因此美国力劝中国不如设法接受苏联的要求，这样至少可以限制苏联在中国境内的扩张与掠夺。 　　在这种情形之下，蒋介石终于决定，假如能够签订中苏和约，以换取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以及稳定中苏之间的持久的和平，那么中国可以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斯大林非常大方的接受宋子文所提的和约条件，一、苏联保证东北的领土、主权与行政的完整。二、苏联保证不参予新疆的动乱，由中国自行解决。三、苏联只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且提供中国统一与复兴的援助。而中国方面则愿意接受，外蒙古的人民以公民投票方式，解决脱离中国而独立的事实。 　　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经试爆成功，美国军方对于苏联在东欧与德国那种跋扈的扩张行为，也深感警惕与不安，因此美国参谋首长会议主席李海上将（William Leathy），曾经建议杜鲁门总统，是否可以重新考虑要求苏联参战的立场。因为美国已经清楚知道，日本已经接近失去作战能力与意志的地（4请所有的中国人为斯大林这些“保证“，做历史的见证：斯大林遵守过那一点了？5在历史中，数不清的悲剧，都是独裁者假借民意所做得决定。千万不要以为，民意不会被操纵。）步了，同时日本正在慌乱地寻求苏联以及其它的中立国协助，向盟国进行投降的外交接触。苏联的参战，无关作战的结束，只是纯粹战利品的掠夺，并且会严重的影响到亚洲的战略均衡。 　　但是这个建议，“当然“遭到马歇尔与陆军部的强烈反对。中国是已经卖给苏联的战利品，绝对不能退货毁约了。在马歇尔的观点里，二次世界大战亚洲的战场战略，除了要击败日本之外，必须顺便要分化与削弱中国。因此杜鲁门仍然决定要给苏联这个历史性，免费的扩张机会。目的当然在打压中国在战后的复兴。 　　这里存在的一个历史问题是，假如蒋介石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同意交出中国军队指挥权给史迪威，六百万的中国军队都成为美军将领麾下的部队，那么美国还会同意苏联白捡这个历史的便宜吗？马歇尔是否会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放过在中国制造历史的悲剧？不过假如先前蒋介石向马歇尔屈服了，那么国民政府还能算是代表中国主权的政府吗？又有多少投靠美国的军人与政客会出来兴风作浪呢？ 　　37.5　中、美、英发表波茨坦联合宣言 　　中美英三国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德国的波茨坦（Potsdan）,联合发表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其中第八条 “重申开罗宣言的领土条款必须实现，日本的领土只限于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以及盟国所指定的岛屿“。苏联虽然也参加波茨坦会议，但是却在宣言上根本无法列名，因为当时苏联还是日本的友好邦交国家，既未与日本断交又未与日本宣战，所以没有地位与立场，来与盟国要求日本投降。斯大林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对盟国施压，要求大家联手逼迫中国承认雅尔达密约，好让苏联能够早些对日本宣战。 　　八月二日，杜鲁门离开欧洲返回美国，正式批准了美军对日本进行原子弹的攻击。八月六日，美军第一颗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造成日皇裕仁极大的惊恐，因此加强了日本政府投降的决心与行动。这时苏联知道日本投降在即，本来斯大林非常坚持中国必须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才能出兵攻击日本的关东军。但是，此刻苏联深怕假如日本在遭到原子弹攻击之后，会突然宣布投降，这样苏联就会师出无名，也就无法顺理成章地在远东抢夺战利品了。 　　所以苏联只有不顾还没有与中国达成协议的事实，就抢先八月八日夜间，下令苏联与外蒙古的军队，对日军发动三路总攻击，次日苏联与外蒙古才补行对日本宣战。当苏联向日本正式宣战的当天，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攻击了长崎，日本政府的抵抗意志也完全崩溃。（外蒙古的独立还没有获得正式承认的法律程序，就已经与苏联同步的对日本宣战了。） 　　这时日皇裕仁知道，投降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虽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对于是否接受 “无条件投降“的问题，仍是议而不决，由于日皇裕仁决定要尽快投降，最后只有由首相铃木贯太郎恭请日皇“圣断“。