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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依然还是十分美好的下雨天！
但愿防空洞不会被水泡软！真忙呀！访问了政府各部门，也有令人生气的事，但都过去了。德文《远东新闻报》的胡尔德曼先生收到了我的一封信，也许他会把它刊登出来。
现在报纸上刊出了关于施特雷齐乌斯夫人在青岛去世的讣告。记得我旅行路过青岛探望她时，她还要我向她丈夫问候，并请我叫她丈夫不要为她的健康担心。可惜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她去世的不幸消息还是很迟才传到她丈夫施特雷齐乌斯将军那里，使他在她的葬礼几天以后才到达青岛。
10月12日
阳光灿烂，今天肯定会有猛烈的轰炸。我们已经作好了准备！
尽管天气很好，奇怪的是一直都很安静。我和韩先生坐车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收到6000元钱，我想到银行兑换成美元。在去中央银行的途中响起了警报，我们掉转车头，安全地回到了家。警报状态从11时持续到11时30分，看来是一场虚惊。我们又开车出去，顺利地得到了美元支票。我们在中央党部时，那里的地下室里正在放映一部在上海拍摄的中国战争片。我和韩先生被允许不受干扰地看完这部电影，但我作为唯一的一名欧洲人在中国士兵中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13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14时，第二次警报。城南、城北和城东都落下了炸弹，我们看到了城南的一场空战。双方对抗了几分钟，一架飞机被击中，坠落下去，随即升起一阵褐色的烟云。我们希望是中国人战胜了。第二架飞机奇怪地摇摆着向下落去。它也被击中了吗？没有望远镜，我无法确定。上海那边曾答应给我一副望远镜，现在到了该给我的时候了。15时20分响起信号：警报解除。危险过去了。
普罗布斯特博士先生带着他的家人高高兴兴地安全到达上海。
今天(10月12日)西门子电气总公司(译注：此处指西门子舒克尔特工厂，系西门子三大公司之一)在德国庆祝开业90周年！难道是上海那些人忘记了还是故意不予理睬？不管怎样，这里没有收到应该庆祝的命令！真遗憾！
16时～16时30分，一次虚传的警报。
各家报纸报道说，总共击落了5架日机，2架在城里，3架在城外。
10月13日
天晴，少云。是个很不安静的一天，但一切都发生在远处。8时有警报，8时15分又解除了。是中国飞机在从上海飞往天津去轰炸塘沽的途中，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的飞机。从9时30分至10时，从13时至14时30分，从16时40分至17时55分，一再响起警报，各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信号。我们看到城南和城北有大批飞机，但没有听到高射炮的射击声。一部分飞机在上空盘旋了好几个小时，可能都是正在值勤的中国飞机准备击退日本入侵者。
每次响起警报时，一大批穷苦的居民(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奔跑着经过我的房子到五台山去，那里的山丘下挖有一些较大的防空洞。这是一种灾难。我真不愿意看到这种痛苦的景象，何况妇女们怀里还抱着很小的孩子。今天他们叫嚷着从这里过去了4次。
我自己的防空洞里又来了更多的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会说德语的黑尔德·森和冯先生也从他们以前大行宫的分行(因为大部分职员在上次轰炸后都逃走了)迁到了中山路(在我的房子附近)。现在只要一响起警报声，他们就逃到我这里来。还有经常给我送信的两名邮差也成了我的常客。不久我就会不再知道应该把他们大家安置到哪里去。我自己在最近一些日子里已不再到防空洞里去了。
里贝先生有病回家来，肚子不好，但愿不是霍乱。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各家报纸报道了中国飞机空袭塘沽日本人仓库的消息，还报道了阿道夫·希特勒要从中国召回德国顾问一事，柏林方面对此毫无所知。文章并且指出，德国军官都是私人身份，可以自己决定去留。路透社从罗马报道说，意大利官方否认了将从中国撤回空军顾问的报道。
