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街巷血泪





  杀人“勇士”

  南京遥遥在望。

  先遣队已经接近城垣。在苏州花园式的公馆中指挥华中派遣军的松井石根司令官,披着一件黄呢子大衣发布命令,他长方脸上的一字胡在不停地蠕动:“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

  这道“使中国畏服”的命令,无疑给杀红了眼的日本兵打了一针强心剂。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滩登陆起,苦战恶战接连不断。攻占罗店用了二十多天,攻占大场更为激烈,用日本军史参照,相当于日俄战争中尸横遍野的二○三高地战斗,是伤亡惨重的一场恶战。据日本方面统计,近三个月的上海战役,日军阵亡九千一百一十五人,伤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兵力损失数相当于最初投入上海战役的部队的编制。日军在攻占南京中阵亡的官兵,比上海战役中阵亡的还要多三千人。不到四个月,松井石根把两万一千三百名日军送进了地狱。

  据说,绝对服从和绝对自信是日军的两大特征。被压制的士兵只有压制比士兵更软弱的人才能满足他们的兽性,犹如畏服老虎的狼只有吞食比狼更软弱的羊才能满足于狼的野心一样。靠肉体取胜的日军无视自己的性命自然更无视别人的性命。在攻占南京的日日夜夜里,日军普遍的伤亡厌战以至绝望大大地强化他们上述的战场心理。当时任日军坦克小队长的亩本正己提供了这样的材料:“许多战友眼见首都南京的灯火在前,却饮弹倒下,见此情景,使人不禁抱尸而哭。”“攻克南京,就可以回家了,最后一战,立功的时候到了!”“干吧,最后一拚!”

  第六师团谷寿夫部下的大尉中队长田中军吉举起了他的“助广”军刀,像砍树和割草,他斩杀了三百个中国难民!我的案头有这把军刀的照片。照片上的“助广”军刀,横放在精制的刀架上,刀刃闪闪发光。当时日军拍成照片,是为了“发扬日本的武威”,想不到成了中国人民的战利品,自然也成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一件铁证。

  和田中军吉一样被日军称为“勇士”的。是日军十六师团中岛部下的两个少尉,这两个杀人魔王创造了举世震惊的“杀人比赛”。我手头有他们的合影,富山大队副官野田岩和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肩并着肩,两把带鞘的军刀像人一样站立着,每个人的两手握着齐腰高的军刀的刀把,黄军服、黑皮靴、一字胡,两人的脸部流露出同样的满足和狂妄,不同的是站在右边的野田岩比立在左边的向井敏明矮十厘米左右。照片拍得不错,用的是侧光,很清晰,立体感很强,是《东京日日新闻》记者照的,这幅照片刊登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东京的《日日新闻》报上,与照片同时发表的,是一篇新闻,题为《超过斩杀一百人的记录——向井一百零六人,野田一百零五人,两少尉再延长斩杀》。文章不长,写得很生动:

  (浅海、铃木两特派员十二日发于紫金山麓)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及野田岩两少尉进入南京城在紫金山下作最珍贵的“斩杀百人竞赛”,现以一百零五对一百零六的记录,这两个少尉在十日正午会面时这样说——

  野田:“喂,我是一百零五人,你呢?”

  向井:“我是一百零六人!”

  两人哈哈大笑。

  因不知哪一个在什么时候先杀满一百人,所以两人决定比赛要重新开始,改为杀一百五十个人的目标。

  向井:“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超过斩杀了一百人,多么愉快啊!等战争结束,我把这把刀赠给报社。昨天下午在紫金山战斗的枪林弹雨中,我挥舞这把刀,没有一发子弹打中我!”据报道,向井和野田是从南京郊区的句容开始杀人比赛的。星期日一天,向井杀了八十九人,野田杀死七十八人。到紫金山下时,向井的军刀刀锋已受了一些挫损,因为他把一个中国人从钢盔顶上劈下来,连同身躯一起劈成两半!他说:“这完全是玩意儿。”

  埋在心底的恨(采访日记)

  1986 年8 月19 日上午天气晴

  何守江男69 岁南京下关五所村290 号

  你问我哪里人?我老家在滁县,十二岁要饭来南京,后来卖烧饼油条。日本人来了,跟着大家跑反到江北,我记挂着两间小房子,就偷偷坐小划子过来,七里洲、上元门那边全是尸体,回来一看,房烧了。日本兵到处抢花姑娘,拖住就干坏事,还抓耳坠,抢金戒指,好些女人剃了光头躲到尼姑庵里。冬月十二,日本兵抓了几百个难民赶到宝塔桥上,用枪逼着往下跳。宝塔桥是石桥,很高,跳下去的大部分都摔死了,淹死了。没有死的,日本人在桥上用机枪扫,都死了。那时煤炭港是杀人场,枪扫过再用汽油烧,烧得死人身上吱吱地响。日本人在那里设了一个卡,一个小青年把良民证拿倒了,日本兵打了他三棍子后,抓起来往地上摔,摔得半死。一个妇女鞠躬没有鞠好,一刺刀挑死了!

