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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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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星期三我们在小山谷里又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今天上午我写了三封信，给北上燕京大学医学院的第十位学生发了一份电报。在吴博士的要求下，我制定了一个计划，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人员根据专业、学生和教工原籍分为几块。王明珍(音译)仔细了解了学生的来源地。有了这些资料，我们制定新学期的计划就简单多了。
下午，在实验学校我的起居室里，吴贻芳、娄遵宜(音译)和我讨论了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继续存在下去的计划。除非马上发生奇迹，否则在南京开学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一所学校计划在这里开学，教育部也不允许。当坐在那里听着两位中国妇女讨论未来计划的时候，我多么希望世界能够了解这样的中国女性啊!她们是多么勇敢地面对祖国的未来和可能的失败!遵宜说：“魏特琳小姐，如果我们被打败的话，那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民缺乏勇气，而是我们的队伍中有汉奸。”日复一日，当读报纸的时候我认识到，在现代战争中，中国的物资装备是多么的落后呀!日本已为此准备了数年。中国几乎没有重炮，缺少飞机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人们只能呼唤调停者，并寻找呼吁对象——人民和社会团体。我常常想到日本的基督徒，并为他们祈祷，他们可能对这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
迈纳·瑟尔·贝茨(MinerS.Bates)仍在日本，我猜想他渴望回家。我们没有收到他的信。
明天，住在我们这里的20名气象台的工作人员将动身去汉口。我们多少松了口气，因为校园里的人越少越好。
9月2日，星期四又是一夜安宁。吴博士和我一起给武汉的华春(音译)写了一封信，提出让我们的部分学生在那里入学的设想。我们在那里组成了临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张肖松、陈品芝和伊娃，韩博士为顾问。我们第一学期的临时计划似乎渐渐地产生了。我们计划，根据学生的原籍，把高年级学生按照专业分开，一些人到武昌，一些人到上海，但教工和设备仍是一个问题。娄小姐今天上午走，她将把该计划带到武昌。
上午10时30分。今天上午去鼓楼参加一个教会中学校长和教育长会议。他们认为，今秋在南京开学是没有希望了。汇文中学汇文女中位于中山路金陵中学对面。的钱先生说，昨天，没有一名学生来参加入学考试。会后，中华中学的校长程小姐带我们看了她的防空洞，我惟一的意见是，她将过多的人安置在一起。我知道我们没有有效的手段能使自己免遭炸弹袭击，因此，我反对把太多的人安置在一个地方。
当我回家时，注意到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现在我们校园里仅剩下3名学生。我们都在那个600号宿舍楼吃饭，在那儿我们有两张桌子。南山的人(现在还有3人)在南山吃早饭，但另外两顿饭到600号宿舍楼来吃。
下午4时～5时30分。贻芳和我起草了几封信，给低年级、高年级、新生和二年级学生，以及实验学校的教师们，告诉他们新学期的计划草案：即两名低年级班学生到他们所能找到的学校借读，但建议两个高年级班学生到我们为他们选择的某些中心去就读，我们将尽力派专业顾问去那里。我们写完了这些信，将在明天寄出。
现在是9时30分。今天没有空袭，两天安宁，但在潜意识中我们正焦虑地等待着。我们的上空乌云密布，不知道何时会下雨。我虽然很爱月光，但现在我们不希望夜晚有皎洁的月光。
据报道，上海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9月3日，星期五又是一夜平静，谢天谢地。空气中已能闻到秋天的气息，紧张的神经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精力也恢复了。早上6时，我醒来时感到十分惬意，我急切地想把那些由我负责的信件定稿。
当我们能够享受校园的美景和宽敞的住房时，我的心为那些拥挤在火车中、车站里、小船上，以及栖息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的难民而痛楚。
今天早上，我跟王先生学中文，他向我解释了“焦土政策”：中国宁愿把南京和其他大城市变成焦土，也就是彻底摧毁它们，也不让它们落入日本人手中。
我的老师全家都到乡村去了。开始他竭力反对，但最终还是妥协了，因为他家所在地，除了他一家外，已别无他人了。
今天1时10分的广播说，上海地区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地处交战地区的同济大学已被彻底摧毁，这些建筑是1932年“淞沪事件”即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重建的。到今天，已有三整天的宁静，对此现象，我的解释是，日本飞机正在别处忙碌着。
凯瑟琳正忙着为伊娃、鲁丝、弗洛伦斯和艾丽斯·福尔门·帕尔玛(AliceFreemenPalmer)收拾秋冬装。今晚，我们将按沃德夫人的计划，把两箱《以斯帖记》寄到汉口。
