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无端挑衅和步步进逼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转为决心抗战，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的热情拥护。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使中华民族在抗战的前提下团结起来。 　　这首先表现在武装力量的团结上。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除发表了抗日通电外，中国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也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２９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１３日，国民党西安行营通过正在西安的叶剑英了解红军调出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叶报告中共中央后，立即得到中央肯定的答复：“（一）　蒋委员长及政府决心抗日，我们竭诚拥护，愿在委员长指挥下努力杀敌。（二）　红军主力准备随时调动抗日，并已下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三）　同意担任平绥线作战任务，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击敌人。（四）　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好能与善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更能顺利的完成国家所给予的使命。”西安行营立即将中共中央同意红军立即参加对日作战的答复报告何应钦，并于１６日下午转报在庐山的蒋介石。７月１５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在主张在团结抗日及实行民主政治的主旨下，中共中央主动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１６日，四川的刘湘、潘文华等将领以为“在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因此“通电各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德一心，共同御侮”，将四川部队，按照军委会的“整军方案，赶速改编，以期适于抗敌之用。十师之数，决当遵办，川省应负责任，不惟不敢迟误，且思竭尽力多所贡献。”２１日，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亦致电军事委员会：“宗仁等欣聆国策已决，誓本血忱，统率全体将士及广西１３００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同时表示按军委会整军方案，将广西部队“立刻编成４０个团，开赴前线”，并“决定将广西数年来惨淡经营而颇具规模的兵工厂，悉数移交中央统筹办理”。此外，山西阎锡山、青海马鸿逵、云南龙云等雄据一方的将领也都纷纷表态，拥护政府抗日。至于身在前线的第２９军，除极少数将领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判断错误又怀有保住既得地盘的私心、暂时主张妥协退让外，秦德纯、冯治安、何基沣、张克侠等大多数将领和全体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抗日士气均极高涨。他们在长城抗战中，曾在喜峰口痛击日军，被誉为民族英雄。这时，目睹日军的野蛮侵略行径，更是坚决拥护抗战。中国的武装力量，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为了共同抗日，达到了自民国以来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全国人民在强敌入侵的情况下，也纷纷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情绪激昂。各地、各界人民团体要求政府派军抗敌的申请电报纷纷到达南京。在１８日这一天之内就有广西省教育局、广西省学联、南开大学学生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安徽省记者公会、芝加哥华侨抗敌救国会、甘肃拉卜楞保安司令、河北省保定院校馆联合会、昆明市商会、江苏省合作社、陇海铁道公会等团体发出电报；１９日一天内，国民政府收到国内外１９个团体要求政府抗日的电报。各地报刊都纷纷发表抗日救亡的言论，要求并拥护政府立即对日抗战。国内外群众团体在原有组织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了大量后援会、慰问团、救护团、援助抗战将士委员会、抵敌会等，展开援助前方抗日的各种活动。各文化界还组织抗日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卢沟桥的炮声燃起了抗日的烽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迫使中国人民团结抗日，也促使中华民族觉醒，中国开始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