  1986 年9 月17 日下午天气晴

  杨品贤男72 岁南京市侯家桥18 号

  日本人攻南京,我在夫子庙乐古斋古玩店做事,刚满师。老板叫杨乐民。古玩店后来被日本人烧了!我躲到华侨路兵工署里面。和我住一起的一对夫妻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小孩扯着父亲要到门外看看,日本兵一刺刀把小孩的父亲戳死了!第二天下午,住我对面屋里的两个姑娘,被三个日本兵轮奸!父母吓得闭着眼睛不敢动,姑娘蛮漂亮的,哭死了。你问我怎么知道的?这我亲眼看见的嘛!在我对面,门开着的。上海路防空洞里躲了二三十个人,都被日本人用枪扫死在里面!水西门棺材店的小老板,二十多岁,死在豆菜桥口,日本兵把他的舌头割掉了,眼睛也挖掉了,血淋淋的,躺在路上疼死了。领了良民证后,我回小彩霞街六号家里去,一路上都有尸体。走到陡门桥,看到电线杆上挂下来一串东西,我走近一看,是用细麻线穿起来的一串人耳朵!走多近?三米差不多!从电线杆上头挂到离地四五尺的样子,我当时就想,这下杀了好几百个人!这事我印象最深,不会错,耳朵支离破碎了,都沾着血,我看了吓得要命!后来我写过一篇《劫后余生》的文章,里面写有这件事,年代久了,文章找不到了。

  1986 年9 月20 日 上午 天气 阴

  张玉珍 女 81 岁 南京市四牌楼73 号

  可怜呵,冬月十一日本人进城,冬月十二我家就遭难了。那一天,在门西福音寺开豆腐店的哥哥被日本兵逼到床边,非要花姑娘,我嫂子躲在芦柴堆里,吓得发抖。日本兵找不到女人,就一刺刀把我哥哥戳死在床上,床下一抽屉满满的都是血!我姐姐一家更惨,姐夫被日本人

  刀捅死,兰英姐带着四个小孩跳了河塘!他们住哪里?姐姐住在城南石坝街的白塔巷口,姐夫姓秦,以前在汉口做工,后来靠收房租在南京? .日子,他有三进房子,祖上传下来的。他舍不得房子,所以不去难民区。十二那天,日本人冲进门,把姐夫和一个姓徐的房客拖到巷口,一边一个站好,一人狠命地一棍子,两人都倒下了。我姐夫四十九岁,戴一副眼镜,高平头,灰长衫。那个房客是邮政局长,快七十岁了,白头发。过了一会儿,房客醒过来了,他女人正准备跳塘,姓徐的老头喊:“我没有走,你不要寻死!”后来他们进难民区了。后来?我姐夫后来也慢慢醒转来了,头发上粘糊糊的都是血。他刚要爬起来,日本兵又过来了,一刺刀戳进肚子里,再一绞,肚肠白花花的都拖出来。姐姐一看男人死了,日本人又经常寻上门做坏事,就咬了咬牙,带着四个孩子跳进了巷子南面白鹭洲的金宝山塘!做什么坏事?这就不要讲了,说出来难听。有一个卖烤山芋的老太,是邻居,这人好,她在后面喊:“秦大嫂,你不要死!”后来有人跳下去救,救上来四个,一岁多的小孩淹死了。我姐姐那年四十岁,她中等个子,缠小脚,脸白白的,脸上有些雀斑。救上来没有衣服换,躲在床铺下发抖,又冷又气又怕,三个小孩子哇哇哭,哭他们爸爸,大的孩子才十一岁。到晚上,日本兵来放火了,外面老太喊:“快出来,要烧死人了!”我姐擦了擦眼泪,拉着孩子从火里冲出来。她是小脚,跑不快,摔了好几跤,可怜!第二天火灭了,灰堆里躺着一个人,屈着身子,一半烧焦了,看到一只黑鞋,才认出是我姐夫,只好草草地在白鹭洲挖了个坑埋了。没得办法,家破人亡了,只好到难民区去,国际委员会救济了一些衣服,发了两条被单,还有一些粮食。那时候有好心人,也有坏良心的。我姐姐第二个小孩那年八岁,被人拐跑了。有人说是旁边那家裁缝干的。裁缝的女人不是东西,以前是夫子庙当妓女的,牙齿扒出的,一脸恶相,她不会生小孩。好几个人去找她,她到惜字庵里赌咒发誓:“小孩是我拐跑的,今天夜里不得过!”这是下午三点钟的样子。菩萨真灵!当天夜里这个女的得急病死了!怪不怪?人要有良心,不要做亏心事。

