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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一个长久以来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艺术、政治中心之一的城市，一个3至6世纪作为古代中国首都，在14世纪又断断续续作为首都的城市。正是在南京，创作出了中国书法与绘画的精品，确立了汉语中四声体系。一些最著名的佛教经典在这里被编辑和抄写，由此而产生了经典的“六朝”骈体文（一种中国诗歌与散文的混合文体）。正是在南京，1842年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条约，中国从此开埠通商(1)。还是在南京，1911年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成为他新生共和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今天它还充满自豪地是中山陵的所在地(2)。
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提起南京，他或是她都会向你描绘一幅这样一个城市的图画：在这个城市里遍布古代帝王的宫殿、奢华的陵墓、博物馆和纪念馆。这幅图画中还应包括修建于明朝的精雕细刻的将士和动物石像，著名的鼓楼（马可波罗700年前见过最早的鼓楼，令天见到的鼓楼是3个世纪后的一位军事统帅修建的，他曾在鼓楼上敲击一面巨大的鼓号令他的军队），还有南京郊外的景致——矗立在附近山峰和丘陵之上的寺庙，湖面上的茶亭与荷花，跨越长江的巨桥(3)。
多少世纪以来，山水为南京提供的不仅是美丽的风光还有军事屏障。长江从西，紫金山从东，护卫着这个城市，借用一句描绘南京自然条件的古语：“虎踞龙蟠”(4)。
但是可悲的是，南京城曾三次遭到入侵。
第一次入侵发生在1000多年前，6世纪末时，当时，野蛮的游牧部落毁坏了城内所有的重要建筑，甚至遍挖城墙内的土地。第二次入侵在1000多年后来临，1853-1856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了城市。领导他们的是一位狂热的领袖洪秀全，他在能使一个人跻身达官显贵的科举考试中落第后，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要推翻清王朝的企图在13年内最终使大约2, 000万中国人丧生。起义军在十几年里以南京为都城直到他们被逐出，他们在撤退时把南京城焚为废墟，甚至毁掉了琉璃塔，这是一个由琉璃瓦构筑的多色宝塔，被认为是中国同类建筑中最美丽的(5)。
在19世纪剩余的时间内，南京在和平与湮没无闻中沉睡．当满清皇帝在北方城市北京登基时，南京变得仅仅是一个文化名胜。它的再度显赫要到国民党人推翻清王朝并定都南京后，南京成为正式首都是在1928年。
到1937年，南京惨遭洗劫的那年，老南京，清王朝的南京正在与国民党的新南京竞争。扁担两端挑着装有小饭碗和茶壶的篮子的小食贩；在露天工厂弯腰织丝绸的手工织工；手工擀面的面店雇工；沿街叫卖锡器的锡匠；在雇客门前修鞋的鞋匠；在馋嘴的孩子们眼前制作出来的糖果，这些孩子的手中捏着中间有孔的铜钱；推着吱吱作响的独轮车的人，车上高高堆起的柴草让人既看不见车也看不见推车人，但是新气象也随处可见——正在逐渐取代泥路和石路的沥青路；最终取代汽灯、蜡烛和油灯的电灯；水龙头里流出的水代替了装在桶子里、在街上卖的水；坐满了军官，官吏，外交官的大、小轿车不停地按着喇叭，穿行在道路上，路上满是人群，有人力车夫，拉着蔬菜的骡车，缓慢前行的成群的行人和牲畜——狗、猫、马、猴子．甚至间或还有水牛或骆驼(6)。
但是有些古老的东西让人感觉它是决不会变化的。环绕这个城市的是建于明代的古老而又巨大的石头城墙，有一位传教士称之为世界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他宣称，如果允许登上城墙之顶，肯定会看到中国最壮观的景象，从城南端的城墙顶上，越过修有缺口的灰色城墙可以看到，工人住宅区的土灰色砖瓦，有钱人家红色和灰色的瓦屋顶，然后转向北方，隐约可见的是政府区的高大的现代建筑物；政府各部和使馆按西方样式修建的大楼。
凝视东北方，可以辨认到背对着紫金山深黑山脉的白色耀眼的中山陵及散落的乡间别墅，这些别墅的所有者是南京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然后再看西北，闪现的是江边的工业活动：工厂中冒出的烟雾，运煤港筑出的污水，附近码头的汽船和战舰，通往北方和上海——南京之间铁路和铁轨穿过城市并在北部郊区的下关站交汇。沿着地平线，还能看见巨大、喧嚣的长江绕过南京城蜿蜒流向西北(7)。
