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事变的第二天，日军摇晃着太阳旗，在沈阳横冲直撞时，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宣言揭露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蓄谋已久的阴谋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当时曾参与文件讨论的赵毅敏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党是秘密的，又不能登报，不像现在。当时省委把文件刻印出来后，通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在街头热闹的地方偷偷一撒，带到学校往同学的书桌里一塞，宣言就发出去了。”
９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引导民众到反帝的斗争上去。就是在这同一天，匆匆忙忙刚从“剿共”前线返回南京的蒋介石发表演说，提出“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中共的决议充分表达了东北各族各界同胞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响彻了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和大河上下。
张学良接替父任主政东北时，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拒毒联合会等爱国抗日的群众组织，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曾开展了一系列使日本帝国主义为之恼怒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心存报复的日军，便按开列的名单，到这些组织的办公地点进行搜捕。
其中的主要负责等人，已无法在沈阳留居，拥挤在同样行色匆匆的难民中，先后流亡到北平。
一行人到张学良的北平行营，恳望张学良率子弟兵杀出关外，抗击外侮，收复失地。但昔日敏捷果敢的张学良，眼下思虑重重，处在矛盾的漩涡之中。虽然国难家仇集于一身，但恐违背了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他仍持听候中央指示的态度，寄希望于“国联”主持公理。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支那也承认日本方案，央求百方，无人理支那的主张。”
（巴黎特电21日发加急报）
在21日公开理事会席上，支那代表施肇基氏承认了日本的共同派遣调查员的提案，决定撤兵没期限，但希望迅速完成可行的撤兵。
支那代表对日本没有大骂，老老实实接受是使人意外的。据说是支那一直在理事会召开的之前，还抱着立即撤兵的主张，根据第十五条要控诉，哀求了各国，向议长普利安氏提交了书面意见，但支那哀求的联盟事务总长吐拉蒙氏和普利安氏，完全不采纳，反而批评支那，日本已有了具体的解决方案。支那反对圆满解决事态的建设性方案。提出十五条等破坏性提案是岂有此理。无计可施的支那，在21日晨到吐司大使处多次恳求说，要提出十五条，吐司大使拒绝说，十五条的问题是属于联盟范围，不在美国参与的事。支那知至今无一人支持支那的立场，认输接受了日本方案。
此时，号外上报道的“国联”消息，及时为鼓动日本侵略张目。得已领略了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深痛枪炮下沦陷的东北各界爱国人士，闻听了张学良的苦衷和心态，无言劝对，很是失望。
九一八事变一周后，原“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等抗日团体负责人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高崇民、卢广绩等人，在抗日爱国思想的支配下，召集流亡在北平的东北界代表和爱国人士，商讨发动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动员群众起来抗日，以及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问题，以便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复土斗争。到会人员均表赞成。
当年，奉天会馆坐落在北平西城西单旧刑部街（今民族饭店位置）。明代，此街因刑部在此而得名。清代刑部移迁，此处仍延续称名旧刑部街。
9月27日，大会成立那天，到会人员极为踊跃，齐聚奉天会馆，与会的500余人，群情激愤，坚决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遂决定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会址设于奉天会馆。
此即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救亡组织。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的第二天，便在发表的宣言即《告东北民众书》中，一针见血地痛斥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九一八事件，“以与倭奴决一雌雄”，这是“为民族生存，国家安宁”所进行的“最后之战”。
救国会成立后不久，曾组织“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经由上海，赴南京请愿，要求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在中央军校见无法回避了，才迫不得已在礼堂接见了请愿团，蒋介石接见时却说：“静候中央处理，依靠国联正义制裁。”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接受我方代表提议的调查员派遣方案。
普利安议长表扬说，“方案既具体又明确”。
（巴黎特电21日发加急报）
21日午后四时三十五分，召开了联盟理事会公开会议，首先普利安议长提出希望，日支两国根据九月三十日的决议，能得到解决。然后芳泽代表提案，派遣共同调查员，普利安氏支持这方案作演说之外，平稳结束了。最后，议长普利安氏声明，把日本的提案作为原则，接受它，今后决定细节问题后定决议案。会议在六时十五分散会。
而“国联”的一纸决议，丝毫无碍日本侵略者的我行我素。昨日的惨痛，今天的状况，激起了国人更大的义愤。
请愿团群情激愤，递送上请愿书后，痛陈东北民众水深火热之痛苦，责问日本拒不执行国联要求日军撤兵的决议，政府该做何打算。站在台上的蒋介石说：“你们所责难的话未免过火，至于最后所问的具体办法，则容俟当面答复各代表，不便当众宣布。”
蒋介石面露愠色地急忙退入后台。也许缘由维护尊严，也许为了表明观点，十几分钟后，他又返身回到台上，对大家说：“不要听信谣言挑拨，要镇静听候中央处理。”“到必要时候，中央一定抵抗，还要依靠国联正义制裁。”说完，在军警的保护下离去。会场内顿时群情鼎沸，呼喊叫骂之声，不绝于耳。
请愿的结果如何呢？当年请愿团领导人之一的卢广绩，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就在这天夜里，警察突然闯进了我们住宿的金陵大学请愿团驻地，硬说我们这里有共产党撒传单。我们根本不清楚这件事，也未看到什么传单，最后警察也没检查出什么。对此，我们非常气愤，曾严厉指问当地国民党当局：“我们向政府请愿有什么罪？”
第二天一早，请愿团在关码头离开南京时，中央军校二三百名东北籍学员，有组织地赶来送行。当队伍过江时，船上的离去人，岸上的送行者，无不热泪潸然，心头萦绕着亡土亡家之痛。
“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返回北平，痛定思痛，认识到唯有将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抗击侵入家中的强盗，才能在救亡图存中有所作为。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武装占领沈阳直至整个东北后，东北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抗日。救国会对这些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成分主要由共产党、工人和农民组成，还有学生、知识分子、军人、警察、士绅和绿林人物。虽然其成分复杂，队伍称谓不一，举义规模有大小，地域有别，但都把他们划为义勇军的范畴。辽宁境内的抗日义勇军除了58路和20余支队外，还有许多支自发的抗日武装，如大刀会、农民抗日军、山林队、民团等抗日队伍。总人数约30万人。
对此，号外报道了侵略者对义勇军露骨的仇恨。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七年一月二日
“支那义勇军的内情，其兵力弄清楚”
（奉天特电1日发）
关于北宁支线沿线的支那义勇军的内情，根据辽宁义勇军第二旅第九大队本部没收的文件，及据士兵谈话综合一下，田家坟附近的兵力是干部18，下士398名，干部全是官兵，各手下配置土匪头目，从锦州军接受弹药的供给之事已弄清了。另外，调查写给土匪德好的一封信，奉天省里少有14处义勇军总本部，一本部为九大队组织，推测义勇军总兵力为5万，他们是以公安队为中心编制，以对日抗战为目的。这些义勇军势力范围达郑家屯方面。捉人质，掠夺金品等，做无限暴行。
抗日义勇军是在血与火中产生的民族英烈。正是这些抗日义勇军把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在斗争才孕育了《义勇军进行曲》。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利益和祖国的尊严。
面对穷凶极恶装备精良的日军，抗日义勇军组织分散，装备低劣，他们最后失败了，但他们将永远得到人们的歌颂和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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