  1986 年9 月22 日 上午 天气 晴

  孙庆有 男 74 岁 南京市石榴新村157 号

  以前这里叫王府巷,现在叫石榴新村,因为对面有个石榴园,名字蛮好听,五八年改的,年轻人不知道王府巷了。日本人进城的第二天晚上,就来放火烧卫生所的房子。我们这里是棚户区,都是穷人,芦席棚一点就着。对面省委党校当时是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日本人住在里面作兵营,是中岛部队,坏得很。你来访问,还作笔记,我高兴。说出来我心里好受一点,不说真窝囊。那天日本人进门,我“呼”的一声站起来立正,日本兵上来摘掉我的破礼帽扔在地上:“你的媳妇有?”我摇摇头。“金表有?”我哪里有?我又摇摇头:“没有。”“妈的、八格牙鲁!”几个日本兵一边骂,一边“叭叭”打我嘴巴子,走了一会儿,又来一伙,牵着狼狗,那狗会认人,见到中国人会咬,“呼”的一下扑到我身上来了,我连连后退,还是咬住了脖子,疼得要命呵,日本兵哈哈的笑。妈的个蛋!日本人欺侮中国人,日本狗也欺

  侮我们中国人!我家隔壁汪家的二姑娘,二十岁,瘦巴巴的,身材蛮标致。也是那天下午,两个鬼子堵住门,进去就扒掉她的裤子。她喊:“救命!”我没有办法救她,我被狼狗咬得动不了。鬼子在她肚子上踢了一脚,上去就干坏事。日本人走后,她呜呜地哭,穿蓝衣服、黑裤子、小沿口鞋。我娘劝她:“二闺女,不要再吱声了,有什么用呢?”我们这边有个刘大胆,是回民,大头、黑脸、高鼻梁、尖下巴,两肩膀很宽,三十岁左右,帮马登高磨面的。他气坏了,他说他也要去放火把日本人都烧死!马登高家就挨看政治大学,天刚黑,刘大胆翻过院墙就放起了火,烧了!日本人抓不住他,他跑得快,路熟。日本兵急了,到处抓人去救火,谁去?抓了个收废纸的徐宝弟,还有韩天成、高三、郝三四个人,喊去却没回来。我家是草棚子,头天没有烧掉。我娘叫我把破棉被搬到外面空地上,因为火快要烧过来了。我回到家,在篱笆墙的一个洞里朝外看,火烧得很旺,月亮似亮不亮的样子。快十一点,日本人嗷嗷叫,要杀人了!刘大胆跑到我家看了看,说:“火是我放的!”就飞快地顺着巷子朝后跑了。他前脚跑,日本兵后脚跟进来。几个手电往我脸上照,哗地抽出刀,朝我头上啪的一刀,血当时就喷出来!我想死也不死在你日本人面前,就捂着头冲出门。外面还有个鬼子,一档,王八蛋赶上来,在我背上刺了四刀,左耳下两刀!我趴下了,不知道了,迷迷糊糊的,我不吱声,一吱声就没命了!狗日的,真厉害!那年我才二十五岁。西边又抓来一个姓徐的,身体比我好,当印刷工的,头靠着我的头,仰天刺了五六刀,刺一刀喊一声“俺娘啊”,这个老实人叫了五六声不会叫了。那天夜里,路对过的老头范永昌也被鬼子用刀砍死了。拖水车的白老五也死了,两个儿子大的十一、小的八岁,趴在他身上,也是日本兵用刀挑死的,儿子老子三个死在一块,撇下了一个女人!白老五对面一家姓王的,只有娘儿俩,儿子十八九岁,是瞎子,算命的。他母亲跪着求饶:“先生,他是瞎子。”不管,也杀了,老太太也一道杀了!还有个吴三,收鸡毛的,他藏在鸡毛堆里,一刀,从前心戳到后心!还有刘三,收旧货换鹅毛的,三十多岁一个光棍,被日本人砍了十一刀,死了!刘大胆后来也抓到了,也是那天夜里,收旧瓶子的回民王耀岳看到被抓住的,不知是刀劈死的还是火烧死的,反正是死了,还有一个差一点忘了,是卖粥的瘸子二十多岁,喊他去救火,他腿不便,走不快。日本兵一刀从左肩膀砍下来,脖子砍掉一大半,死在路边。旧货店的人用门板盖起来,有人来搬门,一看是瘸子,血糊糊的样子!我被砍倒后大约半个多小时醒了,摸鱼收旧货的龚茂福几个人把我抬到屋里。我妈哭了,我家眷也哭了,她才十六岁。我说:“不要哭!”我在屋角落里躺着,摸到了一根皮带,往血淋淋的腰上一勒,披了一件在拜堂时穿过一次的灯芯绒棉袄,被送到鼓楼医院,我娘一个个地磕头,姓张的一个医生把我抬到他的房间里抹药包扎,后来在难民区一个铜板买一碗稀饭,一天只卖两碗。我趴着躺了一个月伤才好。妈的个蛋。那一夜杀了十八九个!