在1937年的夏天，南京所有的这些显赫与不合谐都在沉睡之中。潮湿闷热的空气久已使这个都城拥有“中国三大火炉”之一的称号。炎热混合着附近田野上泥土的刺鼻气味，使许多有钱人在酷暑中出城去海滨避暑地。对那些留在城里的人来说，夏天是经常瞌睡的日子，是懒洋洋地摇着蒲扇和竹扇的日子，最用竹席在屋前挡日晒的日子，夜晚邻里们走出火炉般的房屋，搬着藤椅涌入街道，用闲聊打发夜间的时光，然后在露天入睡(8)。
没有人料到，几个月后战争会打到自己的家门口——把他们的家园投入烈火，街道浸透了鲜血。 8月15日，金陵大学心理学讲师张小松正要午睡，突然听到刺耳的警报声。她想：“是不是在搞空袭演习？为什么我没有在早报上看到通知？”
当8月初中日军队在上海开战时，南京政府也被迫准备敌人可能会进攻其它地方，中国官员不仅在城市内举行了空袭演习，还命令居民伪装房屋及修建防空洞。整个南京城里，人们把房屋的红顶和白墙涂成黑色，在地下挖洞以备躲藏。张心有余悸地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就像是在准备“一场盛大的葬礼”。
因此，8月15日这天，在听到第二遍警报时，张小松警觉起来，但是在她同屋的朋友们劝她相信这是又一次演习，于是，她又回去躺在床上，街到她听沉闷的隆隆声，就像是炮声时，她又爬起来。“哦，这是雷声。”她的一位朋友说完又去读小说，张再次回去躺下，为自己大惊小怪而羞愧，直到她听到准确无误的枪炮声和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响声。就这样，南京经历了它历史上的第一次飞机轰炸(9)。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南京经历几十次日军的空袭，居民被迫躲进地下室、壕沟和地上挖的洞中。日本飞行员不加选择地轰炸这个都城，对准学校，医院、电厂和政府大楼，成千上万的人被迫逃离这个城市，其中既有富人也有穷人。
邢峰鑫，现在是旧金山的开业中医，回忆起在1937年秋天和父母逃离南京时那种恶梦般的混乱情境。当时的邢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他包起自己珍爱的收藏物准备上路：弹弓和石弹。祖母交给他的当铁路技师的父亲几个玉的和银的手镯，以备以后急需时典当用。藏着他们一家去汉口的火车拥挤不堪，成百的难民找不到座位只好坐在车厢顶上，还有一些也找不到座位的人就悬在火车下面，他们的身体离铁轨只有几英寸。在整个旅途中，邢不断地听说有人被甩出火车或卷进车轮。旅途中日本轰炸机袭击火车，他们全家只好跳离火车躲进一个墓地，邢才总算幸免于难(10)。
我自己的祖父母也是在南京撤离中险些永远地失散了。1937年秋天，我的祖父张铁君，一位诗人和记者，政府的国民党哲学的教员。在日本轰炸首都时，他和家人被迫不断地躲进用木板和沙袋掩盖的沟里。到10月，他认为留在南京对我祖母（当时她是一个20多岁的孕妇）和姨妈（当时是一个11岁的幼儿）不安全。两人回到外祖母在乡下的娘家，一个靠近无锡的村庄。无锡是位于南京和上海之间的太湖边的一座城市。
到11月，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我的祖父离开南京去看他的妻子和家人。几天后回到南京，他发现他的工作单位全体在忙于整理行装准备撤离这个城市。据说，已经决定他所在的单位乘船前往长江边上的一个城市——芜湖，祖父带信给家人，让他们立刻前往那里与他会合。
但是他们差点没有能赶到那里。日军的空袭摧毁了我祖母娘家与芜湖之间的铁轨，唯一的通道是乘小船走遍布这一地区的纵横交错的狭窄河道。
我的祖父焦虑地在码头等了4天之久，扫视一船又一船的难民。到第四天，他的家人还是没有到达，他被迫作出不曾有人作过的选择：乘坐下一趟也是最后一趟船离开芜湖，他相信他的妻子和女儿不会在前往南京的途中，也不会留在南京，当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这座城市不久就要陷落。
绝望中，他声嘶力竭地对着天空呼喊着爱妻的名字“以白”！然后，像是来自遥远的回声，他听到回答。回答来自最后一艘正从远处靠近码头的小船，一艘截着他的妻子、女儿和我祖母的几位亲属的小船。我母亲总是对我说他们的团圆是一个奇迹(11)。
许多南京人没有能像我的祖父母那样逃离，而是留在南京城里度过整个11月，有些人是采取观望态度，有些人留下是因为年迈和贫穷而别无选择。11月不断地给他们带来坏消息——上海的战事进展不利。大批的中国士兵从战场回来，许多人还是孩子，不到12岁，他们精疲力竭、遍体鳞伤、士气低落，神情黯然地列队前行或是坐在挂有红十字旗帜的大卡车里。让人感到安慰的是能看见装备精良的新部队穿过街道列队走向江边，在那里登上由驳船牵引的船开往战场．显然战斗还没有结束。顶着大雨狂风，小型的现代中国坦克，从南京隆隆驶向上海，跟在后面的是驮着军衣、毯子、步枪、机关枪的骡群(12)。
