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期间，沿江一带是日军大规模集体屠杀人数最多，次数最为频繁的地方。 “1937年12月14日傍晚，我的祖母郭史氏，找我的父亲。当时我的父亲，是在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师服役，就是到下关中山码头，沿江一带去寻找。只看到一堆一堆尸体正在燃烧，马路上到处都流淌的血水和人的油。（我祖母）没找回自己的儿子，只找回了一只日本的那个白铁桶，那个铁桶当中还有半桶汽油。” 　　郭永柱的父亲凭借一块木板，侥幸地渡过长江，得以生还。而成千上万的中国战俘和平民横遭杀害后又被焚尸；有些，甚至被活活烧死了。 原第16师团步兵33联队的士兵上西义熊承认：“往尸体上浇上油就直接烧了，烧尸体的事我们干了很多回，数都数不清了。” 　　原第13师团65联队的分队长栗原利一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焚烧尸体的情景：“为了对尸山进行善后处理，特别动员了别的部队，用整桶的汽油把尸体全部烧掉了。然而，缺少所需的大量燃料，尽管猛烧一阵，还是烧得不彻底，留下一座焦黑的尸山。” 就在郭永柱的祖母捡到铁桶的当天，日军在焚烧中国遇难同胞尸体的同时，开始向长江大量抛尸。 　　原目黑辎重兵联队兵站汽车第17中队的村濑守保，不仅拍下了这些照片，而且还提供证言说：“江边上尸体堆积如山。这就是长江岸边大屠杀的现场。尸体穿军服的几乎没有，大部分是穿便服的平民，也有妇女和儿童。尸体被浇上油焚烧，呈现出焦黑颜色，发出刺鼻的臭味。工兵部队在进行作业，把尸体用带钩的绳子拖入江中。” 　　南京大屠杀的十七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个叫太田寿男的日本战犯交代了在南京抛尸灭迹的事实。 太田寿男的审讯笔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讯问员问：“在你处理的尸体中间，有多少是负伤而有活气的？” 太田寿男回答：“在我处理的19000多尸体中间，带活气负伤的人350多名。” 又问：“你对带活气的是如何处理的？” 回答：“我对这些负伤带活气的人，命令部下用铁钩子将其绝命再搭到船上搬运的。” 　　太田寿男供认：从1937年12月14日到18日，他所供职的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10万具中国人尸体。加上作战部队处理的5万具，总数为15万具。在整个15万具尸体中，军人仅为3万，其他均为南京市民，市民的尸体中有男有女，有老人，也有儿童…… 　　在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12月17日入城式的画面上，原本满街的尸体看不见了，看到的是趾高气扬的松井石根一帮将领以及盛气凌人的日军官兵。 其实，大量的尸体就堆积在他们的背后，在日本记者的镜头以外，中国人的遗骸仍然触目皆是。 　　参加入城式的原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三上翔回忆说：“去的路上，附近的小公园、小广场，可以说没有例外，到处都是堆积着山一样的遗体。那些人是中国兵还是市民，完全不清楚。有光着身子被杀的，有像念珠那样串在一起的，枪杀和刺刀刺杀的痕迹，多得太过分了。” 　　原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士兵下村宇一郎说：“尸体最多的大概要数太平门附近了……我们的车辆部队在那上面通过，只有车辆通过的地方才盖上土，其他地方还是老样子留着。” 甚至松井石根也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早上10时出发，视察了挹江门附近及下关。这一带还是一片狼藉，到处遗弃着横七竖八的尸体，清理工作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到了1938年1月23日，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的上等兵东史郎随部队从下关码头乘船的时候，他不仅看到“惨遭屠杀的尸体在水边堆积如山”，而且还看见：“水上工兵过来吃力地在小船上用长杆铁钩像钩腐臭的萝卜一样地把这些尸体钩到船上再放到江水里冲走。 　　而此时，已经是南京沦陷后的第四十天了。 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情景，已经成了这座城市惨痛的记忆。 上新河镇与江东门之间的江东河畔，曾经是日军大规模屠杀的场地。在这一带被集体杀害的中国军民多达2万8千7百余人。 南京到处都是尸体，安全区的范围内也不例外。