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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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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为暑期培训班编制预算。国际红十字会将提供开办3个月的暑期培训班的必要的开支,但我得在别处为实施教学计划筹到资金。
我们的红十字会的粥厂一直存在问题。他们想继续经营它,但如果我们能来管理,可能更令人满意。对他们来说,这一方面是面子,另一方面也是从上海获得补助金的途径之一。有一段时间我们意识到这也是事关个人利益的事。对于有人在这种时候还从慈善基金中捞好处,我深感愤怒。
今天上午,那帮人去了下关之后,哈丽雅特和我讨论了改造校园的事。如果我们有资金,这时我们能做许多事,如绿化、整修道路等等。
昨天传来消息说,安庆已被占领。当人们得知可怕的毁灭与损失时,很容易消沉,并丧失希望。一位昨天曾与我们交谈过的丝绸商人说,中国将要花100年才能恢复。有许多东西再也无法挽回,如丈夫们、儿子们被杀,艺术珍品被毁。人类怎么会想到战争?天又凉了。下午开始下雨。谭俊莉(音译)今天住进校园来教音乐。
6月17日,星期五今天的大部分时间在下雨。这个6月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更像雨季。如果今年发洪水而又无人修理堤坝那将会发生什么?开封附近一定会是一片荒凉。
整个上午,我试着为夏秋学期做计划。很难进行长远计划,因为人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去年夏天我还很乐观,因为,我以为北方升起的战火会像它的爆发一样突然熄灭,但结果显然是我错了。今天还召开了特别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制定夏季必要的整修工作,以及为教工们的假期做了安排。
今天上午,王小姐和我检查了暑期培训班的工作,下面是一些数据:招生人数785人能力等级11(从低年级到高年级)17个部班级:67人教师:20人实习教师或“小老师”:14人对于后者,我们付的工资为每月2美元,再加上免费的大米。我们开了8个不同的课目:中文,17个班;英文,5个班;历史,3个班;宗教,17个班;音乐,5个班;数学,7个班;体育,3个班;生理卫生,10个班。每个人都得学习。雷切尔·王开展这项工作很出色,没有她的帮助,这项工作不可能进行。
下午4时。雷切尔、程夫人、陈先生、哈丽雅特和我在一起碰头,草拟明天上午10时开会的通知。有哈丽雅特在这儿开展难民所和校园的环境卫生改善工作,真好。
今晚8时,我们在平仓巷3号举行会议,讨论如何鼓动日籍基督徒在日本平民并且如有可能在南京的日本士兵中开展工作。我们已计划让一个两人委员会起草一份对日籍基督徒领袖的呼吁书。
罗伯茨主教今早回上海。他昨天凌晨3时起床去车站,想返回上海,但没成功。
今天没有飞机。天气凉快,一片安宁。
玛丽拍来电报,说她已安全抵达上海。
米尔斯今晚告诉我,艾伦·德拉蒙德已设法使学校开学,有51名学生,其中35名是住宿生,这是她能招收的极限。
6月18日,星期六上午10时。举行第一次正规的礼拜。小教堂包括走廊上都挤满了人。我们的暑期难民所现在有790人。C·Y·胡博士讨论如何面对困难。接着是分别负责商业、健康、教育的陈先生、惠特曼小姐和王小姐先后发言。我们拥有一群愿意学习的难民。
下午4时。第一次正式的教师会议在南山公寓举行。会后,我们有茶和茶点小饼。大部分时间花在讲演和回答问题上。会上充满了团结合作的良好精神和真诚的服务态度。我想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帮助中国的良机。
克劳德对他的“耳光”事件引起极大的震动而深感苦恼。华盛顿开始处理此事,与此同时,克劳德急于返回上海,但没有获得允许。
