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民族英雄。他在总结自己的经历时说过：“我能够毁家纾难，舍身报国，拒绝利诱，见危受命，这样来抗日救国，这正是党给我的感召”。 　　吉鸿昌从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走过了许多艰辛曲折的路程。 　　1913年8 月，西北军冯玉祥部到河南郾城招兵。一个宽脸庞，大眼睛，体格魁梧的青年，跟在一行青年的后面，挨个接受体格检验，一下就被选中，当了一名士兵。他就是吉鸿昌，当年18岁。 　　吉鸿昌，幼名恒立，字世五，1895年出生于河南扶沟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幼年时曾入私塾读书，后在杂货行当过学徒。他性格刚强，能吃苦耐劳，当兵后打仗勇敢机智。1915年秋，冯玉祥部回驻长安（今西安），每日早晨操练前，冯玉祥总要坐在司令台上问：“弟兄们，我们是谁的军队？”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有一天早晨，冯玉祥又这样问士兵。话音刚落，只听得吉鸿昌大声喊：“我们是洋人的军队！”顿时，全场骇然。冯玉祥很震惊，命卫兵将他带到台前，问道：“你为什么说我们是洋人的军队？”吉鸿昌答道：“听洋人的话，替洋人打仗，信洋教，为啥不是洋人军队？”冯玉祥又问：“你这个小伙子，难道不怕洋人吗？”吉鸿昌理直气壮地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干么要怕洋人？”冯玉祥很赞赏，问其姓名，即令释去。次日，部队取消神甫制，又挑选精壮士兵数十人，成立学兵连，让吉鸿昌赴该连学习。 　　1917年，冯玉祥成立手枪队，吉鸿昌被提拔为手枪队的连长。1921年提升为营长。1924年9 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奉军15　万，进兵山海关，直系军阀吴佩孚命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迎战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冯玉祥面对前唯死路，后无生计的绝境，倒戈回师，于10月22日发动北京政变（亦称“首都起义”），23日在北苑决定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转向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道路，“誓将为国为民效用”。1925 年春，冯玉祥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职务。同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都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长。当时，冯玉祥在张家口国民军总部和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取名新材）大院开办了营以上军官轮训班，学习三民主义。吉鸿昌在这里结识了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宣侠父、陶新畲等，开始接受革命道理。 　　1926年9 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重振军威，组织国民军联军，并于9 月17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时任五旅旅长的吉鸿昌率部为西北军先锋，从兰州出发，首先赶到西安外围，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于11月27日打败刘镇华镇嵩军，终于解除西安之围。五旅编为第十九师，吉鸿昌任师长。 　　1927年4 月，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出师潼关，数路东征，同南方北伐军呼应，夹击奉军。吉鸿昌率部取洛阳，克矾县，强渡黄河，占领新乡，一路打了许多胜仗，十九师被誉为“铁军”，吉鸿昌成为西北军有名的闯将。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的政治态度急剧右转，特别是6 月10日至11日冯玉祥、汪精卫郑州会议，6 月19日至21日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议后，冯玉样转向反苏反共，在其所辖区和部队中“清党”“送客”，将一大批共产党人“礼送出境”。吉鸿昌由于在同共产党人的交往中，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在十九师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因而十九师番号被撤销，吉鸿昌被调到北平陆军大学特训班学习。1928年秋任三十师师长，奉命赴甘剿匪。 　　1929年夏，吉鸿昌率部进入宁夏，任宁夏省主席。蒋介石想拉拢吉鸿昌，用飞机给他空投了“第九路军总指挥”的委任状。吉鸿昌气愤地撕毁委任状，说：“蒋介石和我们算是哪一门子亲戚？”他在自己的像片上写道：“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整顿军队，把原佟麟阁第十一帅和门致中第七军合编为第十军，自任军长。他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自任开发西北总指挥，决心为民兴利除弊。这年年底到1930年初，第十军缩编，恢复第十一师，古鸿昌重任师长。 　　从1930年4 月起，阎锡山、冯玉祥同蒋介石在河南、山东交战，十一师被调往前线作战，打破了吉鸿昌开发西北的梦想。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下野，其部队被蒋介石改编成二十二路军，吉鸿昌被任命为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三十师师长，调往河南信阳。 　　这年底，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派遣吉鸿昌率部移驻潢川，进攻光山，商城一带的红军。吉鸿昌对于“剿共”虽然反感，仍然服从了命令，参加了对苏区的进攻。在与红军作战中，部队遭到挫败，这引起了他的深思：红军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他化装秘密进入苏区调查，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回部队后，以种种托词按兵不动。蒋介石派特务冷欣任二十二路军高级参议，督促、监视吉鸿昌的行动。吉鸿昌采取虚张声势的办法，在苏区周围绕圈子，编造假捷报、上报蒋介石。蒋介石接到冷欣的密报，急调陈诚等十几个帅的兵力逼近吉部。吉部决定在潢川马上起事。但遭到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等人的反对，起义计划失败。1931年8 月，吉鸿昌被解除兵权、令其“出国考察”’。他将要启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请缨杀敌，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9月23日，吉鸿昌怀着“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悲愤心情，含泪登船，离开上海。 　　吉鸿昌先后到日本、欧美十多个国家进行考察，写成了《环球考察记》。 　　1932年1 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后，即乘船回国。 　　于2 月28日到达上海。