10月14日
早晨7时，阳光灿烂，因而是极好的航空天候！谢天谢地，里贝先生的身体又好了。他只是消化不良，今天又快活地上班去了，就是说，到下关电厂去了(这大概是南京最危险的地方)。
9时35分，响起了第一次警报，10分钟后随即响起了第二次警报。天空几乎看不见一丝云。太阳火辣辣地如同夏日般照射下来。我们看到城市上空很高处有一批日本飞机，飞得很高，高得常常看不到它们。四面八方的防空高射炮都开了火。但我们感觉到射击的命中率远不如先前了。对呀，我们都不是专家，可是我们都会批评，总觉得他们不是射击得太高就是太低了。不管怎么说，没有击中。(连一个商人也可以判断出这一点！)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是批评，而是走到“英雄地下室”去，走到妇女们和孩子们那里去，那就明智得多了。因为天空中出现许多榴霰弹云，各种碎片四下飞落，行人不得不严加小心。10时45分，危险过去了，一直平静到中午。
午餐后，我想小睡一刻钟，却被街上很大的喧闹声吵醒。我看见有一辆卡车载着击落的日本轰炸机停在我的门前。汽车似乎发生了小故障，但很快就被排除了。这时，每个过路的中国人都想从被击落的飞机上剥下一小块残骸作为战利品。
16时40分又响起了警报！天空起了云。出现了几架日本飞机，它们受到了高射炮的猛烈射击，但没有击中。它们随即就向西面溜走了。北面浦口方向也在射击，东面中央广播电台附近也是如此。17时30分，警报解除了。只要不是在我们附近进行空战和乱扔炸弹，我们就会很高兴。
今天夜里，将近午夜12时，我收到妻子10月13日从天津发来的电报，是答复我10月12日关于我身体很好的电报消息。妻子很节省，只有我用电报询问她时她才拍电报给我。与天津的信件往返变得越来越慢了。妻子已20天没有收到我的信，虽说至今我已发了3封。
所有报纸全是报道日本空袭南京的消息。
10月15日
下雨天。上午很安静。14时响起警报，一直持续到16时，不断听到飞机马达的轰鸣声，但从我们的院子里看不见飞机。留在家里的韩(湘琳)先生打来电话说，在他那里(鼓楼前面)听到浦口方向有炸弹落下的声音。
今天清早，我去了纳可可公司，它的办公室就在我附近(美国大使馆的对面)。人们以为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会得到特别保护，虽然自来水厂的水池距离它并不远，水厂肯定迟早又会受到袭击。尽管如此，他们对此毫不担心，因为他们已建造了一个防空洞。在我的生活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防空洞，就是说，他们朝小山里挖了一个坑道(他们住在小山前面一所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十足的矿工式建筑，甚至在门口还铺上了砖头，装上了坚固的门。但我还可以给他们出个好主意，就是要筑沙袋路障，保护洞门不被气浪损坏。我认为，如果还要干的话，应该具有真正的保护性能。头顶上有了10米厚的泥土，人们会感到更安全些。
10月16日
晴空万里。令人奇怪的是好长时间很安静，因而我得以去访问铁道部、交通部和中国银行。午饭后，14时30分，响起了警报。我看到高空有3架日本飞机，受到了高射炮的射击，后来就在天空中消失了。在南面，密集的炸弹像下雨，无法看见飞机。15时30分解除了警报，16时30分警报再起。天气好极了，天空见不到一丝云，也没有飞机。日落时，从北面飞来两架中国飞机，在南面降落。18时30分警报解除。
刚才，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上个星期我们受到了日本人多少次空袭。根据我的计算，我们只受到12次轰炸，由此整整损失了14个工作小时，大约相当于2个工作日。