  1986 年9 月20 日 天气 晴

  魏廷坤 男 73 岁 南京市长白街509 号

  (我去采访时,他离开人间五个月了。客厅的粉墙上挂着他的遗像:方脸、浓眉、两眼有神、高鼻梁、花白头发、英俊和善。他的老伴说:“他不大多说话,他血压高,他喜欢听收音机。”遗像下的方桌上,还放着他生前听的熊猫牌小收音机。我在遗像前默哀,他望着我,好像有许多话要说。我摘录了他生前留下的证言)当时我家住头条巷十八号,日本人杀进城了,我们全家躲到成贤街一座没有盖好的楼房的地下室里。这里已经躲了三四十个人。有一个炸豆腐干的中年人冒冒失失地到洞口去望望,正好被日本兵看见,一枪就打死了。过了一会,来了好些日本兵,用刺刀把地下室的人都赶出去。我忽然发现墙边有一个没有封口的烟囱,我就钻进去躲了起来。不一会,外面响起了枪声,我父母和其他三四十个人都死了。夜里,我肚子饿,就钻出烟囱出来找东西吃,钻到一个大的小管子里,仍然听到枪声不断。三天后,我趁天没有亮钻出水管,被日本兵看见了,赶到一个已经集中了好几百个人的地方,后来有不少人用绳子绑起来押到汉中门去,听说都杀死了。我被赶到难民区,听人说难民区里的年轻人也要来抓,我就逃走了。

  1986 年9 月22 日下午 天气 晴

  左润德 男 66 岁 南京市石榴新村159 号

  俺家来南京九十几年了,老家在山东。家乡口音改不了,一代传一代!那时俺拾煤渣,父亲拉人力车,苦人啊!俺那时跟老孙住不远,就是上午你找的孙庆有。你听我说,冬月十二下午三点钟,日本兵来拖俺,说俺是中国兵,赶到小王府巷,是磨坊马二的院子,进小门,右手一拐就是,院子门口有个日本兵放哨,他没有枪,手里拿一把斧头把门,押进去有七八个人,俺后面的一个回过头去看了一眼,斧头就砍了下来,不很重,后颈破口子淌血。进了院子叫俺们跪下,脸朝西,俺是北边第一个,挨了斧的是第三个,他跪下就昏过去了。有七八个日本兵。刚举刀要杀,跪南边的那个人不知怎么的叫了起来:“有马!”日本兵不知道怎么回事,叫他起来带去找马。这人是赶马车的,日本兵都跟他去了,只留下拿斧头和拿枪的两个日本人。拿枪的日本兵开始用刺刀捅了,从南边开始的,还是拿斧头的把门。第一个跪着的人“啊”的大喊一声倒地了,俺想要死要活就这一下了,就和右边的官生志膀子碰了一碰,俺呼的一声站起来,冲到门口,那个拿枪的日本兵不知怎么回事,用枪栏了俺一下,跟在俺后面的官生志头一低就钻出去了,刺刀划在俺的胸上,俺知道枪刺能拔下来,就抓住刺刀,日本兵往后一拉,自己坐在地上了。开始,拿斧头的日本兵管着跪着的几个人,后来他过来了,地上的人都站起来也怎逃出去。俺趁那个日本兵倒下的时候冲出门了,他在后面开枪,第一枪没中,打第二枪时俺拐了个弯,转到另一条巷子里了。那天下午小院里杀死了四个,跑掉了三个。夜里,鬼子来放火,俺这一片都着火了,许多人出来救,被日本兵拖着往火堆里扔,烧死了一百几十个!错不了,我数的。

