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日本能够轻易、迅速地占领中国的东北三省。 　　蒋介石除了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以外，还认为中国“国防力量薄弱”，企望国联、美国出面制止日本的侵略。 　　蒋介石曾认为：中国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如果日本“要将中国来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是要同世界各强国来决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一再强调要“镇静忍耐”，要“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要“信赖国联公断处理”等；在东北大片国土被日军侵占的事实面前，却认为国联和英、法必将尽力阻止日本占领东三省，美国在必要时“有运用《九国公约》出面对日本作有力抵制的可能”，还企望能在“外交无形之战争”中取胜。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控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国联主持公道。但国联并没有，也不可能制止日本的侵略。 　　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担心美国失掉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将引起远东的均势发生变化，曾向总统胡佛提出对日本实行集体经济制裁或施加外交压力，但胡佛反对。胡佛在内阁会议上声称：在中日纠纷问题上，“日本方面有些道理”，为了美国与日本长期友好，应当考虑日本方面的理由。他强调说：“美国不参与经济制裁或军事制裁”，因为那将“导致战争”，坚持“只能诉诸舆论”。国联邀请美国派员列席理事会议。美国驻英大使道咸斯到达巴黎后，不但不出席国联理事会会议，反而私下作袒护日本的游说，以致国联理事会讨论对日制裁案持续１月之久，且终未能通过。 　　当日军占领锦州后，美国国务卿于１月７日发表声明：美国不承认损害美国在华利益、损害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或行政完整、影响门户开放政策，或违反《非战公约》的任何情况。但美国仅有语言而无任何有效的行动。即使如此，当他与英、法联系，希望他们也采取同样的不承认主义时，英国和法国都不肯响应。 　　在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一再要求下，国联于１９３２年１月组成了以英国人李顿为委员长，由美、法、德、意各出１名委员的国联调查团。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侵占了中国的领土，这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可这个调查团在中国进行了近半年的“调查”，又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于９月间写出了一份《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而这个报告书虽然也说了几句有关日方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办法，和“满洲国”在当地“华人心中不过是日人之工具而已”等模棱两可的“好话”，却又侮称“中国是一个正在演进中的国家”。特别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报告书竟把“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和“满洲自治”作为“规定任何圆满解决所应依据的原则”。至此，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破灭。 　　其实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曾这样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军民能一致合力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点、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统治，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应当说松室孝良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