我刚才从德国大使馆那里收到了妻子10月2日从天津的来信。她很想到这里来。我该怎样答复她呢？据说特劳特曼夫人在劳膝施拉格尔博士的陪同下来南京，现正在途中，对此我感到惊讶。夫人们当然可住在“库特沃”号轮船上，但我认为这也不是妥善的办法。一旦响起警报，轮船就要起锚溯江而行驶向安全的地方，轮船上的夫人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和亲人留在城里，就会焦躁不安，最终还得忍受一切痛苦，为此必须要有健康的心脏。夫人们要是像我妻子那样长期位在城外，她们就会承受不了。为什么要来经受这种危险呢？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妻子都在安全的地方而感到很高兴！
10月17日
星期日，多么美好的天气，天空万里无云，也没有空袭！里贝先生还没有看过中山陵，我就和他开车前去。哦，会有这等事！中山陵的牌坊和墓道上的建筑物和墓室都搭起了竹脚手架，外面还都包上了油布。这是不是为了防止炸弹碎片？谭延j]墓那里也是如此，拱门、大理石柱、石狮和长寿龟全都用松树枝遮盖了起来。就连古老的明孝陵也不再让人进去。整个陵园地区停满了军用卡车(都是空车)，随时准备待命出发，因为每辆车里都有一名中国驾驶员，打着磕睡。就是说，最高统帅就住在灵谷塔附近的某个地方。
位于小红山的主席官邸(译注：今称美龄宫)还从没有人住过，它从下到上刷成了黑色，看上去真可怜！
我们不再伤脑筋去思考今天为什么日本人没有来空袭。也许他们认为天气太好了！确实不应该去扰乱秋天里的一个如此美好的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我们对此表示同意！
刚才听我们的佣人说，施罗德博士先生今天从汉口回来了。
许多人都在谈论日本人使用毒气的事。日本人则声称，已经查明中国人使用过毒气。这肯定仅是一个借口，他们想以此先发制人，并逃避人们的谴责。据这里一份报纸的文章证明，这里的医院已证实接收过毒气中毒的中国士兵。今天到达这里的一期德文上海报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对国际新闻界表演毒气袭击》。文章报道说，日本人竭力要把使用毒气的罪名加到中国人头上，但他们迄今也找不出证据！
我们大家怀着极大的担心等待着毒气袭击的时刻，因为南京的平民百姓并未备有防毒面具。虽然已发布了通告，告诉人们可以使用在醋或其他液体中浸过的口罩保护自己，以免受毒气伤害等简单方法，但这些应急的用品数量也不够，况且在紧急情况下根本不顶用，因为它一点也起不了真正的保护作用。至今我只在中央党部遇到几个士兵、警察和官员，他们带着长形的金属套筒，据说是防毒面具。私人即中国老百姓几乎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到这东西。坦率地说，我自己也不知道。
据报纸报道，在日本人最近的一次空袭中，广西有700名平民被炸死或炸伤。
10月17日
7时，阿曼先生来了。他是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的德国代表，经常为了商务事宜驾着自己的汽车穿梭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今天他亲自经历了对嘉定火车站的轰炸，当时日本飞行员也注意到了他，向下俯冲到50米高度，想从近处看看他。他把挂在自己汽车上的卐字旗角拉起来，并站到了汽车旁边，向上撅着嘴，使飞行员能够确信他是个欧洲人。这样做必须要有一点勇气才行。假如日本人判断错误的话，就会用机枪进行扫射。英国大使克纳茨伯尔—休盖森先生，还有英国大使馆的一名秘书，不久前就受到过对他们和他们的汽车雨点般的子弹扫射。阿曼先生留下来直到用晚餐。我想听一点新闻，他很会讲。再说，他还从里贝夫人那里带来了一个黑面包和火腿卷，还要给普罗布斯特博士带一只柜式大行李箱到上海去。对这个箱子他很有意见。他说箱子太大了，汽车门放不进去。再说，即使是新的，在上海也只值40元。我不得不再对他(当然是对阿曼)说一些甜言蜜语。
编辑胡尔德曼先生在1937年10月6日的来信中任命我为“名誉职工”，我给他回了信，他只将信的最后部分登在德文《远东新闻报》上。从他的引言中清楚地看出他是多么为难。他，可怜的人，删去了一个多么好的开头部分。也许他是对的。这个胡尔德曼先生，他的确不能把我所写的东西全都刊登出来，因为作为编辑的他不能去触别人的痛处。但是为什么偏偏删去我那封信的开头而只留下后面部分呢？下面就是那封信的开头部分：
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
