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 　　今天，我们的苦力“钱痢”(外号)步行回农村老家，他老家离城有3小时的路程。我很担心，他的家人是否还活着，他怎么能找到他们。据说，外面的日军杀人如麻。 　　刚刚传来一条消息：麻生将军所称的具有良好纪律的日本军队的一个士兵闯入民宅，屋内住有一位妇女和她两个女儿。这个士兵想要强奸其女，遭到反抗，随后，他把这3位妇女锁人屋内，纵火烧屋。一个女儿被烧成了焦炭，母亲脸部严重灼伤，此案正在调查中。 　　辛德贝格带来一条更糟糕的消息，这次说的是中国强盗，共4人，他们猜想某老乡家藏有钱财，于是，他们把他的四肢捆绑起来，吊挂在火堆上烤，强迫他供出藏钱的地方。我们这是在亚洲啊！此类暴行听得太多，就会想家的。 　　上海传来一条好消息：上海方面已把100吨蚕豆装船发往这里，这正是我们治疗脚气病所求之不得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丝曙光！ 　　张正在张罗木料(我想做几个箱子，把能带走的东西全部装箱运走)，谁知道，是否还有机会与南京重逢。于是我想，把能抢救的财物全部带走，东西不包装是保存不好的，尤其是在这个地方。礼和洋行还有一只空箱子，施佩林想把它弄来。 　　下午1时许，与英国炮艇“蟋蟀”号的军官一起在罗森博士那儿用午餐。他们都很友好。遗憾，我的行装还没收拾好，否则，我明天也可随“蟋蟀”号驶往上海。 　　荷兰大使馆的博斯先生从上海来此作为期3天的访问，以察看该使馆的房子。根据他的请求，给了他一份我们汇编的材料： 　　南京国际委员会遇到的几个问题 　　迫切希望与日本当局合作以求解决 　　1938年2月10日 　　1．恢复秩序和纪律问题 　　不论是在为返回原来住所的难民开放的安全区外的5个新区，还是在安全区界内，日本士兵都必须尽力恢复秩序和纪律。松井将军前不久在南京时，于2月7日重新作出此项规定。有迹象表明，大马路及其附近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大马路以外的居民还深受其苦。依我们看，日本军事当局只有严明纪律，加强措施，严格规定日本士兵只许逗留在指定的区域内，这个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2．食品供给问题 　　时至今日，日本当局共交付了5200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以解决平民的供给问题。这些粮食是提供给自治委员会出售的，其中包括不予销售的2000袋大米，这2000袋米是无偿分配给已返回原住所的难民的，然而直到现在才落实了几百袋。当前，既没有可出售的，也没有供无偿分配的储备粮。日本当局已同意把足够数量的燃煤运进安全区，以保证粥厂的开伙。2月8日，自治委员会得到了2000加仑汽油，减少了运输食品和燃煤中的困难。 　　这次慷慨提交了9000袋面粉(包括在上述的1万袋之中)，大大改善了上一周的缺粮状况，但仍没有为今后定期供应做好准备。对25万难民每天起码供应2000担即1600袋大米，不做好这样的准备，难民的食品状况就很危险。要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当局或者从这里的仓库提取必要的储备粮，或者开放通往南京的运输线，以便把食品从后方或从上海直接运往南京。 　　国际委员会请求同意它调拨原南京市政府分配给它的1.0933万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以无偿分配给安全区内外的难民。国际委员会还声明，它愿意与自治委员会合作处理好粮食分配工作。我们考虑到，至今仍以赈济口粮为生的难民有5万人，这个数字会在不久的将来急剧增长，因为百姓的私粮业已告罄，而经济尚未复苏。另外，还考虑到，这些平民起码到4月份还要靠免费分发的粮食生活。如果这样，经我们核算，上述的米面储备足够无偿供应给那些急需的难民，确保他们以后3个月的生活来源。 　　如要预防疾病和瘟疫的蔓延(有报告说，已发现了几例脚气病病例)，必须给那些至今仍依靠赈济口粮生活的难民和其他只剩有大米而买不到别的食品的人补充其他种类食品。现在，城里很难买到各种豆类。不容忽视的是，中国老百姓多半是从豆腐中获取蛋白质和维生素B的，而如今市场上豆腐已根本见不到。因此，老百姓的营养状况是够糟糕的了。我们请求日方能同意我们从上海购买豆类及其他补充食品，并用船运到南京，600吨这样的食品大概足以满足3个月的需求了。 　　3．医院和卫生所的人员问题 　　自从建立安全区以来，医药卫生设备成为我们最大的烦心事，这也是我们组织的一个薄弱环节。我们侥幸遇到一个比较温暖的冬天，没有暴发疾病。但是，难民收容所里少不了我们无法处理的病例和分娩。春天即将来临，病人人数肯定会有所增加，特别是前两个月，难民们光喝稀粥，身体虚弱，抵抗力不强。 　　我们已经为两个美国医生和两个美国女护士申请了入城许可证，以便大学医院可以扩大它的门诊部，并把医疗工作拓展到各难民收容所。(虽然一部分难民离开了难民收容所，但我们估计留下来住在收容所里的难民可能还有数万人。日本人根据他们的登记，估计今天在安全区内的市民还有16万。) 　　上海的美国红十字会现在已经恳请南京的国际红十字会，向它提交在南京开展救援工作的建议和计划。南京委员会认为，考虑到社会医疗工作十分薄弱，应该在不同的城区建立起4个医疗所。这是非常迫切的，而且很有必要，因为回到了原来住所的难民们住得太远，无法回到大学医院来治疗。 　　然而，有关医疗工作的根本性问题仍是缺少医务人员。城里虽有一批中国医生和护士，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受教育程度都不够。他们可以做优秀医生和护士的助手，但是他们不能组织或独立工作。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为我们所聘请的医生和女护士取得入城许可证。 　　总而言之，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可以概括如下：我们请求日本军队恢复驻城部队的秩序，让我们运进粮食，发给我们为我们的医生和女护士申请的入城许可证。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 　　秘书 　　又及： 　　2月11日，今天又获准供应一批大米，但数量尚未确定。此外我们还得到消息，蚕豆已装上“万通”号轮船运往这里，对此我们非常感激。 　　这篇报告是根据(荷兰大使馆)博斯先生的愿望而写成的，交给他供内部使用。 2月11日 　　约翰·马吉牧师已经拍摄了残暴罪行的纪录影片。罗森博士让人在上海制作一部拷贝，他想把拷贝寄到柏林。据说以后也要给我一部拷贝。我暂时把各个场景的解说附在后面。影片中提到的好多伤员我都看见过，有几个人在死前我还和他们说过话，其中有些人的尸体，鼓楼医院还让我在停尸房看过。 　　约翰·马吉牧师关于他的影片 《南京暴行纪实》的引言和解说词 　　引 言 　　下面放映的画面只能让人简单了解一下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发生在该市的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事件。假如摄影师(约翰·马吉牧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有更多胶卷和更多时间的话，他就会拍摄下许多其他的场景。他像其他人那样，这期间从早到晚忙着保护这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以某种方式帮助他们，因此偶尔才有时间去摄影。此外他还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因为如果让日本人看见，就有被他们砸坏或没收摄影机的危险。因此，他不能直接拍摄处决的镜头，或是拍摄该市几个城区中堆放着大量尸体的场景。