9月4日，星期六又是一夜宁静，睡了一个好觉。警报声和飞机的轰鸣声正逐渐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在我的想象中，我们正过着“新生周”和“返校日”，这些活动本来应在9月初进行的。
我们听说，政府计划将在西安、成都和长沙开放一些大学，这样受战争影响地区的学生可以到那儿去上学。但我认为无论在何处，集中过多的学生都将是危险的。弗洛伦斯于8月14日在青岛发的电报今天才收到。贻芳起先看不懂电报内容，直到我们看了日期后才恍然大悟，大家大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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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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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上午原文shole显然是whole的笔误。，我忙着把信寄给实验学校的教师，通知他们学校无法开学。很幸运，在此之前，我没能聘到一名英语老师和一名理科老师。
上午我还给几所中学写了信，向这些学校推荐我们的学生。
今天，吴博士和蒋夫人共进午餐。蒋夫人今天住在一个地方，明天可能住在另一个地方。今天，我们集中了500个慰问袋，里面装有肥皂、牙刷、一双袜子、一双鞋、一件衬衫和一块手帕，用以慰问士兵。吴博士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那个组织收到了许多捐赠的金戒指，为了筹款，所有这些金银饰品将被拍卖。
下午2时30分。吴博士派我去见佩克(Peck)先生，征求他对我们计划的个人意见，该计划包括我们选择三个地方作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办学点。佩克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们官方的意见——今天早上国务院来了指示，建议撤走所有的美国人。他认为日本会像其宣称的那样，轰炸所有的机场、军事中心和通讯设施，并觉得现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日本飞机已光顾过武汉和长沙，近来厦门、福州和广州也遭轰炸，很有可能轰炸还会持续下去。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只是劝说，而不会强迫人们撤离。此后，我们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交谈。
我的确想告诉朋友们，我非常欣赏美国大使馆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两次告诫我们离开，又两次敦促我们离开，但他们似乎每一次都理解我们肩负的责任，这一责任使得我们很难撤离。下星期一，大使馆将用专车把使馆的妇女从汉口送到广州，然后再回美国或到马尼拉。
下午3时30分。我去埃尔茜家同沃德夫人告别，她明天一早将去成都。成都方面传来消息说，如果我们必须西迁的话，他们真诚地欢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去那里。我更倾向于成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特别委员会来研究局势，但我希望仅此而已。这很像基督教学院的联合大学，难道要用中日战争的形式使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吗?晚上8时～8时30分。警报响了，我们躲进防空洞，但敌机没有来。当我们在防空洞躲避的时候，吴博士和富兰克林·侯(FranklinHo)在图书馆的中厅进行会谈，我们认为这个建筑物很安全。吴博士告诉他，我们计划在武汉、上海，也许还要在长沙，建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他认为除了西部外，目前中国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他正在考虑把他的妻子和家庭从重庆迁到成都。
真不知道该如何做。今晚我在房间的烛光下制定了三个选择性方案，并在每个方案的下面列出了各自的优、缺点。希望在夜晚，我的潜意识能帮助解决这个难题。
9月5日，星期天天气又热了起来，尽管没有1936年9月5日和6日那么热，但正在迅速地接近那时的湿度和温度。(路易斯你还记得那些日子吗?)自上一次空袭以来，已有许多晚上没有空袭了。我已经不再有等待空袭的习惯了。
上午8时30分。我去特威纳姆小教堂听了芗兰即张芗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
的丈夫义阳(音译)博士的布道。他多次用防空洞和炸弹来比喻——这些比喻对听众有特别的意义。他讲的主要问题是，目前的形势是上帝还是人造成的?上午7时30分。学院的花匠、房屋管理员和其他工人举行了一个特别的礼拜，到场的人很多，而且态度认真，并在沉思。他们非常忠诚，面对额外工作的负担，无怨无悔，没有一个人抱怨。F·陈、凯瑟琳和我计划为他们每星期举行两次活动。
上午9时30分。我去伊娃家听上海全国基督教委员会的广播。他们为中国的基督徒播音。陈博士首先用中文广播，然后，罗纳德·里斯用英语讲述基督教组织的救济工作。今天没有空袭，只有平静与安宁。
