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绝人性的“四·一二”大扫荡





  
  1941年4月12日至20日,日寇对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史称“四·一二”大扫荡)。在大“扫荡”的9天里,日寇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使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遭到了旷古未有的大浩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位于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在华中和华北的结合部,地处华中、华东、华北和延安的交通要道,“对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扼往日军南下和西进,起着很大作用。”①特别是地处边区中心的内黄、高陵、卫河、顿丘(后三县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新设县)等沙窝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9月,杨得志、崔田民同志根据18集团军总部的命令,率115师344旅一部,翻过太行山,从豫北的淇县、汤阴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在滑县同先期到达的689团会合。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内的伪军和土顽部队,开辟了沙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区党委、行署、军区、分区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军工厂、印刷厂、炸弹厂、医院、银行等,都驻扎在硝河两岸的邢固、千口、店当、柴村、杨固等村。沙区成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斗争的中心。广大军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利用沙岗、枣林,开展游击战争,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并对开封、新乡、安阳等重要城市和敌之交通要道平汉铁路形成了严重威胁。为此,日寇把冀鲁豫边区沙区抗日根据地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时刻妄图将其彻底摧毁。为了解除我军威胁,日本侵略军从1940年6月开始,对我沙区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系列清剿,其中规模最大,使我根据地损失最严重的是“四·一二”大扫荡。

  1941年4月12日,日寇调集主力35师团、独立第1混成旅团、骑兵第4旅团和李英、杨振兰、孙步月、程道合等部伪军,以及司华生、韩老俊等土顽部队,总计1.5万余人,配重炮20余门,汽车、坦克110多辆,飞机两架,分五路向沙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妄图一举歼灭我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垮沙区抗日根据地。

  敌人这次“扫荡”的特点是:“一、大分进合击与小分进相结合;二、集中全力‘扫荡’一点(沙区);三、夜行晓袭,寻我主力决战;四、反复派人或用火力进行严密的搜索,夜晚用探照灯照射,企图使我无处存身;五、在次要方向大造‘扫荡’舆论,以便在主要方向采取秘密突然的行动;六、伪装我军,制造混乱;七、先占领我边沿村落,后以主力合围,层层包围,向内收缩,造成我难以突围的局面;八,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②

  开始时,日寇为了迷惑我军,采取了试探性的战斗,首先派出国民党“剿共第1路军”李英部约2000余人,从内黄县的东庄集出发,南犯野庄、次范等村;同时,伪24路军扬振兰部的一个旅和伪孙步月部约800余人,在日寇配合下,从浚县的黄辛庄出发,经花固直驱卫河东岸的安化城。安化城距当时我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小槐林村只有五华里之遥。来势汹汹的敌人,对我军事指挥中心威胁很大,我二纵队主力一部投入战斗,迎击敌人。当这股伪军即将被打垮时,事先集结隐蔽于沙区周围的日军主力突然向我猛扑过来。

  4月14日,西路敌人从安阳出发,至五陵渡过卫河后,又分为两路;东路敌人从濮阳经马辛庄至后河;北路敌人从南乐经清丰至内黄;南路敌人从白道口出发,经白毛、大小柴村至后河。五路敌人向内黄以南、滑县以北、濮阳以西、卫河以东的沙窝基本区正式进行“铁壁合围”③。这天傍晚,日伪军的坦克、汽车和骑兵蜂拥而来,炮弹接连不断地落在小槐林村周围,爆炸声震耳欲聋,整个沙区浓烟滚滚,烈火在大风中冲天而起。在烈火硝烟中,杨得志司令员和崔田民政委,率领机关和部队就地隐蔽,待机转移。

  夜幕降临后,杨得志、崔田民率领机关和部队,借助于夜色和大风的掩护,从两路敌人中间,穿过南清公路,迅速转移到了南乐县的草帽仙庄一带。其后跳到观城地区,使敌之歼灭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阴谋破产。但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的我四团二营,在近百倍日伪军的合击中,经过反复冲杀,只突围出来五连的部分同志;六、七两个连的200多名指战员,抱着宁肯自己战死也要掩护大部队转移出夫的决心,同日、伪军搏斗了一天一夜,全部光荣牺牲。

  日寇企图寻找我主力决战的目的落空后,在4月16—18日,采取“大合击”、“小包围”、“反复扫荡”、“严密封锁”等手段,纵横搜索沙区,杀人放火,抢劫财物,砍树毁林。穷凶极恶的敌人,象发了疯的野兽,每到一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财物就抢。杀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制造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无人性的暴行记录。

  4月16日上午,日寇在千口村路北刘家胡同的一个楼院里,安上了独立第1混成旅团司令部。他们把在枣林里搜捕的1000多名群众,驱赶到刘景佩家的场院里,强迫大家都躺倒,一层一层的摞起来,鬼子兵在上面踏来踏去,往人们身上屙屎撒尿,泼开水,然后用机枪扫射屠杀,在此之前,他们把另外数百名男女群众,赶到千口村东南硝河坡的一座碱庵子旁,逼人们脱光衣服,大家不肯,日、伪军就用皮鞭、棍棒毒打,用机枪扫射,骑着马在人们的尸体上狂奔乱踏。