教会医院(鼓楼医院)收治了许多伤员和日本人暴行的其他受害者，假如摄影者能在那里逗留较长时间，那么，这部电影的内容必定还要丰富得多。他特别记得一位70岁的老太太，一颖子弹从她肩膀打进去，又从她的背部钻出来。侥幸的是，这颖子弹没有打中其要害部位，伤口很快就愈合了。还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就是在成千上万受伤的人中，只有极少数可以被送进医院或是为我们所知。在乡下，在小城镇里，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我们外国人却无法看到这些暴行，也无法了解到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只是到后来才偶尔传来一些这方面真实可信的报告。 　　看来日本的军官和士兵们都认为，他们有权利对中国人采取任何一种暴力行为，因为中国人是他们的敌人。上级军官把强奸看成是轻微的过失，表面上之所以认为强奸也要被惩罚，只是因为它给外国的公众舆论产生了恶劣的印象，或是出于最高政府部门的一种压力。 　　为了公正，必须提到，许多日本人也承认他们的一些士兵表现非常糟糕。有两个文字记者对摄影者谈了这样的看法。一个记者认为，这类事件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日本总领事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他承认日本部队确实缺乏纪律约束。这对日本军队是怎样一种评价？！ 　　在一次战争中任何国家里都会沉渣泛起。当然也不可否认，犯罪分子和色情暴虐狂者就利用这机会，放纵自己丑恶的本性。在日本士兵身上所看到的这些残忍和嗜杀成性，在一个今天还崇尚“剖腹自杀”陋俗和让儿童阅读残暴好杀故事的国家里，也许是难以避免的。 　　把这些场景拍摄下来，并不是为了煽起对日本的复仇情绪，而仅仅是希望所有的人，也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并使他们明白，应该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 　　影片的拍摄者经常到日本去，熟悉这个国家的名胜古迹，知道在它的人民中有许多人具有高尚的精神。要是日本人民知道了这次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和怎样进行的，他们的内心就会充满厌恶！ 　　影片的解说词 　　1号影片 　　这段影片主要记录了1937年9月到10月期间日本人对南京的空袭。该影片的结尾和2号影片的开头出现有中国的基督教徒，他们于1937年12月19日在安全区一个难民收容所的露天空地做礼拜。 　　2号影片 画面序号 　　1)日本部队占领南京后几天，日本轰炸机飞越南京上空。 　　2)1937年12月16日，上海路。中国妇女下跪请求日本士兵不要杀害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他们仅仅是因为被怀疑当过兵而被无情地驱赶在一起。成千上万的平民也被这样用绳索捆绑起来，驱赶到下关的扬子江边、众多的小池塘边和空旷的场地上，在那里他们遭到机关枪扫射、刺刀砍杀、步枪齐射，甚至用手榴弹处决。 　　3)下关模范村四所村的中国圣公会信徒刘广伟(音译)和基督教教友们在日本人占领城市前逃进了安全区。12月16日他和基督教会其他13位教友被日本士兵带走，据他估计约有1000个中国人的队伍被强追赶到下关的扬子江岸边，在那里他们一排排站着，被机关枪扫射致死。当时正值黄昏，但是没有机会可以逃走，因为日本人用机枪围住了三面，而中国人的背后是扬子江。刘本人站在将被杀害者的后排，紧靠江边。当一排排中国人被机枪打死时，他也倒了下去，虽然他没被击中，却和几个被打死的人一起倒进浅水里，得以藏在尸堆中达3小时之久。后来他拖着被严寒冻得几乎不能走路的两条腿，爬上了岸，逃进一间无人居住的草屋中，他在那里脱去身上的湿衣服，钻进在那里找到的被褥里。在草屋中他没吃没喝地躲了3天。最后，饥饿迫使他出去寻找食物。他又穿上还未完全干透的衣服，走到以前工作过的中国进出口公司(一家英国洋行)，在那里，他没有遇见任何人。当他离开时，碰上了3个日本士兵。他们先是揍了他一顿，然后把他带到下关的复兴街，要他给他们煮饭。几天后他们放了他，两个士兵交给他一张盖有图章和签名的证明。他拿着那张证明，穿过城门回到了安全区他的家人那里。 　　4)这个19岁的女子在难民区的美国学校里避难。她怀第一胎已经7个月(准确时间是6个半月)。一个日本兵要强奸她，她进行反抗，因此被他用刺刀狠狠刺了一通。她的胸部和脸部被刺伤19处，腿上挨了8刀，下身挨的一刀有2英寸深，因此她在被送进鼓楼医院一天后就流产了。这期间她的伤口已经愈合。 　　5)日本士兵闯入这青年女子在下关(南京的港口地区)的家里，一家人除去她侥幸不在家的丈夫外，均被他们杀死。她是一家英国公司(和记洋行)的职员。日本人用刺刀劈伤了她的脊柱，留下一个可怕的伤口。她最后死于脑膜炎。她没有对日本士兵进行过任何反抗。 　　6)日本人侵入这座城市时，这个约11岁的女孩和她的父母站在难民区一个防空洞的附近。这些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她父亲，开枪打死她母亲，用刺刀刺中她的肘部。她的伤口现在已愈合，但留下一只残废的臂膀。 　　7)这是一个7岁男孩的尸体，他被送入大学医院(教会医院，鼓楼)3天后死去。他身上被刺刀刺了5刀，有一刀刺进了肚子。(我亲眼见过这具尸体。——约翰·拉贝) 　　8)这个男子是一家中国饭店的职员，就他所知，他是被日本士兵从难民区的房子里拉出去并在该区西侧一座小山上枪杀的80个男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他自己的脖颈、面颊和手臂上各挨了一枪，现已治愈。当时他装死，后来得以逃脱，到了教会医院里。9)这个男子的胸部挨了一枪，因为他不明白日本人要他做什么。他是个农民。在教会医院里有许多这样的情况。 　　3号影片 　　1)这是一个男子的尸体。他和其他70个人被从金陵大学的蚕厂拉出来，他们全都或是被枪打死，或是被刺刀刺死，然后被浇上汽油焚烧。这个男子被刺刀刺了两刀。虽然他脸上和整个头部被烧得很可怕，但他还能拖着身子来到医院，到医院20个小时后死去。(我在鼓楼医院的停尸地窖里，当着威尔逊大夫的面叫人打开裹尸布，察看了尸体，以便亲自验证报告上所说的细节。——约翰·拉贝) 　　2)一个日本兵向一家搪瓷店的职员要香烟，因为他没有香烟，头上就被这个日本兵劈了一刀，这一刀砍破了他一只耳朵后的脑壳，脑子都露了出来。这是在这个受伤者被送进教会医院6天后拍摄的。大家可以看到脑子还在搏动，一部分脑浆从伤口外溢，他身体的右侧因此已完全瘫痪，但病人并未失去知觉。他在被送进医院后还活了10天。 　　3)这个抬担架的人和一大批中国人被带到江边，他估计有4000人，他们在那里被日本人用机关枪扫射。他和其他约20个人成功地逃脱了，只是他肩上挨了一枪。 　　4)这个男子是扬子江上一条小舶板(小船)的主人，他被一个日本兵用枪击中下颚，然后被浇上汽油焚烧，他身体的上部和下部被严重烧伤。他在被送进教会医院(鼓楼)两天后死去。(在这个人死去的前一天，我还跟他谈过话。——约翰·拉贝) 　　5)这个中国人当过兵，但当他被日本人抓到时，已经手无寸铁。他的头部挨了两刺刀，还有一刀刺穿了脖子，他躺着等死。但是在教会医院(鼓楼)治疗后，又痊愈了。 　　6)这个小男孩从吴凇逃到常州，被经过常州的日本部队抓走。他今年十三四岁，已经为日本部队干了3个星期活。在他们两天不给他饭吃之后，他于12月26日恳求他们放他回家，他得到的回答就是挨刺刀戳和铁棍往头上一顿打。这个画面是他被送进鼓楼医院时拍摄下来的，当时他正血流如注。后来他痊愈了。 　　7)这个男子的家在南城门内。日本人于1937年12月13日入侵这座城市时，打死了他的两个兄弟，用刺刀刺进了他的胸部。他在12月37日以后才被送进医院。这个画面是在鼓楼医院的药房里拍摄的。——这期间他必定已经死去，因为他胸腔里格格的响声说明他受了重伤。 　　8)这个女子和她丈夫、她的老父亲及她5岁的孩子住在光华门内。