  历史这样记载(报刊剪辑)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1937 年12 月17 日报道:“对日军来说,占领南京在军事上政治上极为重要。但是,其胜利却由于野蛮的残暴行为,由于大批处决俘虏,由于在市内进行抢劫、强奸和屠杀平民,以及由于胡作非为的蔓延而不复存在了。这些行为必将玷污日本民族的声誉。”

  1985 年4 月美国新闻界“重访中国代表团”成员、七十八岁的蒂尔曼·德丁在江苏访问时,语调深沉地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时,我正在南京。当时南京并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就沦陷了。日军进城后,到处屠杀士兵和人民,满街是尸体。街上还有很多受伤的士兵排着长队,被日本兵押往屠杀的地方。我离开南京的那天,在长江边等船,还看到日本兵把二三百个被俘的军民,约五十人一批一批地逼令他们互相残杀,而日军却站在一旁抽烟狂笑,真是惨无人道之极。我及时地把亲眼目睹的这些惨状,向《纽约时报》发了专电,详尽地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但是,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是不允许向外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电文的,我只好驾着汽车到上海去发,行走二十英里,被日军拦住,后来只好从芜湖辗转到了武汉,才把电文发出。《纽约时报》用八栏版面,刊登在显著地位,各国报纸争相转载,激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愤慨。

  《新华日报》1951 年2 月23 日:

  《万恶日冠罪行滔天南京屠杀三十万人》

  殷长青:我是在下关作小买卖的,是“红卐字会”的会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人进城,到处杀人放火,外边死尸很多。我带着人到下关去埋,简直看不见活人,我埋了一个多月的人。在江边有一千多个中国人被扫射死了,燕子矶一带有膀子挂在电线上的,腿丢在大路边的。我们挖了好多房子大的坑,分别男的女的埋下去,他们的手都被背绑着。埋了一个多月还埋不完,你看杀了多少人?下关有三个岗是阎王关,老百姓过去就是死,有时要过路的人用头顶住石头跪在石头上,各种刑罚真用尽了。日本宪兵队抓了人,铁棒打、灌自来水,真是惨无人道,我埋了一个多月,共计埋了四万三千零七十一人,我们有详细统计的。

  日本《朝日新闻》1984 年8 月4 日:

  《又一本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在日本发现》

  八月四日,在日本宫崎县臼杵郡北乡村一户农家又发现了一个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士兵的日记。这个士兵是侵华日军都城二十三团的上等兵。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来,闲得无聊时,就拿杀中国人来取乐。把无辜的支那人抓来,或活埋,或推入火中再用木片打死,或采用残酷手段加以杀害。”

  1951 年2 月24 日《新华日报》

  《永远忘不了的仇恨》

  碑亭巷张止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八岁的那一年,我们全家九口除祖父因年老留在纸店中看门外,其余都跟父亲逃到难民区,八个人窝在一间四分之一的小房间里,还有四分之三是另外三家住的。女人躲在天花板上。大家饱一顿饥一顿地过着非人的生活。日本鬼子在难民区也照样杀人,几十个几百个地杀,被害的同胞有的无头无脚,有的少手缺臂。女人赤裸裸地死在马路上。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天很冷。我五岁的弟弟顺安带着两岁的妹妹小霞在门口晒太阳。忽然响起了“当、当、当”的钟声,这是告诉每一个难民鬼子进难民区来了,院子的大门立即关上了。父亲因为顺安和小霞在外面没有回来而坐立不安,但为了全院子三十多家人的生命安全,不能开门出去寻找他们回来,一会门外“叭、叭”两声枪响,接着一阵大哭,院子里的人都恐怖地不知死神又降临到谁的身上。一会儿,日本兵走了,管门的老吴拉开沙喉咙奔进来大喊:“张老板,张老板,不得了啦!你家顺安跟小霞在对门学堂让日本兵打死了!”天花板上咚的一声,母亲一听昏倒了。父亲也疯了似的直奔出去,我吓得只是哭。一边哭,一边跟着父亲跑。到了学堂门口一看,已经有人脱下衣服盖在弟妹身上了。父亲当时发怔了多时,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这个仇什么时候报啊!”不久,我们全家六个人回到家,一看,店已变成一片瓦砾了。对门牛肉店看门的刘伯伯对我们说:“你们走后半个多月,有一天来了四个日本兵,那天天冷,看到你们纸店容易着火,就要放火取暖。你们老先生(我的祖父)向他们求情,有一个鬼子一脚把老先生踢倒,拔出刺刀当胸一刀,可怜他老人家就这样死了,你们的店就这样烧起来了……”我的祖父和弟弟妹妹就这样的死了,父亲辛苦开的纸店就这样被日本兵付之一炬!

