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一条街道上面对面的两座楼顶，飘扬着两面大同小异和小同大异的旗帜。 　　宁海路5 号国际委员会宫殿式的大屋顶上，插的是黑字白圈红底色的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党旗。国际委员会斜对面的二层青砖楼顶，飘动着一面世界红卐字会南京分会的白底红卐字会会旗。两旗遥遥相对，彼此频频呼应。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南京，象征世界上最恐怖的“卐”和天底下最慈善的“卐”竟然手挽起手，这是历史的误会，人性并不完全依附于政治。 　　用纳粹党党旗作为国际委员会的旗帜倒不是因为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是德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的希特勒和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结成了侵略和屠杀的法西斯同盟。盟国对盟国，事情总要好办一些。至于红十字会会旗上的那个“卐”字，原是佛教始祖释迎牟尼胸前的一个符号，表示“吉祥万福”和“吉祥万德”的意思。沸教流行于世界，世界需要“万福”和“万德”，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全球性的慈善团体就选中了这个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用三根经线和三根纬线组成的卐字作为自己的标记。 　　有黑色灾难的地方就有红色的卐字。魔鬼降临了南京。南京的大街小巷，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万物之灵的躯体。他们的灵魂飞上了茫茫的长天。他们来自泥土，他们要回到泥土中去。大地是母亲。宣扬皇军“武威”的枪还在响.“畏服”了的中国人的血还在流。僵硬了的尸骸和未寒的肉体，一齐暴弃在寒风和雪野中。野狗吞食着五脏六腑！人是兽最好的食粮。 　　日本大使馆的特务安村三郎在日本兵的簇拥下来到国际委员会。他在美国留过学。他懂英语。可他偏用日语和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交涉。他是胜利者。 　　他是奉命来的，他要办两件事。一是要国际委员会负责立即清理马路上的尸体。因为松井司令官要在十二月十七日举行入城式。二是安村三郎本人也必须加入国际委员会任委员。委员们立即举行会议。在这个时候，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部必须尊重和服从胜利了的日本人。当时决定：安村三郎为国际委员会委员，但中国方面因为杭立武先生运送文物西行，应同时增加红卐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加入国际委员会任委员。清理死尸的事，由南京红卐字会和民间慈善团体崇善堂共同负责。在清除以前，须由国际委员会派人与这两个团体联合视察一次。 　　情况非常之糟。城内马路、街巷上堆满了车辆、行李以及乱七八糟的物品，尸体遍地都是，加上秩序混乱，无法招雇人员进行掩埋。 　　安村三郎的态空非常坚决：“清理积尸必须立即进行，否则，皇军司令部是不会答应的！” 　　关于人员和安全问题，他答应由他与日军交涉。交涉的结果是：人员从难民中招雇，收埋队员发给白袖章，袖章上加盖日军司令部的大印。他说：“安全问题可以保证。” 　　