9月6日，星期一今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本应开课了。吴博士和我把最后一批给学生和教工的信发出，告诉他们我们所提出的方案。这件事工作量很大，有许多人来帮忙。我们还没有给学生寄出转学证明和选课的具体指示。今天上午收到了我所订的昨天的上海报纸，你们可以看出通信有了很大的改进。
下午5时～5时30分。我再次躲进了防空洞。这次我随身带了一些文具原文是stationary(固定的)，根据上下文看，应为stationery(文具)。，在等待解除空袭警报期间，我写了两封信。我们听到中国飞机在头顶上飞过，但没有日本飞机。我想我们没有遭到轰炸的原因是由于那些飞机都集中到上海去了。
我们还没有得到上海南站被炸的详情，报纸还没到，但广播说一百多名平民被炸死。据说乔治·谢泼德(GeorgeShepherd)、艾尔伯特·N·斯图尔德(AlbertNewtonSteward)、特里默(C.S.Trimmer)、科拉·普特西伏罗夫(ColaPodshivoloff)和乔治·菲奇(GeorgeA.Fitch)回来了，不过，我想他们回来都是暂时的。
唐先生报告说，只有两名工人还在山坡上的新房子工地施工。如果工人在乡下有家的话，大多数都返回他们在乡下的家去了。他说工地上现在非常安静，他将很快把回家的工人找回来。
你们中认识伊丽莎白·钱伯斯(ElizabethChambers)的人，可能会对她在几天前嫁给联合报记者田伯烈(Timperley?原文加有问号。)的消息感兴趣。婚后他们去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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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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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星期二今天上午，吴博士忙着把信寄给沃德主教、华西大学的张校长及在成都的里夫斯和埃斯特(Esther)博士。我们把信直接寄到西安，再从西安用航空信寄到成都。
我上午给系主任们写信，寄给他们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名单。龙博士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龙冠海。想把自己系的成员，以及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带到一个县城，集中一段时间从事社会学的学习——理论和实地考察工作。
上午，吴博士与王明珍商量了去上海为我们在那里的工作进行早期准备的事宜，后来决定王明珍今天下午就动身。近来，要想赶上火车，必须提前几个小时动身，因为你永远无法预料警报是否会在你去车站的途中响起来，而使你错过火车和轮船。注册员和我正为王明珍收拾东西——学生花名册等材料，还有我写的一些介绍信。我们将会很高兴听到她安全抵达的消息，因为最近轰炸车站的事件时有发生。
下午4时～6时。我去了大学医院，发现大部分外籍工作人员都在那儿，他们在尽力坚持工作。我还注意到，他们在屋顶上放置了一个红十字标记和美国国旗，这是美国使馆的命令。除了顶层外，每层楼都住满了人。我还去了特护部，并同艾娃·海因兹(IvaHynds)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她说，尽管警报响起时许多病人吓坏了，但她正在尽其所能，使病人过正常的生活。医院为所有的工人、医护人员及能够行走的病人准备了防空洞，其他病人则被安置在一楼。她说，他们的收入减少了一半，因为能付钱的病人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晚上9时。今晚我用打字机为你们写日记，在我打字时，常常怀疑让你们花时间看日记，以及自己花时间写日记是否值得。
下午下了雨，现在很凉爽。
9月8日，星期三天气非常好，凉爽、清新，令人愉快原文exhilerating拼写有误，应为exhilarating。。这是为学校认真工作的大好时机。要想真正地体会到宁静、和平及充足睡眠的宝贵，你至少要有两个星期经历空袭的体验。
现在只有老师和工作人员(陈先生和他的助手)参加清晨的祈祷会，因为学生们都走了。我们按照凯瑟琳所定的程序进行祈祷——仅在星期三和星期六集中，其他时间按这个仪式各自进行。
今天早上来了两名警察，谈论了我们养的鹅的问题，因为当警报响起或是飞机在我们头上飞的时候，这些鹅发出可怕的叫声。我倒是认为这会使敌机飞行员误以为这里是不值得轰炸的农村，但是，我无法使他们相信这一点。我想我们将不得不对公鹅采取一些措施，因为它们叫得最凶。警察还询问了狗的情况——我们只有一只狗，在实验学校，它是一只出色的狗，总是跟着我们到防空洞，然后躲在防空洞上面等我们，直到我们出来。
晚上7时。今晚6时后，吴博士开会回来，她是会议的主持人，会议开了4个小时。她不仅看起来面带倦容，而且的确也是筋疲力尽。她说有关上海附近的防线被轰炸的报道令人心碎，有许多可怕的破坏。
晚上8时～8时40分。学院工人开了一次会。会刚开完，警报就响了起来，所有的人都躲进防空洞里。没有敌机飞来，40分钟后就解除了警报。单先生和他的家人明天走，E·C·陈的家已迁离，而他自己搬到了医务室。闵先生也回老家去了。F·陈把他的家人送回老家，他们走的是汉口这条路。现在他无牵无挂，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了。
现在只有9个人在400号宿舍楼吃饭了，我们已搬到那里，虽然人数不多，但很团结。武昌来了信和电报，似乎一切进展顺利。他们很乐意接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张肖松在那里帮助学生注册。一切都好，紧张的心情也渐渐稳定下来。