这个月末，绝望的消息终于传到南京。上海——“中国的纽约城”——陷落了。20万日本军队现在站在上海与首都之间，同时有70万中国军队在败退。他们带来的是谁也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上海已成废墟，日军正从上海向南京挺进(13)。
丢失上海对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是一个打击。面对丢失了中国最大的城市，蒋试图解决一个两难问题：是保卫南京打退日本人还是把首都迁至更安全的地带。最后这位总司令决定两样都要。但是不是由他本人留在南京保卫南京，而是把重担交给别人——一位名叫唐生智的下属。
唐生智奉命保卫南京
蒋介石与唐生智的关系非常奥妙。他们谁也不信任对方——在生命中的不同时期，他们确实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对手。例如，在北伐时，当时国民党想要统一全国，唐生智帮助蒋介石打赢了反对封建军阀的战争。但是唐从来没有对蒋表示过特殊的忠心，而且两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两度使唐流亡海外——一次是去香港，另一次是去日本。但是1931年在中日满洲危机爆发时，为了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蒋介石又将唐生智重新召回军队。唐迅速升为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到1937年他已成为蒋的军事训练总监(14)。
1937年1l月，在几次关于保卫还是放弃南京的高层军事会议中，唐生智最终成了蒋介石顾问中唯一的一个主张加强南京防御的人。他认为，中国军队保卫南京，能减慢日军的前进速度，并给其余中国军队休整的机会。
但是当蒋问到谁留在南京领导保卫战时，唐和其它的军官都默不作声。蒋最后将了唐一军：“不是我留下，就是你留下。”面对他的逼视，唐肯定感到别无选择。他说：“我怎么能让总司令留下？”他承诺他将留在南京战斗到死(15)。
决定将保卫南京托付给唐成了一大新闻。11月27日，唐在记者招待会上鼓舞士气。他向记者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发誓要与南京共存亡。他的演讲太感人了，结束时博得了记者的热烈掌声(16)。
但是也有些记者注意到唐表现得极为焦虑不安。实际上他刚刚大病痊愈，用一名外国记者的话说，他似乎“如果不是昏昏沉沉的也是茫然若失的样子”(17)。他大汗淋漓，要人递给他热毛巾擦干前额(18)。
也许蒋介石知道唐生智根本不可能与处于上风的日本军队作战，指派他仅仅是要显得好像中国人真的正在加强防御。也许是谨慎告诉蒋介石应准备第二方案以备不患。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11月的后半个月实施了第二方案。首先，蒋介石命令大多数政府官员转移到南京以西的三个城市——长沙、汉口、重庆——这使在留守的官员中的谣言越传越烈：他们已被抛弃，任凭日术人宰割(19)。几天之内，装满箱子的官员汽车堵塞了街道。然后，这些汽车迅速地消失了。公共汽车和人力车也装满撤退的政府官员离去，弄得城市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很快几乎所有的汽车都走了，甚至那些往常从乡下运大米到南京的汽车也都走了(20)。随后，11月中旬，5万中国军队到达，取代了离去的政府官员(21)。他们来自上游港口，先卸下一箱又一箱的武器，然后开始占据自己挑选的空荡荡的政府大楼(22)。到12月份，估计有9万中国军队驻扎在南京地区(23)。
军队改变了南京的面貌。中国士兵在大街上挖壕构，埋地下电话线，在城市十宇路口拉有倒刺的铁丝网——十字路口开始变得像战场。军队也驻扎在城墙上，安装的机关枪护卫着古战场。他们关闭了所有的城门，只留下3个，为军队运输保留一条狭窄的通道。所有的城门都用20英尺高的沙袋挡住，再用木料和角铁加固。还至少将一个城门用混凝土浇铸成一面墙(24)。
12月初，军队还用火烧干净了沿护城河1英里宽的作战区域，根本无视损失和伤害。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在城郊，毁掉的有汽油，弹药、营房、农业研究的实验室、警察训练学校和中山陵中的建筑。在乡村，士兵烧掉了茅草房、带顶的农舍、树木、竹林和灌木丛。南京主要郊区无一幸免。军队把住在下关和南门周围的居民赶进城墙内，然后再烧掉他们的住房。那些要被毁掉住房的人被告知在几小时内搬走，否则就按间谍罪逮捕。军方的理由是焚毁是战略决定，为的是不消灭任何可能为侵略者所利用的建筑(25)。但是一个外国记者指出：烧焦的墙可以像真正的建筑物一样被日军用来抵挡炮火。他推测放火其实是中国人在“发泄狂怒与绝望”——想要只留给日本人一片焦土(26)。