日本人入侵城市时，来到她家要食物。日本人叫她和她丈夫走出去。丈夫随着叫声来到外面时，立即就被刺刀刺死；她因为害怕，留在屋里没有出去。日本士兵随即冲进屋子里，枪杀了她抱在怀里的孩子，同一颗子弹还打伤了她的手臂。 　　9)这个姓吴的女子和她家6口人住在南京城隆庙后面。4个日本士兵在12月18日闯进她的家，用刺刀刺死了她60多岁的老父亲以及她兄弟的十一二岁的孩子，用刀凶残地砍伤了她丈夫并企图强奸她。由于她解释说自已有病，他们才放过她。但这些士兵每天都去要钱，还刺伤了她邻居的脸。 　　10)下关电话局职员于西棠(音译)是住在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里的4000个难民之一。12月26日，日本军官来到难民收容所，对所有的成年人进行登记入册。这些军官告诉中国人，如果他们中间有当过兵的，凡自动承认者，即可免于一死，而不报告者抓出来就杀。军官们说，自愿承认者要编入役工队，并且给他们20分钟时间考虑。接着约有200个男子承认当过兵，他们被带走了。在街上还有一批被日本人诬指为当过兵的中国人被抓走，于(西棠)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路上被抓走的。据他说，他和其他几百个人被带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的山丘上，在那里日本人用刺刀刺杀他们。他被刺了6刀，其中2刀刺入胸部，2刀刺入小腹，2刀刺在腿上，他失去了知觉。当他重又醒过来时，朋友们把他送进了教会医院。这个画面是威尔逊大夫给他动手术时拍摄的。威尔逊大夫在这些日子里一直为他的生命担忧，但他却在此期间恢复了健康。 　　11)这个男子是南京的一所房子的主人。日本人闯进他的房子里要女人，他回答说没有女人，日本人就用刺刀刺他，他挨了两刀，刺刀深深地刺入后颈部。在这期间他的伤已愈合。 　　12)一个日本兵强迫难民区的一个中国警察带走一个女子，因为这个日本人想避免亲自把她拖走。他们来到国府路时，天已经黑了下来，这个警察得以逃脱。可是他又落到了其他日本士兵手里，他们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从后面用刺刀刺他，然后把他抛弃在那里，因为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日本人走了以后，他成功地挣脱了绳索，在一所房子里躲了起来。他在那里找到一张床过夜。第二天，他身体非常虚弱，在一个中国人的帮助下到了医院。他一共被刺了22刀，但他被救活了，并且已痊愈，这确实是个奇迹。 　　4号影片 　　1)这个女子和其他5个女子被强行从难民区的一个收容所里拖出来，去给日本军官们洗衣服。她被带到一所看上去像是军人医院的楼房中。白天她必须洗衣服，夜晚供日本士兵们取乐消遣。根据她的报告，年龄较大的和普通的女子一夜要被强奸10次～20次，而一个比较漂亮的年轻女子一夜被强奸达40次。这里拍摄下的是一个普通女子。1938年1月2日，两个日本士兵要她跟他们走。她被带到一所空房内，他们欲砍下她的脑袋，没有成功。人们发现她躺在血泊中，就把她送进了教会医院，在那里她逐渐又恢复了健康。她的后颈被砍了4刀，刀口很深，颈部肌肉都撕裂了。此外，她的手腕有一道严重的刀伤，身上挨了4刀。这女子一点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杀死她。她不了解其他女子的情况。 　　2)和3)一个尼姑和一个八九岁的小帮手：这孩子被刺刀刺入背部，刺伤数星期后仍然因伤口未愈而发烧；尼姑因枪击造成左髋骨复合性骨折并因此引起严重感染，如果有救的话，就需要进行一次特殊的手术，才能使她恢复行走。这尼姑和别人合住在城南一座庙后面的一所房子里。日本人占领南京时，杀死了这寺庙旁边的许多人。把这尼姑送进医院的那个裁缝估计，那里被杀死的有25人。在这些死者中，有尼姑庵的一位65岁的住持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帮手。画面上的这个尼姑及其小帮手也是那次受的伤。她们逃进一条沟里，在那里待了5天，没吃没喝。沟里有许多尸体，其中有一具68岁尼姑的尸体，她是被倒在她身上沉重的尸体压死或窒息而死的。第5天这尼姑听到有一个日本兵看到这些尸体时说了这样一句中国话“好惨啊”，她随即睁开眼睛，恳请这个士兵救她。随后他把她从沟里拖出来，叫来几个中国人把她送到陆军救护站，她在那里受到一个军医的治疗。之后有了机会，她被一个邻居转移到了教会医院。 　　4)1月11日，3个日本士兵强迫这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把蔬菜挑到城南，在那里他们抢走了他的钱，用刺刀向他背部刺了两刀，一刀刺进下腹。两天后他被送进教会医院时，他的内脏从伤口里拖出来约一尺长。送到医院5天后他死去了。给他摄影时，病人非常痛苦，连医生都不敢把伤口上的绷带解开。 　　5)这个人听说他母亲被打死了，他就离开国际委员会建立的安全区，去证实这消息是否确实。他前往第二区，这是日本人称之为安全的市区，并被推为可以再定居的一个区。他没有找到他母亲的尸体，却碰上了两个日本兵，他们把他以及他朋友的衣服都抢光，只剩下了裤子(这天是1938年1月12日，是寒冷的一天)。随后两个日本兵把他们的登记证撕得粉碎，用刺刀刺倒他们，把他们抛到一条沟里。这个男子1小时后从昏迷状态中醒来时，发现他的朋友已经失踪。后来他终于回到了难民区，进了教会医院。他被刺了6刀，其中一刀刺破了肋膜，导致肋膜下的外伤性气肿。在此期间他痊愈了。 　　6)这个男子是4000个难民中主动承认自己以前当过兵的200名中国人中的一个，因为日本人答应过他们：自动承认者可以免受处罚。他和其他许多在街上被日本人抓到的人(虽然他们以前是平民)一道，共约300人～350人被带到坐落在五台山附近的一所房屋里，在那里他们被分成10个人一组。日本人用钢丝把他们的手捆在背后，要把他们押到水西门外(他听人说)去处死。在快轮到他被押走时，他和房子里的另外3个人躲在一堆垫子下，但他们还是被发现了，因为他们中有一人发出了咳嗽声。他们后来被拖到外面，20人一组站着，日本人用刺刀刺他们。刺了几下，他即失去知觉，后来又从昏迷中醒来，连滚带爬地来到美国学校的一栋大楼里，那里的一个中国人给他解开捆在手上的钢丝。他在一条沟里躲藏了一些时候，最后才去了教会医院。医生诊断他被刺了9刀，此外被钢丝捆绑的手也受了伤。他现在已恢复了健康。 　　7)这个中年男子在1月10日回到坐落在对过山上的太古洋行附近他的住房里。他在自己的院子里遇到3个日本士兵，其中一个无缘无故地开枪打伤他的两条腿，有一处伤口相当严重，但是他现在很可能已痊愈。 　　8)1月24日，日本士兵企图命令这个男子纵火焚烧坐落在大学医院附近双龙巷里的中和(音译)饭店。由于他拒绝纵火，他们就用刺刀击打他的头部，他的头部裂了3个口子，但是没有危险。这次摄影时，他差不多已恢复了健康。 　　9)12月13日，约有30个日本士兵出现在门东新路口5号房子前并想入内。姓哈的房主人是伊斯兰教徒，他刚刚打开门，立即就被左轮手枪打死。一位姓夏的先生在哈死后跪在士兵们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居民，但他也遭到同样命运。哈太太质问日本士兵为什么杀害她的丈夫，也同样被枪杀。先前抱着1岁的婴儿逃到客厅一张桌子下的夏太太，被日本兵从桌子下拖了出来，她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她的衣服被抢走，一个或几个士兵强奸了她，然后还在她阴道里塞进一只瓶子。后来几个士兵走进隔壁房间，那里有夏太太的76岁的父亲和74岁的母亲及16岁和14岁的两个女儿。他们要强奸两个女孩时，祖母试图保护她们，立刻就被左轮手枪打死了。祖父去扶祖母，也遭杀害。他们撕下了两个女孩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被二三个日本士兵轮奸。后来大女孩被巴首刺死，而且他们还用一根木棍插进了她的阴道。