日皇裕仁裁示，在保留日皇体制的前提下，接受盟国招降的波茨坦宣言，这时已是八月十日的凌晨二时。于是日本政府在八月十日，正式委托中立国瑞士政府向盟国照会，日本愿在保留天皇体制下，同意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宣言。第二天美国代表盟国回复日本，以日本的天皇体制，也需听命盟国占领军的号令，而接受日本的投降，算是在无条件投降中留下一个弹性的空间。 　　这时候，日本接受投降的消息，已经在世界与中国各地传开了，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与南方军以及关东军，对于日本准备无条件投降，都采取强烈反对的态度，特别是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最为激烈，冈村宁次认为，日本仍有几百万军队，应该可以与盟国周旋，以获得较好一些的和平条件，而不能无条件投降。因此日本军部再度要求日皇考虑更改投降条件，但是日皇裕仁的抵抗意志早已崩溃，因此对于军部的反对，根本不加理会。八月十四日，由日皇正式要求政府完全投降的敕令程序，并且宣布在十五日，将会公开广播日皇裕仁的“终战“ 演说。也就在日本正式投降的同一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与苏联签下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丧权辱国的“友好同盟“条约，（还不如称为战败投降条约比较名符其实）。中国才在结束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同一天，又遭到苏联的正式侵略，身为盟国中国领土所受到的损失，比战败国日本的还要大得太多了。 　　37.6　苏联红军准备大举劫掠中国东北 　　事实上，苏联先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五日，宣布中止日苏中立条约，就已经开始将作战的物资，开始先行运到西伯利亚东部储存备用（当然大部分是美援物资），在五月初德国投降之时，苏联更是立刻将精锐的红军部队全数东调。到了七月份，整个西伯利亚铁路已经停止民间运输，完全专门运送军队与作战物资，前往中苏边界。这时苏联为了增加劫掠战利品的实力，竟然调动了一百五十万大军进入远东地区。斯大林动员如此庞大的兵力驻进远东，根本就摆出谁也不能阻拦红军前进的架势，难怪美国得到情报之后，马歇尔的结论是，不管中国是否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都要在远东进兵，除了使用原子弹之外，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止红军的行动。斯大林下令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出任远东军总司令官，由马林诺夫斯基（R.Y.Malinovsky）出任进攻中国东北的总指挥官，苏联的军队准备在八月中旬以后，完成对日本关东军发动攻击的准备。这次苏联大军出击的行动，有着极为重大的多重历史意义，不单要为日俄战争的历史屈辱报仇，也是要完成俄罗斯两百年的宿愿，在远东抢到出海的不冻港。同时苏联更要在中国的东北，抢劫日本投资建设的大量战利品，作为资助中国共产党打内战与对抗国民政府的本钱。 　　斯大林知道，苏联要乘机劫掠远东的战后利益，就必需要有足够的实力才行，既然美国政府愿意出钱支助大部分的战费和装备，苏联当然乐意出力。同时苏联也与延安以及朝鲜半岛的共军联络，要求他们务必派出大量的部队，“协同“苏联军队进攻内蒙、东北与朝鲜半岛。苏联在一九四一年之后，“严格遵守“ 日苏中立条约（苏联从来没有如此认真的遵守过国际条约），不但没有与盟国同一战线，对日本发动攻击，甚至不准美国援中国抗日的物资，经过苏联领土，也不准美国利用西伯利亚做为攻击日本的基地，使得日本没有后顾之忧，得以在中国战场上，发动毁灭性的攻势。但是在日本已经开始进行投降程序，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之后，苏联的军队才姗姗来迟进入东北。与其说是对日本作战，不如说是来劫掠战利品，强夺中国的不冻港。 　　37.7　关东军最后不堪一击 　　由于关东军在整个中日战争之间，经过不断的被抽调支持各个战区作战，早已虚弱到只有少数象征性的野战部队驻守。最后因支持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几乎将所有还有战力的部队，全都抽出，以支持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孤注一掷。虽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日军大本营开始觉察到苏联有可能参战，因此在开始增强关东军的战力，但是此时的日本已经是没有人力与装备，再进行武装了。