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特琳日记1940年(二)(1) --------------- 　　2月1日，星期四今天还在下雪，晚上下得很大。我和盖尔博士上楼之前，把她家门前柏树上的雪摇晃了下来。 　　今天休息了很长时间。非常喜欢弗朗兹·威福尔(FranzWerfel)写的《聆听上帝的声音》。 　　今天下午，在盖尔博士家里有一个读书会活动。尽管下着大雪，还是有8位成员来了。他们一起读《金城》。 　　马尼拉、香港和上海等地的电台广播说，小小的芬兰打退了苏联的多次进攻，仍在据守着曼纳海姆(Mannerheim)防线。我同情那些浴血杀敌的芬兰人，又认为那些受蒙蔽的苏联士兵同样令人同情。苏维埃领导人在野蛮大屠杀这一点上，和沙皇的追随者没什么两样，这看起来同希伯来先知耶利米(Jeremiah)生活的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对无辜农夫的屠杀属同一性质。 　　2月3日，星期六我决定结束度假回校，因为，程夫人从苏州南部回来了，我想让她知道，现在必须解决她和林弥励之间的矛盾了。今天上午，布兰奇来向我表明了她的看法，她认为林弥励说的没错，程夫人冷酷无情，总是想支配别人，让别人屈从她的意志。 　　下午3时。我回来换了衣服，5时去美国大使馆参加欢迎约翰逊大使的招待会。这种招待会毫无意义，人们不是交流思想，只是闲聊。我和克莱维利希(Cleverish)司令谈得很投机。我想进一步了解这个英国人。在中国呆了几年，使我有机会接触英国坚强的精英分子，我对他们十分尊敬。而美国的外交官们对英国人的动机却持保留态度。 　　本来打算和一些人去美国炮舰“吕宋号”上参加晚宴，再看电影，但遗憾的是，由于路上结冰，我不得不改变主意。今晚很冷。 　　2月5日，星期一～6日，星期二这两天，我一直躺在床上，林弥励和程夫人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让我闷闷不乐，我什么也吃不下。昨晚做了一个长长的噩梦。看来，她们中间至少有一人要甩手不干了。两人都有理，又都有错。林弥励已经厌倦了和这种人共事，不想再谦让了。昨晚，我和程夫人谈过后，寄了一封信给林弥励。经协商，我们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看起来还比较合理，但是，在林弥励看来，可能就不那么合理了。 　　2月7日，星期三今晚是“三十晚上”，农历的最后一天。晚上6时，400号宿舍楼餐厅里的5张桌子旁坐满了师生。中间那张桌子坐的是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过难的孩子，外加程夫人和她的孙子。 　　那个驼背的小女孩也在这里，看上去她很高兴。饭后，我们聚在活动中心玩。从前，传统中国家庭中的年轻人，会通宵达旦地准备过年吃的食品、玩耍，并吃些好吃的东西。今晚，我们许多人聚在一起尽情欢乐，我觉得没有人想家。 　　2月8日，星期四新年好!恭喜!恭喜!新年如意!上午的大部分时间，客人一批批地来访。一个多星期前，程夫人为我买了一些蜜饯，来客人时，我就在餐厅里用这些可口的蜜饯和茶水招待他们。 　　不难看出一些年轻教师同情林弥励。可以说，这件事弄得大家没心思好好过年了。我无法想象这件事对林弥励有怎样的影响，她回来以后也是不会再有心思工作的。 　　晚上6时。我们吃了一顿北方风味的晚餐(肉馅饺子)，是由我们的3位北方职员做的。7时，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型聚会，学生们也来参加了。我们唱起了赞美诗里的一些新年歌曲。 　　2月9日，星期五(农历新年的第二天)今天阳光灿烂。除了山坡和房子的背阴处有较深的积雪之外，其他地方的雪到晚上肯定会化完的。校园里煤渣铺成的小路泥泞不堪。 　　今天早上，我又在楼上的瑟斯顿处吃早餐。后来，当我回到宿舍时，许多工人来给我拜年。 　　他们穿戴整齐、喜气洋洋，还带来了孩子。他们走后，织袜子的邻居孟先生也带孩子来拜年。 　　中午12时30分。我应邀到程夫人家吃中餐。她还邀请了其他客人，大家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还有比中式餐更美味的佳肴吗?