感谢您10月6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贵报“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的没有头衔的名片上在名字后面有了“《远东新闻报》(名誉)职工”这几个字一定会十分好看，何况我的英国朋友们十分重视字母多的名片，他们一定会羡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我担心，您这是自找麻烦。您一点也不了解我！并且，我担心您也有点低估了您的读者。他们自称对此“极端认真”，而我对此却毫不介意。我正是有这个可怕的“才能”，多半能在不恰当的时候，以我的所谓幽默让我周围可爱的人高兴一下。
我想在此以我们家人之间的通信方式为例，我的男孩子，20岁，目前正在德国参加青年义务劳动，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要是你能听到这里收音机里对中国都说些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好了。报纸的报道还要糟糕，我根本不愿瞟上一眼。此外，我深信你的身体肯定非常好，我决不怀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不会去说什么现在的局势不严峻，目前的局势的确非常严峻，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他的头脑肯定是太简单了。局势不仅严峻，而且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怎样才能对付目前这种严峻的局势呢？我认为，应当拿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幽默，对着自己的命运说上一句：“对不起，我就留在这里不走了！”天如果整个塌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麻雀都会死去；如果是一枚炸弹掉下来，而且正巧掉在一只乌鸦的头上，那么死的则只有乌鸦一个，它再也不会去“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那个时候，我想，扬子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尽情流淌。现在我每日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来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目前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以及我们是怎样甘于忍受这些轰炸的。
是这样的，我个人是9月初在北戴河休假后，从水路绕道回到这里的，因为我：
1．作为一个德国商行的代表，要在这里代表它的利益。
2．我在这里还有许多放心不下的破旧东西。(尽管有个柏林女士恳切地劝告我：别胡闹！你不该为那些不值50芬尼的破东西操心！)
3．那好吧，我们问心无愧地承认，我想永远做一个负责的人，不忍心在这样的时刻对洋行的职工、佣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而是想要全力帮助他们——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对第1点还必须指出，我们十分尊敬的中国客户还想不断向我们订货、签订合同，但必须按照下述条件：
支付条件：(1)签订合同时预付5％。
(2)我们取得战争胜利后4周再支付95％。
供货时间：2个月以内运抵南京，送货上门。
保战争险：没有必要。但如果你们愿意投保，我们同意！
这当然不行，我得苦口婆心说服客户！
对第2点还必须说明，那位柏林女士说的是对的。
对第3点来说，首先还要有一个十分安全的防空洞，显然我们并没有。我在这里所见过的防空洞，没有一个是很安全的，但它们看上去全都是防空洞，而这就足够了！
接下去就是已经刊登出来的内容：
一声长“呜”，三声短“呜”
南京来鸿
