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暂时休战的结束。此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的斗争遂成为对华盛顿体系的主要威胁。因此，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西方各主要国家，都对自己的远东战略进行调整和改变，以适应新的发展。 　　一　英国的远东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帝国得到进一步扩大，同时也把它推上衰落的历史进程。从此，英帝国“扩张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进一步获得领土已告终结 [ 注：伍德科克：《谁消灭了英帝国》(George Waodcock，Who killed British Empire)伦敦，1974年版第242－233页。 ] 。”维护既得利益成为英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在这种全球战略中，英国的远东战略就是要维护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远东现状，以保护英国的利益。 　　“九·一八”事变前后，英国的经济危机达到高潮，财政大臣张伯伦警告政府，“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在财政上和经济上比军事上更不具备在远东进行一场大的战争的能力 [ 注：克里斯托弗·索恩：《对外交政策的限制，西方，国际联盟与1931～1933年的远东危机》，麦克米伦公司，1933年版第267页。 ] 。”首相麦克唐纳认为：“我们现在陷入了可怕的困境，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考虑 [ 注：巴特莱等：《1919～1939年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二辑第九卷，伦敦1965年版，第238页。 ] 。”英国内阁研究远东局势，得出：“如果爆发大的战争，海军将无力完成其任务 [ 注：伦敦，英国文献局：《英国外交部档案》，编号371F7596／1391。 ] ”的结论。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范西塔特尖锐地指出，战争将意味着“我们在远东的贸易和影响将要消失……香港和新加坡将要失去 [ 注：路易斯：《英国远东战略1919～1939》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39页。 ] 。”因此，英国在解决远东问题过程中，始终坚持避战求和，姑息日本侵略者的具有绥靖色彩的政策。1931年11月，英内阁决定英国的远东政策“应该是一种和解政策 [ 注：B·A·李：《英国与中日战争1937～1939》，牛津大学1939年版，第102页。 ] 。”外交大臣西蒙对此的解释是，“政策——对日和解。对中国——不要只是依靠别国，尽你们自己的责任，不要寻求转向盟军16条。对日本——我们不想实行制裁 [ 注：《中国年鉴》重庆1941年。 ] 。” 　　1931年9月21日，南京政府向国联提出起诉，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英国操纵国联连续通过两个决议，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没有作任何谴责，而是不分清红皂白，同时向中日方面呼吁停止冲突，撤退军队。这种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置于同一位置的做法，再一次表明了英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姑息态度，暴露了英国及国联的虚弱本质，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由英国控制的李顿调查团也未就制裁日本的侵略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 　　1933年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接着又向热河发动进攻，促使英国决定对“满洲国”采取不承认的方针。2月24日，国联通过决议案，明确指出满洲的主权属于中国，任何国家不应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国联成员国不得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表示承认“满洲国”。不久，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随着《塘沽协定》的签订，日本的对外扩张活动对英国的远东战略形成了更直接、更严重的威胁，英日矛盾进一步尖锐。但由于德国法西斯的上台，迫使英国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使它在远东的力量不足以对付日本，同时英国与苏美的矛盾妨碍了共同对日阵线的建立，结果只好推行对日妥协的政策。 　　1937年7月，日本撕毁九国公约，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急剧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格局，揭开了法西斯国家争夺世界的战幕，日本独占中国，称霸亚太地区的野心，与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既定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如何维护英国在华利益，对付日本的威胁，寻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持，成了英国远东政策的核心内容。英国为了避免战局扩大，曾一度寄希望于“调停”来尽快结束中日冲突，以减少由于战争扩大而给英国在华利益带来的损害。但日本武力灭亡中国的方针已定，调停政策难以奏效，被迫寻求新的对策。 　　1937年11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下院宣布，没有美国，英国就不可能在远东做出任何有成效的事情。因此，英国将“同美国完全一致，走得一样远，既不跑在前面，也不落在后面 [ 注：复旦大学历史系：《1931～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7页。 ] 。”但美国此时已明确宣布不愿制裁日本，英国也就不可能采取什么实际行动了。张伯伦政府只能继续采取观望态度，寄希望于日英妥协。