据我所知没有。 　　下午2时。3位老师、约12名学生和我，一道去长老会大教堂参加世界祈祷日活动，这是仿效纽约教堂进行的活动。参加者虽然很多，但是，我们只有几个人觉得祈祷的时间太短，而且牧师也没怎么号召人们祈祷。我认为，如果举行这个活动的房间再小一点，而且，只邀请中国妇女界的领袖参加，那么，她们可能会感受到自己与同时做祷告的其他国家的妇女心灵相通。令人欣慰的是，这次活动是由中国妇女独立组织的。这次，台上没有一个是大学生，据我所知，听众中也没有，这使我们更加想念吴贻芳那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妇女。 　　今晚，我独自呆在这间大宿舍里，脑子里总是想着林弥励和程夫人的事情，相信事情会圆满解决的。早上，我又写了一封信给林弥励，劝她宽大为怀，早日归来。 　　2月11日，星期天今天下午2时30分，尽管道路泥泞，还是有七十多位附近的妇女带着许多小孩来到我们科学楼的大厅里，参加每周日下午例行的礼拜。罗小姐带来了一张特别的新年海报，画的是一个人皈依基督教前后的不同状况，她主要谈论了如果按照耶稣的教诲努力从善，那我们将成为怎样的人。我协助一位教师教人们两首新年赞美诗，因为没有人演奏风琴，我们是朗诵而不是唱歌。礼拜结束后，我们请他们喝茶、吃花生和芝麻糖。参加者中只有一个小孩穿的是新衣服。新年伊始，只要能穿得起，人们通常都要穿新衣服的，特别是小孩子。邻居中穷人的日子比以前还要难熬，他们脸色憔悴，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 魏特琳日记1940年(二)(2) --------------- 　　下午4时。我做了英语礼拜。阿瑟·摩尔主教布道时引用了《哥林多前书》第2部分第2句的经文：“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被钉上十字架。”十字架就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只有充分领会其含义，才能真正体会到上帝对世人的爱，以及上帝为世人作出的牺牲。 　　我正在读伯特伦·B·福勒(BertramBFowler)写的《上帝保佑选民》(THELORDHELPSTHOSE)。我对将来在南京一带的工作想得越多，就越感到有责任在今后的日子里，向老百姓倡导基督教义推崇的合作精神，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2月12日，星期一今天得知美国将派萨姆纳·韦尔士(SumnerWells)出访欧洲某些国家。我整天都呆在冰冷的办公室里接待来访者，一空下来就安排下学期的课程表。办公室里很冷，这影响了工作进度，要完成积压了3周的工作，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没能在本学期结束时排出课程表，是我的失策。 　　2月13日，星期二天气阴郁，办公室里冰冷的，而要做的事情很多。今天的主要工作是接待来访者和排课程表，另外，还为两幢学生宿舍楼投入使用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并安排袁小姐为学生宿舍购置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准备好抹布等。 　　昨晚，凯瑟琳·舒茨来了，但是，她没带来任何有关林弥励的消息。今天下午，骆佩芬也没带来新消息。吃晚饭时，我收到了林弥励的一封快件，信中讲得很清楚：在没有澄清和程夫人之间的误会之前，她是不会回来的。晚饭后，玉玲、诚申和我反复讨论此事，认为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明天让凯瑟琳·舒茨带着我们写给林弥励的信去请她回来。我本想亲自去，但实在走不开，这样做多少会使林弥励感到面子上过得去。我们在信中力劝她忍让一些，程夫人是难以说服的。程夫人认为事情全怪林弥励，如果林弥励也这样的话，那事情就没希望了。可怜的蒋介石!我理解他在解决人事纠纷方面的难处。 　　今天下午，有71名学生缴了学费。 　　2月14日，星期三今天继续报到。