  4月17日,日寇和伪孙步月部,把杨固村的100多名群众围困在一块不到110米大的枣林里,四面架起机枪,逼他们砍枣树,50多名群众被敌人的机枪打死。与此同时,敌人把土镇、桑村、成布等村转移到枣林里的900多名群众,全部押到杨固村的一个空场上,当场用机枪打死300多人。他们把侥幸活着的群众用绳子捆住手脚,分别投进六眼水井;水井填满了,再压上沉重的石磙子、碾盘,又用炸弹把石磙、碾盘炸碎,然后用土把井口封死。在杨固村东头的水沟和村西头的道沟里,日寇和匪徒们往挤得转不过身的五、六百名群众身上泼开水,浇汽油,点上火,用机枪扫射。该村胡九妮的母亲同敌人争夺两只母鸡,被敌人用刺刀挑死;九妮去拉母亲,敌人又朝他开了枪,妻子怀抱两岁的孩子扑上去堵住枪口,被一枪打死,孩子被敌人撕成两半。敌人闯进米秋景家,用刺刀扎死了秋景的奶奶;秋景的姐姐正烧火做饭,被敌人一脚踢倒,抢过怀里的孩子,扔进了开水锅里活活烫死。

  日寇的骑兵在夹河把60多名群众,一个个用刺刀挑死。安山70多岁的老母亲竟被敌人砍成了8块。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太太,被开膛破腹。

  在南丈保,敌人把20多名群众关禁在一座屋子里,锁上门,放火烧死。有一个卖豆腐的老头,被割耳挖眼,掏出五脏六腑扔在大街上。

  在土镇,有两个小孩,被日寇扔进火里烧死,敌人却由此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在余庄,敌人把7个老百姓套在一辆大车上,牛马一样驱赶作乐,让他们在大街上往返奔跑,最后用刺刀一个个挑死。

  在东丈保,一个4岁的女孩被敌人剥了皮,挂在村东头水坑边的一棵大树上。

  在成布,敌人把从沙窝里搜捕的40多名群众,一个个捆起来,扔进大坑里,用炸弹炸死。同时被搜捕的还有20多名青年妇女,敌人把她们的衣服扒光,在大街上寻欢作乐,最后用机枪打死。这些“法西斯匪徒们对我们妇女同胞(包括老妇和幼女)所犯下的罪行,是代表人类文明的文字所无法记述的,凶残的野兽看到他们的暴行也会大为震惊的!”④

  敌人“扫荡”过后,沙区到处是惨死的尸体,据冀鲁豫军区随军记者团1941年5月1日调查统计,仅南丈保、大堤口、余庄、东丈保、薛村、破车口、袁六村、温邢固、成布、土镇、杨固、桑村、夹河、马集、千口等15个村,就被杀死1477人,致伤残129人,失踪258人,被杀绝48户。其中土镇一村就被子死296人,失踪41人,被杀绝21户。⑤

  敌人为了彻底摧毁我沙区抗日根据地,在大屠杀之后,接着便是大烧大抢。据冀鲁豫军区随军记者团调查统计,方圆50里的沙窝基本区,被烧毁村庄141个(全部变为一片焦土的80个)。其中年黄县有南丈保、东丈保等83个村;高陵具有邵村、薛村等40个村;顿丘县有胡士文村、张咀等15个村;卫河具有大王旦等3个村。内黄县被烧毁房屋21159间;高陵县被烧毁房屋22844间;顿丘、卫河虽无详细统计,但也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其中内黄县的干口村被烧毁1350间;南丈保烧毁1432间;土镇村只有987间房屋,被烧毁的就有973间;王张固村共有38户,除一户幸免于难,其余全部被烧光;成布村连鸡窝、猪圈都被烧得净光。

  在大杀、大烧的同时,敌人用“到河东发八路军的洋财去”等口号,诱骗和胁迫卫河以西的人们,到沙区来抢掠财物。仅内黄、高陵两县就被抢走和烧毁粮食132396石(军队损失尚不在内)。红枣、花生是沙区的两大特产,敌人每到一村,就把所有的红枣和花生种子拉走或全部烧毁。抢劫的被褥、家具、粮食、红枣、花生、猪、羊、鸡、鸭等用大车拉走。

  除此之外,敌人还带着斧头、钢锯,到处砍伐枣树和其他成村林木。据统计,全沙区被毁枣树及林木128000余株。其中千口村被砍3349棵;破车口的枣树被全部砍光;从丁村往西直到桑村,绵延数十里的枣林残留无几。被砍倒的树木,大部被烧毁或用汽车拉走,所剩部分横七竖八地满地皆是,使遭劫后的沙区显得更加凄凉。

  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机关在沙区建立的“四·一二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之公墓”。碑记载:“日寇撼扰以来,..内黄、顿丘、高陵三县交界地区,被焚一百四十二村,毁房五万余间,殉难民众四千余人,炸毁水井百数十眼,砍伐树木数十万株,民间财物被掠一空。其杀人之惨,实开人类史上所未有。如在千口,以机枪集体扫射,死近千人;在杨固,填满水井六眼,死千余人;薛村沙窝,搜杀避难民众,亦约千人。..婴儿活被撕裂,妇女奸后剖腹,以及逼驱男女于一室,辱打之后,放火焚毙者,比比皆是。劫后尸体纵横,血腥遍野,断井颓垣,瓦砾焦土,完物为之无存,极目一片荒凉!”