新增的部队，只是空有番号的“老百姓队伍“ 　　而已，日本大本营只有下令中国派遣军调动部队北上支持关东军。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日本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在大连召开军事会议，要求中国派遣军必须设法支持关东军备战。这时琉球决战已经在日军惨败之下结束，本土已经遭到美国海空军的直接攻击，日本帝国正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可是日军还有能力进行野战大兵团作战的部队主力，又全都摆在遥远的华南与华中地区，到了紧急的历史决战时刻，要想大量抽调北上，将会在整个运动的途中，遭到盟军猛烈的空中攻击。此时受过美式装备的华军部队，也开始部署，对后撤的日军进行反击作战，因此在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仍然希望在危急时刻，手上能够握有重兵，这样方便自己进行紧急状况的处置，因此并不愿意将日军大量调往东北。 　　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只有少数的日军部队实际抵达关东军防区。更糟的是，日本对于苏联的实际参战行动，仍然有着不确定的判断，特别是日本正在“委托“ 苏联为日本投降之事，与盟国进行外交斡旋。因此斯大林应该知道，日本根本已经是投降在即，而没有继续作战的意愿，苏联何必参战？日本却不了解，它即将投降的决定，正是苏联必须立刻提前参战的原因，因为苏联的参战，绝非为了击败日本，而是为了抢夺它在远东的地缘、战略利益。因此日本越是濒临投降的时刻，苏联越要全力的参战。斯大林清楚知道，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后，日本立刻的反应是“加速投降的外交行动“，因为苏联正是日本投降洽商的中间人。因此斯大林知道不能再等了，而在八月七日立刻以加急的军令，要求苏联远东军司令官，立刻准备在八月八日的午夜之前，对日军发动攻击。虽然当时苏联部队与后勤的集结，尚未完全作好，所有的军队，奉命绝对必须在当天夜间，对日本关东军美国事实上也清楚这一个事实，因为日本政府与驻莫斯科、瑞士伯恩（Bern）大使馆的通讯密码已被美军解破，所以日本焦急地透过驻莫斯科、伯恩的使馆进行投降交涉的情形，都在美国掌握之中。）发动全线攻击。 　　接着在当天半夜十二时，斯大林紧急召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斯大林表示，由于日军仍然准备顽抗美军，因此苏联决定立刻对日本宣战。（真是莫名其妙的做法，半夜十二点召见美国大使，只为了告诉美国这个老掉牙的情报判断。斯大林其实是担心，若是日本在第二天就自行宣布投降，苏联就没有漂亮借口来占领中国的东北了。） 　　苏联的红军，就在八日夜间十一时，不宣而战，对日本关东军发动了全线的攻势。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苏联也会在日本已经同意投降的时刻，进行“偷袭“。苏军发起总攻击的当夜，山田乙三正在大连视察，并未在长春的司令部直接掌控战情，他在第二天赶到长春时，才了解苏联以绝对优势的军力与火力进攻的全面战况，关东军不但没有完成战备，苏军的攻势已经超出山田所能掌握与抵抗的范围了。 　　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精锐的红军部队，共有八十个战斗师，二万六千门大炮，五千五百辆坦克和五千三百架飞机，兵团分成三路进攻。其中左翼兵团，由中东铁路的南北两头的重镇，满洲里与绥芬河，同时在八日夜间发动闪电夹击。拥有重装备的红军装甲兵团，在突破日军防线之后，沿中东铁路南北同时疾进，两军在哈尔滨会师之后，立刻沿南满铁路向南切入，攻击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 　　红军的中央兵团，则是由蒙古高原直扑热河，这路行动迅捷的机械化部队，每天前进作战的速度超过一百公里，在穿越热河的中部与南部之后，将主力指向东北的南部，向关东军司令部长春攻击，以南北合围关东军。而右翼兵团，则沿着库伦到张家口的公路，迂回攻击察哈尔，甚至企图进军北平与天津，准备攻到渤海海边，以打通与延安共军会师的交通路线。这个苏联大军全力出击的历史镜头，正是日本皇军创立者山县有朋所担心之恶梦的实现（也是日本参谋本部半世纪以来，准备终有一天要打得战争）。但是日本为了侵略中国，与发动太平洋战争，而掏空了日本所有的军力。如今日本关东军，落得只以空城来面对这个历史的决战。关东军的作战能力这时早已今非昔比了，而日本调入中国东北的援助部队，不但数量有限，又迟迟无法到达。这时关东军的每条防线，同时遭到红军的突破，因此只有企图大幅收缩战线，放弃北部平原地区，只图在东北南部的山地，进行抵抗。在苏联发动攻势之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刻就迁移到了靠近朝鲜的通化。