到晚上5时已有150名学生报到了。和一年半以前这些班刚开办时相比，米价已经涨了2倍，我们不得不增收伙食费。程夫人担负起做学生思想工作的艰巨任务，她力劝她们把伙食费尽量缴齐。 　　今天下午，热心肯干的凯瑟琳带着我们的5封信出发去上海，请林弥励回来。坦率地说，这是我遇到的最令人灰心的事情之一，两位得力的职员观点格格不入，她们宁愿眼看着我们努力开创的事业半途而废。假期快过去了，这两位同事仍未和好，但愿不会总这样下去。 　　机密下午4时，瑟斯顿夫人、程夫人和我开了行政委员会会议，继续商讨一些校务问题。我认为，凯瑟琳小姐带着我们请林弥励回来的信件去上海，这种做法堪为上策。 　　程夫人当时没有表态，但是，瑟斯顿夫人走后，她告诉我，她不同意我们的做法——那样做只会使林弥励比以前更傲慢、更专横，并说她干完这学期就不干了。看她这样大发脾气，我开始感到很不是滋味，但是，后来却感到些许欣慰，因为，我相信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且，她当着我一个人的面发脾气，总比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脾气要好得多。 　　面子的力量真大，它决定着人们的一举一动，让我们寸步难行。为了面子，除了不愿去死，人们什么都愿意干。 　　2月15日，星期四今天早上7时45分开始上课。第二节课，我和高中学生进行了交谈。 　　9时45分。我们举行了开学的首次祈祷仪式。4时30分，菲利普和希尔达来接我，让我和他们一起出去兜风。我们去了国家公园。公园外面是有钱人的住宅——这些豪宅(罗森博士看了会说，都是搜刮民脂民膏盖起来的)都已经毁坏了。只有几块碎砖头告诉人们，这里以前多么风光。凯瑟琳和林弥励，今天晚上还没回南京。 　　2月16日，星期五一整天，我都在写本周末要用的3篇讲话稿。工作被打断了好几次，难得能连续写上一会儿。 　　今天下午5时，我派人把盖尔博士的厨师好心烘烤的一只精美的蛋糕，送给正在美国大使馆的格拉斯福德海军上将，并随蛋糕附上一封致歉信，说我和凯瑟琳都不能去参加在美国炮舰“吕宋号”上举行的自助晚餐和电影招待会了。我本来想去换换脑子，放松一下，但是，林弥励和凯瑟琳要回来了，于是不想去了。 　　下午5时。林弥励和凯瑟琳从上海回来了，林弥励看上去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疲惫。我很高兴她回来，因为，是她担负了管理家政班的重任——虽然没达到我希望的水准，但也很不错。心头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想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凯瑟琳不辞辛劳去上海请林弥励回来，她做得很好。 　　2月17日，星期六今天早晨，我们20人参加了家庭祈祷会，吴先生和袁小姐也来了。 　　上午9时。我去了南门基督教堂。那儿正进行一个为期两天的静修活动。参加者很有意思，其中80%是年轻妇女。年轻男子很少，许多男人不是去了西部，就是被日本人杀害了。我相信，现在这座城市里年轻妇女的人数肯定是年轻男子的两倍。 　　街上人很多，孩子们提着灯笼，有一种节日的气氛。是时候了，街头各式灯笼齐现——鸭灯、兔灯、龙灯，不久还会有一个大型花灯游行。 --------------- 魏特琳日记1940年(二)(3) --------------- 　　今天晚上，我在贝茨家吃晚餐，来宾中还有日本全国基督教会的司马博士及其他几位日本基督教徒。陈教授和齐先生也在座。席间，我们畅谈了上帝对世人的爱。我们都认为，派日本传教士来中国，并向中国人传教——确切地说是和中国传教士共同向中国人传教，就现在的情形来看，这一措施的动机令人怀疑。 　　2月18日，星期天8时30分。我和瑟斯顿夫人一起吃早饭，有上等的咖啡、用浅铁锅烤的蛋糕，还有正宗的黄油。今天天气真好，使人真正感到了春天!10时30分的学生礼拜由瑟斯顿夫人主持，王邦契先生布道。上星期四就开学了，但许多学生还没返校。 　　下午1时，我到南门教堂参加静修。我领着教师们第三次集体研习《圣经》，读的是《约翰一书》，这是我们祈祷的主题。关于培养爱心的那段经文讲得多好啊!