沉重的卐字 　　高瑞玉正跪在菩萨面前烧香磕头，忽然有人来通知他：“陶会长找你有事。” 　　“什么事？”他问。 　　“埋尸的事。”来人回答。 　　自治会会长陶锡山向红卐字会的人传达了日军命令后，对高瑞玉说：“多招一些人来，快点埋。拨给你两千包洋面粉，到三汊河面粉厂去拿吧。”高瑞玉是从山东流浪到南京落脚谋生的。为了混饭吃，他干上了掩埋死人的行当。他住在小火瓦巷的卐字会里面。这是一座大户人家捐出来的六进大院，堂屋正中，供着关公、观音和弥勒佛，天天烧香点烛，他天天磕头跪拜。直到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人进了城，卐字会的其它人都躲进了难民区，他还是不走。他说：“菩萨不走我不走。我一走，菩萨没有人侍候了。我信菩萨，做好事没有危险，菩萨会保佑的。” 　　日本兵冲进了卐字会，他跪到关公菩萨前烧香磕头。五六个日本兵跟着他，他跪下祈祷，日本兵也一齐跪下祈祷。 　　一看他平安无事，附近的男女老少也到卐字会来避难了，有好几十个。高瑞玉把几十个人集合起来：“卐字会有事情干了，跟着我去埋尸，有吃有住，每月六块大洋零花！” 　　他招了三四十个人。队长是欧阳都麟，瘦瘦的，留八字胡子，五十多岁的一个老头。靠着高瑞玉在卐字会的关系，他的弟弟高瑞峰分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客所的粥厂里卖粥，两个铜板一勺，没有铜板也给。卐字会是慈善团体，救苦救难。高瑞峰一边卖粥，一边宣传：“卐字会招工埋死人发粮食顶工钱，谁去？” 　　“我去！”十七岁的左润德说。 　　“你怕不怕？” 　　“我不怕！” 　　欧阳队长也在到处招人。炸过弹药库的袁存荣也参加了掩埋队。他是安徽人，南秀村的，安徽会馆边上都是死人，他看不下去：“中国人给日本人活活杀死了，死了还不能安生！” 　　保泰街首都警察厅开车的徐金德和外号叫“小广东”的两个驾驶员，各人开着白色的救护车和黑色的囚车找到了卐字会：“我们来运尸体，要不要？” 　　“正缺车子拉呢、要！要！” 　　掩埋队的人都穿起了蓝褂子，蓝褂的前胸后背上缝了一块圆形的白布、白布上印有一个鲜红的卐字，蓝色大沿帽的顶上也是一个红卐字，连手臂上也套有白布的红卐字臂章。收尸、掩埋、运输、各有分工。宁海路是红卐字会总部，小火瓦巷和下关都有分部。 　　南京另一个民间慈善团体崇善堂也组织了掩埋队。开始人不多，有的怕担风险，有的怕见死人。马车夫崔金贵因为无钱养家糊口，正碰上茶馆老板金通亮，他是个拾死人的“码头”。 　　“你伤好了没得事干，抬死人去。”金通亮劝他。 　　崔金贵说：“我胆子小，怕死人。” 　　“怕啥？干久了就不怕了。去！” 　　崔金贵进了崇善堂，与卐字会不同的是白布上写的是“崇善堂”三个黑字，黑字上盖一个长方形的朱红印章。 　　尽管像抓壮丁似的招雇夫役，可马路上的死人太多了，都要拉到城外去掩埋的话，一时来不及。而日军司令部催促“恢复交通”的命令一个接着一个。 　　死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叠起来。先从马路上抬到巷子里，沿着墙壁往上垛。鼓楼一带尸体最多，南面的双龙巷和石婆婆巷都叠起了高高的尸架。野狗、野猫和老鼠在尸堆中觅食做窝。一到夜间，犬吠猫叫，阴风凄凄。城内的池塘大多被尸体填平了。山岗和荒地上也堆满了街上抬来的尸体。二条巷口的大北山，曾被人叫作“尸山”，大钟亭、大方巷和江苏路的水塘，都被人叫作“血塘”！ 　　塘填满了，巷子里垛不下了，山上山下埋满了死人。而中山路和中央路上还堆积着无数的尸骸。日军的卡车和工兵也出动了，卡车装着成千上万冤魂运到了五台山。一堆一堆的死尸上，泼上了一桶一桶的汽油。火焰冲天，浓烟滚滚。血和肉在吱吱地惨叫。干千万万无辜的中国人，化成了烟，化成了灰！ 　　