小女孩也被刺死，只是她没有像她母亲和姐姐那样遭受到用东西插入阴道那么残暴的恶行。后来，士兵们又用刺刀刺伤了也躲在房间里的夏太太的另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最后还杀死了房子里哈先生的4岁和2岁的两个孩子。4岁孩子被刺刀刺死，2岁孩子的脑壳被军刀劈开。 　　那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受伤后爬进隔壁房间，那里躺着她母亲的尸体。她在那里同她没有受伤的4岁妹妹待了14天。两个孩子靠着炒米和她们在一只锅里找到的剩饭活命。摄影者从这位小姐姐的口中了解到了以上报告的一部分情况，将孩子的叙述与被杀害者的一个邻居和亲戚的叙述作比较，并在此基础上修正了一些细节。这孩子还说，士兵们每天都回到这房子里，以便把屋里的东西拖走，但没有发现她和她妹妹，因为她们藏在旧被子下面。 　　在发生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之后，所有邻居都逃到了安全区。画面中的这个老太太14天后来到她的邻居家，发现了这两个孩子。就是这个老太太把摄影者领到了摆放尸体的院子里。她、夏先生的兄弟和被救出来的大女孩对我们讲述了这个悲剧的详细情况。画面上也可以看到16岁和14岁两个女孩的尸体，她们和其他尸体排列在一起，这些人都是在同一时间被杀害的。夏太太和她的婴儿同样可在画面中看到。 1938年2月12日 　　现在的确到了我离开这里的关键时刻了。今天早晨7时，张带来一位从天津来的朋友，他姓冯，在大方巷一个美国人那里看家。他的妻子临产，胎儿3天来一直抗拒来到这个悲惨世界(我们确实也不能责怪他)，孕妇看来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即引产。这时他们竟然跑来找我！“我又不是医生。”张说：“对的。”“我也不是快马’(中国北方人称产婆为快马)。”“对的。”“我是‘市长’，用不着去为别人接生！你们赶快把产妇送到鼓楼医院去！”“是的，”张说，“这三点，你说得都对。但是你得一道去，否则产妇进不了医院，她会死的，孩子也会死。你必须一起去，这样一切就会好，母亲会有救，婴儿也会活着！”真是天大的玩笑，你们这些傻瓜、无赖。大家都去，就是说我也必须一同去。这真是难以置信，我一走进那房子，那男孩就生下来了。母亲笑了，婴儿也笑了(实际上是叫喊，但在这一时刻反正都一样)，大家都很高兴。张，这个滑头精，又是他有理。此外，这个玩笑还要我花去10元钱，因为我必须给这个可怜的男孩带点小礼物。 　　如果这故事流传出去，我就要破产。只要想想，城里有25万难民。你根本想象不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下午5时 　　中国飞行员“来访”，整个天空布满了飞机，日本防空部队开炮，竭尽全力，但是却没有命中！——这就好，因为没有人想走进防空洞。中国人相信，他们在自己的同胞进行空袭时是安全的。 　　菲奇先生今天下午随同“友好的海军”又从上海回来，带来了香肠、干酪、胰岛素和许多邮件，其中也有妻子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看上去她挺精神的)和韦尔纳厂的舒尔茨第37号信件，并附有下面的柏林报纸剪报，剪报上欢呼“拉贝出任南京市长”。啊，孩子们，我多想退休时可以拥有一份市长退休金！——中国的先生们，我看你们该自己管理自己了，或者自己统治，或者让别人统治，我是不想再干了，我必须休息了！ 韦尔纳·舒尔茨柏林西门子城1938年1月12日 尊敬的拉贝先生： 　　尽管我估计，附上的这份报纸简讯可能已从各个方面到达您手中，但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把它寄给您，因为当您读到您在南京的工作也受到这里新闻界的如此赞扬和肯定时，必定会感到高兴的。 　　从施密特先生寄来的几张照片上，我们看到您站在防空洞的入口处已经钦佩不已；您安排工作的时间是21时～23时，从中可以看出，您仍然保持着您的幽默感。当然，我们在这里怀着特别的兴趣注视着在中国发生的事，也经常想念您。 　　我们希望，您在南京的家中会安然无恙地度过这个时期，因为我们不时谈到，撇开您在东亚的30年时间里所收集到的一切美好东西不谈，一个人处在战争区域之中是多么艰难啊。 　　我衷心祝您和您夫人未来万事如意；我经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在您好客的屋子里度过的美好时光。 　　请您代向韩先生和李先生问好。 　　致以德意志的问候 　　您忠实的 　　签名：韦尔纳·舒尔茨 附： 　　德国办事机构在南京重建 　　上海1月10日电讯 　　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大使馆行政官员沙尔芬贝格和领事馆秘书许尔特尔于星期五乘坐一艘英国炮艇离开上海，已经到达南京。德国大使馆在南京的办事机构随之又将重新开始工作。它的第一项任务是保护德国人在南京的财产并查明损失情况。根据已知情况，有12栋德国人的房屋完好无损，其余房屋的损失情况这里尚不清楚。 　　南京的许多报道一致肯定了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拉贝值得赞扬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1月中国当局完全撤离以来，他以难民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实际上做了市长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支持下，维护社会秩序，关心市民的福利。据日本大使馆一名代表的报告，拉贝的工作在过渡时期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海军士兵兵不血刃地占领青岛后，日本当局答应保护第三国的国民。根据目前已知情况，在青岛的所有德国人全都安然无恙。 　　我的朋友舒尔茨(这个名字经过德译汉，汉译德，舒尔茨有时遗憾地发现，他的名字听上去像“鞋带”)没有说错，从其他方面也传来了类似的报道： 　　一个德国人卓有成效的工作 　　上海1月10日讯 　　南京的许多报道一致肯定了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拉贝值得赞扬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1月中国当局完全撤离以来，他以难民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实际上做了市长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支持下，维护社会秩序，关心市民的福利。据日本大使馆一名代表的报告，拉贝的工作对过渡时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对目前为了居民和难民的利益而与占领军进行的合作也是很有益处的。留在南京的中国居民怀着感激的心情赞许拉贝的帮助。 　　一个德国人维护南京的秩序 　　南京的许多报道一致肯定了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拉贝值得赞扬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1月中国当局完全撤离以来，他以难民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实际上做了市长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支持下，维护社会秩序，关心市民的福利。留在南京的中国居民怀着感激的心情赞许拉贝的帮助。(《汉堡消息报》) 　　在日本人占领城市前不久，有两位中国政府官员住在我的房子里，他们的箱子里装满了钱，他们在许多场合都给我的佣人小费，小费超过了正常的标准。