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敌后战场的叙述较多，对正面战场则较少涉及。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方针，给全面、深入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面战场的研究也提上工作日程。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大批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很多见解深刻的文章，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是，有些作品基本上是参照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撰写的。 　　然而台湾的有关著作，特别是官方著作，绝大多数对抗日战争总体格局的叙述不符史实。如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全书只提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行动及其文件，对共产党的抗战，则除了否定与批判外，不著只字。甚至国民党中坚持抗战的冯玉祥和李宗仁，在书中也被写成“反叛将军”、“阴谋活动”家。有的书更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肆意诬蔑。如何应钦在《为邦百年集》中说：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中国的内奸叛徒——中共，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国家”；1987年出版的《抗日战史》仍称抗日人民武装为“匪”，说共产党“从不从事抗日，专门打击国军”，甚至说“原本纯净的沦陷区，由于新四军之进入，遂成多事之秋”，等等。对正面战场作战的叙述，则多有掩盖事实、捏造战况的问题。以淞沪会战为例：中国军队的作战是英勇的，但最后造成大溃败的重要原因是未能适时转移部队，延误了撤退的时机。据始终参加该会战的原第36师师长宋希濂说：“在淞沪战场打了近三个月，伤亡过重，部队残缺，每个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当时主管作战的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后改称‘军令部’)及前线的高级指挥官，鉴于已被日军攻占了浏河、刘行、江湾、真茹（今真如）等地，后方已无可以抽调的兵力增援，均建议迅速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到常熟、苏州、嘉兴之线及江阴、无锡、嘉善之线进行整补，实行和日军持久作战的方针。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并已获得蒋介石委员长的批准。十月底，这一方案正在开始实行之际，蒋介石突然于十一月一日晚十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随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以上将领会议……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于是部队转移的计划遂中止执行。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一错误决定，才导致淞沪战场几十万部队的大溃败。可是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中根本不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却大肆宣扬“领袖天纵英明，肆应万当，无不终获胜利”，“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宋希濂是1949年末在四川大渡河畔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国民党将领。台湾国民党当局说：“国军部分将校于戡乱作战期间被俘投匪，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歪曲史实或破坏政府威信，或为匪伪鼓吹，言行乖谬，不足采信”，并中伤宋希濂“甘为中共统战工具”，“甘为中共鹰犬”。姑不论早在1980年即已定居美国的宋希濂是不是“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我们看一看没有被解放军俘虏，逃至台、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是怎么说的。淞沪会战时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和右翼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在其《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中说：“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迟迟未决，等情况已到了最危急之际，才于九日下达退却命令……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入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当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顾祝同，在其《墨三九十自述》中说：我军退守苏州河时，“全般态势愈形不利。委员长等于十月二十八日，亲临苏州指示作战机宜”。下文不说蒋介石指示了什么机宜，却说“十一月五日，日军以有力部队，突由金山卫一带登陆，企图抄袭松江、青浦、安亭，堵截断京沪、沪杭两路交通，同时苏州河南岸阵地亦被日军突破，我军以腹背受胁，又缺精锐之生力军可资使用，乃不得不于十一月八日夜开始向嘉兴、苏州一带撤退……部队单位既多，沿途拥塞，加以飞机轰炸扫射，死伤不少，秩序混乱，部队大都失去掌握。”张发奎、顾祝同虽因立场、地位等关系不得不为其尊者讳，但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某些实情。当时的前敌总指挥陈诚，在抗战刚胜利时的私人回忆中就明确地说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时，领袖由电话问陈如何处置，陈答以须调整战线后，领袖又命陈再支持三日，结果蒙受不利之溃退。”由此可见，蒋介石由于决策错误、贻失战机，而成为中国军队大溃败的主要责任者。这一点事实上是知情国民党将领早就形成的共识。可是台湾当局出版的各种抗日战史，对此均不提及。 　　台湾当局出版的许多战史，为了掩盖某些事实或制造某种假象，有时还故意篡改档案。仍以淞沪会战为例，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1937年11月10日第三战区对左翼军下达的“作字第十号”撤退命令，“收容阵地之占领”一项中，原文是令“十九集团军以第六十六军占领安亭、方泰、外岗(不含)附近要点……第二十一集团军以有力部队占领外岗、嘉定附近诸要点……以五十六师占领晏塘、浏河附近要点”，以掩护第十五集团军及第十九、第二十一集团军自身的撤退，并未令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占领收容阵地。但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及史政局所编的《抗日战史》等书，都改为“第十九集团军以第七十三军占领杨家村、方泰镇附近各要点……第十五集团军以有力部队占领石岗门、嘉定城附近诸要点……”掩护撤退。当时陈诚并未在左翼军中指挥作战，是薛岳指挥的，所以命令中“本阵地占领部署”一项的原文是：“在转进期间应由左翼军薛总司令适应状况部署各集团军之行动”，而上述两书竟将“薛总司令”篡改为“陈总司令”。 　　又，《第三战区第三期作战计划》本来是在淞沪作战部队分别撤至吴福线和平望以南地区时，于11月16日由南京下达的，其方针是“为了打破敌由杭州湾方面包围我军之企图，并巩固首都”。可是台湾当局出版的战史，却将这一计划下达的日期改为11月8日，并删掉了打破敌军包围企图这一首要目的。同时还在顾祝同于11月8日夜匆忙下达的撤退命令之前，增添上“第三战区基于上述第三期作战计划，随即于11月8日下达初期阵地转移部署命令”。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制造蒋介石早有预见的假象，使读者相信淞沪作战部队是预有计划地转移阵地，而不是仓皇溃退。不过这种作伪手法破绽太多，即使不与其他大量资料对照，仅从计划自身内容亦可看出其不实之处。《计划》中的“指导要领”规定：“由京沪方面抽调两个师经宜兴至吴兴”；第三条规定：“沪杭线方面应扼守崇德、石湾、南浔及临平、吴兴线”。人们不禁要问：在11月8日，杭州湾登陆日军第一梯队第18师团和第6师团尚在松江西南及亭林镇附近，第二梯队第114师团尚未登陆，淞沪战场左右翼军也还未被切断联系，而且军事委员会9日尚“决定以右翼军扼守既设之乍嘉阵地”，为什么要京沪两个师从太湖北绕道去太湖以南的吴兴呢?为什么放弃1935年即已修建的乍嘉线和海嘉线两道国防线防卫工事，而要求扼守两阵地以南并没有既设国防工事的崇德至临平之线呢?