因此拥有绝对优势火力的苏联红军，在关东军自动收缩战线的配合之下，进展速度更是惊人。当苏联军部迫进关东军南部防卫圈之时，日皇投降的诏令下达，关东军召开将领会议，虽然有些军官仍然主张拼死抵抗，但是山田乙三已经失去作战的意志，决定“承诏必仅“，下令关东军全体向苏联红军投降。苏联部队对于投降的关东军，一个不留，全都送到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去劳动改造，与充当开发西伯利亚的苦工，结果有高达六成的被俘日军死在异域。一向飞扬跋扈、自视极高的关东军，其下场竟非战死疆场，而是成为俘虏，而遭凌虐至死。直到一九五○年，还活着的俘虏，才开始部分遣送回日本，直到一九七○年，最后一批九死一生的关东军战俘才归国。 　　虽然关东军决定停战投降，盟国总部也下令整个战区就地停战，但是苏联的红军却没有片刻的停留，大军依然按照作战命令而兼程疾进，以攻占所有的战略目标。特别是红军右翼兵团，一路猛攻日军在内蒙的阵地，打通张北而与中共共军会师。苏俄红军并且在攻占张家口的日军内蒙补给中心后，让共军林彪、聂荣臻以及贺龙的部队，得到了大量的补给与装备。而苏军中央兵团击破承德之后，也接应李运昌与林彪的共军部队进入东北。 　　本来红军还想攻过长城，直下北平与天津的，但是这时魏德迈已经感到局势失控，苏联根本不是来打日本人，而是来抢战利品的。因此立刻与蒋介石达成协议，一方面命令投降的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投降日军必要时与苏联红军不惜一战，以确保长城防线；一方面则由美国的陆战队，在渤海湾登陆，控制平津到山海关的战略要点，然后立刻空运国民政府的部队到平津接收，才阻止了苏联红军席卷整个华北的企图。 　　中国从关东军侵略东北，与日军作战了十四年，打得民穷财尽，耗竭了一切的国力，最后还要落得被盟国出卖的命运。而苏联只对日本 “作战“七天，就恢复帝俄时代所有在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特权、夺走外蒙古，以及劫掠日本在中国东北二十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当然苏联也抢夺东北中国人民的财产。六十万的关东军，只在象征性的抵抗下，就向苏联投降，斯大林的赌注可是下得快、狠、准，免费得到了巨大的战利品，而到今天还由中共与西方政府的主流历史，以各种荒谬的谎言为它的暴行粉刷、掩饰。对于攻占中国东北的苏军而言，丝毫没有把东北当成是盟邦的领土，也无视于中苏“友好“条约的约定，而是把东北当成战利品，苏联有计划的把东北所有的工厂与设备，以及所有有价值的对象，完全的劫掠一空，不能拆除带走的，也加以破坏烧毁。苏联红军在军纪的放纵之下，部队有如犯罪土匪集团，东北人民普遍觉得，苏联“盟军“ 比日本敌军还要可怕得太多了。 　　照理说苏联红军应该在日军缴械投降之后，依照中苏的相关协定，在三个月内撤出在东北的部队，但是事实上，苏联部队根本就没打算在抢光东北所有东西之前离开。中苏双方几经交涉，根本毫无结果，苏联红军自恃军力强大，华军拿它无可奈何，因此就能拖就拖。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一直赖到一九四六年的二月二十四日，最后连美国都加入施压，苏军才宣布撤军，大摇大摆的将所有劫掠的物资带走。苏联军队直到三月二十五日，才撤出哈尔滨，留下了满目疮痍、劫后的东北大地。（原本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唯一没有遭到战争严重破坏之处，只有富饶的东北地区了，同时日本人也有不少的投资建设，这是中国战后重建最关键、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被苏联劫掠之后，不但赤地千里，中国战后复原的机会也付之一炬了。） 　　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苏联迫不及待的立刻炮制了一个公民投票的 “活动“，结果当然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蒙古人（这是非常 “正常“的结果，苏联政权七十五年，所有在苏联政府安排下的投票结果，都是百分之九十九支持莫斯科的立场），都赞成外蒙古独立。国民政府只有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此时国民政府还抱有一丝丝的希望，希望 “盟邦“苏联，能够因为得到抢劫战利品的饱足，能够暂时放过中国。雅尔达密约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可耻的一个条约，因为这个不公义的阴谋秘密协定，完全违背了参与反法西斯作战的二十六国所支持之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就是“没有经过参战国家人民的同意，不得变更国家固有的疆界“ 的明确主张。