  冀鲁豫边区沙区遭到的大破坏,是日寇侵略中国的缩影,这碑文是沙区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泪控诉!

  在“四·一二”大扫荡的时候,曾是我八路军游击队宣传队员的周玉铭同志,因为当时年龄小,不能适应激烈的战斗环境,被桑村一农户张广彩老人收养。这次日寇的大屠杀,他是幸存者之一。当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先生于1982年9月访问他时,他叙述了冀鲁豫“四·一二”大扫荡的情况,现将他的谈话录音节录如下:

  1941年4月12日夜,日军完成了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包围之后,烧掉了所有的村子,见人就杀,见东西就全部抢走,揭开了“三光政策”的战幕。

  我寄住在张广彩老人的家里,那个村叫张桑村,村子的位置是在沿黄河支流的滑县北部,那里盛产红枣和苹果。张大爷一家三口人,老两口和一个与我差一岁的女儿。

  4月12日的白天,当日军来到村里的时候,我们四人藏在村外树林里一个冬季贮存食品的地窑里了。

  ..这时八路军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在村子里。我们白天隐藏起来的时候,听到从村子方向传来的掠夺的喧嚣声和村里人的悲惨叫声,在地窑还看见了村子被烧而冒出的浓烟。一直到晚上9点钟左右,惨叫声才逐渐乎息。看来日军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我们回到村里看看情况,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家和其他人家的房子还正在燃烧着。路上、房前、屋内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村民尸体。

  我的养父张大爷以前认为日本人只杀八路军战士,现在看到连农民也惨遭杀害,决定离开村子出走,张大爷带着妻子、女儿和我打算沿着靠树林的小道逃出日军的包围圈。当我们沿着枣树林小道走了约两里地时,日本兵发现了我们,用日语问了一句什么,我们四个人不顾一切地从日本乒那里逃了出来,可是由于当时张大爷和我牵着手,张大爷的妻子和女儿牵着手,所以我们逃跑时跑散了,张大爷和我走了一夜终于逃出了日军包围圈。

  我们的根据地,东西30里,南北10里,包括几十个村庄,大约有8000人被杀害了,没来得及逃走的全部遇难,受害最严重的有内黄、濮阳和清丰等地,据八路军游击队调查,在一个村庄里,日军将村民全部赶进一间大屋子,然后堆上柴火全部烧死,尸体达400具。

  日军还使用各种方法,把村民逼进井里,从上面投下手榴弹,或从井上投下大石头杀害村民。有一口井,曾经找到72具尸体。我进到一家院子里,对其家庭成员虽不很清楚,但从看见的情况推测,一个可能是父亲的人被刺刀刺死在院子里,尸体被推进了厕所的粪坑里,院子旁边的身上缚着的可能是儿子的尸体,身上有七处伤痕,都是被刺刀挑的,在附近的地上躺着一个下半身裸体的20多岁的年青妇女,这可能是媳妇,尸体上有十余处刺刀的伤痕,从情况判断,她是被强奸后杀死的,她的乳房上趴着一个不到一周岁的婴儿尸体,看那样子,婴儿抓着母亲的乳房,似乎正在呼喊着“妈妈、妈妈”时死去的,婴儿的后背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三处被刺刀刺入的痕迹。

  村中所有的水井,水沟里都堆着尸体,当我们回到村子里来的时候,住的房子被烧毁了,吃的东西被抢光了,甚至没有水喝。

  直到今天我回到村里时,当年看到的悲惨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我的养父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他的妻子和女儿,最后在最初藏身的树林的地窑里,找到她们两人的尸体,估计可能是由于大娘过于疲劳走不动了才回到了地窑。

  1973年,我47岁时,访问了张桑村的张家。我的养父——救命恩人张大爷,后来又结了婚,并有了三个孩子。村子的周围都是坟墓,墓上插着白幡。村子里现在已是绿树成荫,长满了枣树和苹果树,人们过着俭朴、幸福的生活⑥

  注释

  ①见杨得志著《横戈马上》,第221页。

  ②见杨得志著《横戈马上》,第252页。

  ③上述“扫荡”路线引自冀鲁豫军区随军记者团1941年5月1日通讯稿。

  ④见杨得志著《横戈马上》,第250页。

  ⑤见冀鲁豫军区随军记者团1941年5月1日通讯稿附件《敌灾最惨之沙区十五村被害概况》。

  ⑥见(日)森森诚一著:《食人魔窟》第三部中《尸山血河之村》。

                           (豫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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