  日本《朝日新闻》1984 年6 月23 日:

  《南京大屠杀目击者中山揭露日军侵华暴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陷落时,中山作为陆军坦克部队的上等兵,目睹了大屠杀的详细状况。他说:“我当时是机械兵,在修理坦克的沿途看到累象的尸体中,夹杂着许多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战斗人员的妇女和老人的尸首,这使我感到不可思议。”

  《新华日报》1951 年2 月24 日:

  《不能再让鬼子来砍杀》

  我叫冯金德,南京沦陷的第二天,我在老家中华门外兴隆乡同我的弟弟、儿子、邻居和几千个乡亲一齐被日本鬼子绑到下关三汉河一带做苦力,想起那时所受的苦来,日本鬼子真令人可恨哪!他不给吃、不给喝,那怕是你替他抬的马料你都吃不到,逼得我们只好到那些断墙倒壁的大火堆里去找些烧剩的米面来活命,做起活来,从早到晚不准休息,慢一点就挨打,稍一不如他意,他就狠命一耳光把你打倒,跟着一脚把你踢下堤去,顺手就是一枪。就这样,我们的难友一天一天少下去,那个惨状叫人不忍看,滚到河边的、躺在路埂上的死尸,一眼望不到边,鬼子的汽车就在死尸上开来开去。使我永世难忘的,就是除掉枪杀、刀戳之外,还把活生生的青年人放在火上烧。一天,我看见一个人挂在电线杆上,烧得只有一个龇着牙的头骨和半截身子,腿和膀子都烧没了,底下还烧着一堆柴火。这样过了十几天,我再也忍不下去了,就打算找我的兄弟和孩子逃跑,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后来知道他们也遭了毒手。这时我愤怒极了,总想拚命干掉几个鬼子,发泄心头之恨,可是手无寸铁,身体也被前几天拳打脚踢得不成样子,一点力气也没有,我酸着鼻子把眼泪往肚里咽,我咬着牙、捏着拳头,我想:我不死,我要记住这个仇,等着有一天把这些凶手的罪恶告诉天下人!这天晚上我就拼死从虎口里跑了出来。

  这就是历史,血写的历史。几十年过去了,受害者、加害者、目击者的声音,都录进了历史的回音壁,它将久久地播放。

  七家湾的七户人家

  这是在一角八分一张的南京市交通图上只有半厘米长的东西走向的一条小巷。这条小巷中低矮的平房,狭窄的路面和埋电线杆的位置基本保留着老南京的模样。这条小巷中的几十户人家也大多是百十年朝夕相处的邻居。小巷中的邻居们大都保存着淳朴而特殊的西域式的回民生活习俗。

  胖胖的笑眯眯的七家湾居民委员会的马主任就是一位回族老大娘,她戴着者花镜坐在石库门的居委会办公室中忙着统计全体居民的人口。石库门对面是一家飘着红烧牛肉香味的“清真园小吃部”。我在小吃部里坐了一会,店里的师傅告诉我,住在城南这条巷子中的人,在旧社会大多是杀鹅宰牛,捡废收旧的穷人。

  这条巷名的来历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南京市地名录》内记载着一段关于七家湾巷名溯源的带血的故事。相传要饭为生的朱元漳当了明朝的开国皇帝以后,对与他共过患难的大脚皇后马娘娘仍然一往情深。元宵佳节,随从簇拥着他和马娘娘出宫游玩。在从大王府巷往甘雨巷的途中,忽见一户人家的门上贴了一幅年画,画上是一个不缠足的大脚女人怀里抱着个花花斑斑的大西瓜。朱元漳气坏了,他生了疑心:大脚是指马娘娘,怀中那个花斑大西瓜不就是自己那张大麻点的脸面吗?朱元璋大喝一声,下令斩满门灭九族,从此,热热闹闹的一条巷子仅存下七户人家!

  今天,七家湾已繁衍到有七十六块门牌号码了。七家湾的大事中老是离不开“七”,一九八四年普查“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受害者时,七家湾居民委员会填报了十七张登记表,两年多后我来这里采访时,当事人只剩下了七个!