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再要求日军妥善处理中国人的尸体，却总是受到阻挠。拉贝先生在1938年1月的一份电报中说：“整座城市，被枪杀的或被其他方式处死的人暴尸街头，随处可见，日本人甚至禁止我们殓尸安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离我房子约50米远的地方，那具被捆绑在竹床上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自12月13日以来就横在街头，距尸体仅数米远竟有一个日军岗哨。许多池塘里漂浮着被枪杀的中国人的尸体，有的里面竟多达50具。” 　　在幕府山下的大湾子，钮先铭所见到的成片成堆的尸体，使他“心惊肉跳，惨不忍睹”。 钮先铭，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兼团附，12月12日撤退未成，无意中闯入幕府山下的永清寺，情急之中削发为僧，法名二觉。 铁蹄之下的南京，哪里还有什么“佛门净土”！他一次又一次受到日军盘查。 入住永清寺的第二天，钮先铭惊魂未定，就被日军强征挑柴到上元门，目睹大批中国战俘聚集在江边，一百多个日本兵“四面都架着轻重机枪，将人数超过百倍的散兵包围着。” 三天后的傍晚，大批日军突然来到永清寺周围的石榴园，砍了许多树枝，长约五六尺，前面还留了树杈。入夜，钮先铭听到了机枪的扫射声。 　　十多天后，钮先铭才解开心中的疑团，他在永清寺下游一两公里一个叫大湾子的地方，看到了日军屠杀中国俘虏的现场。那天日本兵到永清寺来砍石榴树枝，原来是用作推尸体的工具。可是尸体有两万多具，日军“尽管是想尽方法用树杈推到江里去，却无法使其畅流，以致使那么多尸体，完全滞积在浅水和沙滩的旁边。” 　　教导总队第2团第3营勤务兵唐广普在这场大屠杀中死里逃生，他说：“晚上八、九点钟，日本兵开始屠杀，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死尸堆积在我身上，感到特别重……机枪停了，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 　　南京在恐怖、血腥之中度过了1938年的春节。 钮先铭回忆说，春节后的一天，几名日本兵带来了一群臂上都佩带着红十字会标志的中国人，他们要寺院派一两个人，共同去处理那些被集体屠杀的尸体。 钮先铭提到的红十字会，是一个慈善救济组织。 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会址在小火瓦巷，南京沦陷后，又在宁海路上设立了临时办事处。 　　12月16日，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派人在安全区内收尸，但是日军抢去汽车，甚至将14名工人扣留，把棺材也全都砸坏了。 日军官兵普遍认为，中国人的尸体是不必被收殓的。如果来不及焚烧或者抛入长江，他们宁可让大量的尸体横卧街头，暴露野外。 然而，过了不久，日军却又找到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要求他们组织人员收尸。 　　日军为什么会出尔反尔呢？用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的一篇报道来解释，这是因为“尸体堆积如山，如让其遗弃在那里，就卫生和安定人心而言，都有严重危害性”。 于是，在日军的同意和批准下，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成立了掩埋队。 　　迄今发现的红十字会最早的一份埋尸统计表为1938年3月的《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救济队掩埋组掩埋地址及男女口数一览表》，除了记录收埋尸体的数字，还附有死亡状况的说明。 　　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共收埋尸体4万3千多具，其中应当包括12月13日早晨被日军杀害的常志强父母和他的弟弟： 　　私人慈善组织南京市崇善堂，沦陷前夕由城南金沙井迁入安全区，组织了“崇字掩埋队”，是当时收埋尸体最多的一家慈善团体，自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收埋尸体112266具。 　　“尸体用手拿已经都拿不起来了，就用过去卖鱼的那个手钩，就拿手钩拉。这边一个头，一个膀子，一条腿，尸体都烧过。干了一天，算是挖了四个坑。一个坑都有15米长，8米宽，深呢都有4米深。” 　　为了考证崇善堂埋尸数字的真实性，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孙宅巍研究员，对有关档案史料进行了地毯式搜寻，意外地发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收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档案馆、南京地志博物馆，三个版本的记载基本一致。 　　