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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侵略军有计划地统一行动，采取最野蛮的焚尸灭迹，竭力掩盖罪行的手段，当时和事后又控制其他国家的舆论，设置重重障碍，使外界得不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也使日本人民蒙在鼓里，还以为“皇军为大东亚共荣在国外圣战”呢？
然而，日本报纸为了鼓励“皇军圣战”的士气，宣扬“武道”，夸耀“战绩”，表彰“英雄”而刊登的消息，参加大屠杀的官兵们写下的战场日记、手记，他们自己拍下杀害中国人、污辱妇女的照片和电影，无可抵赖地记下了日本侵略者一件件的暴行。当时留在南京的第三国的教授、记者、传教士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曾在南京城里设立“安全区”收容难民。但日本否定了他们的工作，使他们保护难民的愿望未能实现。他们作为目睹者，当场记下了日军的暴行，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最近几年，日本有人否认侵略历史，引起人们警觉。在日本、美国、德国又陆续发现一批很有价值的日军侵略中国的资料，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加害国，比其他国家更为关注和重视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80年代便普遍建立史志机构，抽调专家任职，制定工作方针，就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深入调查，取证，对材料严格鉴别，在批判的基础上筛选去伪存真，定成史料。与此同时，深入挖掘，整理历史沿革档案，使其与史料并存，互为补充，互为印证，更具有使用价值。《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也相继修志成功，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铁证的一部分。
21世纪的今天，不再是侵华日军侵占南京、任意屠杀横行暴戾的时候，也不再是1945年“八一五”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而日军在占领区仍控制住局势的时候。尽管当年日军有计划地按“命令”将各种档案、文件、报纸、杂志，统统付之一炬，卑鄙无耻地毁灭证据，为今天翻案留下了后路。但是，一部分证据已落在世人手中。须知，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方面掌握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仍有数以千计的人健在。再加上外国人手中的资料，更加加重了铁证的份量，是翻不掉的铁案。
首先听听受害者血泪控诉的声音。
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调查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经查证实：集体大屠杀共28案（由我提供蒋王庙诱杀俘虏一案除外），对315起控告案进行周密调查后确认被害人数达19万余人。证人有被害者本人，被害者家属，目睹者和尸体掩埋者。他们的证词写明了时间、地点、被害人数和罪行事实，不容置疑。例如，曾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受害者之一——伍长德，就以亲身经历控诉了日军在汉中门外屠杀中国军民2，000人的暴行。
12月15日，日军从难民区抓走几批男子押去屠杀，从外侨贝茨博士当天写出的一封信（该信收在田伯烈编写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也可以证实：
有几批男子被带走，日本军把他们看作是当过中国兵的，因而他们被捆绑一起，一一被枪杀。这些士兵已放弃了武器，脱去了军装。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除了为搬运掠夺来的东西和装备物资，需要从什么地方找暂时充当苦力的人外，被抓走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枪杀的，当然，连俘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军强迫当地中国警察从难民区内的一幢房子里拉出了四百个人，每50个人排成1行捆绑起来，带着步枪和机枪的日本士兵插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押走，不管目击者作什么样的说明，他们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和以下均请参阅《铁证如山》中有关部分。
又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称：日本侵略军在南京零星屠杀中国军民858案，被杀害者达15万人以上，尸体掩埋进行数月之久，证人有1，200多名。据担任掩埋尸体的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统计，掩埋尸体43，071具，南京崇善堂掩埋尸体112，226具。亲人受害者王芝如以亲身经历控诉日军使她家破人亡的暴行。