我们曾请求一位我们在南京的读者，给我们写一下在南京发生空袭时的情况，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态度如何，德国人在偶然陷入困境后做什么和究竟做了什么。我们随即收到一封长信，现发表如下：
人们是怎样建筑防空洞的？如果他有许多钱，就委托一位中国的防空洞建筑师承办一切(自然，他一窍不通)，付给他500元～3000元，建筑师分别按照付款的多少，运来大方木料、厚木板、沙袋、铁轨、陶土水泥管，以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大堆大堆东西，事情就完了。我是自己操办这事的，就是说，我雇用了10名苦力，吩咐他们挖一个深坑(矩形的)，一直挖到双脚浸水为止，坑深1．5米时就出现了水。于是，我们在坑底铺一些墙砖和圆木头，然后再铺上地板。地板上必须留一个洞，以便我们能够取到地下水。你们一定听说过怎样降低地下水位？真是简单极了！只要每天放一只桶或是空的食品罐头下去。我们还在墙边竖了几根柱子，支撑住上面的横梁，再把方形厚木板放在上面，然后覆盖泥土，要许多许多泥土和沙，堆成一个约1.5米高的土丘，再把妻子的花盆放在上面，我们称这花盆是伪装，日本飞机就不会识别出下面藏着什么。更使日本人不易察觉的是我们把这个巧妙的地下坑洞建筑在一棵树的底下，树根这时可能就长在它的上面。我们给四周的墙壁蒙上干净的草垫子，开了两个门，一个门供人们进出，一个门专供运送货物。后来还在这两个门外垒了沙袋路障，保护不受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破坏。
人们都跑到我这个防空洞里来占位子！为什么？我不知道！它有这样的名声：特别牢固。
我在建筑这个“英雄地下室”时，估计最多可坐12个人。但在建筑好以后发现我大大地估计错了。我们共有30个人，坐在那里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所有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十分简单！我的每个勤杂工都有妻子，有孩子，有父亲、母亲、祖父和祖母，如果他没有孩子，就收养一个！(顺便说一下，多么兴旺的业务！)此外，我还得接纳一个邻居和他的家人。他是一个鞋匠，战前我曾对他发过火，因为他把20％的扣头计算在制鞋价格之中。后来突然发现他是我佣人的一个亲戚，我能怎么办呢？我让他们都进来了。我不能让自己丢脸呀！我在这个地下室里给自己放了一张办公室的椅子，其他人都蹲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我自己理所当然地也得进入这个防空洞，至少在轰炸离得很近而且很厉害的时候是如此。并且，我坐在里面时，孩子们和女人们会由于看见我也可怜巴巴地坐在里面而感到放心。这时我发觉，我在北戴河下决心尽快地赶回来是做得对的。
假如现在我这么写，说我一点也不害怕，那我一定是在撒谎。在防空洞开始剧烈震动时，也有一种感觉悄悄爬上我的心头，类似“哎呀，我们要再见了！”在我的防空洞里有一只家用药箱、手提灯、铲子、十字镐和样凿，但是，坦率地说，当我想到，我们大家有可能都会被埋在这个老鼠洞里时，那些东西并没有给我提供多大的安全感。说真的，是害怕了。可是，为了消除害怕，说几句快活的话，或编造一个笑话，大家跟着笑一笑，炸弹的威力就大大减小了！老实说，只要炸弹没有刚好落到自己的头上，人们逐渐地也习惯了狂轰滥炸。每次轰炸的间隔时，孩子们都迅速地跑出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无法想象得出，这时会发生什么事。
夜间轰炸既有弊也有利。第一次警报信号响过几分钟后，电厂拉断了电。领带可以不要，但在这几分钟内我至少必须穿好裤子和皮靴。然后，当我把所有要保护的伙伴安全地藏进地下室后，才可以悄悄地在暗处坐下。继而我经常会摸索着回到我的起居室里去，悄悄地找一张最舒适的椅子，转眼问便睡着了。这是我在孩提时代练就的功夫，那时，只要下雷阵雨，我就常常这么做。
可是(我们的室内生活写得太多了)只要危险一过去，防空洞里的客人们和我之间的家庭式关系自然也就中止了。必须是这样。除去工资以外，必须有一个区别，不至于会失去纪律。
现在再写一点有关这个城市和警报信号的情况：
