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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以后，日本军部就公开声言：“非研究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所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不可。”1942年，日本首相东条在帝国议会预算委员会答辩时声称：“目前正在进行新武器的研制工作。”同年7月25日，日本“大本营记者视察团”来伪“满洲国”视察，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助理浅冈向记者团透露：“很早以前已经开始了研制新武器的工作”，并给记者团放映了这个绝密“新武器”的纪录影片（为此关东军司令部给予泄密者以严重警告处分）。这种“新武器”是什么东西？日本记者是不会公之于众的。其实，在日本也只有少数军事要员知道内幕。
1940年，在我国东北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平房车站附近，日本关东军建立了一个奇怪的部队，划出了方圆六平方公里的军事禁区，名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后改为“731”部队。在北京东单、南京中山路和广州、济南等地都没有名为“防疫给水部”的部队，各有翻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也建立起同样的部队。难道这些部队真正是为供给日军吃水需要而建立的吗？
○细菌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许多地方曾经发生瘟疫蔓延的惨祸。在正面战场有浙江的宁波、衢州、金华、温州，湖南的常德一带，都发生过鼠疫、伤寒：在敌后战场，包括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许多抗日根据地，曾流行鼠疫、伤寒、炭疽热等多种瘟疫。染病身亡者不计其数；在广大东北地区，包括哈尔滨的平房地区和吉林农安、孟家屯也都有过鼠疫等疫病灾祸，甚至抗战胜利以后，还有鼠疫蔓延。难道这是自然发生的吗？完全不是。凡是受害地区的我国同胞，都知道这是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造成的灾祸，尽管当时日伪当局采取保密措施和欺骗宣传，但都无法隐瞒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恶事实真相。
世界上最早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是中国各地的抗日报刊，揭露了许多日军发动细菌战的罪行。现摘录几段原始的报道：
1940年11月9日《晋察冀日报》报道：
“敌人在盂县（山西省）普遍撒放病菌，故所有灾区患病现象极为严重，如八区之榆林、南北河，四区之上下石塘，病在炕者竟达人口总数的95％以上。
1941年12月25日《晋察冀日报》刊载特派记者戴烨《人间地狱》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在孟县城，敌人收集老鼠、蝗虫，在上社，敌人收集蝇子，在椿树底，敌人收集蚊子，并规定1毛钱找20个，起初人们还惶惑不知作何用处，一直到疾病到处流行，人们才从汉奸嘴里晓得，敌人收集了蚊子、蝇子、老鼠、蝗虫，是用以传染疟疾病、伤寒、霍乱、鼠疫等疾病的，因此在‘治安区’（即“集家并村”地区）疾病流行得非常厉害，几乎每村病人均在90％以上，而在盂口村里，竟没有一个健康的人。在五台（县）东峪口一天即死去10余人，一月死掉五六十人，盂口同样亦死掉五六十人，毒菌使人们成群的死亡。这样残忍的杀戳方法是旷古绝今的，日本法西斯刽子手的残忍，已经超过了任何最野蛮的野兽！”
1942年2月28日《晋察冀日报》报道：