雅尔达密约清楚地表明，在国际社会中，强权的力量仍然大于正义，中国虽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极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本身的国力耗损最大，于是以弱国的身份，因而遭到盟国无情的践踏。 　　37.8　悲剧的发生与历史的代价 　　由于中国东北的资源丰富，以及战略地位重要，特别是旅顺是天然的不冻港，所以，蒋介石早就担心国际强权，会对中国东北采取不利的行动，而造成新危机的可能发生，所以在开罗会议中，两次向罗斯福总统提到有关渤海的战略地位，及中国愿意开放旅顺军港给美军使用，以免再有强权打这个港口的主意。可惜美国没有这种远略。丘吉尔虽然也看出斯大林的野心，但是由于罗斯福要把苏联当成平等伙伴来交往，因此不愿与英国一同合作，防止赤色法西斯的强权兴起。对缺乏历史深度的罗斯福而言，美国最高的战略方针，只是寻求眼前的解决方案，能够最快与最少损失的情况下，结束二次世界大战。他眼见苏联军力强大，因此就千方百计拉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而英国也有其私心，希望能够设法破坏中国的统一与复兴，同时扩张苏联的权力，来压制美国的势力。当然还有要让苏联强占旅顺，英国才有理由继续强占香港。美国在欧战结束之时，也发现苏联在德国与东欧的扩张野心，美苏军方几度几乎要在欧洲发生冲突，造成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极大的不满。东欧各国沦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是木已成舟难以挽回，但是美国应该可以及时在东亚，协助中国，来化解雅尔达密约所带来的东亚危机。假如美国政府当时能够及时醒悟，优先、迅速地加强对中国的军力与经济的援助，延后甚至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攻击（只要继续空中封锁日本就足够了），让日本能够将最后的力量，往北方收缩，也同步地将中国的力量往北方扩张。假如杜鲁门真的是一位有胆识与远见（当然他都不是）的总统，决心要扭转苏联势力的扩张，应该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下令美军停止进攻琉球群岛，而将太平洋美军主力部队，改在越南与华南之间登陆，与中国的反攻西南的部队会师。这样中美两军很轻易地就可以打通河内、湛江甚至广州、九龙的港口，建立中国华南直接的联络线，这个联络线的海运能量是驼峰空运的百倍以上，中国立刻就由海运得到大量的军事装备与补给，而让华军的战力迅速的增强。同时让重庆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联络（从一九四五年二月开始，南京与重庆之间的中国与日军，就有直接联络的电台），清楚告知日军，苏联的大军即将攻击关东军，假如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被苏联攻占，那么在中国境内的日军，根本就连困兽之斗都无法进行了。因此给他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立刻将日本在中国战区的大军全部北调，与关东军联手，进行对苏联红军作战的准备，同时盟军飞机停止攻击在中国战区北调的日军。这样苏联的部队当然就要面对日军主力部队的抵抗，说不定苏联就会延后对日军的作战时间。 　　在肃清华南与华中后撤的日军阵地之后，中、美大军可以继续北上，直接攻到长城一带，这时苏联军队可能还没有参加对日作战，或是日苏才刚刚开始在进行苦战。这时美国可以公布准备要动用原子弹的最后通牒，日本在这种危机状况下，早已失去作战意志，投降是已经是必然的结果。这样中国有了强大的部队，直接可以越过长城，进入东北与内蒙古，那么赤色法西斯也就不可能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更不会有日后中国内战、韩战与越战的重大牺牲了。在猛烈打击敌军、迅速结束日本抵抗、减少盟军伤亡的战略前提下，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应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作战决定。但若是从当时历史的全局眼光来衡量，杜鲁门决定使用核子武器轰炸日本，则是犯下政略的大错误。因为日本投降在即（杜鲁门等美国决策阶层已经知道这个事实），苏联准备大军掠夺中国，中国本身尚未完成胜利与接收的准备，美国投掷原子弹，只给苏联增加机会，与给中国产生混乱而已。并不是如通俗历史所说，原子弹是迫使日本决定投降的主要原因（日本已经决定投降，但是找到最糟糕的中间人，斯大林来传话）。 　　