由于蒋介石曾答应给我们委员会10万元，而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拿到8万元，为此我要求这两位先生给我写份书面声明，说明他们不拥有应提供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钱。他们交来的声明如下： 南京，1938年2月9日致约翰 H．D．拉贝先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 　　我们谨通知您，我们从中国政府那儿收到的资金，总额为5万元(大写：伍万元)，我们将这些钱分配如下： 　　1．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2万元 　　2．给南京国际红十字会 3万元 　　共计 5万元 　　上述款额我们已按委托付给上述单位。 　　我们听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先前已收到过6万元，因此总共已给该委员会8万元，给南京国际红十字会3万元，已付讫。 　　我们特此声明，我们很遗憾，再也没有其他基金可提供给上述组织。 　　顺致崇高敬意 　　签名：周清锋(音译) 　　龙顺钦(音译) 　　直接促使我询问和取得上述答复的起因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一天，我发现我私人办公室的书桌上有一捆纸币，一共有5000元，同时还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为了您值得尊敬的、拯救穷人的行动。”我立即将这笔钱交给委员会会计组，给了这两位中国人一张正式收据，他俩接到这张收据时显然有点吃惊。 　　下面这封信是今天由美国大使馆交给我的。 金陵大学校长办公室中国南京汉口办公室大利亚大厦12B1937年12月9日致拉贝先生西门子洋行南京 尊敬的拉贝先生： 　　我谨以金陵大学师生员工的名义，对您将您的汽车供给我们用于运送人员和行李表示我最诚挚的赞扬和衷心的感谢。没有您友好的帮助，要把500多人及时从南京运往汉口，我们是完全办不到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本周还要继续到中国西部去，我们希望路过这里的每班船都能带走一批人。无论如何还得过段时间，我们才能使所有人登上旅程。 　　我们常常惦记着南京。我们希望，留在那里的所有人都能摆脱战争的恐怖。 　　对于您为建立安全区所做的一切和正在做的一切，我们向您表示我们最衷心的感谢。 　　怀着许多良好的祝愿向您问候！ 　　您非常忠实的 　　签名：陈裕光 　　金陵大学校长 　　此外，我今天还收到同样由美国大使馆转交的如下电报确认： 电报确认西门子洋行(中国)香港分行香港，1937年12月1日发报时间：1937年12月1日致南京办事处 　　我们收到上海如下电报，应要求，将它转发给您：“不同意那些措施，请立即动身去汉口代表洋行利益。” 　　西门子洋行(中国) 　　香港分行施…… 2月13日 　　9时～12时委员会开会，讨论预算问题。根据菲奇的报告，上海和其他地方共为我们募集了20万元。因此我们目前的总财产约为30万元。我们可以用这些钱办一些事。 　　下午在平仓巷做礼拜。贝茨博士发表了令人惊异的讲话，他谈论亚伯拉罕·林肯，说林肯的名言在一些方面仍完全适合于当前这年代。他朗读了1863年林肯的宣言。 　　对于今天收到的、上面援引的洋行1937年12月1日电报确认必须说明，我从未收到过这份电报。尽管当时有人通过电报建议我，避开对我生命的更大危险；若是德国大使馆离开南京，可以和他们一起走。最后，还要求我发一份电报，说明我的打算。我的回答是：“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据我现在从电报确认中看出，上海总部对此不同意。不过我从没有收到过这份电报。这确实是一件憾事。我真是个倒霉鬼！当时我的确是听话的，现在这事不中洋行的意！当然可以相信，洋行上述电报的意图只是为了使我避免任何生命危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没有收到电报是好事。作为一位很守纪律的职员，也许我在最后一瞬间还会改变我的决定，并乘上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离去。众所周知，这条船遭到了日本人的猛烈轰炸。此外，我总是在怀疑，假如我跑了，西门子洋行(中国)在南京的其余雇员以及还有一些穷苦的可怜人今天是否还活着。 　　我还是出乎意料地成功地搞到了木板箱。在我的老百姓中(即在我院子里的难民中)有一个木匠，通过他的关系我弄到了20只木板箱，而且不仅有木板箱，还有稻草。这些难民中有几个人冒着大雨，从汉西门城外拖来了3车稻草，总共花了2元钱。木匠免费帮忙包装行李。可以看到，和穷人的友谊是有价值的。有时(例如这一次)甚至十分有价值，因为木头几乎从市场上消失了。 　　克·克勒格尔先生从上海发来的信还附了“简讯摘要”。 　　1938年1月30日《字林西报》简讯摘要： 　　美国驻东京大使提出更强烈的抗议 　　日本一名哨兵打了 J．M．阿利森先生耳光，这一行为引发出新的外交交涉。 　　美国官员的报告已发表(华盛顿，1938年1月28日)： 　　国务院今天委托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抗议在南京的一名日本哨兵动手殴打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约翰 M．阿利森的行为。 　　目前在驻南京美国大使馆代表美国利益的阿利森先生报告，他被一名日本哨兵毫无理由地打了耳光。——在给格鲁先生下达指示的同时，国务院公布了阿利森先生关于这次被打受辱事件的报告，报告与日本人的叙述有很大不同。 　　(对这一事件的较长叙述待续) 　　同一报纸的摘要： 　　日本大使持怀疑态度 　　日本大使认为中国关于日本人暴行的报道不准确，并因此持怀疑态度。 　　伦敦，1938年1月29日讯 　　驻伦敦的日本大使吉田茂先生今天在接受《每日杂谈》代表的采访中，对传到欧洲的关于日本士兵在中国犯下残酷暴行的报道表示遗憾。他补充说，简直难以想象，我们的部队竟然会如此放纵自己，会这样违背悠久的传统。大使接着又说，我已经电告东京，报道我们部队残酷暴行的消息已经传到英国，我请求不要对我隐瞒真实情况。关于据说日本士兵虐待平民并当着父母的面杀戮孩子们的报道，使我感到异常震惊。这样的行为与我们的传统根本不相符，在我们国家全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例。无论您到哪里去进行调查，您都提供不出我们的军队曾经有过这类行为的证据。我们的军队有着良好的纪律。我再重复一下，这支军队会以这样的方式违反传统，是不能想象的。我作为我国的大使，对于出现这样的报道，只能表示极为遗憾。(合众社) 　　前一篇文章中关于一名日本兵殴打阿利森先生的事件，这时已通过日本政府出面郑重道歉而获得解决。 　　从《日本大使持怀疑态度》这篇报道可以看出，全世界这时已获悉日本士兵在南京犯下的残酷暴行。吉田茂大使先生如此为自己的同胞辩护，没有人会因此而见怪。此外，这里25万难民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给他提供证据，证明关于日本兵痞难以形容的暴行的消息是真实的！ 大学医院中国南京1938年2月12日致王承天先生自治委员会南京 　　我们期待2月14日星期一早晨上海救援南京组织用太古洋行的“万通”号轮船运来100吨蚕豆。英国大使馆的杰弗里先生通知我们，日本当局已经表示，希望这次船运粮食事宜由贵委员会进行办理。 　　为此，我们请求贵委员会为我们运进这批货物，并取得许可证，将这批货物寄存在贵委员会的仓库里。这些蚕豆应该免费分发给南京的穷人和有困难的人。 　　我们对贵委员会满足我们的请求预致谢意。 　　顺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罗伯特 O．