当年身受其害，亲临其境者何止伍长德，夏淑琴等人。1947年2月，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励志社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每天都有数百人到法庭控诉日军的暴行。这些人中的每1个都是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除了这些活证据外，慈善机关掩埋尸体的统计表和掩埋尸体的经手人也出庭作证，陈述掩埋尸体的时间和地点，对照至今犹存的“万人坑”“千人冢”中的累累白骨，也都显示出南京大屠杀的真正面目。田中之流的日本右翼势力认是为非，以非乱是，污赖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今天仍然幸存于人世的受害者身上的刀疤枪伤能够虚构出来吗？掩埋尸体的经手人和掩埋尸体统计表，还有外侨可以出面作证，每1个环节都能虚构出来吗？那“万人坑”“千人冢”中的累累白骨又怎么能虚构出来呢？除了歪曲事实者能说出如此无耻滥言外，谁又能血口喷人不承认这些证词是证实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呢？
1996年12月，即南京大屠杀59年后在德国发现《拉贝1日记》能说不是第一手资料吗？受害者的证词又和外侨的证词完全相吻合，还不能算第一手资料，天底下还能找到第一手资料吗？上述两者的证词再加上历史沿革档案又相一致，不仅要称之为第一手资料，而且构成了铁案，不容任何别有用心的歪曲、颠覆。
对于南京大屠杀，除了受害者出面作证外、还有参与或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记者、邮政工作者等人。
当年参加攻占南京的外贺关次是隶属佐佐木支队的一个卫生队担架兵，自从1937年8月接到应征入伍命令，到1939年7月止，天天记日记，叙事详细，证实屠杀事实随处可见（下面[]号中的年月日为洞富雄先生所加，以下均同。用的昭和纪元。引者注）。
[12年12月13日]，33联队的1个大队转入进攻，一边逼近举白旗的敌人，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2到30名残兵败卒，便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等，为数甚多……在南京南门车站，工兵队的胆大妄为者刺杀或绑成十字架地刺杀了中国兵70人左右。城外，尚有许多人躺在敌人的尸体堆里，发现痛苦的呻吟声，最后通过我们的手，送他们上西者，不计其数。
[12月15日]途中，在市内过不去，就绕着城外，通过和平门岔道，来到太平门入城。在太平门城门口，堆有中国军人的尸体五百具左右，好象全是被杀害的。尸体的附近，许多敌人用过的武器等东西零乱地丢着，惨不忍睹。由于敌人杀了我们许多朋友，杀死他们理所当然，但竟杀死这么多人，我不胜惊讶。
[12月17日]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距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13年1月12日]下关确实是个美丽的港口。一走出南京城，就发现有数千人死在马路两边。微风吹来，臭气扑鼻，给行军带来很大困难（[日]洞富雄：《大屠杀》第18至19页）。
攻占南京的日军共计6个师团、3个航空队和海军1个舰队。陆军中支队、联队、中队之类，总共不下30支队伍。外贺关次所在的佐佐木支队仅是其中之一。他又是担架兵，行动受到限制，不能象随军记者可以根据需要到各处采访。所以他看到的仅是中华门外、宿营地、太平门外、下关等处屠杀俘虏和平民的实况。因他是日军中的士兵，不含任何政治偏见，所以记得朴实、详细。成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朝日新闻》1984年6月23日发表了一条消息，报道一个叫中山重夫所见南京大屠杀实情。他原是陆军坦克部队的上等兵，谈到目睹情景时说道：
我在沿途看到的累累尸体中，夹杂着许多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战斗人员的妇女和老人的尸体……我忘不了在雨花台见到的情景。日军士兵让打着白旗来到这里的中国人站在壕沟边，然后逐个用刺刀刺死。对于一刀未致死而痛苦挣扎的人，则用军靴踢到壕沟内用土埋上，这场不分老幼的杀戮持续了四个小时。
中山重夫所见南京大屠杀中在雨花台附近日军屠杀中国平民和俘虏的情景，时间虽已过去漫长的47年，但仍然是第一手资料，无可争辩地记下了真实情况。在这方面中国早已掌握到第一手资料。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中说：
在南京即将陷落时，我方在雨花台地区的军民两、三万人，在撤退时遭到敌军扫射，哀声遍野，血流过胫，一片惨状。
关于12月13日在下关屠杀了大量的市民问题，第6师团所属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在《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6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中这样写道：
在汀线，尸体象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着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差不多象是来自南京的难民，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尸体的情况活生生地说明，从南京逃出来的老百姓，无论是成人或儿童，他们一律遭到机枪、步枪的扫射，遭到杀戮。一路上枕籍着的尸体，连他们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士兵，是男是女也无法辩认。因为这些尸体遭到射击后倒在地上重叠在一起，并浇上重油点火焚烧。在焚烧过的尸体中，无疑也有许多想来是儿童的尸体。总之，几乎都是老百姓。我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大量屠杀的痕迹展现在眼前，我觉得日本军犯下了严重罪行。