因为早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小矶国昭奉命组阁，日本已经有意以和谈方式解决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小矶集中力量，企图解决中国事变，但失败而下台。一九四五年四月，由铃木贯太郎出任日本首相，日本更是愿意以投降来结束战争。但是日本政府当时最大的错误，就是私下委托苏联来进行和谈斡旋，而给苏联获得内线消息。因此苏联以“参战“ 为名，进行掠夺东北亚的大计划。其实日本政府应该公开表达和谈立场，或是与瑞士、瑞典等国进行直接明确的投降接洽。而到了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国海空军开始接近日本本土，对它进行猛烈的攻击，已经使日军失去了有效抵抗的能力。所以当时美军的参谋首长李海上将，就反对美国使用核子武器，因为他认为，日本已经崩溃与就要投降了，没有理由要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而让美国留下历史的争议；李海也强烈反对把苏联引进远东战场，更不赞成美国应许苏联任何利益，徒然让苏联来中国与亚洲制造更大的问题。 　　何况，此时中国已将在缅甸作战的部队，全数调回中国战区，其它中国的部队也开始获得美军的大量援助与训练，作战能力正在快速的提升之中。因此美国政府应该能够记取欧洲赤色法西斯兴起的危机教训，而设法更为直接的告知日本政府原子弹实验成功的威力，同时加速在华南港口登陆，将巨量的作战物资，经由海港运送来支持中国的军队。只要中国能够得到大量的援助，不但会增加中国军队的战力，更为鼓舞中国全体军民的抗日士气，只要中国军队全力对日军发动攻击，美军继续轰炸日本，切断所有的交通路线，美国根本不需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就已经决定投降。因此美军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只为苏联减少参战的成本，增加参战的胜算而已，并没有缩减多少盟国战胜日本的时间与成本，但却让东亚成为红色法西斯掠夺与发展的历史悲剧成真。 　　当然蒋介石在盟国集团出卖之下，被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然是他个人在重大压力下所犯的错误，但这也是当时分裂与衰弱的中国，必然得到之历史悲剧结果。假如中国当时不是陷入国共内战的前夕，国力残破不堪，而无力应付国际强权的压力，蒋介石应该会有全力一搏的本钱与勇气。事实上，假如蒋介石不同意雅尔达密约，延安也会同意让苏联掌控中国所有战后利益的。更为现实的是，就算分裂与衰弱的中国，不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一样要侵略中国，不但夺走外蒙古，甚至还会加上东北。在谈判中苏友好条约之时，蒋介石眼见当时的大局，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无论中国是否签约，苏联的军队都会侵入中国的东北、内蒙甚至华北，签约还有可以约束苏联的交涉机会，不签约只有面临一战。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哪里还能在对外全面孤立，与内部分裂的状态下，再来承担与赤色法西斯决裂的压力？假如签约能够让中国享有统一与复兴的机会，那么十几二十年之后，中国富强了，中国所遭到的一切的不平等待遇，都可以纠正过来，因为在国际社会之中，有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交涉基础。台湾是在马关条约中，正式的割让给日本，但是在中国战胜日本之后，还是一样的可以要回来。所以只要中国统一与强大，中国不怕外蒙古不归心，也不用担心大连旅顺要不回来。因此，蒋介石在万分无奈的状况下，接受了雅尔达密约。盟国就这样的出卖了中国，同时也伏下日本战后免受惩罚、迅速复兴的机会。在西方国家的战略架构下，雅尔达密约铸成了历史大错，苏联借口仅以七天的对日作战（不如说是参加劫掠），而将势力深入北太平洋，迫使美国需要全力稳住日本，以围堵苏联的扩张。 　　蒋介石面对盟国的狠毒，与苏联的凶残，所经历的煎熬与痛苦是无法形容的。而此时冈村宁次曾经与蒋介石联络，假如中国能够放过日本与日军，他愿意为蒋介石效力，率领日军对付赤色法西斯的侵略。虽然这个谋略蒋介石没有采纳，但是蒋也不能不对日本宽大，以留下必要时的“联日制苏“ 活棋。这就是为什么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曾经提出要战后日本以实物负责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的建议，但是在接受日本投降之后，却宣布“以德报怨“的政策。这种做法，不完全是基于宽大的道德情怀，更是有着非常严重的现实政治考虑因素。因为当时的中国，所面对的最大敌人，已经不是日本而是苏联。