威尔逊大夫 致美国大使馆电，南京发出：上海，1938年2月14日收到：南京，1938年2月15日11时急件——下面是致斯迈思博士和特里默大夫的： 　　我们星期日继续查询的结果是，蚕豆靠岸的地点完全由南京军事当局决定。如完全由自治委员会运入，预计不会有困难。——汤姆逊 　　高斯 2月14日 　　由于我们这里发生了几例脚气病(鼓楼医院愿意提供详情)，我们曾请求上海运给我们100吨蚕豆，这批货应该于今天由太古洋行的“万通”号轮船运抵这里。在上海的日本海军早已发给许可证准许船运这批蚕豆在下关靠岸，但是南京的日本军队尚未同意，后来果然遭到了拒绝。今天下午1时，上海的无线电台报道了这事，并指出：由于我们的国际委员会(上海人称为“南京救济委员会”)和自治委员会“缺少合作”，运入货物产生困难，不言而喻，运人之事只允许由自治委员会办理。从我们上面收录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我们早已于2月12日就此事向自治委员会提出了请求。由于此事涉及鼓楼医院(大学医院)，因而该信由医院的威尔逊大夫签署。日本人声称，他们对南京的脚气病一无所知，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这里的健康状况。 2月15日 　　昨天晚上，龙和周离开了我的家。他们今天要动身，怎样走，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对我讲，我也没有问。我们的友谊出现了裂痕，尽管如此，我还是祝愿他们一路平安抵达香港。不过，我不想再见到这两个人。 　　我现在忙于收拾东西，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的健康状况并不很好，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也许这和我的糖尿病有关。但是，这不要紧，我差不多已经闯过来了。总会成功的！妻子说得对，不要在最后一刻发生“抛锚”，她在最近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她当然认为，我应该以最最安全的方式(乘坐炮艇)走，不要像克勒格尔那样坐运货车，而且还是在敞开的车厢里，免得最后又得了什么病。就这么做，妻子，别担心！“蚕豆问题”尚未解决。日本人就威尔逊大夫的信已拒绝了自治委员会。他们要求我们无条件地将豆子交给自治委员会，否则这货物不许运人。由于我们这批蚕豆是在上海买来的，我们不能无条件地交出去。而且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危险：日本人突然拒绝自治委员会把豆子分配给我们的各个难民收容所。此外，这些蚕豆是委托鼓楼医院代销的，就是说，日本人试图禁止把粮食交给私人机构。阿利森先生目前正在(与英国大使馆一道)作出努力，促使日本人改变态度，从而有利于我们。 　　据我刚才听说，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一致决定，给上海西门子洋行发电报，请求让我继续留在这里。这根本不合我的意。我的神经的确有些吃不消了，我真想出去休假旅行。此外我也担心洋行的人会认为，是我本人叫人拍这份电报的，当然情况并非如此。除去我的家具外，我已经把所有小件物品都包装好了，此刻我就坐在已空出了一半的房子里，没有任何舒适设备。大件家具和已装好的木板箱，我只好暂时放在这里，请韩(湘琳)看管。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关于形势的内部报告 　　1938年2月14日 难民 　　1937年12月下半月难民的人数达到最高点时，在25个难民收容所里共有6.9406万人。1938年1月25日有6万人，而今天在24个难民收容所里只有3.5334万人。从1月28日日本人给自治委员会发布命令，要难民最迟于2月4日离开难民收容所以来，收容所的难民人数曾减少了2.5万人。我们可以看作为成果的是，在上海的日高先生到达后，日本人根据我们的抗议，秘而不宣地表示同意不再使用武力在2月4日将难民赶出安全区的难民收容所。但是如上所述，这种同意只是对我们委员会秘密作出的；1月28日发布的命令不仅仍然有效，而且日本人通过自治委员会的代表于1月30日检查了难民收容所后，还强调重申了这项命令。国际委员会也建议有条件的难民返回自己的家里去，但是回家只能逐步进行。应该预见到，数万名难民中特别是寡妇、丈夫被抓走的女人以及房子完全被烧毁的那些人，要过几个月后才能回去。这些人当然必须在特别为他们而建立起来的难民收容所里受到照顾。根据日本当局对返回自己住处的家庭登记的报告，今天在安全区内还有15万人，而今年1月份是25万人。由于回到自己住所的家庭仍然需要我们帮助，因此我们在最近为重新定居而开放的每个区内都设立了一个恢复秩序委员会办公室，以便在需要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帮助。 援助 　　现在仍看不出短时期内有重新启动经济生活的迹象，甚至不久将有经济生活的希望也甚微，某种程度的局部性生产也不可能。至于安排好在城墙内外小块田地和小菜园春播春种，也是困难重重。许多地段、建筑物、设施以及储备都已被毁坏，只有极少数工人为日本军队和其他日本当局工作而得到报酬。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经济生活的复苏在今后几个月内是不可能的。形势的严峻还由于下述事实而加剧：大部分市民都是依靠带来的储备粮食生活，这些储备每天都在减少，毫无疑问不久就会耗尽。因此可以预见形势还将恶化，在今后数月中要求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给予援助。 行政管理和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目前的一切救济工作均由组织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实施。由于在元月的最后几天有五分之二市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安全区与市区其他部分之间的严格界限已变得模糊。因此国际委员会已不再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委员会，而是作为一个纯民间的救济组织继续进行工作。 　　国际委员会一开始就与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极好的合作，与它共同从事了大规模的粥厂工作。此外，委员会还和红卍字会合作主持两个大粥厂，红卍字会同时负责掩埋尸体，事实证明这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这个组织虽然每天掩埋200具尸体，但今天在城里各个地方还有3万具尚未掩埋的尸体，其中大部分是在近郊下关。这里的国际红十字会特别关心中国的伤兵，对大学医院的免费治疗病员，它按照战争前的标准为他们支付治疗费、伙食费以及三等病房的住院费。医院失去了正常的诊治收入，而原先的储备连一半的亏空都弥补不了，因此没有红十字会在这方面的支持，医院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我们与自治委员会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关系。自治委员会的食品委员以前就是我们组织的成员，他在新岗位上，只要是在日本当局许可的范围内，都和我们进行合作。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尽力帮助他解决问题。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开放禁令，通过他将大量的米和面粉出售给居民。