该书由第六师团第13联队二等兵赤星义雄所著，由日本创作学会青年部反战委员会编。高城守一所反映的12月13日下关大屠杀的情况，证实了佐佐木支队在那天屠杀下关军民的暴行，而不是象佐佐木到一少将所说：“实际上是就理想地进行包围的歼灭战进行演习”。关于佐佐木的暴行我将在后面有关章节里再叙。
赤星义雄在该书中又说：
12月14日，我们穿过南京城，向扬子江边进发，正好是中华门的对侧，重炮阵地狮子山。
……我们下了狮子山，向扬子江岸边走去，一路上我们看到躺在地上的中国兵的尸体，有的没有头，有的只有上半身，说明了攻击相当猛烈。
扬子江边的码头与普通码头一样，是船只启航和停泊的地方。站在码头上观看扬子江的流水，这时，一幅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展现在眼前。
两千米，不，也许还要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楚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中心也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赤星光雄所见到的扬子江中岸边中国军民的尸体，是第6师团在上新河等地所杀害。此一暴行我已在《铁证如山》一节中论述。赤星接着说：
看来至少有5万人以上。而且几乎都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死尸之江”。
《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曾在日军入城后的第三天，即12月15日离开南京，他也亲眼看到偏东的南门——光华门到中山东路朝北的马路上所发生的悲惨的情景，并在《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中描述如下：
在通往光华门的马路两边，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的战壕，里面填满了无数烧焦并已腐烂的尸体；铺放在马路上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胳膊和腿露在外面；其情景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我看到坦克发出转动声，无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气和硝烟迷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的地狱、血池的地狱，以致有了一种感觉，好象已经站到“狱卒”的立场上了。（见《丸》，1971年11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专辑）
铃木二郎所说是日军在光华门里屠杀中国士兵的惨状。中国军队在城里准备进行巷战。但因唐生智下达了撤出南京而未进行巷战。然而一经被日军发现便当即一一屠杀。《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对日本军在城里屠杀中国士兵的情景证实如下：
藏在战壕内横洞里的一小群士兵被抓获，他们在防空壕的入口处，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戮死。然后，他们的尸体被抛进并填埋在战壕内横洞里。也有用坦克的炮口对准被捆绑起来的士兵们进行轰击的。当然，一般处死的方法是用手枪射击的。
（洞富雄编：日中战争资料8《南京事件》2，第291页）
铃林二郎叙述光华门里的屠杀与中山门城门外屠杀的情景不大相同。第16师团辎重兵仲烟靖七于12月12日与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中看到屠杀的方法有些不同。信中说：
12月13日入城。城门四道，有一尺左右厚的城门，堆积着数千袋土包，士兵要搬走它后进入城内，那是要付出很大力气的。在门外，有五十、一百个中国兵倒在那里，似乎是一百五十余名俘虏兵头并头地排在一起，被日本军用机枪扫射死的。其中好象混入了中国高级官员。这好象是九师团干的。（《大屠杀》第61页）
这150余名中国被俘官兵到底是怎样被屠杀掉的呢？仲烟靖七属第16师团，他说“好象是第九师团干的”当然并不是他亲眼所见。记者铃木二郎却是悲剧的目击者。他说：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惨的大屠杀。俘虏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一个个被用刺刀刺落在城外。
在城墙上，许多日本兵举起刺刀，使劲地吆喝着，直向俘虏的胸膛或腰部刺去，只见鲜血飞溅，阴森森的气氛使人毛骨悚然。
在那里，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励志社（迎宾馆）把我错当成中国人]企图刺杀我的一幅凶相，我目睹那种惨剧，不久就茫然若失，当场就呆住了。
可是，就在这一残酷屠杀的情景中，出现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使我无法忘怀，那就是被刺后落下去的俘虏们的态度，他们的表情。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期待着死亡的到来。（见《丸》，1971年11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专辑）