1938年2月11日，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一刻也不愿有人会认为所有和日本绥靖的机会都已过去了，重要的是还要向哪些方面做出某种努力 [ 注：阿诺德·托因比等：《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918页。 ] 。”此后，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英日关系。5月，英国同日本签订了《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办法协定》，完全无视中国主权，牺牲中国的权益来保护英国的贸易，体现了英国对日本侵略行动事实上的承认，使中国的关税收入遭到极大损失。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海关收入损失1938年达1.59万美元，1939年达到2.77万美元，1942年达到4.23万美元，分别占实应收入的62.3％、83.7％、89.1％ [ 注：《英日关系的疏远1919～1952》，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 。 　　1938年7月22日，英日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张伯伦政府完全承认日本侵华行动的合法化，并承诺不援助中国抗战。这是英国牺牲中国利益、缓和英日矛盾、绥靖日本侵略的典型表现。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揭露这一协定“无异是赞助日本在中国的掳掠、屠杀、奸淫、侮辱和占领；无异赞助日本消灭我国抗战力量 [ 注：A·N·扬：《中国与外援1937～194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附录。 ] 。”英国一方面拒绝向中国提供援助，另一方面继续向日本输出军需物资。张伯伦还企图借助德国的力量调停中日战争，在远东实现英德日合作。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使日本的侵略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英国想以承认日本侵华的既成事实来换取日本承认英国的在华利益，但由于日本的目标是要独占中国，所以此举无异于与虎谋皮。11月3日，日本占领武汉和广州之后，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公开表明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决心，使英国当局如梦初醒，大为震动，开始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对付日本的扩张。 　　1938年11月16日，英国副外交大臣巴特勒宣布，英国正在研究对中国提供贷款，修筑滇缅公路。1939年3月8日，英国财政大臣西蒙宣布，将由英国的汇丰、麦加利银行同中国的国家银行共同设立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促进英国的对华贸易和投资，这对于日本要“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的阴谋是个很大的打击 [ 注：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对外政策》，伦敦1962年版第96～97页。 ] 。”英国还加强同法美的军事联系，三国在新加坡举行关于远东防务问题的对策会议。1939年1月14日，英国照会日本，表示英国“既不接受，也不承认日本以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局势 [ 注：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194l～1945》上册，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 。”英国的对日政策虽然呈现出强硬的举动，但基本倾向是加紧与日本讨价还价，在欧洲局势日益紧张的时候，避免与日本公开对抗。 　　1939年欧战爆发，英国远东的防务大为削弱，出于战胜德国和避免两线作战的目的，英国对日本一再谋求妥协。表现在：第一，允许日本通过英国的海上封锁从德国购买战略物资。凡是日本迫切需要的，都获准通过英国海军封锁线海运到日本 [ 注：同上，第88页。 ] 。第二，从中国撤走驻军。欧战爆发后，日本宣称交战国的军队和军舰驻在中国，可能造成“不幸的事件”，力劝各国自动撤走军队。德国在中国没有驻军，矛头显然是指向英法。英国随之宣布撤走在长江的5艘炮舰和华北的大部驻军。第三，签定天津协定，表明英国在政治、经济上接受了日本在华北的独占地位。 　　1940年6月，法国败降，英国远征军损失惨重。日本利用英国在欧洲的军事失败，为了切断中国外援，动摇中国人民抗战信心，解决中国问题，要求英国采取措施，停止通过滇缅公路把战争物资和某些其他种类的货物运到中国，否则将对英日关系产生严重影响。新任首相丘吉尔认为：“在目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该为了声望而招致日本的敌对 [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1947年第1卷第204页。 ] 。”7月17日，英日达成协议，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 　　自中日战争以来，日本封锁了中国的海上交通，外援主要通过滇缅、滇越和中亚到新疆三条路。其中滇缅路承运了从美国输入的武器弹药的38％，从苏联输入的37％ [ 注：胡德坤：《中日战争》，第189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 。因此，关闭滇缅路意味着切断中国外援。此外，这个协议还附有秘密备忘录，约定在这三个月期间要做出特别的努力以在远东导致和平 [ 注：同上，第194页。 ] 。英国关闭滇缅公路的做法和图谋策划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世界舆论的关注。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指出：这是英国政府又一次助长日寇侵略中国的举动，这是英国政府又一次对中国邦交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和牺牲中国利益。我们，并代表中国人民对英国这种无理措施表示严正的抗议 [ 注：《新华日报》1940年7月20日。 ] 。英国虽然以封锁滇缅路讨好日本，以求得一时苟安，但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两个月后，在日军南进的脚步声中，英国的绥靖政策遭到彻底失败。 　　1940年9月23日，日军进占印度支那北部，为入侵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建立了桥头堡。