非常遗憾的是，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在校园里静修时不能讲习这一章，惟恐人们会以为是针对他们的。 　　晚上7时15分，高一的学生主持了信教学生的礼拜，礼拜准备得很充分。有两个学生布道，一个学生领头祈祷。礼拜结束后，每班有一名代表留下来交流体会。我们计划下周为信教学生举行一个祈祷仪式，时间定在星期三早晨6时40分。 　　2月19日，星期一我仍在尽力调整课程表中相冲突的课程。今天早上举行了本学期第一次周会。大王作了精彩的讲话，他告诫学生：她们受的教育必须以诚实、正直的人品为基础，否则，毫无意义。 　　上午11时，我和瑟斯顿夫人商量了吴博士最近来信提到的一些问题。她们将于3月2日在中国西部召开一次会议，我们准备向会议提交1940—1941年的财务预算。根据过去半年的试行预算来做这个财务预算，按理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南京的米价涨到了每担30美元，这在南京是史无前例的。农历年过后，米店因为担心遭到抢劫而关门了。程夫人拿不定主意，到底是该现在买米还是3月底需要时再买。谁知道那时米价是多少呢?今天，我一直在努力为实验班的管理问题制定解决方案，但是，工作屡次被打断。首先，胡大妈是学校的邻居，我认识她已经有18年了，知道她是个好心人，她领来一位附近乡下的男子向我求助。他50岁开外，是个节俭的富农，有100多亩地(合16英亩)。他的独生子被捕入狱，正在遭受日本人的严刑拷打，硬说他是游击队员，还说他藏匿武器。这帮土匪就是用这种手段搜刮钱财。接着，黄医生的老母亲来找我，请我帮她的黄包车夫。这个车夫得养活8口人，以现今的米价，他根本买不起米。后来，一位姓姜的男子来见我，问我是否可以把中国科学协会的那块地租给他。他哪里知道，只要他能保护好那块地，不让人把那里仅剩的几幢房子拆掉，我宁愿让他无偿使用。 　　4时30分，我骑自行车出去转了转。 　　2月20日，星期二～22日，星期四看来，要做完任何日常工作都很难。我去办公室时，经常暗下决心，要把一些工作做完，但是，到下午5时，这些工作连碰都没碰。 　　许多人来请我亲自出面或是写张条子给国际救济委员会，允许他们领救济粮。米价不断上涨，人们也越来越绝望。罗小姐负责做邻里的救济工作，由于力量有限，她无法应付我们希望她做的一些调查工作。 　　在鼓楼教堂，伯奇夫人做了大量的工作，设法救助那个地区的穷人。我们这里参加星期天礼拜的大部分人都是困苦不堪的穷人，但是，教堂又能怎么办呢?2月23日，星期五我今天都累昏了头，整天都在忙着给勤工俭学的学生派活儿。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增长见识，而且活又不太累，实在不容易。如果哪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愿意担当此任，我非常愿意移交这一工作。我会慢慢对袁小姐和罗小姐说，她俩对这一工作有些兴趣。 　　最近，许多架飞机从城市上空飞过，可能是去附近的城市或其他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约翰·马吉说，许多满载伤兵的卡车从他们附近经过，好像附近有战事。 　　2月24日，星期六今天上午8时，3个孩子由亲属领着来找我。孩子的父亲就是躲在道格拉斯·詹金斯家但仍被日军杀害的那两名男子。孩子的母亲都来了，我们给了一位母亲100美元，让她做点小生意，并且供长子上学。当另一家下次把家里的另一个孩子和孩子的叔叔带来时，我们也会给他们100美元。我们希望他们用这笔捐款让这4个孩子上学，给他们一个谁也抢不走的人生起点。 　　整个上午我都在重排勤工俭学的计划。下午1时～3时，我根据刚颁布的计划，监督工作的落实情况。3时～4时，我监督工人洗拖把和抹布，如果不要求他们每周都洗，他们一学期最多洗一次。 　　今天，在海伦·丹尼尔斯家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可怜的霍顿去上海才几个星期，回来后便发现他医院里的医护人员都要求辞职，要去一家新建的市立医院——可能是奔高薪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