  七家湾的七户人家啊,每一个老人的口中,诉说的是十家八家的血泪。每一户人家的悲哀,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

  我叩开了他们记忆的门。

  (一)这是位胖胖的壮汉子,圆脸,花白的头发,六十六岁,住七家湾三十二号,小屋里只有一张小床,两把木椅和一张方桌,桌上点着三支香。他是南京市五金三厂的退休工人。叫袁昌华——

  我当时住难民区大方巷十号,七家湾那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大部分都住在大方巷十号,那是个大院,屋很多,现在还在,你可以去看看。我们往多长时间?我家在这里住了六代人了!你不问这个?问难民区,在唯民区住了四个多月。那时我十七岁,挑担做小生意,上午卖糯米饭,下午卖糖芋苗。我记得最凶的是冬月十四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进来十儿个日本人,毛胡子,都有枪,吓人呵!那天下大雪,我一看不好,就跑到三楼顶上的晒台上躲起来,我们有十儿个小伙子都躲在顶上,日本人怕滑不敢上来,他们穿马靴,底下是铁钉,滑一跤要命!一个皮匠倒了楣,抓去杀了。我的叔叔杨文才也是那天被抓走的,抓走也死了,我祖母见小儿子抓去了,东找西找找不到,急死了。那天抓去不少,被杀的人很多,有三四十个,姓曾的,姓薛的,姓沙的,姓夏的,姓季的,姓李的,姓杨的,多唻!

  (二)这是个清瘦的老太太,穿一件卡其蓝布衫,花白的短发,人很精神,她六十三岁,住七家湾三十二号,叫夏春英——

  我家那时也躲在大方巷十号。我伯伯夏松波没有去,和姓沙的老夫妻两个守在鸭子店里,日本人进来要花姑娘,刺刀对着伯伯的胸口,我伯伯吓得直发抖,日本人哈哈大笑!伯伯没死,我大哥死了。就是冬月十四那天,我嫂子躲在金陵女子大学里,穿大褂,戴礼帽,脸上抹灰装男人。小侄女跟着我妈和我哥的丈母娘。大哥叫夏春海,那年三十岁。什么模样?中等个,脸长长的,一脸都是蝴蝶斑,他在汉中门外宰牛的。太阳快到中午的时候,日本人进来,看到年轻的男人两个一双捆住就押出去。还有前面牛首巷姓李的一个阿訇,才二十出头,刚刚新婚,和我们住一个房间,矮矮胖胖的,也押出去了,与我哥一起捆去的,押着往下关的江边走,我妈和我哥的丈母娘背着侄女儿追着喊着叫儿子,日本兵用枪捣我妈,哭死也不睬。可怜我哥后来死在江边,那年嫂才二十三岁。说起来伤心,每年到冬月十四,我妈就哭着想儿子哭了几十年,她活了八十六岁,刚死。

  (三)这里是七家湾六十号,他坐着小凳子剥毛豆,嘴里叼着香烟,边抽边咳嗽。他六十二岁,在省话剧团搞舞美,花白的分头,长方脸上戴着一副黑框的花镜,这是伍贻才——

  我是老巴子(南京方言,排行最小的孩子),那年才十二岁。我的三个哥哥和母亲去难民区了,我和六十多岁的父亲看家。日本兵常进来要花姑娘,要香烟,我害怕,过了三四天也躲到难民区了。隔了四五天,邻居沙老头来告诉我妈,说“老头给日本人刺死了。”我们回家一看,老父亲穿着黑袍子仰天躺在巷子口,棉袍上一块块血都硬得梆梆响了,前胸刺了四刀!邻居说,那天鬼子吃了酒,找父亲要花姑娘。父亲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个日本乓就把他拖到巷子里,一刀刀地戳他。我们四个儿子把他抬到五台山,从塘里抬来水洗净了他身上的血,用白被单包着埋了,大哥找了块木板插在上面,用毛笔写的字:先父伍必成之墓。唉,五十年了。

  (四)她六十五岁,也住七家湾六十号。花白的头发梳洗得很光亮,浅灰色的大襟上衣也很挺括,白皙的脸上有几点出天花时闺下的疤痕,她很健谈,说话像连发的冲锋枪,她叫兰桂芳——

  那年我十七岁,二十二天时间我家死了三代四口人,我外公被鬼子放火烧死,姐姐兰桂英坐月子吓死,小外孙没奶吃饿死,老公公见媳妇、孙子死了,也急死了。我在五台山难民区看到日本兵刺刀尖上挑着小孩还哈哈笑。我们后面一家姓马的卖盐水鸭的没有走,女人躲在柴火背后,日本兵看见摇篮里躺着个小孩,逼老太要小孩的妈妈。老太说:“小孩妈妈死了!”日本兵抓起几个月的小孩扔进水缸里淹死了!马家的小叔子和侄子也是给日本兵用枪打死的。日本投降后,叫日本兵挖秦淮河,给他们吃发霉的米饭。这时我不怕他们了,我常去看。休息时有人骂他们,恨他们。有的日本兵说:“我不杀人,我也有父母孩子。”有一个日本兵哭了:“我是被抓来的,我也是人,我没有杀中国人。”谁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我不信!