“最近敌寇‘扫荡’定县时，曾大批放出老鼠。当敌被我痛击溃窜后，各村的道旁沟渠中，即发现有许多大老鼠满地乱爬，尾巴拖地，似有病状。死鼠则身上有红色斑点，此系敌寇所放毒鼠，企图造成鼠疫，毒害我军民无疑。..敌寇遂在其占领区按户要鼠，或出钱收买，但民众多予拒绝”。
1942年3月7日《晋察冀日报》刊载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告全世界人士书》，控诉日寇乘“扫荡”之机散放毒菌。该文称：
“敌寇于1942年2月14日配合军事“扫荡”沿平汉路定县一带散放大批经过注射鼠疫细菌的病鼠，企图造成鼠疫流行的大惨祸”。
1942年6月16日《晋察冀日报》刊载亦容同志《粉碎鬼子的“毒菌战”》一文揭露：
敌人“散放病菌多是在“扫荡’当中，派出汉奸间谍带着制成病菌的毒药，丢到咱们吃水的井里；赤痢菌多是放到人家住的房子里；鼠疫或是鼠伤寒的病菌，是把注射过这种病菌的老鼠，丢到村子里”。
这些报道是真实可靠的，因为笔者的家乡也曾惨遭此祸，至今记忆犹新，我全家好几口人都死在敌人的细菌战中。那是1941年秋的事情，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亲自指挥七万大军“扫荡”晋察冀边区，“扫荡”过后，我的家乡河北省完县北神南村突然瘟疫成灾。全村男女老幼大部分染病，仅一个月内即死亡100多人。由于农村卫生医疗条件极差，不知是什么瘟疫流行。我们家三代9口人，有8人染病在床，4人死亡，直到日军撤退后，大家才知道是日军散放了鼠疫老鼠。
日本细菌部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细菌战的真实情况，在战后，有一位曾在平房原731细菌部队工作过的队员向日本记者说，使用细菌炸弹的爆炸实验，曾在“北京和华北地区的战斗中进行实地试验”。这就是说，日军不仅派人在根据地人工散布细菌，也派飞机投掷过细菌炸弹。
浙江宁波等地瘟疫流行，就是日军利用飞机，大炮等手段散布的细菌造成的。1940年6、7月间，日本航空队在宁波上空投下了大量带有鼠疫的跳蚤。当地农村鼠疫流行期达34天，居民死亡惨重。日军在正面战场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中国报刊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有一位曾担任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他曾经目睹了这次日军在宁波的细菌战。他说：“我碰巧这时在宁波。日本军队在当地进行细菌战，使得许多中国农民像不起眼的小虫子一样被杀掉。”战后才知道，日军在宁波的细菌战，是日本医学博士、细菌专家、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亲自指挥进行的，本文前面所说的那个绝密纪录影片，就是这次实地细菌战中拍摄的。
1949年12月26日，日本军医中校西在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也谈到这次细菌战。请看《公审文件》中的一段话：
问，你谈谈所知道的关于731部队使用细菌武器的情况。
答：我听说1940年对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1940年8月或9月，我在北京的防疫给水部总部的时候，听说在中国中部的宁波附近使用了细菌武器。
问，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听谁说的？
答：我在北京防疫给水部总部时，看到了从南京防疫给水部总部交来的文件。从这个文件中，我得知在宁波市附近使用了细菌。随后，北京防疫给水部部长吉村中校告诉我说，对中国使用鼠疫菌是石井部队提供的。
问：你谈淡你在731部队亲自看见的关于向中国派遣细菌部队的情况。
答：我看了关于1940年731部队华中派遣队活动情况的影片。影片一开始，是往飞机舱里搬运装有鼠疫跳蚤的特殊容器的场面，接着是往飞机机翼下面安装散布器的镜头，并有特殊容器中装有鼠疫跳蚤的说明。“从这部影片中，我清楚地知道了在宁波附近确实使用了细菌武器。”
