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保卫战，是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截至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八路军、新四军已在敌后广大地区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冀西南、晋西北、山东、皖南、皖东、苏南等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作战。 　　武汉失守前后，国共两党都认识到抗日战争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先后分别召开中央全会，研讨新形势下所应取的政略和战略。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于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至１１月６日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关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将表现于在敌则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则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之中。由于敌强我弱……故出现了敌方进攻，我方防御的第一阶段。不说退却而说防御，是说以战略的运动防御即节节抵抗的姿态而表现其退却，不是一下子干脆退却。但又由于在敌则小国、退步、寡助，在我则大国、进步、多助这些特殊的条件，我之英勇抗战又使敌在进攻中受到分散的困难与消耗的损失，而不得不于一定时机结束其战略上的进攻，转入军事上保守其占领地而从政治上与经济封锁上向我进攻的阶段。此时敌虽消耗，但一时尚未消耗到使之转入失败的程度；我虽坚决抗战，与各方面向前进步，但一时也难进步到足以转入反攻驱敌出国的程度。依上诸因，一个双方相持的第二阶段或中间阶段，就形成了。由于第二阶段中敌之困难与我之进步俱日增，又配合着国际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形势，就能使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原来状态逐渐发生变化，进到在全局看来日益于敌不利而有利于我之局面，先到敌我平衡，再到我优敌劣，彼时，就可转入我之反攻、敌之退却的第三阶段了。”毛泽东认为，日本占领武汉之后，它可能用于中国方面的力量用得差不多了，其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也就达到了其进攻阶段的最高度，相持局面就要到来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决议，发表了《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全会制定了巩固和扩大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抗战为基本方针。全会认为：全国人民和军队的任务应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艰苦奋斗、积蓄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应是坚持和扩大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的残酷进攻，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建立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并配合主力军作战。毛泽东于１１月５日、６日在全会上作了结论。关于国共分工，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关于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党派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于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１日至３０日在重庆举行，主要议题是抗战和党务。蒋介石在会上作了《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开幕词和《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演讲。蒋介石在回顾了第一期抗战的得失和面临的新形势后表示：“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惟一的方略，这就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针对日本从政治上诱降的谋略，蒋介石指出：“我们目前如果妄想妥协，希求侥幸的和平，就无异自投罗网、自取灭亡。”根据蒋介石的提议，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抗战期间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蒋介石为委员长。全会还通过了党务问题决议案，发表了宣言。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主要方针仍是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在提高抗战信心、打击悲观情绪，以及企图使国民党本身进步、发展与强化等方面作了相当的努力。这些都是五中全会主要的、积极的方面。但蒋介石在会上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一再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对改革政治、实行民主民权避而不谈等等，则是五中全会的消极方面。会后，国民党中央连续秘密下发《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对中国共产党厉行限制、防范和打击，并“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干部前往冀、鲁，俾加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限制共党之发展”。这些均表明，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政策上的反共性增强了，由此引起一系列摩擦事件。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又在五届六中全会上决定武装限共。当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０年初在陕、晋，１９４１年１月在皖南，１９４３年７月在陕北，国民党三次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尤其是１９４１年１月那次，国民党以７个师约８万人的兵力突袭新四军，使新四军伤亡７０００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反共、限共政策，采取种种政治、军事行动，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只是由于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进行斗争，特别是敌后战场仍在扩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达５０万人，才阻止了国共分裂的危险，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战得以坚持到底。国民党的武力反共，丧失了人心，政治地位下降。皖南事变后不久，各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该组织成了共产党的同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