9月9日，星期四天气很好，凉爽而晴朗。校园和往常一样美，如果学生和老师还在这儿的话，他们会多么高兴地欣赏它呀。
利用这个机会，我上午学了两小时的中文。似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中午吴博士应邀到洛辛·巴克家去吃午饭原文tiffen拼写有误，应为tiffin。。她说去的时候非常担心，以为十有八九是巴克先生受大使馆的委托，来劝说凯瑟琳和我撤离南京的。令她感到吃惊的是，这只是一次正常、友好的聚会。
刚刚听到黄丽明孩子的死讯，这孩子只活了16天。在孩子出生前，她刚撤退到上海。听说孩子出生刚5天，由于医院过于拥挤，她就出院了。她和她的另外两个孩子都生病了。
今天早上，美国大使馆转来一份电报，通知我们，10名去燕京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平安到达北平。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松了口气。这么长的旅途，对这些年轻学生来说真是一次冒险。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乘火车的难民在淞江附近的车站被轰炸的悲剧。我们非常担心王明珍的安全，我们派她到上海，安排在上海设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的事宜。
在青岛的鲁丝·切斯特来信了，她想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做。你们熟悉的即将升入大二的医学系学生王民英，将离开上海到成都去完成她的学业。现在，似乎许多人都认为成都是中国惟一安全的地方。尽管路途遥远，但许多人正在考虑去那里。我们在武昌的教师发给我们的电报刚刚收到，电报说华中学院能够接受我们学校的30名学生。现在似乎有迹象表明，教育部愿意让几所学校在南京悄悄开学。我感到我们有可能让个别的系在南京开学，不过明天我可能改变想法，一切都取决于最近的空袭情况。乔治·谢泼德打来电话，下午他又来我们这里呆了一会儿，他鼓励我们中的一些人留下，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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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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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五没有想到会一夜平安，睡了9个小时，一次也没有醒。上午大部分时间为那些想到其他学校去学习的同学开转学证明。我还给这些学生写了一系列的建议，帮助他们在别的学校如何选课。
下午1时～晚上10时。当贻芳、凯瑟琳、布兰奇和我在伊娃的平房里听《晚间信箱》节目时，空袭警报响了起来。由于后来没有发出紧急警报，我们第一次没有躲进防空洞。
以前我总是很苛刻，坚持要人们去防空洞，并呆在那里直到警报解除，所以这次我得忍受一点揶揄。空袭警报很快就解除了。今天下午我花了3个小时写日记的第二部分。傍晚，吴博士、埃尔茜和我试图为教工们制定下一步的去留方案。谁将返回美国?谁将留下?似乎所有人的薪水都要减至通常的40%，这对一些人来说，将低于基本生活水平。
晚上8时。吴博士、龙博士和我一直在为社会学系制定计划。我们决定在武昌开学，如果那儿有地方的话——我对此表示怀疑。我倾向于临时在这里开学，尽管我知道这样做会招来批评。毫无疑问，一些学生家长也不会允许学生来。幸运的是，社会学系的老师都是中国人，这使得问题简单多了。
我忘记告诉你们，今天下午，我们附近家庭手工学校的负责老师来看我，我们决定这所小学校在9月20日开学。她已经家访过一些学生，这些学生很希望学校开学，这样她们就能继续学业了。在做出决定后，我们立刻让人写了一张色彩鲜艳的海报，我们将把它张贴在这所小学校的门口，向公众宣布开学的日期。小学校附近有两个防空洞，因此，一旦有空袭的话，学生们将有一个安全的避难场所。这个小学校位于3个国家的大使馆附近，在目前形势下，这将对学校有利——但并不全是这样。
我们决定从这个星期天起，开始我们每周日下午定期举行的邻里福音传道者的礼拜。至于邻里学校，我们仅有一名正式老师，但我相信这个小学校的一些毕业生愿意来任职，帮助教缝纫课程。我不能肯定基督教女青年会是否有一笔资金来支付邻里学校教师的薪水，如果没有的话，我将向你们——我的日记的读者呼吁，我相信你们会做出回应，这样，邻里学校就能够继续办下去，周围的百姓们也就不会担心了。正如你们所知，这所小学校完全是由我们学生中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成员赞助的，现在该机构不再运转，尽管它可能会在别处的几个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重新开始活动。
9月11日，星期六今天早晨天气有点凉，几乎要穿毛衣了。南京及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长沙的海伦·怀特迈克(HelenWhitmaker)发来电报说，如果需要的话，湘潭长老会学校的房子可以借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刘恩兰那里还没有消息，她目前在山东老家和父亲在一起。今天上午，吴博士和凯瑟琳给学院董事会写了一封信。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助龙博士构思、起草给社会学系的学生和教工的信。
我们正设法通过美国大使馆的无线电与目前在北平的周丽珠(音译)联系，周是米尔伯(Mereb)的接班人。