中国东北瘟疫流行也有多起。1940年夏，吉林省农安县突然蔓延起奇怪的鼠疫，鼠疫本来主要在冬季流行，但这次夏季就流行起来，从县城蔓延到农村，似有燎原之势。死亡人数达300多人。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哈尔滨的平房附近，也发生了“全境鼠疫大流行”。平房附近二道沟的靖福和同志在控诉731细菌部队罪行时说：
“我们后二道沟住着50户人家，感染上鼠疫死了的，就有39家。我家有19口人，不到20天，就死了12口。我们村最早死的人是张颜廷，在中国，谁家里出了不幸的事大家都去帮忙。我二十四、五岁的叔叔去张家帮忙办丧事。叔叔身体非常健壮，但办完丧事回来以后，身体就不舒服，两天以后，大腿根就长出疙瘩，疼得走不了路，又过了两天就死了。后来，祖父、叔祖、姐姐、父亲、弟弟、婶婶、小叔，全都死了。一天里头，有时就死两个亲人，真是太惨了！”
侵华日军细菌战究竟屠杀了多少中国人，谁也不能够统计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日军屠杀中国人就象踩死蚂蚁一样，在其战败投降后，还把杀人的细菌撒在中国土地上。731部队留给老百姓的是鼠疫，100部队留下的是霍乱。从1946年开始，连续7年，吉林省的愉树、永吉等县，都发生了爆发性的流行霍乱。1947年，齐齐哈尔、肇东、‘肇源、洮安、大赉、安广、镇赉、泰来、开通、瞻榆、洮南等地，崔乱患者达9000余人，死亡7500余人。1945年至1946年，洮南、洮安、开通等县鼠疫患者达4300余人，死亡1400余人。
○瘟神?魔窟
侵华日军发动的罪恶细菌战，以及使用的细菌武器，究竟怎样研究，怎样制造？在哪里研究，在哪里制造？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是一个谜。历史是不能长期被隐瞒的。日本战败投降以后，日军细菌战的真面目终于逐渐被揭露出来。1949年12月间苏联军事法庭公审了部分细菌罪犯，1950年，苏联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审判材料》一书；1951年，中国上海通联书店出版了草原著《日寇细菌战暴行》一书；在日本1956年由秋山浩著《731细菌部队》的回忆录，1967年出版了鸟林乔著《三千人的活体实验》一书，1974年由山田清山郎著《细菌战军事法庭》一书；1981年10月，美国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在《原子科学家》杂志上发表了《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中外出版发表的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书刊文章是相当多的，仅日本就有二十多种。但是在日本，影响和震动最大的还是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所著《食人魔窟》（日文为“恶魔■饱食”，中文版为群众出版社出版）一书。据作者说，它在日本有100万读者。因为过去多数出版物和文章，大都根据苏联审判记录或官方文件写成的，而《食人魔窟》一书的作者，在日本、美国、中国却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亲自采访了原日本细菌部队的生存者，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从而把日军细菌部队的本来面目，作了深刻地揭露，并公布于众。作者在第二部序章中有这样一段：
“这部纪实文章在连载时曾引起人们巨大的反响。印成书以后，作者又收到了大量的信件和电话，其中有原731部队有关人员的十几封来信。在战后的37年中，原731队员们守口如瓶，发誓‘带着731的秘密进坟墓’。看到纪实以后，隐藏在他们心中的有关731部队的情况又翻腾上来了。来信中所写的一些恐怖内容，我在写第一部《食人魔窟》时想都不敢想。这些新的事实给我以巨大冲击，使我感到《食人魔窟》的一部分必须重新改写”。