城市就这样在为迎击侵略作准备。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只要有力量、有判断力、有钱、有机会离开，都开始出逃。所有的博物馆馆藏都装箱运走。12月2日，数百箱故宫博物馆中的珍宝——几乎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全部——装上船运往城外的安全地方储存起来(27)。6天后，12月8日，蒋介石、他的妻子、还有他的顾问乘飞机离开南京城(28)。毫无疑问，日军即将开始围攻南京。
四天沦陷之谜
几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的谜团之一是，有那么多的士兵驻守在这里，南京怎么会仅在4天之内，到1939年12月12日晚就陷落了呢？总之，军队在被包围时有足够坚守至少5个月的弹药。原因之一是，许多幸存者，记者和历史学家把溃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士兵士气崩溃。他们还把唐说成是恶棍，他在部队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了他们。
后来根据新公布的文件写成的历史显示了一幅不同的画面。在上海战役中，几乎有3, 000架飞机的日本空军使只有300架飞机的弱小的中国空军相形见绌(29)。在其他方面，中国空军也不能与日本相比。上海战役中，意大利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对着城市乱投炸弹，向附近的西方船只投炸弹，甚至向拥挤的街道和外国居民区内的建筑物投炸弹(30)。
但是，一个弱小的空军也比没有空军强。这就是唐生智面临的形势。12月8日，蒋介石和他的顾问离开了南京，同时离开的还有全部中国空军。在以后的4天里，唐在作战中得不到任何有日军运动的空中战略情报，因而使布置在南京周围山顶和丘陵上昂贵的大炮没有多少效力(31)。
第二，转移到重庆的政府官员带走了几乎所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因而军队的各部分不能互相联系(32)。
第三，军队不是来自同一地区，互相交谈有语言困难。一位在南京战场工作过的护士回忆说，中国军医说广东话而中国士兵说普通话，这种形势在医院造成了无数的误会(33)。
第四，这支军队中的许多“士兵”是在一夜间成为士兵的，他们是被绑架来的或是从农村违背他们的意愿强拉入伍的。许多人在来南京前从未拿过枪。由于子弹匮乏，没有人浪费子弹训练这些新入伍的士兵学习射击(34)。而在有过作战的经验的士兵中，许多人刚从上海回来。他们疲惫、饥饿、患病，多数人精疲力竭，难以完成修建掩体，在城内挖壕沟的必要准备工作(35)。
最糟的是，中国士兵没有一点凝聚力和目标感。在一份关于南京形势的战斗报告中，一位中国军官指出，只要占领一个地方，他们情愿无所事事，也不会主动帮助附近正在与日军作战的其他部队。指挥官也并不表现得更好。报告评论说，他们互不信任，因此，日军得以从一个地区运动至另一地区，将中国军队一个一个地击败(36)。
12月9日，日本飞机开始在南京附近撒传单，传单是由日军三个将军之一的松井石根起草。传单写道“保护无辜平民和文化遗迹”的最好方法是投降。传单说，日军将“冷酷无情地对待反抗的人”，但是将“善意和慷慨地对待非军事人员和不对日军采取敌意的中国军队。”传单要求，南京城在24小时内，即第二天中午投降。“否则，将使用所有的战争恐怖手段。(37)”
在公开场合，唐生智对最后通牒的条款表示愤慨。他把传单摔在地上，向所有部队发布了两条命令。第一条命令是严禁部队撤退。命令说：“我们的军队必须为保卫前线的每一寸土地而战。”“任何不服从命令而撤退的人，将严惩不贷。”第二条命令严禁任何军事部门私自使用船只渡江。如果任何军事单位拥有船只，应将其交回运输部门。唐指定第79军为负责指挥及处理运输事务的单位，并警告将船只用于私人目的任何军事人员都将受到严惩(38)。
但是私底下，唐生智在谈判停战。尽管他当初承诺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他似乎更渴望能避免在城内进行决战。支持这一立场的是还滞留在城内的少数美国人和欧洲人。我们在以后还要更多地了解这些无私的个人，他们决定留在南京的目的是想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建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们所做的第一步是在城区设立警戒线，圈定一个区域，宣布其为南京安全区或是国际安全区，安全区应理解为：在两英里半的安全区内的任何人，无论中国人或非中国人，脱离与日本人的接触。此时，他们为拯救生命做的最后努力是尽力要安排停火。他们的计划是建议停火3天，在此期间，日本军队可以保留他们已占据的位置，和平地进入南京城，同时中国军队撤出南京城。唐生智同意这个停火建议，并请求委员会通过美国大使馆将他的口信交给蒋介石。这个计划由美国炮舰“帕奈号”上的无线电传达给蒋总司令。蒋立即予以拒绝(39)。