为此目的，我们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从圣诞节以来(早在自治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就和这些人合作将粮食和燃料运进城内。正是这个委员今天领导着自治委员会的汽车修理厂，实际上负责全部车辆的调度，并负责车辆优先供社会服务使用，然后才派其他用途。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与自治委员会下属的救济课的合作。救济课与我们的恢复秩序部之间每周共同举行数次座谈会。尽管实际效果要将来才会显示出来，但这两个组织已经提出了恢复秩序工作的共同计划。实际合作工作按两种方式进行。一些难民来自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他们想返回家乡，对此，自治委员会将努力为他们争取免费运送，我们委员会则准备给这些难民每个人发一小笔回乡救济现金，以帮助他们克服回乡开始时的生活困难。日本当局交给自治委员会2000袋米供免费分发。自治委员会将应由其救济课分发的这批储备粮中的绝大部分，先在安全区外面他们的店里出售，出售所得的米款再分批交还给救济课。目前救济课已经声明，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将对从我们难民收容所返回自己家园的每个家庭免费发给一小部分储备米。 　　我们与日本当局的合作，至今实际上只停留在他们默认和容忍我们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上，但他们同时试图竭力限制我们的工作。最近几周来，这种限制已有所放松。他们曾允许向安全区运进了两批数量很大的大米(这些米其实不是给我们委员会的)；他们还答应不用武力将难民赶出安全区；他们允许我们将100吨蚕豆从上海船运到这里来；我们现在得到了给一位美国医生的入城许可证，这位医生以前就是鼓楼医院的工作人员，现在又回到南京。甚至在严格限制我们工作的时候即今年元月，日本人也允许自治委员会给安全区的粥厂供应煤，当然我们必须支付煤钱，因为这些煤是私人经营的。这些与我们难民收容所紧密合作的粥厂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分布面很广的利益团体。 运回和分配储备粮 　　从1938年1月11日以来，日本当局禁止在安全区内出售米，但允许居民到位于安全区以外南边一里处自治委员会的店里买米，并将这些米带进安全区。开始只允许每个难民买2斗米，但后来允许买一整袋。最近，安全区外东边不远处的自治委员会另一家店也卖面粉，当然只能少量出售。此外，如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不久前向安全区运进了给自治委员会的两批数量很大的大米。 　　由于我们就地购买补充粮食或从上海进口粮食的努力受到日本人的阻止，我们的粮食储备已大大减少。目前我们还有1267袋米、266袋面粉和12袋蚕豆。因此我们目前的储备粮只能免费发放2个星期，即只够发到3月1日。现在我们就地采取了预防措施，即由红十字会在下关购买免费发放的米并支付米款。 　　我们今天达成了一项协议，它使我们的难民收容所能够直接向自治委员会的粮店买米，使我们自己少量的储备粮得以留作这个不可靠的供应渠道万一发生中断时使用。 　　上海的日本海军中将已签发许可证，准许船运100吨蚕豆到南京并在南京上岸，第一次突破了至今对粮食运往南京的禁令。 　　但是南京的日本军事当局却为蚕豆的到岸和运进城提出了先决条件，这就是无条件地把蚕豆交给自治委员会。这批蚕豆原先是委托大学医院销售的，但是在事情办到一半的时候，医院向日本军队表态，请求自治委员会为医院运入这批蚕豆，储存在自治委员会的仓库里，并在那里免费分发给穷人。日本军队至今仍拒绝这项建议。我们委员会暂时还未下决心建议医院将这批货物无条件地交给自治委员会，因为蚕豆是用托付给国际委员会的钱购买的，因此国际委员会要对这批货物的最终去向负责。决定运入这批货物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看看这里的一个民间救济组织是否能够运入粮食。蚕豆是中国普通食品的重要部分，当前在市场上已经买不到。免费将这批蚕豆发给穷人将会阻止营养不良状况的继续恶化，因此它对两个月来几乎只是以粥为生的南京居民有很大帮助。我们的医药顾问也建议食用蚕豆以防止脚气病。这种病已在难民收容所里出现了。 　　国际委员会竭力敦促日本当局发还前中国当局合法给予国际委员会的1.O933万袋米和1万袋面粉，这项努力直到今天也未获成功(有关这方面的全部详情请见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1938年1月27日致日本大使馆的函件，文件号44)。 　　假如有朝一日我们自己已无法向难民分发食物，我们将不得不改为发放救济现金，就是说，只要自治委员会还在出售米和其他食品的话。 　　从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12日，日本人只提供了5200袋米(包括前面提到的供免费分发的2000袋)和1万袋面粉。2月12日，日本当局通知自治委员会，他们将在6天内给自治委员会每天提供1000袋米，并说假如自治委员会能够运入这些储备粮的话，将会继续得到同等数量的供货。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没有遵守这个承诺，在3天内总共只提供了2300袋米。但是，为了维持25万居民的生活，每天就需要1600袋米。因为他们从家里带来的私人口粮不久将用尽，目前供应的数量是绝对不够的，因而情况十分危急。日本人从占领南京以来，正式提供的全部食品还不够维持一个星期的。 　　约从1月底以来，允许农民们到城外的地里去取蔬菜等东西回来。但据这些人说，走那么远的路是不值得的，因为地里几乎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了。 　　凡是运给医院的东西，由于规模小，至今都是由外国炮艇运输的，可以毫无困难地运上岸，并交给医院。真正的困难是运进和分发给全体居民所必需的食品。 财务预算 　　我们委员会的财产现在，总共有30万元。是由下述组织捐助的。 　　南京： 　　前南京政府 8万元 　　卖米收入 1.3万元 　　南京基督教徒战争救济委员会 7000元 　　小计 10万元 　　上海： 　　中国银行家协会 5万元 　　美国红十字会 2.5万元 　　英国市长基金会 2万元 　　黄金律基金会(1900美元)6350元 　　扶轮国际 2500元 　　西雅图中国俱乐部(610美元)2035元 　　其他组织(上海救援南京委员会尚未转到我们的账上)10.9115万元 　　小计 21.5万元 　　总计 31.5万元 　　因为上述款项中有一部分为受行情波动的有价证券，为小心起见，我们将财产总数估定为30万元。 　　这里附上的财务预算是为了说明关于打算用作今后两个半月即至5月1日所必需的总款项。这项财务预算只包括我们目前所能支配的款项，只限于南京的工作，平均每人只有1.20元。 　　除了几个司机和苦力外，国际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是由志愿救援人员做的。至今我们发给中国的志愿工作人员只有每天的口粮和1角2分钱的菜金。但因为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并无其他任何收入，而我们又不想不必要地过度占用他们的救济储备粮，因此我们决定从2月1日起付给中国助手现金报酬，每人每月约为10元～35元左右，包括全部零星开支在内。在过渡时期，必须对人员进行工作调动，从难民收容所管理部到恢复秩序部等，我们总共需要420个助手，从事包括从苦力到委员的各种工作。 其他 　　国际委员会很清楚，除了财务预算中列举的项目外，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工作也必须完成，而且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员，这些工作也是能够完成的。 　　