  (五)灰衣黑裤,满脸皱纹,细眉毛下的眼珠子呈灰蓝色,花白头发烫成微微的波浪形,鼻梁不很挺,耳坠上金光闪闪。她六十八岁,叫陈玉兰,住七家湾五十一号——

  日本人来时,我女儿红珠生下才四十天,住在上海路难民区。红珠爸爸是第二三天抓去的。叫什么名字?叫周汉成。这个死鬼不听我话。大院子里有儿十个人在晒太阳,我叫他:“周汉成,进来,外面在抓人!”他说:“怕什么,我们是好人!”话刚说完,两个日本兵进来了,皮靴喀喀响,日本兵用手指着一个一个地拖出来,又一个一个地用麻绳扣在脖子上,院子里抓了七八个。我在门缝里看到的。出去?我哪敢出去?出去也给我一刀!这死鬼进来过一次,穿了件羊皮袍子又出去晒太阳了,进来不出去就没事了嘛,也是该死!他拖出去时连礼帽也没有戴。啥样子?中等个,瘦长脸,那年二十三岁,是印信封的。啥时候?中午,还没有吃中饭。抓去的人都没有消息,听说都在下关一起扫了!他死了,我苦了,拖着个娃几? .日子,说不完的苦水呵!死的何止我家一个,我弟弟小狗子到娃娃桥去找我妈,抓去音讯全无。那时电线杆上吊着死人,有跪着的,倒下的,五花大绑的,各式各样死的,不得了!以前我连树叶子掉下来都怕。见鬼子我个个恨!奸盗杀抢,都有他们的份!

  (六)花白头发和花白胡子的汪昌海手里拿着一把雪亮的刀,白衣服上血迹斑斑,他正在割牛肉。他的肤色和鲜牛肉差不多,紫红色的,健康。他六十四岁,在小吃部当厨师──

  进难民区两个礼拜了,日本兵把我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夫喊去刍伙计,中午回来,他们很累。我和外孙拿两个银角子去打酒,走到中国国货公司(现在胜利电影院对面),来了五个日本兵,没头没脑朝我们刺来,酒瓶打碎了,我倒地了,一摸嘴上都是血,牙齿掉了半个,嘴唇刺通了,日本乒笑着走了。后来烂了,流臭水,吃饭喝水都往外淌。有一天我在路上捡了一盒润面油,涂涂好了。但不能笑,一笑,就又崩开了,过了半年才好。五十年了,喏,你看,现在还有疤。

  (七)一双小脚,一头白发,满脸的皱纹,眼眶红肿,淡蓝的对襟布衫外面罩一件黑毛背心。她叫赵温氏,八十五岁,住七家湾四号──

  我三岁搬来,在这里住了八十二年了。七家湾给日本人杀死不少,草桥清真寺里有七八个,难民区大方巷十号抓去一百八十六个,七家湾的有三四十。怎么知道的?我一个一个地数,记在心里的!卖牛肉的姓季、姓夏的都是抓去的。还有一个姓金的。当时骗去的,说出去做工,会回来的。我老头赵文亮也被抓去了,摸摸头,摸模脚,那年四十六岁。他抓了三次,放了三次,第四次抓走就没有回来,干啥的?扇子上画画的。我们那一个房间里住三十一个人,七户人家,大地铺。有个姓沙的人聪明,日本兵来了,他钻到一个麻包里,姓李的一个麻子一屁股坐在麻包上,所以没有被抓走。一个骑马的日本兵在我身上掏,掏去了十几个银角子,吓了我半死!你说我记性好?恨!当然记得!居委会开会,老头老太一起回忆,都哭。

  我离开了七家湾,我怀念着七家湾。那一张张饱经忧患的脸时时在我眼前。老人们诉说的这一切,年轻人是没有听说过的。我挨家挨户采访的时候,好几个中学生跟着我,他们感到新奇,他们感到震惊。

  这是一条小巷,这里是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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