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正式签订三国同盟。英日战争危机日益加深的现实，使英国被迫改变了对日政策，拒绝日本提出的延长关闭滇缅路的要求，于10月18日重新开放。“这就标志着丘吉尔远东绥靖政策的结束 [ 注：《新华日报》1940年10月19日。 ] 。”此后，由于担心陷入单独对日作战，虽然对日本日趋强硬，但并没有完全放弃改善英日关系的幻想。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决定南进，“不辞与英美一战。”7月24日，日军进入印支南部，英国远东殖民地完全处于日军威胁下。次日，英外交大臣艾登宣布：日本的行动是对英国 [ 扫校者注：此处原文如此，似有缺漏 ] 美国在谈判中企图以承认日本侵华的既成事实，甚至考虑承认伪满洲国，来换取日本放弃南进政策，保证对华不实行经济垄断，承认美国在华利益等。但日本不仅要求美国承认伪满洲国，而且要求美国承认日本与汪精卫伪政权之间签订的各种条约，甚至还要求美国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促成日蒋直接谈判 [ 注：《新华日报》1941年7月30日。 ] 。由于双方的条件相差甚远，未能达成协议。7月，美国获悉日本御前会议制定的《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要纲》中决定南进，极大地刺激了英国，7月26日，英国宣布冻结日本在英属殖民地的资产，废除1911年的英日商约、1934年的印日商约和1937年的缅日商约。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丘吉尔采取措施，积极协调英美对日战略，把美国推上对抗日本的第一线，英美两国达成了“ABC--1参谋协议”。事实上，英国在欧洲大陆惨败之后，美国已经逐渐承担了对付日本的主要任务。日本也认识到要夺取拥有丰富资源的英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要对付的主要对手却是美国。于是，1941年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此后，日本同时攻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和英荷在东南亚的属地，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到，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英国的远东政策的演变，实际上是30年代英国绥靖政策萌芽、形成、推行和失败的过程。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远东战略的主旋律是一部“绥靖”的兴衰曲。但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和日本扩张野心日益发展，英日矛盾不断激化，英国远东战略最终实现了由绥靖到强硬的转变。 　　二　美国的远东战略 　　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猛烈冲击了华盛顿会议确定的远东秩序，美国除发出要求日本遵守国际公约的呼吁，还表示不承认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与此同时，美国的对日贸易，特别是对日战略原料的输出仍在增加 [ 注：多罗西·博格、冈本：《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件，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纽约1973年版，第372页。 ] 。“七·七”事变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进一步的威胁，但美国仍然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要求中日双方“自我克制”，采取貌似公正的态度。他强调：“我们不想评判争端的是非。我们呼吁各方不要诉诸战争 [ 注：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9)》，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 。”美国主要关心的仍是日本的行动对美国在华权益的影响和保全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 [ 注：美国国务院编：《和平与战争：1931～1941年美国的对外政策》，华盛顿1943年版第89号文件。 ] 。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对日本作了个口头上的警告。11月，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中国代表顾维钧恳请各国从道义、经济上压制日本，援助中国。但美国代表团谨守罗斯福不要带头反对日本的指示，对中国的呼吁不予理睬。当时，美国同日本的贸易额远远超过欧洲，担心制裁日本会损害其经济利益，更害怕引起日美战争。因此，在“七·七”事变前后，美国输往日本的战略物资有增无减。 　　1938年，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美国对中国抗战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一些上层官员通过各种方式提出，援助中国抗战对制止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维护美国利益有重要意义。美国国务院亚洲问题专家项白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日本在中国的侵略不被制止，美国将面临日军向美国本土逼近的局面 [ 注：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页。 ] 。他们的意见逐渐受到罗斯福的重视，于是，美国的远东战略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1937年到1939年，美国向中国提供了1.2亿美元用于购买除武器弹药外的物资，5千万元用于稳定货币 [ 注：威廉·P·黑德：《美国在中国的历程、美国对外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42～1948》，美国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 。