我们在此提出居民的健康状况。他们长期严重缺乏营养，每天的伙食经常只有两顿，而且只是稀粥。还有，这些人都是挤住在一起，生活在一种完全不正常的条件下，它对孩子们、孕妇们和身体虚弱的人会产生有害的影响。这些平民实际上应该在大学医院得到医生的治疗。而医院人员流失严重，缺乏经费，与工作范围的规模不相适应。医院的医疗工作应该相应地扩大，在各难民收容所和市区开设诊所，制定出一项医疗卫生工作和注意观察居民健康状况的计划。 　　自治委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最多只能维持一所医院，即便是这样，也只是为了不丢面子。 　　此外，在南京附近，有许多村庄被烧毁，遭受了严重的战争损害，它们也十分需要南京给予救济。例如我们收到了来自一个近于荒芜的地区要求救济的呼声，那是一个有2.4万人口的栖霞山难民营；还收到了有2000名难民的葛塘集需要救济的请求。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本城居民区的艰难和贫困，也应该考虑到有许多人是从外地逃难到这里或是被驱赶到这里来的，现在他们想返回自己的家园；还有成千上万滞留在城里的乡村居民，此刻正在等待着，一有机会就回到他们的家乡去。 　　南京和周围的菜农和农民们的绝望情绪很严重，因为他们不知道春播时应该怎样耕种他们的土地。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人们最多只能希望有一小部分田地会被耕种。当我们询问一些农民是否有春耕的种子时，回答是具有讽刺性的：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是否有足够的米话下去。金陵大学的5个大农场仅剩一点儿蚕豆，其余的一切都被日本军人抢走了或烧掉了，包括所有房屋、家具、库房和储备粮。其他上千个农场也是同样的痛苦命运。可惜我们不能直接采取行动恢复安全，使人们进行正常的劳动。但是，我们必须设法搞到种子。如果可能还要搞到耕田的牲畜。 　　尽管25万不同年龄的难民没有一所小学、戏院或体育场，但我们遗憾的是，还是不能考虑重新开放小学和娱乐场所，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 结论 　　尽管有各种困难和不安全因素，国际委员会仍然根据不同情况努力严格按照工作计划办事，虽然我们也经常会为大批一贫如洗的难民几乎得不到任何救济金而丧失勇气。国际委员会十分感谢许多友好组织给予它的慷慨的援助、很好的建议和巨大的关注。我们请求继续给予援助并提出建议，使我们的努力能够继续下去。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预算 　　(1938年2月13日通过) 1．食品 　　5万难民2个月(3月和4月)需1万袋米， 　　每袋价10元，计 10万元 　　附加食品 3万元 　　小计 13万元 2．燃料 　　每天供粥厂10吨煤 　　2个月烧煤：600吨，每吨20元，计 1.2万元 3．恢复秩序 　　救济返回南京以外家乡的难民5000人，每人1元，计 5000元 　　救济2000户家庭(住在难民收容所内，自己原有住房被烧毁)每家10元，计 2万元 　　通过提供借款、劳动救济和各种项目的直接救济 7.5万元 　　小计 10万元 　　合计 24.2万元 4．行政管理(3个月：2月、3月、4月) 　　(1)中国助手的生活费用： 　　工作人员数 每月 3个月 　　总部办公室 13人 170元 　　管理房屋与难民收容所 193人 2350元 　　食品部 51人 520元 　　卫生部 128人 1640元 　　恢复秩序部 35人 1050元 　　小计 420人 5730元 1.719万元 　　(2)杂费： 　　人数 3个月 　　汽车：4名司机 360元 　　汽车修理费 200元 　　卡车：675车货物，米和食品及煤， 　　每车2元 1350元 　　卡车修理费 250元 　　办公杂费 100元 　　小计 2260元 　　合计 1.945万元 5．计划外开支基金 　　如无更重要的开支，则用于恢复秩序的费用 　　总计(今天拥有的款项)30.145万元 南京，1938年2月15日 尊敬的拉贝先生：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了欢送您，定于本星期四下午4时在金陵实验小学举行告别茶会，敬请出席！ 　　我们大家十分希望您能放弃您的旅行计划，在这个困难时刻不离开我们。南京还十分需要您。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签名：明妮·沃特林 2月15日 　　在我们委员会的上述报告中(它不得予以发表)，最令我感到震惊的是红卍字会的说明，尽管它每天掩埋200具尸体，但至今还有3万具尸体尚未被掩埋(其中大部分在下关)。这些数字指的是那些最后被打死的中国士兵，他们拥挤在下关，没有能够渡过长江去。① ------------------------------------------------------------------------ 　　(①译注：侵华日军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遍及城内、城外，留下了几十万具尸体。对这些尸体的掩埋或处理时留下的埋尸记录，成为日军杀害我同胞达30万人员有说服力的证据。据记载，慈善团体共掩埋18.5万余具尸体(其中，祟善堂收埋11.2267万具，同善堂收埋7000余具。红卍字会收埋4.3123万具，红十字会收埋2.2683万具，回民掩埋队收埋约400具)；私人共掩埋尸体3．5万余具(其中，湖南木材商盛世征、昌开运收埋2.873万具，市民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收埋7000余具)；伪政权共掩埋尸体6000余具(其中，伪南京市政公署督办高冠吾组织收埋遗骨3000余具，伪下关区区长刘连祥组织收埋尸体3240具)。日军为掩盖南京大屠杀罪证，还动用部队专事毁尸灭迹。他们经过周密部署，将大量尸体先进行焚烧，然后抛人长江中。日军战俘太田寿男，攻陷南京时任南京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据他供认，曾与另一名叫安达的少佐一起，配备800名士兵、10辆货物汽车和30只小船，在下关码头和浦口东面毁尸灭迹。经太田寿男负责处理的尸体有1.9万具，经安达负责处理的尸体有8.1万具，估计其他部队投江尸体有5万具，合计被日军毁尸灭迹的总数为15万具。由以上统计，可以得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达30万人以上的结论。由于拉贝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其所称红卍字会的说明仅是当时红卍字会主要在下关的埋尸情况。) ------------------------------------------------------------------------ 　　为了和我告别，我的所有美国朋友一个接一个地邀请我，虽然他们大家自己也没有多少吃的东西。现在又轮到了明妮·沃特林小姐请我去喝茶告别。沃特林小姐在12月最恶劣的那些日子里，率领400名逃难的妇女和少女穿过城市，将她们安置到安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里，她由此赢得了我的特别尊敬。 　　英国大使馆的代表杰弗里先生今天答应我，他将为我向英国海军请求，让我或者乘2月22日太古洋行的“万通”号轮船，或者乘两天以后开航的英国炮艇“艾菲斯”号去上海，我可以带上一个佣人(经日本大使馆同意)。因此，还有一个星期，啊，然后就回国去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