收到了恩兰的信，她在信中谈了在目前情况下她的人生哲学，写得很好。由于大雨，她在山东受阻，同样，华北日军的行动也受阻。她渴望回来工作，她的同事希普曼(Shipman)小姐不幸在日本被拘留。原来计划整体迁到重庆去的中央大学对这个决定开始有些动摇了，并在考虑一些系能否在此地开学。
下午4时30分～6时。凯瑟琳和我到校园的西面去散步。我们发现到处都是充满善意的人。我们试图到常去的城墙上，或是古林寺及其附近的山上，但我们没有获得允许，因为这些地方都标着“禁区”。我们想沿着一条僻静的通向城墙的小道散步，但立刻来了一个士兵，很有礼貌但却十分坚定地说，根据上面的命令，他不能让任何人到那儿去。他说：“你知道周围有许多汉奸和间谍。”我告诉他说，我们都不是，他说，他当然知道这一点。我们很钦佩他的坚定态度。
今晚我和贻芳在一起工作，帮助她寄出了40份《字林西报》的社论，该社论题为《苦难深重》。
明天是南京遭空袭一周年的日子原文有误，南京第一次遭日机轰炸是1937年8月15日。。一方面是为了纪念，一方面是为了逗趣，我们给巴克送去了一只很不错的鹅。
你们还记得他是我们的“上司”，也就是说，在危险的时刻他会通知我们撤离，帮我们摆脱危险。当然，如果我们愿意撤离的话。
由于警察说我们应该处理掉这些鹅，或是把它们涂成黑色，我们开始处理它们了。明珍从上海寄来一封信，感谢上帝，她平安无事。由于许多火车和车站被炸，我们后悔不该派她去。
她报告说，那些学校的负责人还无法制定方案，他们不知道能否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在10月1日开学。
9月12日，星期天吴博士和凯瑟琳参加了特威纳姆教堂8时30分的礼拜，而我去鼓楼教堂参加了10时的礼拜。
在此之前，我安排了同丽琳·杨即杨丽琳。见面。我不知她以前是否定期做礼拜。
下午1时。凯瑟琳和我去了巴克家吃午饭。席间，我们同克劳德·汤姆森(ClaudeThomson)和刘易斯·斯迈思(LewisSmythe)进行了愉快的交谈。这两人都把他们的家人留在牯岭，只身来到南京。斯迈思将尽可能地留在南京。明天他们可能要回牯岭，至少汤姆森肯定要回去。我们听了来自上海的广播。饭后，我们聊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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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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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时。刚才同沈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9届毕业生，沈钧儒女儿，范长江夫人。闲谈了一会儿。她的父亲是被监禁在苏州一年多的几位著名人士之一，刚获释。她说她父亲其实并不是共产党员，目前正在为他的国家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一些中国人被日本收买，出卖政府机密和其他有价值的情报，为此他十分难过。
今天下午2时，恩兰到达南京，她说，在济南等了8个小时的火车，除了不时有军列通过外，其他一切都很平静和正常。
9月13日，星期一上午大部分时间在参加本市的基督教女子学校的校长和教务主任会议。我们决定建立一所临时联合学校，并将学校划为几个分校，这样可以避免过多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例如，初中一年级可能在一所学校里，而初中二三年级则在另一所学校里。我们将在9月28日进行入学考试，大约在10月1日开学。
会议结束时，卫理公会教女子学校的蒋先生作为东道主，带我们去看了他的防空洞。他将防空洞建在葡萄架下，他非常相信稻草防御炸弹的作用，因此，他在防空洞顶部放置了5英寸厚捆得非常结实的稻草把，上面再盖上一层土。他的防空洞大约能容纳20人。如果炸弹落在我们的藏身之处，我怀疑我们能否保护自己免遭炸弹的伤害，为此，我们尽量使防空洞能够防御弹片和机枪子弹。知道吗，我们都成了战壕和防空洞的专家了，并有丰富的理论。
下午，我同恩兰商量了一些问题，我们想为地理系选择一个最好的地点。希普曼小姐目前在日本，但她渴望返回中国投入紧张的工作。恩兰似乎也希望工作，但我们怎么能让她来呢?要获得美国当局的许可比登天还难，恩兰似乎更喜欢远在四川的成都，而我此刻更倾向于南京。但是，如果再有大规模的空袭，我会很快改变我的想法。
龙博士将于明天离开南京去武昌，他几乎买不到船票。他随身携带了一些社会学的参考书籍，幸好对社会学系的学生而言，社会就是个大实验室，我们不必把显微镜和天平都为他们搬去。社会学系的教师可能在湘潭下船，因为我们知道武昌非常拥挤，如果我们让更多的系在那里上课的话，我们真是给那儿的朋友增添了许多麻烦。左敬如于1时到达南京，她从长沙来，随身带了伊娃·斯派塞(EvaSpicer)中文名师以法，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师。
的一封长信。我们现在大约有28名学生在武昌。她们要我们派一位英国老师和两位中国老师到那儿去。