对此，陆军部长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是在购买而不是在借贷，即我们是在购买自己的安全 [ 注：小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租借——致胜的武器》，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44年版，第80页。 ] 。”这正是美国援华的基本出发点。 　　1940年法国败降后，美国被推到与德意日对抗的第一线。从世界全局和自身安全出发，美国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总战略。根据总战略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加强援助中国、利用中国阻止日本南进，对日本采取强硬的制裁和限制措施的同时，和日本进行谈判，以延缓战争爆发的远东战略。1940年9月，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北部，美国宣布对日禁运废铁及钢铁。同年底，罗斯福同意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并派军事代表团来华研究军事援助问题。为了加强中国的抗战，美国积极地促进国共合作。 　　1941年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中国的防务对美国的防务至关重要，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此后，美国援华的步伐加快。7月，第一批数千辆租借卡车到达仰光。8月，在仰光港口建立起一个小型卡车制造厂。1941年初，通过缅甸公路的运输吨位每月4000吨，到10月，增加到15000吨，几乎增加4倍 [ 注：同上，第113页。 ] 。当然，由于路途遥远及运输能力等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当时美国尚未参战，还抱有避免日美战争的侥幸心理，对日采取姑息的绥靖政策，因而对中国的援助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的需要。同时也不能否认，美援在政治和心理上对中国的抗战还是至关重要的。 　　1941年4月，美国企图以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达到分化三国同盟，避免日美战争的目的，和日本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日本则企图利用美国的妥协，结束中日战争，获取战略物资，为南进作好准备。由于日本在谈判中要求越来越高，始终未能达成协议。7月，美国获悉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不惜与英美开战的南进政策，致使美日谈判已经失去基础，继续绥靖已无退路。在此形势下，美国最终从对日政策以绥靖为主转移到以抗衡为主，抛出了对日经济制裁的最后王牌，即对日实行全面石油禁运。与此同时，美国还在菲律宾设立远东陆军总司令部，制定了太平洋舰队应急作战计划。这些措施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国的远东战略已经转到支持援助中国以牵制日本，对日彻底实行经济制裁的基点上。 　　1941年8月下旬，美日谈判恢复，但双方事实上都是以此为烟幕，争取备战时间，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三　苏联的远东战略 　　三十年代东西方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后，苏联就面临着日本和德国东西两方面侵略的威胁。苏联认为，在德日两国中，主要的危险来自德国。因此，如何避免两线作战遂成为苏联远东战略的核心。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苏联感到“日本侵入中国东北，造成了对苏联远东疆界的直接威胁”，“孕育着反苏战争” [ 注：卡比察：《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8页。 ] 。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苏联宣布“奉行严格中立的政策 [ 注：列·库达科夫：《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48页。 ] 。”企图以退让求和平。苏联还多次向日本提出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 注：C·Ю·维戈兹基等：《外交史》第三卷下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52页。 ] ，日本都不予理睬。虽然如此，斯大林在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当然，我们今后仍然要坚决执行和平政策并力求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因为我们是愿意改善这种关系的 [ 注：《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卷，第269～270页。 ] 。”斯大林还认识到，单方面的和平政策并不能使苏联免遭侵略，必须采取措施逐步加强远东军事力量。到1935年底，苏联在远东“已拥有14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大约有950架飞机，800～900辆坦克，总兵力至少也有24万人 [ 注：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 。”此外，苏联还采取了恢复同中国的邦交，与蒙古签订互助议定书等方式来牵制日本。 　　三十年代后期，日苏关系日趋紧张，边境冲突不断发生，苏联的远东战略就转到以实力求和平与援华制日的基点上。为了教训日本，苏联调集精锐部队在张鼓峰和诺门坎战役中，痛击日军主力，使日本被迫主动停战媾和。 　　为了使中国战场尽量拖住日军的手脚，使其无力北进，苏联大力支持中国抗战。1937年8月21日，苏联主动和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从1938年1月中苏签订第一个贷款协定，到1940年底，苏联共向中国贷款4亿5千万美元。从1937年9月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共向国民政府提供了飞机904架，坦克8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机枪近万挺，炮弹200万发。此外，苏联还派遣了大批飞行员、军事技术人员和教官来华参战，苏联专家还参加了许多作战计划的制定。 　　