谁要是在战前即两个月前，熟悉这个重新繁荣起来的南京城的，谁要是在当时，特别是中午时分，观察过市中心繁忙的交通情况的，如果他听说过大约100万～120万居民中至少已有80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再会感到惊讶了。所有红色的砖瓦屋顶都刷成了黑色，就连整个红砖瓦的住宅区也都刷成了黑颜色。每隔50米～100米就有供行人躲避用的防空洞，有些只是上面堆些土的洞，刚好够一个人爬进去。
所有的电影院、大部分旅馆、绝大部分商店和药房都已关闭。有些小手工业者还在半开着的大门和百叶窗后面悄无声息地干活。
一排排的房子之间，可以看到一些缺口，面积大约有6所～12所房子那么大，这是轰炸造成的破坏。但是事情过后呢，人死了(虽然不是很多，但也够多了)，现场清理干净了，于是便几乎不再有人注意这些缺口，事情也就忘记了。
同样也漆成了黑色的公共汽车还在行驶，在中央各部等单位下班时车里挤得满满的，因为政府官员都照样工作，星期天也如此！街上的秩序是无可指摘的。军人、警察和平民纠察队谦和而正确地履行着他们的义务。在两枚炸弹炸开了中山路主干道的碎石路面半个小时后，就已填补了那些坑洞，修复好了路面。修路时交通一点也没有中断。
没有一个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已经不多，德国人约有12名妇女和60名男子)受到过干扰。相反，人们都怀着惊讶的好感注视着我们这些还坚持留在这里的外国人！
警报突然会响起。以前我们用作报时信号的电器汽笛响起了拉长的“呜——”声，这是第一次信号：警告信号。就是说敌机已经起飞，正在飞往南京途中的某个地方。所有的人都赶快奔跑回家，或者奔向附近的防空洞。住得比较远的人就坐人力车赶到安全的地方去。有幸坐在汽车里的人突然发觉、他们的老式小汽车在和平时期时速还跑不到10里、现在却一下子达到十六七里的速度。当我喜形于色地祝贺我的司机取得这个出色的成绩时，他露出一种调皮而尴尬的脸色。看来是我击中了他的唯一致命弱点。
回到家以后，我就派人在大门两边守着，以检查拥进来的人们。邮局和电报局的公务员受到每个人的欢迎，随时都得安置他们。除此之外，凡是与我的家庭没有关系的人，都拒绝入内：“真对不起，没有地方。请您别见怪，我们没有多余的位子了。”
抱着婴儿的妇女们受到优先照顾，允许她们坐在防空洞的中问，然后才轮到带着较大孩子的妇女，最后是男人。这是我始终顽固坚持的顺序，它使男人们感到无比惊奇。
几个大胆的男人——管家、佣人、司机(他穿着西式服装，必须有相应的举止)以及其他人，还有本人只能暂时留在外面。
第二次信号！一再重复的一长三短的“呜”声，表示敌人正在南京上空。现在全城空荡荡的、一片死寂，无丝毫动静。街道上不时有步行或开着车的哨兵在巡逻，也有城市民众应急队队员。
我们数着敌机的架数，同时为正在追赶它们的中国歼击机感到高兴。在高射炮(防空火炮)开始射击时，肯定有纷纷落下的炮弹碎片，我们便慢慢走近防空洞的入口。轰炸机向下俯冲时，发出巨大的呼啸声，紧接着是100公斤～500公斤炸弹猛烈的爆炸声。当炸弹接连不断地落在不远处时，大家都张大着嘴，一声不吭地坐在防空洞里。我们给孩子们和妇女们在耳朵里塞了棉花团。只要稍一平静，就有“英雄”一个接一个地从地下室里走到外面去，想看看周围的情况。每当有一架敌人的轰炸机被高射炮击中后燃烧着摇摇摆摆地栽下来时，中国人就高兴得热烈鼓掌。只有这个滑稽的、让人琢磨不透的“主人”的表现又一次令人不可思议，他一声不吭地抓抓帽子，喃喃地说：“别吵，死了3个人！”鞋匠嘀咕道：“怎么啦，他们可是想要你的命呀！”
在云层后面，撤退的日机和追击的中国飞机还隆隆地响了好长时间。然后响起了缓和的“呜——”声，警报解除了，危险过去了！大家平静地却是大声地谈论着重去干活。
这段时间确实很有意思！没有谁埋怨无聊。现在已是晚上10时了，警方的戒严时间开始了，街上一切交通都已停止！
德国学校已不再存在(它已关闭)，解聘了教学人员，退掉了校舍。孩子们均已乘飞机离去，去了安全的地方。这是过去的事了！但是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再办起来的！
老鸹
“老鸹”是已故领事海因里希·科德斯给我起的一个中国外号，意思是“老拉贝”，并无其他含义。
10月18日