12月16日，东京朝日新闻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横田曾就俘虏中国官兵的“战绩”发出一篇新闻电讯稿，其中说：
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从城南溃退下来的敌兵。总之，那是前所未闻的大批俘虏，因而抓获的部队似乎吃惊发愣，以致于我方由于人少是无法相比，应付不过来……
这么多的俘虏日本军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横田记者曾在电讯稿中提到给这些俘虏吃饭就是大问题，但未报道处理结果。两角部队指的是第13师团第65联队。该联队的随军记者秦贤助后来在回忆录中对处理这批俘虏作了回答：
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顶点。
甚至被称为“精锐的白虎队”也屠杀其俘虏？这难道是白虎部队的过错吗？是所谓富有人情味的部队长两角大佐的意图吗？抑或是师团长即荻洲部队长荻洲立兵中将所选择的处理方法吗？
军司令部曾向中央（参谋本部陆军省）请示了几次，最初发来的电训是“好好谋划！”这一道命令很不明确，也没有关于处理俘虏的方法。一再请示后，发来的电训也是“研究处理！”如何研究好呢？军司令部觉得为难，于是第三次请示，得到的命令是“由司令部负责处理！”军司令部认为中央的态度暖昧。为迎接朝香宫中将而举行的入城式迫在眉睫，军司令部十分焦急。“杀掉吧”，军司令部就轻而易举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城内，日本军已经屠杀了俘虏，并扫荡残敌，直到看不到一个中国士兵。而且，日本军认为在缺乏粮食的情况下，只有杀掉2万俘虏。
……再说，无论哪一个部队在大陆战线上连战连胜后，都骄傲非凡，得意忘形的。结果什么都干了。（《沾满了俘虏血迹的白虎部队》，载《日本周报》第398号）
秦贤助说“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顶点”不完全准确，日军南京大屠杀在接近南京城便开始了。
洞富雄先生就屠杀2万名俘虏的请示问题提出疑问，认为可能是一种误传。他说：
在秦贤助的回忆录中，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关于对2万俘虏的处理问题。据说军司令部曾再三请示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而中央态度暖昧，每次都命令“处理”。然而，我认为军司令部就处置俘虏问题请示中央的说法可能是一种误传。可以认为，军部就处置俘虏问题早已下达了命令，说是要全部“处置掉”（杀掉）。下级无视上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无论干什么事情，军司令部似乎本来就无意尊重中央的指令。更何况第13师团所属上海派遣军有像长勇那样的参谋，他曾放肆地说过，屠杀30万俘虏是他下的命令。（《大屠杀》第38页）
洞先生提到第13师团属上海派遣军，分析是很对的。1992年12月19日，《港台信息报》以《南京大屠杀罪魁有新说》为题报道说：
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谁？人们一般认为是松井石根，因为他是攻陷南京的日军最高统帅，他被判绞刑也是罪有应得，但问题在于当时真正指挥和约束日军行动的不是他，而是天皇的一位亲戚——朝香鸠彦亲王。
南京被围期间，1937年12月7日，朝香鸠彦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12月8日，朝香鸠彦抵达战地听取报告后，立即下达了“杀掉全部俘虏”的密令，于是破城后大屠杀惨剧发生。
12月17日，日军举行入城仪式。松井石根在第二天“忠灵祭”后感到自身罪责重大，以严厉言词对朝香宫和柳川军司令官以及全体参加祭礼者进行了训斥。他边哭边训斥，强调部属今后要更加努力整饬军纪军风。事实证明毫无效果，其原因可能就在朝香宫、柳川和中岛今朝吾等人身上。
上述提到环城和江边的部分屠杀，城内的屠杀仅提及一点点苗头。城里是不是未发生重大惨剧呢？不是的，一幕幕惨剧令人发指。
佐佐木元胜当时是野战邮政局长。他在12月16日下午到达南京，在马路上仍可看到当时悲剧的情景：
在这条马路上，从军政部到海军部数町（一町约合109米。引者注）之间，有迹象表明，当时有人发出过可怕的求救的惨叫声。尸体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枪、钢盔、衣服等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可以想见，当时有一两万中国兵在这是被枪杀的。其中好象也有脱去军服而换上便衣的中国兵。（《野战邮政旗》上册，第216页）
佐佐木元胜所看到的是在中山北路至挹江门里大屠杀中国军民的惨状，是南京城里“两条血路”中的一条。另一条是中央路：
12月13日，……攻入城内的一部分日本军，立即占领国民党机关和银行，其他部队冲进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横贯于南京城中心的从中山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段马路，约五公里长）和中央路（通往中央门三公里的一段马路）。当时，在城内马路上，挤满了难民以及国民党退下来的士兵和伤员。那是因为，家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拥进来的难民没有安身之处，只得呆在马路上。日本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这些人群开枪，这两条马路上，数万人被杀……尤其是12月14日早晨，坦克部队、炮兵部队侵入城内，冲过了这两条马路。13日和14日两天屠杀的结果，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血的洞窟。