苏联积极支援中国抗战，主要原因是抗战对苏联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到了1938年，随着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迅速形成，莫斯科开始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使它免遭来自东方进攻的屏障 [ 注：奥·普·钱尼：《朱可夫》，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50页。 ] 。”1940年秋，斯大林派遣崔可夫中将来华时，分析世界局势，认为美英加强对华援助，再加上苏联的援助，中国就能长期拖住日本。斯大林明确指示崔可夫：“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 注：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 。” 　　1941年4月，苏日签订了中立条约。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于分化日德关系，避免两线作战起了一定的作用。苏德战争爆发后，避免两线作战成为关系苏联生死攸关的军事和外交的重大课题，也是其远东战略的核心内容。由于苏联无暇东顾，因此，一方面谨慎地处理对日关系，使日本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利用美国牵制日本，把日军拖陷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上，从而有效地实现预定的战略。 　　四　德国的远东战略 　　三十年代初，德国还同中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德国向中国出售武器，进口原料，并向中国派有军事使团。由于德日双方出自摆脱外交孤立，进行或准备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相互逐渐靠拢。1936年11日25日，两国正式签定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德国为了保持同英美的关系与在华利益和影响，表示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态度 [ 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集》，1918～1945D辑1卷，华盛顿1950年版第463页。 ] ，引起日本的不满。德国表面上同意日本要其停止向中国提供物资的要求，但拒不从中国撤出顾问团。 　　淞沪会战打响后，日本虽然一再增兵，战局依然胶着，上海久攻不下。日本为了速战速决，结束中日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做好对苏作战准备，发动了对华外交攻势，配合军事作战。1937年10月23日，日本外相广田向德国提出，希望德国斡旋中日谈判，10月30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命向中国政府表示，德国愿意斡旋中日谈判。11月5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转达了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蒋介石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要求。蒋介石拒绝日本的要求，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同意日本的条件，中国会发生革命，结果是共产党在中国占优势。第二，借助布鲁塞尔会议遏制日本侵略。 　　11月底，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蒋介石借助西方大国的幻想化为泡影。同时，日本逼近南京。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束手无策，终于同意与日本谈判。12月2日，蒋介石会见陶德曼，同意以日方条件为谈判基础，并要求德国参加谈判全过程。德国外交部接到陶德曼报告后，指示驻日大使狄克逊同日本政府联系。12月7日，狄克逊向广田提出德国关于中日谈判的建议，但由于此时日本已兵临南京城下，因而不同意照原条件谈判。 　　日本占领南京后，提出了全面灭亡中国的谈判条件。狄克逊认为，这些条件中国难以接受。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告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但国民党政府不敢接受。1938年1月13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指出：“经过适当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答复。”次日，狄克逊向广田递交了中国政府的复文，日本政府内阁决定不再与国民党政府交涉，致力于培植伪政权。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宣告结束。 　　1938年初，德国为了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英法美，开始急剧调整远东政策，一方面停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召回军事顾问，承认伪满洲国，另一方面又主动向日本提议缔结军事同盟。1940年夏，德国横扫西欧。日本认为欧洲国家已无力在亚洲同日本对抗，为南进提供了良机。第二次近卫内阁建立后，制定了强化日德意合作的政策。此时，德国迅速攻占英国本土的希望已经破灭，而且美国介入战争的倾向愈来愈明显，因而德国也急于同日本结盟。8月23日，德国派特使斯塔玛到日本，与日本就缔结以英美为对象的军事同盟达成了一致意见。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日本确认并尊重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意确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遭到未参加欧洲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国家攻击时，三国有从政治、经济及军事手段相互援助的义务。日本同意向德国提供战略物资，把美国牵制在远东。德国则将向日本提供武器装备。 　　1940年12月，希特勒已决策攻苏。因此，德国要求日本进攻新加坡，牵制英国，以有利于东进。德国还拒绝了日本企图通过德国的斡旋，达到日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目的，这说明德国的远东战略在对苏问题上，同日本的南进战略存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