12月10日，日本人等待南京城投降。中午，两名日本参谋站在东墙的山门外，观察中国政府是否会送出举着停火旗帜的代表团。在知道没有人出来后，日军最高司令官命令猛烈炮轰南京城(40)。
在以后的几天里，中日军队围绕着南京城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日本人向城市投炸弹，用重炮轰击城墙。唐生智后来在一份又长又乱、充满绝望的电报中向蒋介石说明了界碑和城门附近的严峻形势：
从12月9日至11日，日军三次强行进入光华门，第一次教导总队打退了他们，然后156师又奋力将其打退，杀死许多敌兵，守住了城门。自11日始，坏消急频频从雨花台一带传来，安德门、凤台门已落入敌手，遂立即命令88师缩短战线，与74军. 71军合作，并速调154师增援(41)。
但是更坏的消急在等着唐生智，而且这次的坏消息不是来自敌人的胜利而是来自蒋本人。12月11日下午，顾祝同将军打电话到唐生智办公室。顾祝同通知唐生智，蒋介石命令大批撤退唐的军队。唐生智自己应立即赶往浦口，这是从南京渡长江的摆渡渡口和火车终点，另一位将军等在那里接他到安全地区。
唐生智表示震惊，要求他抛弃自己的军队，这对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是不能接受的选择，除丁这一事实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实际间题——他的部队此时正在鏖战之中。他告诉顾祝同，日军已经突破了中国军队的前线；有组织的撤退已经不可能了。紧急撤退会变成一次大溃败。
“我不能顾虑这些，”顾祝同说，“无论如何你必领在今夜撤退。”
当唐生智冉次详细解释突然而急速的撤退可能造成的后果时，顾祝同提醒他，是蒋亲自下命令要他“今夜渡江”。顾告诉唐，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留给部下去处理，但是“你必须在今夜渡江。”顾重复说明。
“不可能”，唐生智说。他有可能渡长江的最早时间是第二天夜里。顾警告他要尽快地离城，因为与敌军作战的形势越来越紧迫(42)。
这天下午，唐接到蒋重申命令的电报：“唐总司令，如果不能维持形势，就应该抓住机会撤退，为今后的反攻保存和重组（军队）。——中正，11日。”这天晚些时候，悲愤的唐生智又收到第二封蒋介石的电报，再次催促撤退(43)。
由于不能守住阵地和迫于压力，唐生智屈服了。正是这个决定导致了中国军事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
蒋介石严令撤退
12月12日凌晨3点，唐生智在家里举行了一个黎明会议。当他的副司令和高级将领集中在他面前时，他悲伤地告诉他们前线已经陷落，他们无法保卫城门，而且蒋介石已经命令部队撤退。他告诉部下印刷命令及其它相关文件的副本，为撤退作准备。这天下午1点，命令传达到中国军队(44)。
但是，随后唐生智收到令人震惊的报告。唐生智起先希望他的部队能经由长江转移。现在他得知日本海军己在八卦洲以东的江面布雷并驶向南京。军舰到达将会封锁退路，而这是逃离城市的最后一条路(45)。由于形势紧迫，唐再次求助驻在海宁路5号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吁请德国商人斯珀林帮助与日军谈判停火。斯珀林同意带一面旗子和信件去见日本人，但是后来他报告唐，松井将军拒绝了他的提议(46)。
当天下午，就在唐生智的司令部召开第二次会议前几分钟，唐生智从自己房间的窗口望去，全城一片溃败景象，街道挤满了汽车、马匹和难民——年青的和年老的，体弱的和强壮的，有钱的和没钱的。任何稍有头脑的人只要可能都决心要逃离。下午5点，会议开始。会议只开了10分钟。许多高级将领都没有参加，因为各战场司令部与总司令部的联系已全部中断。其它人没有收到开会通知是因为他们看清形势已经逃跑了(47)。
唐生智告诉来到他家中的与会者，日军己经攻破城门并在三处突破城墙。“你们还有信心守住防线吗？”他问这群人。虽然他停了几分钟等待回答，但是房间里鸦雀无声。
在这个停顿之后，唐生智平静地讨论了撤退。撤退马上就要开始——下午6点——持续到第二天早晨6点。一部分军队——36师和军事警察从下关渡江在对岸的指定村庄集合。他宣布其余部队必须杀出日军的包围，突围出去的人到安徽南部集合。留下的武器、弹药和通讯设备销毁，所部队撤退路线上的桥梁都要烧毁。
后来就在这次会议上，唐生智又修改了他的命令。他通知他的部队，假如87师、88师、74军和教导总队不能突破日军的包围也应该强行渡江。唐生智现在给了5个师渡过长江的权利——参加行动的人数是原计划的两倍。唐本人也将在这天晚上前往码头。这将是一次他今生难忘的旅途。
撤退变成溃逃