日本庞大的细菌战部队就是按照日本医学博士石井四郎中将的建议建立起来。这个细菌部队首创于1932年，名为“东乡部队”、“加茂部队”。1939年10月，日军将石井细菌部队的编制扩充到3000人，拨款1000万日元充作实验经费，选定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平房作为基地，划为军事禁区，秘密的从事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
无论其规模、人数、设备，可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细菌研究中心。
这个部队内设八部：第一部是专为进行细菌战而研究、培养鼠疫菌、霍乱菌、炭疽热菌、伤寒菌、副伤寒菌及其他各种烈性病菌，部长为菊地少将。第二部是实验部，专门负责在打靶场条件下以及战斗环境中实验细菌武器，实验场设在平房以西一百多公里的安达，部长为太田大校。第三部是制造滤水器。第四部为细菌制造部，又名生产部，拥有众多的仪器设备，部长为川岛少将。第五部为实验材料部，负责补给和管理供试验用的活人，和培养、供给老鼠、跳蚤等病源媒介及管理各种药品。第六部即教育部，专为训练善于使用细菌武器的专门人材，部长为园田大校。还有总务部和诊疗部。这个731部队拥有众多日本医学博士、教授、专家和技术人员，有据可考的博士教授15名，将校军官50名，尉级军官600名。石井部队在东北还设有支队和分部。另外一个名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番号为100的部队。也研制细菌武器，其研究项目，主要是专门杀伤牲畜、植物。
这个庞大的石井部队究竟研制出了什么秘密细菌武器？有多大的数量？确实骇人听闻。
据美国阿波?T?汤姆森中校审讯石井四郎等人提供的材料提出的《关于日本军队细菌活动的报告》中说：他们“研究出了能够在细菌战中运用的肠伤寒、副伤寒、霍乱、赤痢、炭疽热、马鼻疽，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等等病源菌，以及过滤性病毒、立克次氏体（斑疹伤寒等病源体）。”根据731队员揭发，石井中将把鼠疫和霍乱两大菌种，看做是进行细菌战的“两种基本武器”，不但是他们的主要研究课题，而且进行了大量生产。
为此，石井部队建立了鼠疫、霍乱“两大武器”的特别研制基地，并负责对老鼠和跳蚤的饲养。有一个田中班，拥有4500个鼠疫跳蚤饲养器，几天时间，就可繁殖一亿只跳蚤，两个月可以制造几十公斤鼠疫跳蚤。在海拉尔的第543支队内，通常养育着1万6千只老鼠。在一个生产周期里，这个部队即能生产不下3万万亿的微生物，培养出300公斤鼠疫细菌及用作细菌武器的跳蚤。1945年，为挽救日军败局，石井下达了“增产300万只老鼠的命令，鼠疫跳蚤增产目标定为300公斤，约10亿只。这支部队全力以赴突击生产细菌武器，”光鼠疫菌就增产了大约20公斤，加上原来贮藏的干燥鼠疫菌（速溶鼠疫菌），已达到100公斤。这种干燥鼠疫菌比普通鼠疫菌毒性大60倍。这个部队还生产了大量的伤寒、霍乱、赤痢、脾脱疽等各种细菌。据日本作家森村估计，“731”的细菌储备量，在科学上讲灭绝全人类也是绰绰有余的。
日军细菌战的目的是杀害人民。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的目的，他们还研究了散布细菌的手段，即用飞机，炮弹和人工散布三种方法。首先他们研制了特殊投掷细菌的炸弹、炮弹和飞机喷雾器。据石井供认，他们“已经发明和实验了9种用于飞机投掷的炸弹，其中包括为污染地面和产生传染云而设计的炸弹，还有破坏人的皮肤，利用伤口进行感染的炸弹。”日军细菌部队广泛使用的炸弹，即所谓“石井式粘土制细菌炸弹”，它的特点既不会损伤细菌，也不会留下罪行物证。石井曾向盟军司令部供认：731制造的细菌炸弹总数，6年共有2470枚各种型号的炸弹。有一种“50型宇治式”炸弹总重量约25公斤，容量为10公升。而“100型宇治式”炸弹则更大，装载容量约25公升。
日军实施细菌战，也必然会染及其自身的兵员。为了自身的安全，731部队还研制出疫苗血清和多种药品，以达到预防和诊断治疗的目的。这些药品和医术被当时日本医学界称为“精华”，被日军赞为“天才”的发现。他们成功研制出伤寒、霍乱、破伤风、鼠疫等类血清，特别是防治鼠疫的血清为世界首创。