在上海找到中共组织，按照党的指示，他北上天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8 月，他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打算收集旧部，倒戈投奔红军。但不料原旧部大部分已被蒋介石或收买，或改编。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三十师一个团奔向苏区。但在中途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义失败，只有吉鸿昌和少数人突围，进入苏区。在黄安县（今红安县）长冲，他们受到沈泽民，徐海东等人的热情接待。不久，吉鸿昌经上海秘密回到天津，组织抗日军队。他毁家纾难，拿出6 万元购买武器弹药，同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通电全国，主张动员全国一切力量武装抗日。 　　1933年5 月26日，冯玉祥就任同盟军总司令，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兼察哈尔省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以及北路前敌总指挥。6 月22日，吉鸿昌率部出张家口大境门，到达张北县，于当日午后3 时克复康保县城，缴获日伪军大批马匹及军用品。是时，日伪两军主力盘踞沽源、宝昌，严密布防。吉鸿昌奉命率部冒连绵阴雨，忍饥挨饿，长途跋涉，向宝昌推进，于7 月1 日同伪军展开激战。吉鸿昌命令部队在合围宝昌之敌的同时，对伪军展开政治攻势，晓以大义，许多伪军士兵携械来归。薄暮时分，3000　名伪军弃城北退多伦，同盟军一举收复宝昌、沽源，俘获甚众。 　　吉鸿昌在给总部的电报中表示：“誓以一腔热血，努力迈进。与其怕死偷生而生也痛，孰若赴义以就死其死也荣。”7 月5 日，他在沽源附近的大柳树村召集同盟军前线主要将领会议，决定分三路进击多伦日军。7 日，各路同盟军直捣日伪在热察的军事重镇——多伦。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他吟诗抒怀：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然而多伦城池坚固，敌人火力猛烈，同盟军进攻受阻。吉鸿昌赤裸膀臂，手提大刀、盒子枪，亲率敢死队匍匐前进，爬城3 次。10日夜，吉鸿昌暗遣副官及精兵40　余人，扮作客商，分批潜入城内，其中大部分扮成回民，分住城内五所清真寺中。12 日子夜，同盟军乘天色黑暗，敌机敛迹之际，全线猛攻。吉鸿昌袒臂大呼，率部勇猛冲锋，喊杀声惊天动地。潜入城内的士兵鸣枪响应，内外夹攻，与敌军巷战肉搏3 小时，终于收复了沦陷72　天的多伦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首次攻克日军据点，因而中外震惊，举国欢腾。至此，同盟军收复察东4 县，自己阵亡312 人，击毙日伪军千余人。全国各爱国抗日团体，以及朱正桥、蔡廷锴、李烈钩、程潜、蒋光鼐、李济深等力主抗日的知名人士，纷纷致电函贺多伦的收复，并踊跃捐助慰劳。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汉奸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相勾结，阴谋扑灭察哈尔的抗日烈火，命何应钦派重兵大举进攻察哈尔，“围剿”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与同盟军各将领联名发表通电，谴责南京政府，表示“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此志不渝”。然而，在南京政府的高压逼迫下，抗日同盟军处境已相当困难，冯玉祥被迫于8 月4 日下野。 　　9 月底，抗日同盟军在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遭判失败。 　　吉鸿昌在押往北平途中逃脱，辗转回到天津，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 　　1934年初，吉鸿昌由宣侠父陪同，秘密赴上海，王世英代表中共临时中央和吉鸿昌谈话，秘密举行了吉鸿昌的入党仪式，同年5 月，吉鸿昌出面在天津组织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建立有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歧等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吉鸿昌任中央委员及“大同盟”内中共党团领导成员。他在天津法租界霞飞路40　号住宅，成为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不久，这里的活动被特务发现，他又在国民饭店开了房间，做为联络点。 　　1934年11月9 日晚，吉鸿昌在国民饭店以打牌为掩护，同广西李宗仁的代表秘密会谈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枪击，臂部受伤，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11月14日，他被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关进五十一军陆军监狱。 　　中共组织多方营救吉鸿昌，他的旧部一些官兵准备在吉鸿昌押往北平途中劫持囚车。吉鸿昌得知后，要求组织停止营救行动，以避免无谓的牺牲。11月22日，他被秘密地押解到北平。 　　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军法会审”时，吉鸿昌大义凛然，把法庭变成了宣传抗日的讲堂。何应钦问“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吉鸿昌义正辞严地答道：“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当问到“为何加入共党，危害国民时，他坦然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我们党的主义和政纲而奋斗。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劳动群众、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里，这正是我的光荣。你们说我们党是‘危害民国’，试问你们又干了些什么？你们当政七年来，掀起了无数次的内战，酿成了空前水旱浩劫，断送了东北，断送了热河，又快要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曾危害民国？哪一样不是危害民国？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不避牺牲，不辞艰苦，正是为了保护民国。”11月24日，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走上刑场。就义前，他在刑场上用树枝作笔，在地上写下了气壮千古的诗句：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写毕，他喝令敌人：“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并冲着执刑的刽子手说：“我为抗日死，死的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的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怎样打死我。”他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吉鸿昌被定为全党褒扬的革命烈士。1984年，在纪念烈士牺牲50　周年前夕，河南扶沟人民在烈士陵园吉鸿昌事迹陈列馆前，为烈士塑了铜像。 　　（据穆欣、胡华的文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