仍然是阳光灿烂的天气，天空没有一丝云。8时45分，刚用完早餐，晌起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警报，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到。9时45分又取消了警报。“假的。”中国人说。它相当于“骗子”、“伪装”或诸如此类的含义，照意思翻译是“虚惊”或“虚传的警报”。
中午以前很平静，我和韩(湘琳)去中国银行和铁道部作了商务拜访。午餐后，14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这次我们听到了飞机飞来的声音，但它们仍在比较远的地方，受到了高射炮的射击。它们在南面某个地方(似乎是在城墙外面)扔了许多炸弹，没有向下俯冲。16时解除了警报。又损失了一个半小时。谢天谢地，我们仍然很健康。这时我们想要安静。
里贝先生整个时间都站在电厂里他的涡轮机旁。这个漫不经心的傻瓜！他今天刚把修理好的机器重新开动了起来，所以不想让电厂立刻再停下来。“假如日机真的成群密集飞来，”他说，“当然我也会躲起来的。”是的，亲爱的，但愿你还有时间去躲起来！
10月19日
哼，今天日本人对我们可真照顾！
午夜2时，响起了警报，我正在穿第二只靴子时炸弹已经落了下来，震得整个房子都抖动起来。只有里贝没有动弹，仍然安静地在睡觉，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家伙什么都不当回事！正当我朝他叫喊“喂，里贝，第二次警报”的时候，响起了几枚炸弹的猛烈爆炸声。我的朋友里贝却平静地回答说：“是是是，我听到了！”今天夜里，我们又看见了我们西门子舒克尔待厂制造的探照灯在照射。我走进防空洞里，不得不再维持一下秩序，因为有个远洋公司的报务员，他身材肥胖、大腹便便，总是会挤占妇女们和孩子们中间的好位子。我略微调整了一下位子，因为太激动。掉进了地下水的洞里，把我臀部也弄湿了。今天凌晨，防空洞人口处出现一张用德文、中文和英文写成的醒目的大海报：
致我的客人们和本洋行成员的通知
几经常使用我的耐轰炸的防空洞者，必须遵守下述规定，即应该让孩子们和妇女们(无论是谁)占用最安全的位子，也就是防空洞中间的位子。男人们只可使用两边的坐位或站位。
有违反本规定者，今后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约翰·拉贝
1937年10月19日于南京
胖子报务员把这事放在心上了！凌晨4时，危险终于过去了。我们大家对此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了。
刚上床又响起了警报，时为凌晨4时30分。这次得保持冷静。我疲乏地又穿起衣服。当我终于穿着完毕，站在那里时，警报又解除了，时为4时50分。这是一次虚传的警报。人们把巡逻返航的中国歼击机误认为是敌机了。警报取消很长时间以后，我正躺到床上时，高射炮中队突然又射击起来。想必那些人是完全搞糊涂了，但愿他们没有击中自己的同胞。后来我想把失去的睡眠再补回来，但在凌晨时刻很难睡得着。那么，我就洗澡去吧！
月光皎洁的夜晚又变成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白天。在8时55分，来了第一次警报。如果再这样下去。今天我们大概做不成多少事了。里贝把不让他工作的日本人大骂了一通。9时55分取消了警报。我们没有见到敌机：又是一次虚传的警报，或者说，日本人从南京边上飞过去了。
中午12时15分响起了今天的第四次警报。警报拉响后，我们已不再那么匆忙了，到第二次信号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是，这次几分钟后就狠狠地干起来了，猛烈的轰炸声就在很近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快步朝防空洞奔去。天空阳光灿烂，几乎无法认出敌人的飞机。防空中队开炮了，但是没有击中。由于很有可能会被纷纷落下的碎片击中，我便命令大家都进防空洞去。我们等了约10分钟，城北和城南都有可怕的炸弹落地声，南面升起一个很大的烟柱，在天边慢侵地散开，没有火光，只有爆炸产生的烟尘。13时10分，危险过去了。里贝先生吃饭来迟了，他说，今天他也不得不进了防空洞。日本人在电厂总机房不远处投下了一批炸弹，但电厂末受损害。里贝又一次交了好运！
10月20日
上午8时，出了太阳，天边有一些云。日本人今天一定会来访。