今晚，吴博士准备了一顿简单的中餐，并邀请了中国铁道部部长与他研究哲学的弟弟、约翰逊(Johnson)大使、佩克先生、巴克先生、菲奇、刘恩兰、布兰奇·邬(BlancheWu)和我吃饭。虽是便饭，但很可口，大家吃了不少。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开心的聚会，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某种解脱，但很难不谈论战争和轰炸。席间气氛融洽，但后来那个哲学家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约翰逊大使，说：“我想你们的政策是撤走所有的美国人，当然，我指的是妇女。”约翰逊犹豫了一会儿说，我们只是劝告，而不是强迫我们的公民。接着他又补充说，总统先生只是对那些没有重要事情可做而又不愿离开的人表示不满。随后，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永恒原文为immoral(不道德的)，根据上下文看，应是immortal(永恒的)的笔误。
的欢乐主题——谈论中国的美味佳肴，这引起了开心的笑声，紧张的气氛消失了。对这个问题，吴博士和我在第二天都想出了许多我们原本可以回答的妙语，但当时我们太傻，都没有想到。
晚上10时10分。我们从广播中听到蒋夫人在星期天早上对美国听众发表的演讲。我不喜欢她这次以及其他几次演讲，因为在我看来，她好像在呼吁美国人保护自己在东方的贸易。此刻，这当然不是我们帮助中国的最高动机。
9月14日，星期二昨天下了一场雨，今天相当凉爽，空气的清新和虫儿原文insents拼写有误，应为insects。的鸣叫也说明了这一点。今天早上，我试着通过长途电话与伊娃联系，可直到下午2时30分电话才接通，可见电话线路是多么忙!我们让仍在青岛的鲁丝·切斯特和弗洛伦斯·柯克去上海，以协助那里的工作，我们希望那里的工作能尽快开始。
今晚，吴博士又设便宴招待美国大使馆的几位秘书和我们的一些女校友。今天是平安无事的一天，我们几乎要忘记警报声了。我们对上海的激烈战斗和可怕的屠杀感到痛心。中国士兵遭到日本飞机的无情轰炸，这也许解答了为什么日军现在还没有到南京的原因。好像金陵大学的教师家属又逐渐回到了他们在南京更舒适的家——他们在乡下所经历的生活对他们及他们的孩子们来说过于艰难了。他们宁愿过遭受轰炸的城市生活，而不愿留在充满疟疾和痢疾威胁的农村。
9月15日，星期三今天早上的教师祈祷会有6名教工参加。仪式中，中国同事的祈祷使我感到羞愧，特别是当我回忆起一次大战期间我的同胞们在祈祷会上的祈祷时更是如此。有的人(中国同事)为在上海战斗中死去的中日两国士兵的父母妻儿祈祷；有的人为中日两国基督徒在目前困难岁月里的基督精神而真诚地祈祷；有的人为中日两国军事领导人祈祷，愿上帝向他们显示其意志，把他们引向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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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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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花了许多时间来完善我们设立几个分校的计划。同时还收到了来自湖南的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社会学系的师生受到湘潭长老会传教站最真诚的欢迎，他们那里有一所空校舍可使用。
下午5时30分。晚饭前，我骑车外出转了一圈，路上遇到了一名德国军事顾问，他说最近在日机轰炸飞机库原文为hanger，但根据上下文，应为hangar(机库)。之前，他们把所有的飞机都撤出了飞机库，不过，他却损失了一台收音机。他完全不赞成人们撤离南京——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当我问他战争会持续多久时，他认为，如果日本内部能保持一致，中国的各派能像目前这样精诚合作，那么战争将会持续6个星期到一年半。他认为在某个夜晚，特别是有月光的时候，将会有大约40架飞机飞临南京进行大轰炸。
地理系决定本学期到湘潭去办学。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在涉及到师生的问题上很难做出决定。
上午将给伊娃打电话，这样，当龙博士明天到达汉口时，伊娃将敦促他做出决定，把社会学系带到那里去。我个人倾向于让几个系在南京开学，但我担心学生的父母们不会让他们的女儿来这里。
今天平安无事，天气也很好，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上海周围地区正遭受着可怕的苦难。
9月16日，星期四今天，吴博士再次编制应急预算。当你知道收入将达不到预期的40%时，对这么多员工来说，做到很公平是不容易的，何况还要有一笔紧急支出，用来购买电缆、开设新分校等。
下午6时30分。第一次预警和紧急警报都响了起来，但没有飞机来。约1个小时后，空袭解除警报响了。
晚上8时45分。动物世界里也发生了悲剧。皮特勒是我们捡来的小狗，养在实验学校，它流浪时受伤的伤口刚刚长出新的皮毛，它在街头流浪的日子一定很艰难。它是一只非常友好、机敏的外国小狗，大家都很喜欢它。我特别喜爱它，因为劳累一天回宿舍时，它总是非常高兴地欢迎我。今晚当我们从防空洞回来后，它在草地上玩耍，一条毒蛇很残忍地在它的左眼上咬了一口，它非常痛苦，眼睛立刻肿了起来。我试图安慰它，并在它的伤口上敷了些药，但是没有用。当我们确信它是被毒蛇咬伤后，立刻派人到科学楼取了一些氯仿，这个小家伙很快就“彻底解脱”了痛苦。我们用白布将它包起来，并将它埋在一棵女贞原文privot拼写有误，应为privet。树下。我们都非常想念它。
由于月光明亮，我担心今晚可能有大空袭。
9月17日，星期五今天上午，我们给地理系的学生寄了信，通知他们10月1日将在湘潭开学。刘恩兰正在挑选有关的图书和仪器，准备带到那里去。对她和她的学生来说，这有多大风险!如果社会学系也到那儿，我们就能够再派几名老师到那儿开设中文课，也许还有生物课，这样在湖南以及湖北将有一个小的金陵中心。