雨持续下着,我们在想,郑州和开封之间的洪水已上涨到多么严重的地步。尽管洪水可以阻挡日军的军事行动,但老百姓受害最深。有时在我看来,整个华东、华中成了一片汪洋。如果今天停战,中国得花多长的时间恢复啊!6月19日,星期天今天早上,我本该去教堂,但我却留在家中工作。看来这个星期四我得去上海。如果鲁丝小姐来的话,或者让她去。我的确想参加毕业典礼,但看来到那时为止,我不大可能完成必要的准备。
下午3时。李汉德博士布道,是个很好的聚会,约有250人在场。这些天的布道比以往更有意义。李博士说,今天上午在被毁的韦斯利教堂的体操馆,有200多人参加礼拜。以前,他们拥有大教堂时,很少有超过100人参加教堂礼拜。星期五大约有200人出席祷告仪式。
下午5时。贝茨主持英文礼拜,就信仰布道。像平常一样,他讲得含义深刻,令人深思。
今晚7时30分,大卫·杨牧师在佣人们的集会上讲话。会后,我们分发了用瑟斯顿夫人的圣诞卡购买的圣诞礼物。每个佣人收到一只精美的盒子,装有香皂和《新约》。下星期天,杨牧师打算给他们上《圣经》课。
6月20日,星期一今天的大部分时间在下雨。今晚,校园的东北角看上去像个小湖,而街上水流成河。孩子们玩得很高兴,或锳水,或划船。我看见一个小孩坐在他母亲的浴盆里。
上午10时~12时。特别行政委员会开会讨论在暑期如何照管校园,保护图书、仪器、地图等。同时也为暑假制定了计划。程夫人和布兰奇声明不想离开校园——坐火车对她们来说不堪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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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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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时~3时。我捆扎了将送往成都的教育书籍。袁博士的信在6月12日寄出,今天就到了,速度够快的。我对中国邮局肃然起敬。
下午3时30分~6时。程夫人和我在严莉莉家,与去年12月份留下看家的那位26岁的青年进行了严肃的谈话。6个月以来他成了一个吸毒者,前3个月吸鸦片,后3个月吸海洛因。他聪明、能干,然而现在却一蹶不振。为得到海洛因,他当然需要钱。为此他当掉严莉莉的物品。我们已说服他星期四与我去上海,以便将他安置在医院里。他去还是不去,现在还不能肯定。
晚上7时。在南山公寓,我们参加了瑟斯顿夫人的“圣诞晚会”。21人出席,每人得到一份有用的礼物,给孩子们的礼物是玩具。这一慷慨之举带给我们许多欢乐。
今晚,王小姐和我借着烛光,为周三、周六和周日的聚会做准备,我们既是演讲者又是接待员。人人都乐意参与,以至于一共安排了10个星期的计划。问题是我们的音乐教师大约两周后将离去,我们还没其他人选。现在南京几乎没有音乐教师。
又下雨了,渴望知道黄河水灾的情况。
6月21日,星期二今天大雨倾盆。实验学校池塘里的水涨的高度前所未见。如果今年夏天的洪水给可怜的农民带来又一场灾难,他们如何能承受?我整个上午忙于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在特委会上通过了4500多美元的财政预算,这一费用将用于暑期培训班的准备工作。对于800名妇女和女孩来说,每人每月还不到2美元。
我向南京战争救济委员会提交了用于支付上课费用的495美元的预算。许博士感到悲伤,因为,他认为收留30岁以上妇女的难民所现已落入市政府手中,他不清楚是什么目的。当然,那儿没有开展建设性的工作。
这个会议之后,程夫人、F·陈、哈丽雅特和我又开了个会,商讨暑期的维修工作。我们感到,必须做一些必要的维修工作,如修补屋顶等。我们还不清楚需要多少油漆以保护木头不腐烂。
下午5时。在祈祷堂为德国大使馆的赫尔·沙尔芬贝格(HerrShaffenberger)举行了悼念仪式,他在生病24小时之后,于星期天晚上死于食物中毒。米尔斯和贝茨主持了仪式。麦卡伦唱歌。罗森博士致辞对来宾表示感谢。沙尔芬贝格原计划在这个月底退休,然后回德国的家,他在这儿服务了35年。
今天上午,为下星期四能获准去上海,我写信给四水中佐,请他帮忙。下午4时,我去大使馆提出正式申请。我或许应等一段时间,在短时间内被批准去上海不大可能,等等看吧。克劳德突然获许明天走。