远方的鼓声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晚上，千家万户的荧光屏像万花筒般变幻的时候，南京市渊声巷三十六号楼上，一对退休了的老年夫妇像往常一样，一人捧着一只茶杯，戴着老花镜凝视着他们十二寸的黑白屏幕。 　　屏幕像魔方般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图像。突然，他惊叫了一声：“日本和尚！他怎么到南京来了！” 　　老伴吴素君定神地看着屏幕上在击鼓祈祷的老和尚：“是不是他？”“像！瘦瘦黑黑的，他来干什么？” 　　电视台的播音员用浑厚的男中音向提出疑问的徐金德老人解释着：“昨天上午，日本第二次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一行七十九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广场上举行悼念活动，对当年遇难的中国人民表达深切的悼念之情——” 　　徐金德叹了口气：“五十年了，这和尚恐怕有八十多岁了吧。” 　　“你都快八十岁了。”老伴说。 　　“我们也去悼念悼念，明天去。顺便问问：这个和尚走了没有？” 　　我和他们巧遇了。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办公室里，他问起那个日本和尚的事。 　　副馆长段月萍从柜子里拿出一本精美的相册。相册里，透明塑料膜下压着好几张发黄了的照片。她递给他说：“你看看，这是他送来的。” 　　白发童颜的徐金德接过来，戴上老花镜一看： 　　“司提别克！我的车子，就是这一部车！老和尚，是他，就是他！他坐我的车！” 　　他激动了。五十年前的照片勾起了他五十年的悲哀。他激愤地讲述着，我按下了录音机上红色的键。 　　喏，这辆白车子就是我开的，开着这辆车拉尸体，拉了半年多。车子上有红卐字，照片上能看出来。你们看！这辆车原来是我们警察厅的救护车，我开到卐字会去，就拆掉了担架。小广东开的是这一部，黑的，是囚车，抓犯人的。小广东不知还在不在？这个日本和尚就坐我的车。他是中岛部队的。每天早饭吃过他就来了，到宁海路国际委员会斜对面的卐字会，我车停在那里，他手拿一面像茶盘一样大的鼓。咚咚咚地敲几下。他叫我“天文修（日语，即司机）”，他就坐在我的驾驶室里。 　　他个子不高，不穿和尚衣，穿一件皮衣，头上札一顶灰布帽子。我们拉死人出城，由他给城门口的日本兵说儿句，就能开出去，没有他，车开不出去。 　　卐字会有不少人，有个山东人老高，见了面我认识。还有个大黑个子，拉黄包车的，圆圆的脸，他跟我的车时间长一些。那时只图活命，看着这么多死人，哪有心思互相说话。忘了，大多数人都记不得了，死得差不乡了。 　　我的车能装十几二十几个。开始还好，天气冷，一个死尸一张芦席一卷，用绳子或电线中间一扎，抬到车上。路上死人多，忙啊，来回拉。抬什么地方的？阴阳营、朝天宫、宝塔桥，挹江门这个地方最多。都拉，车子到处开，拉到雨花台，花神庙去埋。朝天宫前面是运读河，河里也有好多死人，最惨的是一个妇女，蛮年轻的，光着身子泡在水里，一只胳膊砍掉了，小便的地方插着一把刺刀！我看见的这个最惨。妇女的尸体都是披头散发、脸上抹灰，没有一个穿好衣服的，好的衣服也是故意撕坏的。后来芦席不多了，两个死人、三个死人合一张，卷起来一捆，丢到车上就算，来不及了。那个日本和尚有时下车，看一看，咚咚咚地敲几下鼓。嘴里咕噜咕噜地念经。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清。 　　后来天暖和了，尸体臭得要命。我受不了，我老婆给我做了个十八层纱布的大口罩，她在鼓楼医院当护士，她有纱布。后来，那个口罩也不行了，臭得厉害。死人都烂了啊，收尸的一人一个铁钩子，一人多长，手指粗，头上弯弯的。你不知道，一拉，肉就一块块往下掉。