在南京设立的日军细菌部队“中支军防疫给水部，番号为1644部队，下设12个支队，共有官兵1500余人，也拥有生产细菌武器的设备，每一生产周期中，能够制造10公斤细菌。在北京东单设立的“北支军防疫给水部”，对外称1855部队，规模比南京的还要庞大，曾经大量生产各种烈性的细菌武器。在广州也有同样的部队。在新加坡的这个部队叫“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据冈村宁茨战后回忆录中说：“石井亲自对我透露说，获得专利权的项目就有200种之多。”然而，他们研制的血清，是强迫成百上干活人饮用或注射活菌进行感染和发病的实验而获得的。
日本战败投降，为消毁他们细菌战的罪证，全部摧毁了他们在各地的细菌战研究中心和细菌工厂，杀死了全部剩下用作活体试验的战俘，销毁了他们研制的细菌武器，万余参与细菌战人员、部分设备、全部资料偷运回国。冈材宁茨说，石井“在苏军迫近哈尔滨以前，他就把研究资料的精髓部分装在三个皮箱里边，坐飞机带回东京”。当东京美军总部发现日本握有细菌战试验的资料时，细菌战犯石井等人与美军就达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石井等人表示，如果美国当局能出面保证他本人、他的上级和下级不致作为战犯受审，他可以详细介绍细菌战试验的情况。美国当局不仅获得了有关用活人和动物解剖所得到的几千张幻灯片，而且获得了有关研究成果、细菌武器等大量报告。这些报告书至今仍藏在美国。冈村宁茨还说：“后来经过多次洽商，其间并有赠送给石井黄金的事，结果前面谈到的那三个宝贵的皮箱，和里面装的资料一起，全部被拿到美国去了。”一位接收细菌战资料的美国医务人员说，这些资料主要是活人而并非仅仅用动物做试验，因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三千活人试验之谜
这座拥有众多博士、教授、专家、研究人员的细苗研究中心和细菌工厂里，还奇特地管理着一座巨大的特殊监狱。监狱里经常关押着200至300人的“囚犯”，有时高达400人，有中国、苏联、朝鲜、蒙古人，据说还有美英澳等国的战俘，有男有女，不可理解的还有儿童、婴儿。大部分“囚犯”是中国人，不仅有被俘中国军人，还有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所谓“特殊监狱”这里的“囚犯”与普通监狱的“囚犯”待遇不同，对有的“囚犯”而言可以说是“丰衣足食”，一日三餐营养丰富，还可以经常到澡堂洗澡，被养的很健康。然而奇怪的是，只见“囚犯”进监狱，从不见囚犯活着出来。
这个奇特监狱之谜终于被揭开了。原来石井等人把活人视同动物，用作进行细菌武器活体实验，其残酷之情令人发指。受试验的“囚犯”一旦不能再用，或被杀、被活埋、被火化。给“囚犯”好的伙食，只不过是为细菌研究需要健康的活人，仅此而已。日军从不把这里的“囚犯”称做俘虏，而是称为“木头”、“特殊材料”和“马鲁他”。在他们的记录中，对“囚犯”从来不记名字，只有编号，从101开始，到1500号为止。据731队员证实，编号己进行两轮，每两天消费三人，有时七八人。这种“材料”从不会缺乏，因为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据苏联军事法庭和731队员证实，这个部队直接用于细菌实验被害的人达3000多人，所有“囚犯”无一生还。
石井等人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试验的方法很多，最普通的方法是，把最危险的传染病，如鼠疫、炭疽热、鼻疽、各种伤寒及其他各种烈性病菌，注射到受实验者身上，察看细菌在健康人身上的反映、症候、传染效果等，以及什么时候死亡，按编号记录在案，不能再试验时，就活活杀掉火化。这种试验一直进行了七八年。
最早的活人试验，是石井四郎中将亲自进行的。那是石井细菌部队刚成立不久，哈尔滨宪兵队押送三个俘虏给石井，其中两个是东北抗日游击队员，一个是朝鲜青年学生。一于夜间，石井把一人绑在实验室的木柱上，在他的大腿上注射了一针用老鼠和跳蚤磨制的液汁。19天后，这位战士体温发烧到摄氏39．4度，然后，从他身上抽出血液，注射到另一个战士身上，经12天潜伏期后，这个战士同样发烧，然后石井在特种病床上进行活体解剖，结果，证明了跳蚤身上所含有的病菌为“定型流行出血热肾”。石井又把这种病菌轮流在另外两个人身上进行试验，这两人被折磨一个月后再也不能动弹了，才被宪兵拉出去枪毙。