可见这个计划绝不是11月8日下达的。这类的例子俯拾皆是，几乎在每个战役的叙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而，台湾当局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绝大多数不能真正、完全地反映抗日战场的真实面貌。 　　我国大陆各地现存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档案异常丰富，而且保管良好，整理有序，为正面战场作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国民政府时期的战斗详报、作战总结以及各种新闻媒介在当时发表的战况报道等，因国民党军一些将领为邀功、诿过等个人目的，或为激励士气、鼓舞人心等宣传需要，经常虚构战情，浮夸战绩。如果使用不慎，可能造成失实。据抗战时任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说：1940年枣、宜会战时，他“任宜昌守城部队18军18师参谋长，是放弃宜昌最后阵地飞机场东北角镇境山的人，时在6月11日黄昏……但在档案资料中，6月14日陈诚致蒋介石密电说：‘宜昌城区仍由我罗师(18师)一部固守’。”他还说：“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18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18军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我)直接以电话报告军令部。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喜出望外，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鄂西战役结局，国内外影响甚大，要注意宣传，你们速拟一战报，以电话直接报军令部，政府将对有功将领加以勋奖。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其中有：‘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其第3、第13、第34、第39、第58等6个师团为骨干，另附第14、第17独立旅团所编成之第11军，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碑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方天……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 　　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令，都是军令部捏造的。”新闻媒介在当时进行宣传，或者还可以理解，明知其不实却作为史实，写成重要文件就很难使人理解了。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1946年抗战胜利后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对此次战役是这样写的：“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敌酋第11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准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碑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圈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而由偏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十万之兵……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等等。另外，国民党政府军队在一些作战中制定的计划、命令，文字阐述也是头头是道，但有些并未实行，有的未全执行。由此可见，即使是原始档案，亦可能有失实之处，不可不慎加辨析。 　　海峡两岸参加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军官、将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不少战争回忆录，这是研究正面战场作战的宝贵资料。但个人见闻总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全凭记忆也易因年久产生错误。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当时的第103师第618团团长万式炯和该团第3营营长赵旭对参加江阴防守战斗的回忆就有矛盾。万说1937年12月1日晚奉命“向镇江转进”，“夜晚十时，我师退至江阴城西方之钱家村，遭敌伏击”，“第613团团长罗熠斌中弹阵亡”。而赵则说12月1日日军“向我103师阵地猛扑”，“激战两日两夜，守住了要塞”，但我第613团团长罗熠斌阵亡；12月2日方奉命“向镇江转移”，“当夜开始撤退”。仍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当时的教导总队副队长兼第1旅旅长周振强记该总队的兵力部署是：“第1旅……为右翼队，担任紫金山老虎洞、西山至工兵学校之线的防守。第3旅……为左翼队……第2旅……为总预备队，集结在太平门、中山门附近。”而当时任第2旅第3团团长的李西开则记为：第2旅也在第1线阵地，“担任陵园新村、中山陵西侧、灵谷寺至老虎洞侧一带地区之守备。右与第1旅、左与第3旅联系。”由此可见，使用回忆资料时，仍须与其他资料对照研究，方能避免失实。 　　研究历史，回顾以往的成就和过失，以便达到鉴往知来、古为今用之目的，首先必须对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一番梳理。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的研究同样必须以史料的真实为前提，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在弄清战争的真实面貌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高度考察战局的发展，严肃认真地把抗日战争发生的原因、中日双方的具体情况、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性质、正面战场作战的历史过程以及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的成败得失等，如实、系统地反映出来。虽然现在的常规战争已进入高新技术战争时代，不同于过去的抗日战争，战场环境、作战样式、战术原则、作战理论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它们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都不能与历史截然分开。在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的原则下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仍有许多东西，特别是战略运用和战役指导等方面可资借鉴。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军事领导者误认为多地带阵地防御，第一阵地带尚未被突破，后方阵地带又构筑起来，因而是不能突破的，于是建筑马其诺防线，实行甘末林的防御战略。英国在亚敏会战使用坦克，德军交叉火网不能阻止其前进，只因英坦克停止等待协同的步兵延误了时间，德阵地才未被突破。德国从中认识到：如果攻者改进步、坦协同作战，提高进攻速度，使防者来不及建筑后方阵地，则多地带阵地防御是可以突破的，遂采取闪击战略，提高进攻速度，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一战而溃、希特勒蹂躏欧洲。有鉴于此，我们编写这部《正面战场作战记》。参加撰写和编审的人员，有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共两党的将领，也有研究中国现代史和军事史的学者。我们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日及各有关方面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战场的作战，既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既不为之“擦粉”，也不为之“抹黑”，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真实历史，也为今后《中国抗日战争作战史》的撰写奠定一些基础，同时希望有与之配套的《中国抗日战争政治史》《中国抗日战争外交史》《中国抗日战争经济史》等著作相继问世，以便对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作出更为全面、系统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