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9月到1945年8月，大同煤矿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那时，日本侵略者公然称大同煤矿为“东亚热源”、”大东亚共荣圈内战争资源之中核地带”，疯狂地对大同煤炭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采。八年来，日寇实行灭绝人性的“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掠夺煤炭1400万吨，致使6万多矿工被摧残致死。如按日寇掠夺大同煤炭的数量计算，日寇每掠夺230吨煤，就要死亡一名矿工。当时，在矿区的荒郊野外，河滩山谷，废旧矿井等地形成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万人坑”。 　　大同煤矿究竟有多少“万人坑”，现在很难查出确切数字，仅据老工人回忆，比较大的“万人坑”就有14处。如忻州窑矿的杨树湾、同家梁矿的黄草洼、永定庄矿的大南湾、白洞矿的老爷庙、煤峪口矿的南沟等。 　　其中，煤峪口矿南沟“万人坑”是现存“万人坑”比较完整的一个。这个“万人坑”由上下两洞组成。上洞宽6.7米，深40多米；下洞宽4．5米，深70多米，洞内层层叠叠堆满了死难矿工的尸骨。从洞内尸骨的姿态看，有许多矿工没有死就被扔进了“万人坑”。他们有的还挣扎着向洞口爬行，有的还在愤怒地呼喊，有的则痛苦地抚摸着臂上的伤痕，还有的被截断了双腿，砍掉了四肢，击穿了头颅，扭折了脊骨，洞中情景惨不忍睹。 　　在大同煤矿，日寇经常叫嚷：“宁肯多出一吨煤，不怕多死几个人”，“中国苦力大大的有”。出于这种狼子野心，日寇根本不考虑增加设备、改革技术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而只是一味地加紧掠夺，一切以多产、方便、省力、迅速为其宗旨。野蛮落后的生产方法，原始笨重的生产工具，不仅使矿工的劳动异常繁重、吃力，而井下的自然灾害如冒顶、水、火、煤尘、瓦斯等，更时刻威胁着矿工的生命。通风不良，掌子面的照明大都仍然是麻油灯和电石灯，很容易引起瓦斯燃烧和煤尘爆炸。在大得可怕的采煤工作面上，顶板压力很大，日寇却很少让打支柱，硬逼着工人冒死出煤。有的工作面冒顶了，日寇还逼着工人从百缝里爬进去往外拉煤。有的坑道水淹了，日寇还逼着工人涉水背煤，事故时时威胁着矿工，死亡时时等待着矿工。据老工人们说，那时矿上死个人真是太平常了，每个井口每天几乎都要往出抬死人。 　　1938年春，煤峪口矿九号掌子面透水，工人们发现后，都说会淹死人，不能再采了，可日寇根本不理会这些，硬强迫工人们进去采煤。一天，地下水突然冲了出来，把120多名矿工全部困在了井下。事故发生后，日寇不但不组织抢救，还用刺刀挡着，阻止工人们下井抢救。结果，这120多名矿工在井下被困了15天，除8人侥幸活命外，其余全部被活活饿死。 　　1941年6月，白洞西坑的一个采煤掌子面，因开采日久，又没有支护，顶板响了几天，眼看就要塌落，日寇却还逼着工人进去干活，结果，大顶落下来，70多个矿工全被压死。象这样的惨剧在日寇统治时期时有发生，而每次事故发生后，灭绝人性的日寇也是只顾抢救机器，不抢救人。1943年春天，忻州窑矿南四号采煤掌子面顶板塌落，压住8个工人，其中有个工人半截身子被压在石头下，人还活着，在场的日本鬼子为了让其他活着的工人去抢救机器，竟将这位半个身子露在外边的工人用刀活活砍死。 　　为了镇压工人反抗，日寇在矿区建立和强化法西斯统治网，他们收罗一些中国的民族败类，成立“矿警队”、“督察队”、“密探队”、“洋狗队”。“矿警队”是专门镇压工人的反动武装；“督察队”是专门抓捕工人的便衣警察；“密探队”是暗地监视工人活动的特务组织；“洋狗队”有几十条狼狗，是专门用来咬工人的。此外，日寇还派出大批宪兵驻扎各矿镇压工人。 　　在日寇残暴的殖民统治下，矿工们完全夫去了人身自由。那时，每天天不亮，鬼子和把头就到工人住的工棚去摧工。上工时，小把头在前领路，中间是跟班工头，两旁是持枪的日本兵，后边还有“撵房的”。有的时候，日寇还要带上洋狗在井口监督。在井下，矿工们每天劳动12至16个小时。渴饿了，就喝点井下的脏水。那时，日寇三天两日还搞什么“努力出煤日”。这一天，鬼子把头一齐出动，头扎红布条，手拿鎯头、皮鞭，强迫工人在井下干24小时的活，矿工们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稍有怠慢，便遭到日寇把头的毒打。 　　日寇和把头狼狈为好，对矿工进行残酷的剥削。