中国处在被盟国出卖，国土残破与新的内战危机状况下，蒋介石有必要留一手来对付险恶不测的局面，所以只有放过日本。中国与盟国终于战胜了日本法西斯政权，但是唯独中国，却要付上被苏联侵略的代价。中国这种轮番被侵略与出卖的悲痛历史事实，只说明了一件事，在人类的历史中，强权常越过正义的原则，而支配着弱国的命运。当时的中国，虽然是出力最大的战胜国，却在河山残破、国力耗竭、内部分裂的状态下[13]，因此成为被盟国欺凌的对象。 　　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而言，盟国基于自身利益所做的残酷决定，甚至比敌人的侵略还要可怕。历史的结论是，日本曾经如此无理地侵略与大肆破坏、劫掠中国，结果战败的日本，不但没有付出任何的赔偿，反而还能得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琉球群岛[14]，做为日本发动侵略的“奖励“。而曾经为了与侵略者殊死缠斗而付出了最高代价的中国呢？却是外蒙古永久的丧失，东北主权、利益受到侵害，与中国百姓受到的蹂躏。历史的教训是，只要中国处在分裂与衰落的状况之下，不管她站在历史正义的那一边，不管她曾经为世界的自由与理想付出过多少的代价，只要中国人不够团结与强大，最终都是成为被侵略与出卖的对象，下场甚至要比战败的侵略者日本还要悲惨。 　　这也就是中国在近代历史中被出卖的悲剧命运之一。而这类极不公义的阴谋策略，仍有可能再度出现在未来的历史之中。在世界主流史观刻意扭曲雅尔达密约的实情的状况下，中国人绝对不能忘记这个惨痛的事实，更要从历史事件的教训中，看出历史挑战的轨迹，才能面对未来的考验。 　　附注： 　　[1] 中国无法拿出强权的实力，也就失去四强的平等地位，不管她对战胜日本的真正贡献是多么重要。 　　[2] 以历史的事实而论，苏联这个新赤色法西斯帝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对于人类所造成的灾祸，绝对远超过右翼法西斯国家。单是它对于中国领土的侵略，至少在三百万平方公里以上。 　　[3] 这是极大的政治谎言，事实上，中国最终实在得到的美国援助，只有五亿美元而已，这和英国得到巨额的三百亿美元，苏联得到一百亿美元的援助相比，根本是不成比例的，可惜的是，雄才盖世的罗斯福总统，一直到死都不知道中国战区的实情，还要依赖陈纳德少将的私人报告，才能知道一点真相。更糟的是，由于盟国根本没有全面反攻缅甸，打开援助中国的管道，因此当时中国还没有真正“得到“美国应许的美援。中国最需要援助的时候没能拿到，所造成的后果不是援助金额之多少可以显示出来的。 　　[4] 请所有的中国人为斯大林这些“保证“，做历史的见证：斯大林遵守过那一点了？ 　　[5] 在历史中，数不清的悲剧，都是独裁者假借民意所做得决定。千万不要以为，民意不会被操纵。 　　[6] 美国事实上也清楚这一个事实，因为日本政府与驻莫斯科、瑞士伯恩（Bern）大使馆的通讯密码已被美军解破，所以日本焦急地透过驻莫斯科、伯恩的使馆进行投降交涉的情形，都在美国掌握之中。 　　[7] 在此更可以看出，现代化的作战，与军队的装备、训练、后勤，有多重要的关系了。一向以精锐著称的关东军在抽空之后，也一样不堪一击。因此华军这么长期的艰苦抗战，更是一个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到的作战任务。 　　[8] 这是关东军第一次真正没有讨价还价，或是阳奉阴违敕令。整个日本侵略的战祸，就是由于关东军自行其事，不肯听命令所引爆的。过去关东军一直是日军中自视最高，与自认是决战干城的部队，一向不把诏命放在眼里。但是最后面临历史决战的时刻，却决定“承诏必谨“了。 　　[9] 单是红军在长春日本人集中地区，对于日本侨民的奸杀凌虐，就高达万人，由于红军根本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任何妇女施暴，造成东北人民为了自保，部分妇女甚至将头发剃光，穿上男装，不敢外出。情形比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还能大体约束其部队的暴力行为，简直是有天渊之别。 　　[10]只要看延安的八路军如何密切配合红军的行动，尾随红军接收东北，就知道雅尔达密约对共军发展的重要性了。 　　[11]魏德迈回忆，当美国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说明雅尔达密约出卖中国的真相的时候，他永远无法忘记蒋介石的反应。 　　[12]或许这也是斯大林最后会同意从东北撤退的一个顾虑因素？后来冈村宁次等日军将领，曾经担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 　　[13]“不幸“的是，中国却又同时是一个非常拥有发展潜力的国家。 　　[14]美国又擅自作主，在一九七二年将琉球群岛“还给“了前侵略者日本，这完全违背了同盟国在开罗会议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