毫不奇怪，撤退命令使中国军队一片混乱(48)。有些军官绕城奔走，通知每一个碰到的士兵撤退。其余军官却没有通知任何人即使是他自己的部下，相反，他们拼命保护自己不要丧命。他们的士兵还在继续与日本人作战，当看到其它身着军装的部队逃跑时，他们以为是看到了大规模的逃兵，因此开枪制止逃跑，打死了数百名自己的战友。在匆忙而又混乱的撤退中，至少有一辆中国坦克前进中从无数的中国士兵身上辗过，最后被一颗手榴弹炸翻才停下来(49)。
在大规模的悲剧情景中，撤退也有其喜剧的时刻。士兵由于不断增长的绝望而混入老百姓中，他们闯入商店去偷平民服装，在露天里脱衣服。街上很快遍布半裸体的士兵，还有半裸体的警察，这些警察脱下自己的制服，以免被误认为是士兵。一个在街上乱跑的人除了衬衣和帽子外什么也没有穿，衬衣和帽子也许是从一个有钱的政府官员家中偷来的。在撤退的初期，表面上还有秩序，整队的中国军队扔掉军装、换上平民服装，同时还保持着队列前进。但是当撤退转入溃败后，平民服装变成急需。可以看到士兵冲向行人从背后抢他们的衣服(50)。
只有一条路可以安全地逃出城而不遭遇日军，这就是通过城北的长江港口，那里有一批小船等待着最先到达的人。为了到达港口，士兵必须要首先通过中山路，再出西北城门挹江门，又叫水西门，然后才能进入下关郊区北港。
但是城门前是一片难以置信的拥挤。一个问题是成千上万的士兵，许多人坐着卡车、汽车、马车，要强行挤过70英尺的狭窄的城门洞。下午5点，人流如河，到后半夜，人流成了潮水，因为每一个人都想挤过小小的城门。另一个问题是，撤退的士兵为了减轻渡江行程的负担，扔掉了不计其数的武器和装备，结果是成堆的手榴弹、汽车、机关枪、外衣、鞋子、钢盔在城门口堵塞了交通。一个修建在城门附近的掩体也挡住了半条路。灾难即将降临这里(51)。
唐生智坐在前往码头的黑色专用汽车里，从车窗看到这个混乱的场面。当汽车穿过混乱的人群时，他听到人们在咒骂坐车的人。“在这种时刻你怎么还能坐在汽车里？”人们大骂，并不知道坐在汽车里是唐生智。唐坐在向最终目标龟行的汽车里，闭上眼睛假装没有听见。他预计在下午6点到达码头，但是8点才最终到达(52)。
江边等着唐生智的是绝对的混乱。军官们互相争论着哪些装备应该销毁，哪些应该摆渡过江，而士兵拼命想要在连在一起的渡船上稳住坦克。许多船只倾覆后沉没。
随着夜幕来临，士兵抛弃了坦克和装备，全力渡江。随着渡船的减少，情势也变得剑拔弩张，最后，到了几万人抢夺两三条渡船的地步，士兵或是强登上船，或是向空中鸣枪阻止别人上船。惊恐的船员拼命阻止想要上船的人群，他们用斧子砍抓住渡船和触板边的士兵的手指(53)。
无数的人死于强行渡江的那夭夜里。许多人甚至根本就没有能出城门。当晚中山路着了大火，大火又漫延到弹药库、席卷了房屋和车辆。卡在路当中的马匹受惊狂跳，让混乱的人群更加不可收拾。吓疯了的士兵拼命向前挤，把成百上千的人推进烈火，把更多人的推进城门洞，在那里，人们互相践踏。当城门堵塞后，附近又出现另一个可怕的景象，那些冲出人群的士兵拼命爬上城墙。许多人把衣服撕成条，用皮带和木棍编成绳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上城垛，从城墙上扔下步枪和机枪。许多人掉下来摔死(54)。
当最后一条船也无影无踪后，士兵绑着草就的浮水装置、抱住或抓住铁轨枕木、圆木、木板、澡盆，或是从附近人家偷来的木门，跳进江中。当最后一块木头也无影无踪时，许多人企图游过江去，但等着他们几乎肯定是淹死。
唐生智和两个副司令登上一条小煤火轮，等候两名始终没有赶到的参谋，直到晚上9点。从轮船上唐生智肯定听到了互相争斗的人们的吵闹声和尖叫声，夹杂着断断续续的震耳的日军炮火声。这是南京，烈火中的南京的景象。大火映红了黑色的夜空。
要想知道受尽屈辱的唐生智在轮船渡江时想的是什么，人们只能靠想象了。他对南京的最后一瞥是烈火中的城市。南京市民正疯狂地想要逃命，他的部下趴在木块上漂浮在长江黑暗、冰冷的江水中。他后来告诉朋友，20年中他身经百战，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黑暗的一天(55)。
注释：
1.关于南京的文学与艺术遗产、古代历史、及结束鸦片战争的条约，可见《不列颠百科全书》，24卷，1993年版。
2.《美国百科全书》，第29卷.1992年版。
3.鼓楼的历史，见朱利叶斯·依格纳:《南京的兴衰》，载《国家地理》1938年2月号。
4.《亚洲历史百科全书》，第3卷，1988年版。
5.关于南京被入侵可见:朱利叶斯·依格纳的《南京的兴衰》，载《国家地理》1938年2月号，第189页。乔纳森·斯宾塞的《寻求现代化的中国》，第805页，第171一174页，纽约，1990。
6.朱利叶斯·依格纳:《南京的兴衰》;安娜·莫菲特·亚维斯:《中国来信，1920-1949》。耶鲁神学院图书馆;1995年7月29对一个当年的车夫，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潘开明的采访。
7.引自约翰·马吉:《南京的昨天与今天》，1937年5月28 日在南京广播电台的演讲，截维·马吉档案。
8.作者对幸存者的采访。