据老工人回忆，当时矿工劳动一天，出了井发给一个饭牌，折合伪币伍角。一月到头，矿工所挣的工资超不过15无，而一个小把头至少在100元以上，大把头则高达千元，矿工们每月所挣的15元工钱，除被扣除“鞋帽金”、“铺底金”，甚至监工和把头用的印油也要矿工交纳什么“指绞料钱”以外，剩下的一点钱也不发给现金，而是发什么“专用引换证”，只能在日寇、把头开的店里买东西。 　　矿工们的生活苦到了极点。他们住的是大工棚，每间有三十多公尺长，四、五公尺宽，这么细长的房子，墙上只开了四个窗户，每个窗户既不糊纸，更不装玻璃，全用木板和铁棍封着，猛一看，跟监狱一样。屋子里两排土炕，要睡百十多人，多数矿工没有铺盖被褥，有的只是些席片、麻袋片、洋灰袋纸，煤块、砖头块当枕头。刚进屋的人，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屋子里长年不通风，不见阳光，不打扫，又阴又湿，加上人们身上散发出的汗臭，病人的屎尿，以及臭虫、跳蚤等，就是身强力壮的年轻后生住进去，用不多久，也得病倒了。工人们吃的就更不能提了，除窝头和黑豆饼外，就是用发霉的高粱、糠、花生皮等混合磨成的“兴亚面”。矿工们穿的都是破破烂烂，上下班一身衣服，千补百缀，补钉压补钉，没有替换，也常年不洗。就是这破烂衣服，有的工人还没有。到了冬天，他们只能用麻袋片，广告布、水泥袋纸连起来遮体防寒。 　　繁重的劳役，加上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大批矿工身染重病。那时，矿工生了病，日寇既不给医药，又不让歇工，只要死不了，就逼着下井干活。如果有谁再也挣扎不起来了，日寇就让“拉尸队”抬着扔进“万人坑”。 　　1942年春，矿区霍乱流行，成批的矿工病倒了。日寇怕影响出谋，便借口防止传染病，把那些被苦役和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矿工，强行拉进他们设置的“隔离所”。“进了隔离所，十有九不活”，不是被扔进“万人坑”，就是被送进“烧人场”。据当时“拉尸队”的副队长程重山供认：1942年，经他手扔进“万人坑”的就有200多人，其中有20多人是活着的。另据当时“拉尸队”的一个队员交待，过去每拉一人，可得一元伍角钱。说是“拉尸队”，实际上有许多人还恬着，也被扔进了“万人坑”。煤峪口矿老工人钱奎保的父亲就是被活着扔到“万人坑”的。1941年底，钱奎保和他爹、舅等一家8口，从河南汤阴被骗到大同煤矿，不到三个月，全家就有6口惨死在日寇手里。一天，他爹病倒在大房子里，鬼子查房时，发现他爹没上工，二话没说，举起鎯头就朝他爹头上打去，只见鲜血直冒，鬼子一挥手，几个拉尸的一拥而上，拖着就走，扔进了“万人坑”。 　　日寇为了掩饰他们的罪行，最初拉尸时，还用烂席裹裹，以后改用草绳捆，后来干脆用两个铁丝圈，一个套头，一个套腿，中间用木棍一穿，抬起来就扔了。据我晋西北地区1940年10月19日的《抗战日报》上的一篇消息说： 　　黄土沟是人们去口泉的一条捷径，往年路上的行人总是络绎不绝，今年这条路上几乎断绝了行人，即使有人走，也是寥寥无几，原因是黄土沟的死人臭气太大了。每天总有三、五个死人从口泉煤矿拉到黄土沟、这不是病死的便是自缢的或被打死的煤矿工人，总是浑身被剥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地躺在那里，让野狗、野狼信口大嚼，咬得血肉狼藉，有脚无手或有腿无头，伤心惨目，莫过于是。 　　除“万人坑”外，日寇还设置许多烧人场，其中较大的是忻州窑矿烧人场和四老沟矿烧人场。这些地方，常常黑烟滚滚，数以千计的矿工被活活烧死。矿工家属于大女一家5口，在日寇统治时期，跟随丈夫从浑源被把头骗到忻州窑矿。不到一年，大夫惨死在井下，看靠17岁的大孩子在井下背煤度日。后来大孩子病了，日寇硬说是传染病，把他拉到烧人场活活烧死了，几天后，13岁的大女儿也被拉丢烧死。于大女被关迸了“隔离所”，剩下5岁的小孩无人照看，被活活饿死。象于大女一家这样悲惨的遭遇，在大同煤矿还有千千万万，煤峪口矿老工人曾世贵控诉说：1942年8月，我家四口人因饥寒交迫，全都得了病，日寇知道后，怀疑我们得了传染病，不由分说就派狗腿子用铁丝网把我家的门窗封了。我知道鬼子要将我全家放火烧死，便乘鬼子去取汽油时，拨开铁丝从窗口逃了出来。当我准备接妻子和孩子一起逃跑时，鬼子回来了，一把火，将我三位亲人活活烧死在屋内。 　　残暴的日寇欠下了大同矿工难以数计的血债！ 　　　　　　　　　　　　　　　　　　　　　　　　　　　　（孙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