以前芦席上捆一道绳，后来捆两道，最后要捆三道，怕掉出来。池塘里泡着的尸体像烂鱼一样，一钩就散。“钩不成了！”“算了，钩不成了！” 　　还有小巷子里的，我的车开不进去，烂了的，个别的，就地挖个坑，埋了。那时城内空地多，随便什么地方挖个坑一埋就行。说出来你不相信，一天下来，我的车子上到处都是蛆。死人烂了，长蛆，到处爬。连车窗 　　玻璃上都是，白白胖胖的，一扭一扭地动。我的身上、衣服上也不少。车子一天两次用水冲。一回家，衣服先到门外抖几下，把蛆抖掉。惨啊！ 　　黑龙江路，中央门上坡那个地方，老早是日本兵养狼狗的，那里的狼狗咬死我们不少人。哎，那个日本和尚叫什么名字？宫大山？二宫大山。哪个山？日本山，妙法寺。他走了没有？走了。以前？以前我没有同他说话，他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同他讲什么？不罗嗦！ 　　见闻录——左润德： 　　敲鼓？有的，埋尸时有时候日本和尚敲几下鼓，敲起来阴森森的，怕人！怕死人？死人有什么好怕的？死人也是人，就差一口气。我干了一个多月，是难民区卖粥的人招我去的。我收尸都在城南。这一带有一百多。破肚拖肠的看得多了，中华门、光华门到处都是。一辆车上三个人，两个小工，收一个记一个。一个死尸一张席子两根绳，一卷一扎就完了。江东桥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炸的。日本兵过河，就用尸体填。汽车一开，往下塌，又加上土。桥下全是尸体，数不清！妇女是最惨的，大多是强奸以后杀死的。评事街一条巷子里面有一个女尸，被日本兵四肢捆在床上，下身塞着一个“正广和”的汽水瓶！我给她解开了手脚，我哭了。 　　见闻录——袁存荣： 　　我收尸在城北一带，干了两个月光景。我们安徽会馆的南秀村那里埋了不少，是挖沟埋的。挖一人多深，两丈乡长，一人宽，挖了四条沟，全填满了。五条巷，就是云南路那边，以前有三个水塘，死尸满满的。现在宁海路百货公司那块，当年也是个塘，死人埋满了！北京路四条巷边有山，山上挖了两个大坑，一个埋满了，还有一个坑没有满。古平岗的炮台底下，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是一个班七八个日军糟蹋死的，光着身子，我抬的。我每次走过阴阳营那个厕所旁边，总要想起一个老公公，死得很冤枉。他姓吴，从新街口搬到北阴阳营来躲难的。四个日本兵强奸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搞完，又叫姓吴的老公公干，他不干，一枪打死了。打死时我在。后来也是我收的尸，就埋在房子旁边，当时没有这个厕所。你说死得冤不冤？我还救活了一个人。那人姓刘，也是安徽人，比我小一点。就在中山北路上，他被日本兵杀了七刀，还有气，他也是工人，我认得的，他住下关狮子山下面。我一看有气，就同另外人把他抬到鼓楼医院去救。嗨，后来活了！该他的命好！ 　　见闻录——崔金贵： 　　我是祟善堂掩埋队的。南京除了红卐字会、崇善堂是慈善团体外，还有同仁堂、公善堂，都是埋死人的“码头”。没听说过？你多大？你当然不知道！ 　　我第一年埋尸在汉中门外，挖坑，顺着河边挖。坑上搭木板，拉来尸体都往坑里扔。死尸没有完整的，一个头，一只手，一条腿，用铁钩子钩的，一块块扔进去。臭啊，臭得吃不消！都是枪打死后又用火烧过的，黑乎乎的像木炭。第二天我叫老婆做了个口罩，口罩外面再抹上万金油，这样气味稍微小一点。但也不行，我受不了.回家饭都吃不下。干了三天，我对队长说：“给我换个地方。”队长给我换到二道埂子。那边有个全华酱油厂，现在是第二制药厂。不得了，酱油缸里尽是死人。厂里有个一间房子大的大铁桶。里面的死尸都卤过了，血红血红的，像酱鸭酱肉的颜色，臭味小一些，我们二三十个人捞了三天！