9.张小松1937年10月25日给朋友的信。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信中的事实与作者1997年对张小松的电话采访相符。她目前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萨姆。
10. 1997年1月28日作者在旧金山对弗兰克·辛的采访。
11.1996年5月25日在纽约对我的外祖母张以白、我的母亲张盈盈、我的姨妈张玲玲的采访。
12.认为南京的战事是11月上海战事的继续，可见指挥官休斯1937年11月8日致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的信(信头标有：“长江舰队.美国“帕奈号”)海军情报处，海军作战部，截止于1937年11月的一周情报汇总。美国国家档案馆。
13.美国国家档案馆，第59组，国务院普通记录，793. 94/11378A；尹集钧和史咏：《南京的暴行》，第9页。
14.孙宅巍:《南京围困,1937年》（《1937年:南京悲歌》）第31-32页，1995。
15.同上书，第27-31页。
16.英国公共档案馆藏英国作战部文件，1938年1月2日孙宅巍:《南京围困,1937年》，第33页。
17.《太阳旗下的士兵》，第219页。
18.孙宅巍:《南京围困.1937年 ).第33页。
19. E. H.马阔特司令1937年11月22日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的信(信头标
有“长江舰队，吕宋号[旗舰]》，海军情报处，海军作战部，截止于1937年11月21日的一周情报汇总。美国国家档案馆。
20。明妮·沃特林1937-1940年的日记，1937年11月16日和19日，12月4日，第71一72页，第94-95页，耶鲁神学院图书馆.
21.同上，1937年11月17日，第72页。
22.指挥官休斯1937年11月29日致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的信(信头标有：“长江舰队，美国船“帕奈号’)。海军情报处，海军作战署，截止于1937年11月29日一周情报汇总。美国国家档案馆。
23。孙宅巍:《南京大屠杀与南京人口》，载《南京社会科学》第37期，1990年第3期，第79页。
24.蒂尔里·德丁:《日军的暴行标志着南京在中国司令部溃逃后陷落》，《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2日，《只有8个人得到撤离城围困的南京城的消息》，载《芝加哥每日新闻》,1937年12月7日；《太阳旗下的士兵》，第219页。
25. A.T.斯蒂尔：《南京为最后的抵抗作准备；防御只是为了恐吓；郊区大火；中国在战败时可能毁灭城市》，载《芝加哥每日新闻》,1937年12月9日，第2页;蒂尔曼·德丁:《日军的暴行标志着南京在中国司令部溃逃后陷落》，第38页；明妮·沃特林1937-40年的日记，1937年12月7日，第99页。
26,《日军的暴行标志着南京在中国司令部溃逃后陷落》，第38页。
27.明妮·沃特林1937-1940年的日记，1937年12月2日，第93页。
28.关于蒋离开的情况，可见瑞吉诺德·斯威持兰:《蒋逃离“红色”助手的压力》，载《芝加哥每日新闻》，1937年12月3日。蒂尔曼·德丁:《日军的暴行标志着南京在中国司部溃逃后陷落》，第38页。
29.中国与日本空军的统计数字，可见孙宅巍:《南京围困,1937年》，第18页.也可见宋利安·勃鲁姆《战争武器，转变的催化剂:中国空中军事力量的发展,1908-1941年》，圣地亚哥空军博物馆，第28-246号文件;雷诺·弗朗西隆:《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空军》，伦敦,1970;《日本空军图史》，戴维·蒙迪编，伦敦，1974年;罗伯特·米凯西与肖尔埃克索·阿部:《日本空军.1910—1941》，安那波利斯，1990。
30.伯格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第11页。
31.A.T.斯蒂尔:《中国空军被敌军的超级飞机瓦解，南京只能听天由命》，《芝加哥每日新闻》，1937年12月8日。
32.南京大屠杀历史编辑委员会编:《有关1937年12月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文件集》，第2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46页。
33。作者1997年2月17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森尼韦尔对前南京中国军队护士魏虎的采访。
34.同上。