晚上,我收拾行李,在明天动身之前,我必须处理一些事情,因为,我有许多账目要处理,还有一些有关暑期培训班的信要写。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太容易,因为,我很久没有离开南京了。
6月22日,星期三多么忙碌的一天啊!雨下了一整天,有时是倾盆大雨,没有飞机活动。
上午,我在办公室为哈丽雅特开出6月份的工资单和其他开支。为使这一切对她方便一些,我开出6、7两月的现金需求单和薪水袋,并教她保险箱的暗码。我很高兴,当我不在的时候她在这儿。福斯特一家本周搬入伊娃的房子,对此我也高兴,因为福斯特先生在紧急时刻会给我们很大帮助。
午饭刚吃完,我就继续收拾行李,因为,我不想把一切事情留到最后一刻去做。
下午3时。去日本大使馆,发现我的通行证已签发。我的诚心得到了回报,因为,昨天下午4时我才申请。
我花一个多小时在校图书馆的阁楼里,为中国西部“中国西部”指的是迁往成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挑选教育书籍。
今晚,我特地与王小姐就暑期课程班的事作最后的讨论,在收拾好行李之后,于11时上床休息。
6月23日,星期四真的做到了!下午3时45分起身,4时50分,我们乘大学医院的救护车去火车站赶火车。哈丽雅特和布兰奇为我们送行。与我同行的有李先生,他去接妻子;有由于恐惧而忐忑不安的罗小姐,她探望她的姐姐;还有一名26岁的年轻人,我们打算将他安置在医院,戒掉海洛因的毒瘾。我们终于说服了他,对此我很惊讶。天仍下着大雨。
一路上,救护车驶过许多水深达6英寸的地方。在路过交通部时,那座美丽的楼房的窗户已裂开,屋顶被掀掉,柱子被熏黑。这是南京陷落后我第一次看到交通部,真是惨不忍睹。我想不通“焦土政策”,我只感到毁灭这些大楼是错误的,战争也是错误的。以牙还牙行不通。接近下关时,我们看见勤劳的农民背着大篮子的蔬菜,一边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前走,一边唱着歌。这意味着他不顾一切障碍,回到家园发展并帮助国家恢复。当我观察他时,某种意义上他已成了象征——与任何其他阶层相比,农民更会帮助中国复原。我们能否阻止他不泄气?我们能否为中国留住他们?在下关我们不是没有遇到问题。罗小姐和吸海洛因的青年没有通行证,仅有登记表。
我们为罗小姐从倒卖车票者手中买到了一张票,暂时解决了她的问题。当军警检查我的通行证时,我递给他看四水的名片。他带我、李先生及那位青年直接去票房。上火车我们没遇到其他麻烦,但我们心中一点也不愉快,因为火车很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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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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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怎么述说旅程?被炸毁的车站在告诉人们去年秋天恐怖的空袭。在南京与镇江之间,我数了数,约有50%的田地种了庄稼,但从镇江开始有90%的田地种植了水稻。在镇江和苏州之间,田地遭受水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我希望可怜的农民,今年除其他灾难之外,不必再受苦。在苏州之外情况好得多,稻田看起来刚种植过。苏州使我最伤心。在铁路与城墙之间,建起许多日式木质房屋——表明日本人打算长期在此居住。在被毁的车站上,小贩都是日本人,他们出售的货物都是日本货。
鲁丝和弗洛伦斯在车站接我们。有一年没见到鲁丝,她看起来很好,生活似乎正常。我的中国同伴在火车站受到毫无必要的野蛮对待。罗小姐被推来推去,她吓坏了。我们将吸海洛因的青年安置在医院里,我相信他会逐渐康复。
晚上,我与鲁丝、弗洛伦斯一起吃晚饭。今晚住在莫里斯(Morris)家。
6月24日,星期五我休息得越多,心中烦闷越厉害。离开南京对我来说似乎是个错误。我在早上8时醒来,但直到中午12时才起床。莫里斯夫人拒绝所有的来访者和电话。