今天上午王明珍从上海回来了，向我们报告了她的工作进展情况。我必须承认，进展并不理想。上海的35名学生中，只有4人说父母同意他们离开上海。法租界，还有公共租界都不愿意新学校在那儿开学，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增加租界的危险。我猜想他们是害怕学生惹是生非。大多数基督教学院和大学的校长说他们希望在10月1日开学，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制定计划，而且他们的精神状态很糟糕。
租界里非常拥挤，人们无法摆脱枪声和飞机的干扰。我们在南京开学是最佳选择吗?如果中国军队撤退，日本军队向南京逼进，那么我们的麻烦可能是交通问题——必要时，怎样撤出学生?我们要是有先知先觉就好了。我们应该放弃开学的努力吗?今晚，凯瑟琳和我请将在星期一结婚的吕锦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6届毕业生。和孙先生吃了一顿非常简单的晚饭。这些天中国报纸登满了结婚启事，因为许多家长急着让他们已订婚的女儿完婚，这样，他们总算是把一个完好的女儿嫁出去了。在晚饭前，我们约法三章，不谈战争和轰炸问题，但是很快我们就食言了。
我们给在青岛的鲁丝和弗洛伦斯发了一份电报，要她们推迟去上海的日程，因为，目前看来在上海开设中心困难重重。今晚开始下雨了，我们都很高兴。愿整夜都乌云密布!今天下午，家庭手工学校的老师朱小姐和我去家访，通知学校于9月20日开学，还邀请人们参加星期天在邻里中心举行的定期礼拜。我们走访的每户人家都很友好，而且这种友好真有点让人心酸——我们似乎成了他们所渴望的正常生活与工作的象征。
9月18日，星期六金陵大学决定10月4日在南京开学。他们的农业经济系迁到了汉口，农村干部培训学院在他们的农村实验基地之一吴江开学，而其他的系和学院准备在这里开学。在投票表决时，我认为应该将一些理科专业、音乐和一年级新生留在我们的校园里。但如果今晚有一次大规模空袭，就可能会改变我的主意。
斯迈思为《世界的呼唤》写了一篇长文，他在文章中谴责传教士在大使馆或国务院的命令下撤离南京，他使用了蒋夫人曾用过的“逃跑”这个字眼。我个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带着孩子的母亲应该撤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如果身体能够承受目前压力的话，我们其他人应该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最大的感情投资是与年轻的教会成员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当人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离开，在我看来这是丢掉了一次需要我们服务的绝佳机会。当然，我们应该自己承担留下的风险，并使传教董事会和大使馆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们留下将威胁到中国同事的生命时——我们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尽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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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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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传教生涯中，一个长期期待着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担负特别责任的妇女得到了与担负同样责任的男子相同的待遇，没有要求我们与带有孩子的妇女同时离开。我对自己在美国传教协会及美国董事会指设在纽约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董事会。的立场感到自豪。他们相信我们的判断力，允许我们自己做出去留的决定。
今晚我们通知所有生物专业的学生去武昌，6名学生在该系陈品芝博士的领导下，已在那儿开始学习。
可怜的吴博士从下午2时到6时30分一直在开会，她开完会来到餐厅时，看起来疲惫不堪。中国“全国妇女士兵救援会”正在从事非常繁重的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工作落在了吴博士的肩上。我不知道，她除了校长的职责外，怎能承担这么多的工作?今天上午她做了一次演讲，接着又到一个公共剧院帮助募捐，还有妇救会的工作。她对美国五个和平组织目前的态度深感失望。在她看来(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同感)这并不是和平主义，而是民族利己主义。这些组织的所作所为正是日本所希望的，即进一步削弱中国，因为这将使中国得不到军需物资，而日本却能自己生产1937年9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对中日交战双方实施《中立法》，该法案规定禁止向交战双方提供或是帮助运送任何援助物资。由于当时日本已封锁了中国的沿海，因此该法案实际上有利于日本。《中立法》的通过实际上也是美国当时盛行的“孤立主义”、“和平主义”的产物。。
9月19日，星期天根据中国的阴历，今天是八月收获节原文如此，指中秋节。，今晚人们应该赏月。在正常年份，今天是合家欢聚和吃月饼的日子。天气非常好，晴朗、清新、凉爽。在漫长而炎热的夏季后，这是人们喜欢的天气，秋雨之后，这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人们应该崇拜和感激收获的赐予者。