1984年8月4日，在日本宫崎县臼杵群北乡村一农民家里发现一本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士兵留下的日记。日记本是日本博文馆印刷的。这个士兵是侵华日军都城第23联队的上等兵，属第10军第18师团。《朝日新闻》8月4日报道了日记的部分内容。
日记中12月15日（1937年）一页中写道：
今天，碰到大约二千名无路可逃的中国佬，打着白旗排着长串投降，老幼掺杂，服装不一，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沿途绵延而跪，简直成天下之奇观。我们好象没有采取任何处理措施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杀了。近来，闲得无聊时，就拿杀中国人取乐。把无辜的中国人抓来，或活埋、或推入火中、或用木棒打死、或采用其他残酷手段加以杀害。
在12月21日一页中他写道：
今天，又把无辜的中国人推倒，猛打，打到半死状态时，又把他们推到壕沟，从头上点火，把他们折磨死。为了消遣解闷，大家都这样取乐，这要是在日本内地，将会造成大事件，但在这里简直如同杀狗宰猫。
在这个农家保存的相册里，还发现三张名片大小的黑白照片，其中一张：在看上去似乎是住房的建筑物前，有12个刚刚砍下的头滚落一地，中间一个好象是个女人的头；另两张照片是妇女和老人的尸体。《朝日新闻》说，照片没有标明是在南京城，但这个士兵曾悄悄地对他的家属讲过：“这是南京大屠杀的照片。”
有资料表明，第23联队不属于第18师团而属于第6师团之误。该联队凶恶蛮横，曾在牛岛少将指挥下参与会攻雨花台阵地和中华门西南角的城墙，并于12月13日侵入南京城里，负责水西门以南城墙内外西侧的“扫荡”。有关这一地区23联队屠杀中国军民的情景将在有关章节论述。
日本军攻占南京是遵照华中方面军的命令而行动的。因此，屠杀中国军民没有长官的命令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造成大屠杀的严重后果。我们先来看看攻陷南京时日军指挥官对处理俘虏和一般市民的指导思想。
1984年12月《历史与人物》增刊号发表了会攻南京的日军侵略军第10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该日记在1937年12月13日那天这样写道：
“大体上我们没有留俘虏的打算，当逐一予以收拾。”“仅佐佐木部队即解决了俘虏一万五千名，守备太平门的第一中队长解决了一千三百名，还有七八千名集结在仙鹤门附近，陆续前来投降。”“要处理这七八千人，必须有相当大的壕沟，实在难寻觅。另一个办法是打算把这些人分成一百二百，引至适当地方下手。”
中岛于12月21日奉命担任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其他各师团随即撤离南京。但是该师团继前九天的大屠杀后继续进行搜杀散兵和可疑的市民。1938年元旦，日本陆军省获知南京大屠杀的报告，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南京了解情况。身任南京警备司令官的中岛竟对阿南放肆地说：
“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
可见，南京大屠杀来自侵华日军指挥官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我将在《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中详述。
南京失陷前，第三国留在南京的外侨记者、教授、传教士等人出于人道主义，仿效上海收容难民的做法，在南京城里设立了难民区。由德国的雷伯（或译拉贝）为首和美国的史密斯。梅奇等27人组成国际委员会，负责收容难民和救济工作。该委员会自动划定难民区的界线为：南起汉中路，东起中山路，北迄山西路，西迄西康路。界内有3。86平方公里，分设金陵大学、金陵文理学院、南京神学院、南京法学院、德国俱乐部、国民党最高法院、无锡同乡会等25个收容所，估计可容纳25万多难民。该委员会在日军侵占南京后，当即向重返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呈文，要求对难民区进行保护。但华中方面军渺视国际法，未予以承认，并派武装进入难民区抓人、强奸、抢掠，无所不为，使得安全区反而成为日军搜杀俘虏和市民的重点攻击区。
留在南京的外侨一般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和较高的道德修养。他们尊重他人的人格，厌恶战争，主张人道。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说他们持有反战思想而无反日情绪比较恰当。看到日军侵入南京后的暴行，他们曾出面为保护难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主张公道的愿望一次次被日军否定后，他们对日本军不满的情绪被激发起来。不过，直到此时他们也未见得反日。但可肯定，他们对日军暴行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金陵大学贝茨（亦译贝德士）博士曾就南京城内大屠杀的情况，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他有一段证词说：
日本军入城后，在我家附近的路边，到处都是被枪杀的老百姓的尸体。这种残暴行为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没有人能讲得出它的全部情况。我们尽可能地在安全地带及其附近地方作调查。斯迈思教授和我作了各种调查观察，结果得出了结论是：在我们确切知道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男女包括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