下午4时。在麦克泰利尔(McTyiere)体育馆,我参加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生为毕业庆祝日举行的庆祝会——她们称之为“非常”会或“特殊”会。有17名已经完成学分的大四毕业生和6名尚有一些学分未完成的学生参加了典礼。由于我们上海分部的努力,才使她们有可能完成学业,并留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个大家庭中。她们向母校赠送了一面可爱的旗帜。再次见到他们——教师、学生、校友,真好。晚会在麦克泰利尔体育馆举行。沃森(Wasson)小姐已事先做了一番精心的装饰。
晚上7时30分。我们的毕业生在福州路的一家餐馆请教师们用餐,交谈很困难,因为餐馆内外人声嘈杂。我忘记了正常的生活——有结婚和订婚,有宴席和舞会。在我记忆深处总是悲惨的画面——难民们的画面。
6月25日,星期六上午10时。在大剧院参加华东基督教教会大学的毕业典礼,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典礼,安排得很好,在这种时候举行盛大的典礼,这正是基督教坚持不懈的精神的见证,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得克服许多障碍。这些学院的毕业生情况如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7人;女子基督教医学院4人;金陵大学3人;杭州基督教学院15人,法律系16人;苏州大学40人,法律系25人;上海大学71人;圣约翰大学82人,医学院8人。
中午12时。我们去基督教女青年会,在那儿,教师们为毕业生举行宴会,演讲主题是“道路”。我想谈论“铺路”,因为大多数演讲者谈论旅行。这些天来,人不容易轻松、活泼。然而,让我惊讶生活可以恢复得如此正常,就像这儿一样。今天上午,我除了看到毕业典礼和观众之外,在那一时刻,我仿佛也看到了金陵学院教堂容纳了800人。
我们离开宴会后,弗洛伦斯和我去圣·卢克(St.Luke)的医院,去看我的那位吸海洛因的病人。可怜的家伙正处在可怕的毒瘾发作期间。一会儿,他会说他再也无法忍受;过了一会儿,他又保证要变得有耐心。我想知道毒瘾发作该是什么滋味?他说他口袋里有海洛因,如果想要,可以拿,但他克制自己。这当然是个幻觉。
下午6时。我们去一所美国学校参加了一个以“南京”为主题的野餐。约翰展示一些有关南京的图片,其中还有关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的图片。在那儿,看见这么多南京老朋友真好,这些朋友去年还是难民。大多数妇女的丈夫在南京,有科妮莉亚·米尔斯(CorneliaMills)、莉莲斯·贝茨、特里默夫人、玛格丽特·汤姆森(MargaretThomson)和许多其他人。在精神上,他们与我们紧密相连,用祷告激励我们。
来自徐州的麦克法登(McFayden)医生说,在徐州的20万人中,大约有18万人或19万人在城市被占领前撤离了。他也安慰我说,将军们并没有像唐生智在南京所做的那样,弃他们的士兵于危难之中。但在那儿如同在南京一样,日本军方进行了有组织的洗劫。我希望尽快再见到他。
6月26日,星期天中午,我到朱恩珍(音译)家,与弗洛伦斯、鲁丝、伊娃、恩兰及教育专业的学生吃饭。
每次参加此类聚会前,我总希望不讨论南京,但每次谈话都围绕这个话题。
下午4时。参加基督教教友会和圣餐仪式。马克斯先生和夫人在那儿,还有麦卡伦夫人,加上一部分中国人——南京和南通来的难民。布道者以前是一位牧师,话题总离不开难民的经历和对人类的赞扬。下午5时,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参加大型的校友会议。看起来有五十多人到场,但我不能肯定。我被邀请介绍学校的工作,并解释难民所的图片。看见这么多女校友很高兴。我还介绍了1938级的学员,提到了教师计划。鲁丝说了一些话,对过去一年校友的情谊和合作表示感谢。