有一次，石井等人进行伤寒病菌试验。由哈尔滨特务机关送来50名中国爱国分子。把准备的一公升投有伤寒菌的甜水，加水冲淡，分给这50人喝了，其中4人是事先经过预防伤寒病的疫苗注射的，结果那46人全部死亡。
他们在试验细菌疫苗的效能时，石井曾挑选出大批被捕的人，先把其中一部分人种上疫苗，接着把全部被捕的人都传染上相同的病症，然后察看那些没有种疫苗的人是死亡还是得重病。当一批死亡者被埋掉后，又补充另一批再进行试验。
这个部队除在实验室内用活人进行试验外，同时也在野外条件下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实战试验。这种实验通常是在安达打靶场进行的，每次受这种实验的有10人至20人不等。有时用飞机投掷，有时借电流爆炸。有一次，把活人绑在彼此相隔5公尺的铁柱上，然后在距离铁柱约20公尺远的地方，把内部装有鼠疫的炸弹借电流爆炸，受实验者被这种炸弹炸伤后，一星期就痛苦死去。川岛少将还供认了这样的实验：从监狱送来15名被实验者，把他们绑在柱子上，一架飞机掷下一枚细菌炸弹，使其在离地面100至200米高空爆炸，装在炸弹里的鼠疫菌跳蚤在附近蔓延开来，跳蚤爬上了“木头”身体，吸吮其血液达四、五小时之久，然后把实验者消毒后拉回监狱，观察他们是否感染了鼠疫。
731部队里一位博士、病理学家，名叫石川太刀丸，1940年秋，在吉林省农安地区发生的他们撒布的鼠疫的时候，石川就立即从许多鼠疫患者中解剖了57个人。石川博士无耻吹嘘：“就解剖的人数来说，我创造了世界纪录！”（《日本病理学会杂志》第三十四期）
1939年2月北野政次少将秘密发表了题为《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的人体实验》的论文，文中写道：“实验所使用的人体，全都选的是没有患过斑疹伤寒的人，并且没有患过急性肠伤寒的32岁到74岁的健康男子。”这次被他杀害的共有3人。北野政次通过中国人进行人体实验得到了如下的结论：用他自制的疫苗2毫升注入人体内一个月后，即可产生免疫性。
这个罪恶的细菌工厂，还进行其他种类的杀人试验，如冷冻试验、毒瓦斯试验、断水饥饿实验、热水实验、触电实验等等研究，不知害死多少中国人。
一个严寒的晚上，日本宪兵押着被秘密逮捕的苏联士兵德姆琴科和12个中国爱国志士，被称为冻伤实验专家的北野政次少将把他们弄到露天里，宪兵用刺刀强迫他们把双手放进水桶里，然后让他们双手暴露在冰天雪地，一小时后，他们的双手全被冻僵。失去知觉。宪兵再把他们拉回实验室，检验他们的手指冻伤的程度，然后敷药加以“治疗”，不能治疗的，就砍掉他们的手指。有时，这种冷冻实验还在冻伤实验室里进行，备有用玻璃制成的特种冰箱，温度可以调到零下七十五度。北野等人强迫被捕者把四肢轮流放进冰箱受冻，然后再加以“治疗”，不能治疗的就用锯子把四肢锯掉。等到四肢全被锯掉后，就把他们枪毙或活埋，通过活人实验探求医治四肢冻伤的办法。
731部队还进行活人毒瓦斯实验50多次。石井中将曾亲自视察该项实验。从单身牢房送来健康的中国人，被称为“上等木头”，把毒瓦斯闸门打开，一分钟、二分钟、五分钟过去了，受验者的手腕上的绳索深深地勒进肉里，很快被喷出的氰酸钾瓦斯闷死。然后石井命令工作人员脱掉死尸的衬裤。“木头”的阴部和大腿上粘满了白色液体。石井说：“这是精液。吸入氰酸钾瓦斯的人都要流出精液，哼，‘木头’在射精时死掉。”
最残酷地要算两次集体毒瓦斯杀人事件。一次是1945年6月的一天，一位苏联“囚犯”捡到万能钥匙，打开各单人牢房的铁门，催促大家逃跑，但是这座戒备森严的牢笼，越狱又谈何容易？那位苏联人被打死，其他人亦被赶回牢房。一小时后，经过特设的通气管，输进毒瓦斯，把监牢里的人犯全部毒死，大约近30名。第二次毒瓦斯屠杀发生在731部队撤退前夕，日军把监狱牢房的毒瓦斯阀门打开，毒瓦斯立即充满各个年房，不久，尸体被拉出后堆成山，然后倒上石油焚毁。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只有法西斯强盗才能干得出来。