除此之外，在市区内还有许多人被杀，但我们无法统计这些被杀者的数字。在市区外，也有相当多的人被杀。全然不包括遭屠杀的几万名中国士兵或曾经是中国士兵的男子。（辩证一二三四。《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记录》[以下简称《记录》第三十六号]）
贝茨和斯迈思只能就他们所知道的范围如实地向法庭作证，当然不是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全部评估。洞富雄先生说：“贝茨和斯迈思两教授得出结论说：仅就他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城内有12，000个包括男女、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不言而喻，他们是无辜遭杀害的，其中还有一些市民由于有便衣兵的嫌疑而遭杀害。然而，南京市民或在搜便衣兵中受到牵连而遭集体杀害，或被一个个日本兵用来血祭，其数目无论如何也不会是12，000个这个小数目。（《大屠杀》第33页）
洞先生分析的很中肯，其原因他们受到日军恐怖威胁，行动上受到限制，只能就其所知在法庭上作证。同时，就日本军野蛮行动人们也会想象得出更大的屠杀可能在贝茨和斯迈思两教授的视线之外发生。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鉴于南京告急，听说向南京扑来的日本军沿途烧杀、奸淫和抢掠，便留在南京想亲眼看看真假，一直坚持到15日才离开南京。他就亲眼所见到的惨状这样写道：
在南京的马路上，尸体累累。有时还得先移开尸体，汽车才能通行……许多未能从市区南部和西南部逃出来的中国普通市民都遭杀害。其总数恐怕与中国战斗人员的死亡数大致相同。日本军占领南京后，记者曾前往南京市的南部采访，那里在日本军的炮击下，各处几乎破坏殆尽，到处横着中国普遍市民的尸体（《大屠杀》第293页）
12月13日，日本军一侵入南京城内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杀人。对此，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作了证实。他与作家城山三郎所著《南京事件与广田弘毅》（载《潮》1972年12月号）中说，日高信六郎谈话时说：可厉害了，那一带死了许多人。走在马路上，只听到一阵阵砰砰的枪声，是开枪打人的声音。我想这样下去可要不得……”。鉴于13日如此严重的恐怖情况，许多人都不敢出门。当然德丁记者也会担心在未被日本军辩明他的身份前便有可能死在日本军的“砰砰”枪声中，因而未必敢于冒生命危险去碰运气。这样他的采访应在14日或15日上午。如此仓促的采访从中推测出市区南部和西南部被杀害的市民“其总数恐怕与中国战斗人员死亡总数大致相同”不够准确。其原因是12月15日之前该记者不可能知道守卫南京的中国部队到底死亡多少。但德丁的报道证实了第18师团第23联队在南京城内南部和西南部杀害了数目惊人的普遍市民。由于该联队残忍成性，屠杀了大量市民，而水西门内外属于23联队“扫荡”区域内，城墙两侧屠杀俘虏和市民也该是23联队所为。这样，1984年8月4日，《朝中新闻》报道的第23联队那个上等兵日记的内容与此相吻合。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长许传音，在日军屠杀南京中国军民时，他一度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掩埋工作。在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就南京陷落的第三天驱车视察南京市区的情景，其证词如下：
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陆军军官的同意，在带领日本兵的条件下，曾穿过市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大致统计在马路上或在家中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数。我看到到处都躺着尸体，其中有的已经血肉模糊。我所看到的这些躺着的被害者的尸体仍保持着当时被害的模样。有的身子蜷曲，有的却伸直两腿。这些都是听任日本兵摆布的，我目击了当时日本兵的所作所为。我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在马路两边点到500具左右尸体时，感到实在无法再点下去了，就作罢了……我在南京市的南部看到了全然相同的情况……当时，在南京市内没有中国军队，我所看到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穿军装的（《记录》第35号，第25页）
12月14日晚上，在中央路上作者借助微弱的月光和下关方向的火光也曾看到同样的惨景时，被吓得呆若木鸡，不敢移动脚步。
许传音的证词证实了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山北路和中央路上制造“两条血路”的暴行，该证词与佐佐木元胜在中山北路所看到的惨景和《访问中华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中提到的“两条血路”互相印证，互为补充，证实日本军的暴行确实罄竹难书。
以上均是南京大屠杀中的部分情景，但由此足以看到南京城里城外大屠杀的轮廓。
1注：当时中文翻译“雷伯”，后同。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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