35.《有关1937年12月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文件集》，第2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46页。
36.同上。
37.《保护无辜平民》:转引自尹集钧和史咏:《南京的暴行》。第32页；许志庚:《我们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1937年》，北京，中国文学出版杜,1995年版.第43页。
38.孙宅巍：《南京围困，1937年》，第98-99页;许志庚:《我们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1937年》，第44页。
39.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务院普通记录;国家历史档案德国外交报告，第203号文件，“德国驻华大使馆”，“国家历史档案馆”。台北。蒋拒绝提议对唐生智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都是一个打击。1938年1月24 日普拉姆·米勒在一封信中写道:“唐将军很肯定地告诉我们他有把握蒋将军会接受停火提议，因此我在第二天收到汉口来的电报时非常惊讶。结果是他不接受”：引自普拉姆·米勒女儿，安琪·米勒的家庭档案。
40.《我们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1937年》，第44页；伯格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第29页。
41.唐生智致蒋介石的电报，引自:《有关1937年12月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文件集),1987年版，第35页。
42.孙宅巍:《南京围困，1937年》，第122一123页。
43.同上书，第123页。
44.同上书。124页，
45.尹集钧和史咏:《南京的暴行》，第38页。
46.司令部军官C. F.杰夫1938年2月14 日致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的信(信头标有:“长江舰队，美国‘瓦胡岛号’”)。截止于1937年11月29日一周情报汇总。该报告包括一段一封传教士信件的节录(引自乔治·菲奇日记，没有姓名)，这个报告没有交新闻界，因为怕日军报复，美国国家档案馆，还可见乔治·
菲奇:《我在中国的八十年》，第182页，台北，1974；《南京围困.1937年》，第124-126页。
48.同上.
49.乔治·菲奇:《我在中国的八十年》;威尔逊:《当猛虎搏斗之时》，第70页。
50.蒂尔显·德丁的《日军的暴行标志着南京在中国司令部溃逃后陷落》；A.T.斯蒂尔:《记者们把屠杀恐惧的南京中国人看作是在美国追捕野免子》，《芝加哥每日新闻》，1938年2月4日;F.蒂尔曼·德丁:《据报道美国海军可能显示武力，除非日本保证我们的权利，屠杀标志南京已被占领》，《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作者对幸存者的采访。
51.要了解城门前的拥挤、开火、和死亡以及过江的绝望企图，可见A. T.斯蒂尔:《被占领的南京城中的中国人的恐俱，恐怖和暴行被揭露》，《芝加哥每日新闻》1938年2月3日，第2页，阿瑟·麦肯:《目击者证实南京恐怖是因为中国军
队的溃败》，载《芝加哥每日新闻》,1937年12月17日，第4页。《日军的暴行标志着南京在中国司令部溃逃后陷落》，第38页;乔治·菲奇：《我在中国的八十年》，第102页;威尔逊:《当猛虎博斗之时》;高兴祖、吴世明、胡云工与查瑞珍:《日本
帝国主义与南京大屠杀》；作者对幸存者的采访。
52.要了解唐前往码头的情况，可见《南京围困，1937年》第133-135页。
53.作者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公园对幸存者牛先明的采访，及对其他在南京的幸存者的采访。
54.大火如何在水西门附近着起来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A. T.斯蒂尔写道，中国士兵用火把点着了交通部——一座漂亮的值100万美元的办公楼和礼堂—为了销毁存放在里面的弹药(《被占领的南京城里的权力、恐怖与暴行被揭露》,载《芝加哥每日新闻》，1938年2月3日；另一种猜测是附近的零星炮弹点燃弹药；还有一种看法是两辆军车在水西门的城门洞中相撞着火(威尔逊：《当猛虎搏之斗时》，第66-85页，
55.《南京围困，1937年》，第133-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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