里面男女老少都有，也有当兵的，老百姓大多数，看到这副惨相，我不忍心，我不干了！ 　　见闻录——高瑞玉 　　雨花台的坟山都是我埋的，现在还在嘛，那地方以前叫宪兵操场。一个坟山埋千把人，你算算，百十米长。三米深、一个人宽，十个人一垛，正好一千人一个坑。我们那个队埋了一个大坟，两个小坟，有一个小坟堆埋的是女尸。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我们队有四部车子，工人不少是江北招来的。收尸的满城都收，汽车上有白布红卐字旗子，坟山埋人时也插上卐字旗。我们埋了几个月。我管埋尸的。每天埋了多少，用自来水笔记下，回来报告给账房。账房叫周建玄，大个子，胖胖的、今年活着的话有九十多岁了。尸体大都烂了，有的在防空壕里，有的在路边，都是枪打死、刀刺死的。很多不成个了，一钩膀子、腿掉了，臭得厉害，我却闻不到臭，也不生病，奇怪不奇怪！怎么埋的？先挖好坑，坑上架着跳板，拉尸车一来，钩子钩，芦席卷，十个一排垛起来，一排一排垛过去。上面堆上土。有时候日本和尚来念经敲鼓。日本兵也有来帮忙掩埋的。是工兵部队，人不多。他们胆子大，来发洋财。尸体身上到处摸，摸出手表、钢笔、金戒指、大洋、钞票，都往腰包里装。人死了，本来要烧纸钱，给他们到阴间里用。日本人连阴间的钱也不给他们带到地下去。人烂了，死尸身上的银洋钱变成黑色的了，钞票颜色淡了。还有一股臭味。市场上流行的这种钞票叫做“臭票”。后来不少中国同胞也在死人身上发洋财。板桥有一件事很惨，一个国民党兵打仗死了，他的绑腿带里面有钱。正在摸的时候，公路上来了日本兵，那个人心狠，他拿起刀，把这条腿砍下后背了就走。这是一条士兵的腿！士兵保不住国土，连自己的尸体都保不全！人心变了，变邪了！变狠了！那时东西多，从中华门到挹江门一路，汽车、自行车、皮箱、大衣，皮鞋、包袱，什么都有。我不眼红，跟我的人都不准弯下腰。我对他们说：“这个年头，我们自己的命还不知在哪里，要这些不义之财干什么？下关码头死人堆得比车高，那里尸体最多。都是男人，女人小孩很少。南京各个掩埋队合起来埋尸有十几万！红卐字会就是发慈悲善心的，见死要救，见难要助，像如来佛、观音娘娘那样。国民党的飞机把日本飞机打下来了，打下好几架。有八个日本人炸死了，我收的尸，我把他们在中华门外面找一个地方掩埋了。后来日本人来找尸骨，我领他们去挖的。他们给了我四桶汽油。人家死在外面，家里人要惦记的。叶落归根，入土为安。做人要行善积德，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不对？ 　　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坐在枝叶繁茂的大泡桐树下，不紧不慢地向我讲述着这一切。他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人。他指指点点地领着我到小火瓦昔的红卐字会旧址：“现在改为学校了，旧房子拆掉了，年轻人都不知道了。” 　　他追忆着往事，虽然那是久远了的岁月。他品味着。那悲哀和辛酸，不仅仅属于他和他那个时代。 　　我带着十几张荒野乱坟的照片，按图索骥地在四郊寻觅万千冤魂的安息之地。我想献上一束花，献上一片情。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思和祭念。沧桑变迁，大江东去，坟堆没有了！石碑没有了！一切都埋没了！ 　　只有江东门遇难者丛葬的地方，黑色大理石构筑成的“尸骨陈列室”里，万千白骨和万千亡灵仍在向人们呼号！层层尸骸中，被子弹击碎的大小不一的头骨，破军刀砍裂的长短参差的腿骨，以及一个又一个空荡荡的胸腔，一齐在黄土中哭泣，他们在控诉！他们在说：“记住我们！记住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