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七，沈阳已进入凉秋时节。
夜，时针指向10时20分。突然，沈阳北郊传出一声巨响，打破了原有的祥和与宁静。黑暗夜幕里爆炸的“柳条湖事件”，顿时震惊了整个世界。
这就是史称的九一八事变。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深夜突然隆隆音响支那兵爆破铁路”
（奉天特电19日发）
18日午后10时半，在奉天北方一角，冒着黑暗，响彻了隆隆大音响，惊醒了奉天在住日本人。这是日支兵冲突的烽火。
在我满铁铁路，文官屯、虎石台中间一点柳条沟处，一地点上，大约300名支那兵安置了强烈的炸弹，爆破了我满铁线的一段。突发这件大事的同时，受到支那兵猛烈攻击的我方所属于满铁守备队的监视兵及时报告虎石台驻屯的河岛中队长，因而河岛中队长马上率兵乘军用列车迅速到达现场，这时粗暴的支那兵向着守备队猛烈开炮火。于是，奉天驻在的全体日兵下达总动员令。
谎言是踏入欺骗途径的第一步。
今天，读到朝日新闻号外上面的这段消息，人们不仅要斥责日本人自己炮制的弥天大谎，更应该清楚日本媒体报道的所谓事实，正是其罪恶阴谋的自白。
撒谎的人只会使自己受辱。但若追究起“假新闻”的责任，也不能全推给没有参与策划阴谋的日本记者。
只要认真看看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的夜里做了什么，谎言就会不攻自破。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陆军省来电）
18日午后10时半左右，由于暴戾的北大营支那军破坏了奉天北方的满铁铁路线，与赶来的我方守备队部分兵发生冲击。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已向发生战斗地点出动。
对于这一点，记者就在第一张号外上，抢先公布了“陆军省来电”。
电报的发出者名叫花谷正，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人之一。时任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陆军少佐军衔。少佐，即少校，在军界不能算显赫。因此，花谷正在9月18日晚间发出的电报，是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
“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日本守备队遭到袭击。”中国军队爆破铁路的谣言，除了为了欺骗舆论，蒙蔽国际视听寻找借口外，还为关东军自身责任作解脱——事涉动用部队与别国作战。因1919年发布的《关东军司令部条例》中，就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独自决定动用部队行使用武力，但应立即向陆军大臣的参谋总长报告。”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就引起那场战争的“柳条湖事件”来说，就连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都没能弄清铁路究竟是谁炸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后，花谷正也许是良心发现，在自己撰写的回忆录中揭露出事情的原委承认：“他们以巡视铁路为名，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边选了个离兵营约八百米往南去的地点。”
此前，他们已经选好了炸路地点，剩下的只是实际操作了。10时20分，河本一伙点燃了安放在铁轨接头的“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后来就是一声巨响。
今天，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柳条湖事件”的真相无可辩驳。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支那兵也派增援部队，猛烈抵抗。”
（大连19日发）
根据支那军将官率领的兵力来判断，证明支那兵爆破满铁铁路及袭击我守备队是明显有计划的。我军占领北大营同时，支那兵派遣支援队，继续在抵抗。
贼喊捉贼。
几乎是在爆炸声的同时，河本中尉一面用报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一面命令部下向川岛中队长报告：“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正在战斗。”
日本兵营早已拆掉遮蔽炮身的铁棚。爆破声就是信号。标示好刻度的两门重炮，开始射击。
枪炮声顿时响彻沈阳的上空。
日本人动手了。可号外里提到的“300名支那兵”，其实一个也没有。
既然在炸毁铁路的当时，中国士兵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号外中提到的“满铁守备队”受到中国军队的进攻，也就无从谈起。至于“向守备队猛烈开炮”的细节，就更是信口雌黄了。
其实，日本人视南满铁路为生命线，因此，铁路必须炸得“恰到好处”，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能使交通运输瘫痪。日本人可谓绞尽了脑汁。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满铁车站正当从长春开过来的客车进站，造成了大混乱，居住附属地也出现了混乱状态。由于警察、青年团、自卫团、青年训练所等人齐出动，承担警戒，控制住了动摇的局面。
奉天在留的日本人，感到了极度兴奋。
据此号外报道和经后来证实：9月18日晚10时40分，从长春经南满铁路开过来的列车，正点抵达沈阳车站。此前仅仅七八分钟，列车在断口处一阵摇晃后，通过了刚刚爆破的路轨。可见，爆破部位、长度的选择，都是经过精心谋划的。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刊登的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第一篇报道，就在这样的谎言中面世了。倒是文尾那句“奉天在留的日本人，感到了极度兴奋”，不经意间暴露了当时日本关东军将士们，包括在乡军人的真实心态。
日本的在乡军人，亦属于准军事力量。
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人数在2万人左右。
居住在满铁附属地内的日本人还纷纷组织所谓的“自卫团”、“义勇团”、“青年团”。
在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中，这些组织在运输武器、弹药，构筑防御工事方面所作的贡献，尤为显著，成为关东军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得力助手。
九一八事变，在贼喊捉贼的爆炸声中，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序幕。
令爆破第一线的河本中尉感到意外的是，爆炸声虽然震动了北大营和沈阳城，却没有发生预先设想的“交战”场景。怕败露出实事真相，情急之下，河本等人采取了第二套方案：将三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的尸体摆放在现场，将此作为被击毙的爆炸铁路“凶犯”。
然而，是谎言就要露出马脚，引发了公众的怀疑。
事变发生后，中国方面随即指出，所谓中国士兵尸体，为日军“枪杀十七日雇佣之华丐十数人，衣以中国军人服制，复用刺刀刺破军衣，拍摄照片。”
9月19日，美国记者乔·毕·巴鲁从上海专程赶到沈阳柳条湖现场进行调查。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促使他决心将一个真实的“柳条湖事件”呈现给世人。十几年后，在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巴鲁尊重事实地说：“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到一百码的地方……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
日军占领沈阳后，竟得意忘形地在爆破处竖立起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昭和九月十八日支那兵线路爆破地点”。
时至今日，柳条湖事件已经真相大白。日本人当年有意遮掩、诋毁事实的做法已经遭到唾弃和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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