上午8时20分～10时。在我刚要吃早饭的时候，凄厉的警报声发出了警告，我匆忙地吃了几口饭，就跟着别人到东院的防空洞。一个在防空洞外面逗留时间比我们长的花匠估计飞来了40架飞机，后来我们在广播中听说有34架飞机从上海起飞，但实际上只有21架飞临南京。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国家广播电台、自来水厂和城西供水的系统，城南的一个军事设施也被日机光顾，上述三个地方都挨了炸弹，但我还不知道遭受破坏的程度。
上午10时30分～12时。我去拜访邻居，一方面是邀请他们参加下午的聚会；另一方面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社区一切正常。每拜访一家都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仍然在这里安慰人们、振作人心，并使人们放心。
下午1时30分。我很早就去了邻里学校布置会场，为2点钟的聚会做准备。在拱形门口，我遇见一群欢乐的孩子，他们告诉我，他们早就来了，好像是在批评我来得太迟了。到下午2时30分，来了30个孩子和18名成人，我们开始了仪式。鼓楼教堂的倪牧师也来帮助我们。我们先为孩子们做了礼拜——唱了一首他们熟悉的歌，接着倪牧师给他们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此后，孩子们很开心地回家了。这使我很吃惊，因为通常他们也想留下来看大人们的活动。
下午3时15分，成人的仪式刚结束，警报声又发出了警告，在此后的一个半小时里，我们躲在由“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修建的防空洞里，该组织正借用社区之家作为其总部。
晚上8时30分。我通过长途电话与武昌的伊娃通了话，伊娃告诉我，社会学系的学生说服了龙博士留在武昌，而不是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到湘潭去。她正在设法把另一所教会的房子改成学生宿舍。
晚上9时30分。我们听了上海全国基督教委员会的广播，广播用中、英文介绍了在最近的危机中该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罗纳德·里斯还讲述了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一些地方教会组织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广播很有帮助，它使基督徒感到自己是全国运动的一员，并使他们的思想统一。
罗纳德·里斯鼓励传教士在目前困难的日子里与中国同事并肩工作。但他过于含蓄，没有公开说明他们可能不得不拒绝领事馆要他们撤离的命令。他们正在考虑组建一个全国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
9月20日，星期一经过长时间的休息，今天早上醒来后很惊喜地发现，尽管昨晚的月光有利空袭，但一整夜都没有空袭。但愿他们没有利用这皎洁的月光，残忍地轰炸其他没有设防的城市。
今天上午吴博士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重新审定了有关在上海和湘潭开展工作的决定。
上午9时30分。美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来访，并宣读了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一份很长的声明，声明称，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毁灭南京所有的军事设施、机场和通讯中心，从明天中午开始，他们要对南京展开真正的攻击，使南京不再是军事决策中心。换句话说，我认为他们期望通过这种方式，竭尽全力扩大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原文在“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下加了下划线，这显然是讽刺的语意。。
帕克斯顿劝我们离开几天，也许不超过芜湖以西。所有的使馆人员也许都将撤离。尽管我对自己决定要做的事情绝对没有什么怀疑，但在感谢他通知我们之后，我告诉他，我将同凯瑟琳小姐商量一下撤离的问题，并尽快将我们的决定告诉他。如果当时就拒绝他有点不够含蓄，但几小时后我写信给他，明确表示了我的看法：撤离使馆人员是不明智的。下面是我大胆地写给帕克斯顿和佩克的几句话：“我认为，如果城里所有的使馆都降下国旗，并撤走人员，这将是一个悲剧。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甚至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就可以对南京进行无情的、毫无顾忌的狂轰滥炸，我希望日本空军无法得到这种满足。”在我和凯瑟琳进行了短暂的商量之后，我们俩都向大使馆表示，我们将同我们的同事在一起，在这种时候，我们认为自己会发挥很大作用。我们还清楚地表明，我们是自愿冒险留下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愿以任何形式使政府或是学院感到他们对此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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