昨天浦口的轰炸一定很严重。我听说，津浦铁路局的办公大楼和附近的煤场被炸了。据说炸死了9人，伤10人。现在日机已不再向下俯冲，而是直接从高空扔下一连串炸弹。因为它们向下俯冲受到了很大损失，有许多飞机是在重新抬升时被击落的。
里贝先生在修复电厂中做了很好的工作。2号涡轮机已全速运转(5000千瓦)，此刻正在修复3号涡轮机。中国人是否也承认这样的成绩呢？但愿如此！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事实：此刻只有我们那台老的博尔齐希锅炉在运转，它是我们6年前供的货。从那时以来它一直都在运转，根本就没有再让有名的美国锅炉生火。德国的产品质量再次证明是过硬的，但仍有人在挑我们的毛病。
12时30分，响起警报！飞机出现在北面和南面的高空，在南面授下了许多炸弹，可能又是落在飞机场上。南面的方向出现了巨大的尘雾，这是炸弹的成果。有3架大型轰炸机从我们的上方飞过，高炮中队的射击又是劳而无功。为了提防炮弹碎片，我们(里贝和我)回到防空洞，待了几分钟，那里早已挤满了中国人。当我们又从防空洞走出来时，轰炸机正在北面(浦口方向)轰炸。我们也听到了那里有许多炸弹落地的声音，间或还有机枪的扫射声。想必也发生了空战。13时30分，一切又都过去了。
日本人还是很配合的：让我们安静地吃了午饭，我甚至还能小睡20分钟的午觉。
14时30分又响起了警报。我照样平静地工作，等待着第二次警报。15时40分，发出了拉长的“呜——”声，警报解除了。这是一次虚传的警报。
桂林来了消息，著名的弹道学家、枢密顾问克兰茨博士教授在那里去世了。愿死者安息！他是一位可亲的老先生，今年82岁。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正值初夏，他想要到青岛去，但后来大概还是选择去了桂林。他顺便提到，这大概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次暑期旅行。我想要劝阻他时，他却亲切地挥手拒绝了。想必他对此更清楚，而且被验证了。
德国大使馆的霍特先生躺在鼓楼医院里。一次在长江上作舢板射击比赛时，他后面的人一颗铅弹打中了他的小腿肚。他在一艘英国军舰上作了急救包扎。(在战争中人们什么事都会碰上！)偏偏是打中了小腿肚！要是再高一些也许会更消受些。不过，我还是不批评为好。我自己在非洲时不也是这么做的，只是那时没有打仗。我要去请教一下，我是否应该为他受伤的小腿肚授予他一枚“抗射击嘉德勋章”(译注：1350年爱德华三世颁发的系在膝下方的英国最高级勋章)。我相信，我应该这么做！
有家报纸报道说，上海的德国领事馆就日本人轰炸在上海的德国领地提出了抗议。中方和日本都否认了这期间出现的有关和平的谣言。
《大陆报》(南京版)的一个编辑说，南京人已经习惯了日机的空袭。这说法显得有些夸张。他还说空袭警报信号已经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饭。不过这个情况倒是确确实实的！第一次警报时，人们根本不走出办公室，最多是机械地整理好办公桌上的东西。第二次警报时，我才吩咐勤杂工把装有最重要药品(胰岛素)和包扎用的材料等东西的手提包拿到防空洞里去，再打开房子里的所有门，使之不被可能有的气浪摧毁。同时指示办公室勤杂工站到外面去观察天空，等敌人的轰炸机飞近了再通知我。当天空响起发动机的轰鸣声时，当然就意味着得赶紧了。大家随即从房子里跳出来，朝四周看看，假如出现了危险，碎片满天飞，就赶快奔进防空洞里去。可是，一旦敌人的大型轰炸机飞到一定距离时，人们又会出来张望。这种行为并不总是明智和安全的。但蹲在防空洞里也并不是一种快乐，何况，有30个人一同蹲在里面。如果响起了警报解除信号，危险过去了，大家就又平静地去做各自的工作，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有时还会热烈地讨论一下轰炸的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但是不久就会平静下来。大家都在忙着工作，要想一些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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