另外，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南京同善堂、南京代葬局等团体，共掩埋尸体四万二千多具。南京的慈善机构总计收埋遇难同胞尸体19万8千多具。 与此同时，南京的一些市民也自发地组织临时掩埋队。 　　鸡鹅巷清真寺的以玛目王寿仁，带领南京各个清真寺的以玛目、阿訇组成了回民掩埋队，地址设在豆菜桥28号。以收葬回民为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仍然坚持按照伊斯兰教习俗殡葬，三个多月中，仅在五台山地区，即收尸400具。 　　木材商人盛世征、昌开运，从日军大屠杀中逃脱以后，“可怜死者抛尸露骨”，内心无法忍受，就出资组织城西市民掩埋队，收埋尸体28730具。 市民临时掩埋队加上南京伪政权，共收埋尸体六万多具，而且都留下了原始的记录和凭据。 还有，据不完全统计，在现存的档案资料中，民众自行掩埋亲友尸体的案例，也达到119件。而有关的口述资料，则进一步显示这一方面的范围更广，数量更多。 　　这座碑，是由南京东郊湖山村的村民自发集资建立起来的，以纪念这个村被侵华日军屠杀的64名同胞。 戴昌继、陈开荣、戴兴钏下葬的时候，没有棺木，是装在大衣柜里埋掉的。 湖山村当时有村民200多人，三分之一被杀，15家绝户。 尽管日军大肆地毁尸抛尸，尽管中国人在不断地收埋尸体，但是，南京大屠杀将近一年后，遇难同胞的遗骸仍然时有发现。 　　在南京紫金山以东，就有3000多具遗尸暴露于野外。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些尸体“为军为民为男为女为老为稚，有后无后举莫能知”。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伪南京市政督办高冠吾责成卫生局派人收尸，集中丛葬，并在灵谷寺东立“无主孤魂墓”碑。 　　可是，1941年春，该墓葬“全部崩溃”。于是，有关修复的报告，在伪卫生局、伪陵园警卫队、伪工务局与伪市政府之间转来转去，一直转到这一年底，任务最终落在伪工务局。预算方案出来，伪局长批示：“暂行缓办”，事情遂不了了之。 　　原先的“无主孤魂墓”，现在除了碑文拓片和历史照片外，墓葬及墓碑，已经荡然无存。 1985年，南京市政府在原址修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东郊丛葬地纪念碑”，以纪念在茆山、马群、马鞍、灵谷寺一带遇难的中国军民。 与这座纪念碑同期落成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建立在江东门外的“万人坑”丛葬地遗址上。 这是一个非正常死亡后的非正常埋尸地点。 这些遗骨，层层叠压，最多的地方到七层。遗骨的个体保留，也是多种多样。 　　1998年到2000年，南京市政府组织专家学者，用两年时间，从考古学、医学、法医学、史学等多方面对这处“万人坑”的局部进行了科学考证。 此次发掘，仅在这一局部的表层，就挖出208具尸骸，其中12岁以下32具，按照检验的规范统一登记编号，逐一检测研究。 　　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使用荧光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对这些尸骨进行了微量元素测定。鼓楼医院的专家对随机提取的颅骨检测骨密度，结果是1.803，经过数据检索，对应埋葬的年代，应该是60年左右。 这一检测结果表明，所挖尸骨的埋葬年代与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完全一致。 曾经遍布于南京城郊四野的丛葬地，只能从照片上看到旧时的面貌了。 　　这些照片是为1946年出版的《敌人罪行照片集》拍摄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而今抗战胜利了，敌人的罪行，我们正在这里收集了。我们带领了掩埋者和摄影者到这些荒冢上来拍摄照片。我们对这些惨遭杀戮的同胞，不禁要号啕大哭……” 　　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尸四万三千余具； 南京市崇善堂收尸十一万二千余具；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尸二万二千余具； 南京同善堂收尸七千余具； 南京代葬局收尸一万余具； 顺安善堂收尸约一千五百具； 明德慈善堂收尸七百余具； 市民自发收尸四万二千余具； 伪政权收尸一万六千余具； 日军抛尸灭迹约十五万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