1945年7月石井中将亲自毒杀苏联一位30岁左右的妇女和其三四岁的女儿，母女俩被石井关进玻璃小屋，然后，把瓦斯灌进小屋，只见母亲使劲把孩子的头按倒地板上，母亲伏在自己孩子身上，她想尽量使孩子少吸一点儿，不一会儿，氰酸钾瓦斯夺去了母女的生命，母亲的手直到最后还紧抱着女儿的头。这一罪行是当时担任记录的队员在37年后提供的证言。
饥饿实验，不给“囚犯”食物，光给水喝，实验人能够活几天；断水实验正相反，只给“囚犯”吃面包，一滴水也不给，以断定人生存的限度。据731队员说：“饥饿实验和断水实验，是在哈尔滨市内滨江火车站附近的南栋地下室关押处进行的，负责这项实验的是江口中校领导的江口班。在只供水的情况下，‘马鲁他’平均能活60到70天。如果光给面包，不供水，到实验的第五天，‘马鲁他’无一例外地口吐鲜血而死。”干燥实验，是把俘虏绑在椅子上，活着送进高温干燥室，俘虏全身不停地出汗，被热风不停地吹干，直到身体上的水分被榨干。经过15个小时，俘虏的体内已经渗不出一滴水，成为人造“木乃伊”。”用秤一称，只有生前体重的22％。以此实验确定了人体内有百分之七十八的水分。”
被日军称为“天才”发现的石井鼠疫血清，究竟是怎样研制出来的呢？石井等人给被关押的囚犯身上注射鼠疫菌，然后采用已经发病的“囚犯”的血液，或者利用他们的内脏制取血清。原731部队的一护士长S女士说过这样一件事：1943年3月18日一位文职人员因细菌感染患了肺鼠疫，肺鼠疫发病就意味着死亡。诊疗部部长永山命令护理人员每周注射一次血情。患者住院第二天，总部送来一支鼠疫血清，一周后又送来第二支。护士长问：“为什么不把血清贮藏在这里？..何必每周从总部送来？”永山说：“那种血清一周只能生产一支，所以才这样做的。”患者住院四周后，竟病愈出院。护士长惊叹不已。为了制造这种血清，不知又杀害了多少中国人！
以石井为首的731部队，为了屠杀中国人，什么丧天害理的坏事都干得出来。石井曾经派遣大批细菌专家到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各地集中营去，把注射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给关在集中营的人们吃。据说吃过这种大饼的人，共有3000多人。石井命令各集中营负责人，把凡是吃过大饼的人，全部释放出去，让他们去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恶魔瘟神吗？
731部队只是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一部分，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日军的细菌部队，至今还是一个谜，估计被杀害的中国人也是不会少的。请看日军在济南细菌部队的一名中尉军医的供词。
这个济南防疫给水部中尉军医竹内丰（刘宝森）说：
“于1943年在济南防疫给水部工作时，为了进行细菌战，用特殊设备制造出大量的肠伤寒，副伤寒菌，供飞机撒播使用。为了实地试验他亲制细菌的效力，曾向济南宪兵队先后要来我军俘虏（指中国抗战将士）共11名，进行了活体解剖实验。”“用肠伤寒、副伤寒约ICC至2CC注射到俘虏的锁骨与乳房之间的皮下，在其发病后用绳绑在解剖台上，施行全身麻醉，进行解剖，看肠的溃疡期与结痴期来研究菌力。此后又用电话向宪兵队联络，即开来汽车将尸体装在汽车上拉到郊外。”
他还供认用特殊设备制造的肠伤寒、副伤寒菌由济南运往北京。他说：“在1943年8月间，由北京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先后派飞机到济南载运三次。从机场到防疫给水部是用汽车搬运，三次共运去玻璃制的圆桶15桶（直径400cm×50Cm）。”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秘密终于被揭露出来，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血海深仇！
（左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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