晚上7时30分。在米利肯(Millican)夫人家,我与英纽博士和夫人一起吃晚饭。整个晚上,讲述沦为囚犯的平民们的悲惨故事——这些囚犯的老婆和孩子在南京亟须帮助。尽管看来成效甚微,然而,人们对这件事有了一些认识,而这种认识也许会出乎意料地带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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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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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与罗森博士今晚将乘坐加拿大“女皇号”离开上海。我们在苦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现在我们却要分手了。
6月27日,星期一阳光灿烂。我感到筋疲力尽,睡得越多,越感到疲劳。经过一夜漫长的解乏的睡眠,我感到烦闷。
今天上午,我从莫里斯家搬到罗伯茨家去住。他们对我比我应得到的要好。两位细心的女主人察觉到了我需要什么。我上午在家指望写点东西,但什么也写不出。
下午5时。我去黄丽明和黄太太家。日本人攻打上海时,黄太太一家曾是藏身于一个干洗店里的难民。拜访黄太太和那些可爱的孩子们真令人愉快。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国人民善待朋友的愿望。
我到得很早,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南京、他们的老朋友和财产的许多问题。后来,有20多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友也来参加,这给了我拜会校友的良机。
在上海,多么容易忘却扬子江流域普遍的苦难和毁灭。在我看来,国民政府不要求更多的自我牺牲和整个国家的参与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每个儿童都应尽力,因为,这么做最终会给人以深厚的民族统一感。
6月28日,星期二当然,在上海的生活很快令人厌倦。我写日记的动力已没有了。今天上午给南京的朋友写信。
下午3时15分。我在红十字医院与医护协会的负责人会面,试图为我们在南京的工作找到一个既体面又有经验的公共健康护士。协会现撤到法租界的老房子里,新的医护中心在使用了6个月后被日本人占领。
下午4时30分。在维多利亚私人疗养院,我参加了一次令人愉悦的茶话会。莉莲·柯克现在是该院的工作人员,她还邀请了弗洛伦斯、鲁丝、丽明和伊娃。
今晚吃饭的客人有克劳德、玛格丽特和豪·帕克斯顿(HallPaxton)。尽管帕克斯顿极不情愿,我们还是从他那儿得知了有关美国军舰“帕奈号”沉没的详细情况。谢天谢地,我没有坐它撤离,因为船上的乘客遭受了两天痛苦的经历。
6月29日,星期三晚上6时,我参加了1927届毕业生的团聚会。18个毕业生中有9个在上海。当我们坐在餐桌旁,聆听隔壁房间喧闹的赌博声和喝酒声时,这使人们不大容易想起轰炸机、战场和苦难。我得承认,南京的生活更适合我。那晚的友谊令人愉悦。
6月30日,星期四今天一天很有意义。
上午11时我与科技协会的平博士见面。他一再感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协会的帮助。作为回报,他通过预先写信给科学家们,使我们的人在去四川的路上能得到帮助。
11时45分。我来到设于上海的女子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他们已给我们今年秋天的手工、家政学校提供了3000美元。
下午5时。米利肯夫人和我与《读卖新闻》社的松间先生会谈。他对查明在南京及芜湖是否有平民沦为囚犯的事真的感兴趣。他也认为许多人已被屠杀。
今晚,梅因(Main)先生和夫人、汤姆森博士和夫人、莱西(Lacy)先生、J·H·孙先生和我,在H·C·陈家做客。这真是情投意合的一群人。我们讨论了一切,从合作问题到皈依天主教,陈先生对此很感兴趣,并积极在俄罗斯推进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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