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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穿过南京城门的时候，那些但凡有点钱、有点权或有点先见之明的人早已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大约原来人口的一半离开了这里：战前南京本地居民超过100万，但12月减到大约50万(1)。然而，这个城市却充斥着成千上万的乡下人，他们离开乡下到城里来，是因为他们相信在城墙的保护下是安全的。那些在军队撤退后还留在城里的人实际上是最无能力保护他们自己的人：孩子，老人，以及那些太穷或身体太弱而无法安全逃出城去的人。
在没有任何保护、没有任何私人财产、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所有这些人都指望日本人将会善待他们。许多人可能劝服自己相信，一旦战斗结束，日本人会文明地对待他们。一些人甚至使自己相信日本人将成为更好的统治者——毕竟他们自己的政府在他们最需要它的时候把他们彻底抛弃了。厌倦了战火、厌倦了轰炸、厌倦了包围，于是当日本侵略军开着他们的坦克、大炮和卡车耀武扬威地进入这座城市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实际上是零零散散地跑出来欢迎他们的。当日军从该城的南门和西门列队进城时，一些人在他们的窗外挂起了日本国旗，还有一些人甚至为日本人的队伍欢呼(2)。
但是这种欢迎是短暂的。目击者后来断言，日军一进城，就六七个人一组在城里游荡，向他们看到的任何人开枪射击(3)。人行道上随处可见趴在地上的老人，显然他们是从背后射来的子弹打死的；几乎每一条街道上都横七竖八地躺着中国老百姓的尸体——许多人并没有做任何冒犯日本人的事，只不过是在日本人走近他们时赶快逃跑而已。
在战犯口供的记录中和中国政府的文件里，下面一个接一个将要开始叙述的故事听起来都同样的令人恐惧，而又单调乏味。但是所有的故事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如此：
日本人把他们抓到的所有人都当作战俘，一连几天不给他们水喝，也不给他们东西吃，但向他们许诺会有食物和工作。经过这样几天的折磨后，日军就用电线或绳子把受骗者的手腕牢牢地捆起来，并把他们赶出一些隔离区。这些早已精疲力竭根本无力反抗的人们在走出去的时候，渴望着并相信他们将获得食物。但是当他们看到机关枪，看到手中拿着带血的军刀和刺刀等在那儿的日本士兵，看到巨大的坟墓，看到成堆的先于他们被杀害的染满污血的尸体时，他们再想逃跑已经是太晚了。
日本人后来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说他们不得不处死战俘是为了节省他们自己有限的食物供应和防止反抗。但是任何理由也不能解释日本人对南京数十万孤立无助的中国老百姓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没有武器，根本不可能造反。
当然，并不是所有在甫京的中国人都被日军轻易地斩尽杀绝了。南京的暴行不仅是一个集体遇害的事件，也是展现个人的勇气和力量的故事，一些人从浅浅的坟墓里爬出来，一些人紧紧抱住芦苇秆在冰冷的长江里躲上几小时，还有一些人埋在朋友的尸体下几天一动不动，然后才拖着他们带着子弹的身体走到医院，他们都是凭着强烈的求生意志而顽强地活下来了。有些妇女一连几个星期躲在洞里或壕沟里，还有一些妇女冲进燃烧的屋子去抢救她们的孩子。
后来许多幸存者把他们的故事讲给记者和历史学家听，有些人在日本战败后到南京和东京的战犯审判法庭作证。当我在1995年夏天采访他们中的一些人时，我得知许多中国遇难者被日本人杀害，并非出于什么别的原因，而纯粹是因为日军的杀人取乐的变态心理。下面就是一位80岁的南京市民唐顺山讲述的，关于他在1937年是如何奇迹般地逃过了日本人的杀人比赛而活下来的故事。
杀人比赛
与成千上万的因轰炸而逃出家门沦落南京街头的不幸的老百姓不同，唐顺山在大屠杀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避难的地方。当时唐顺山25岁，是个鞋匠的徒弟，他躲在南京城北的一条叫小门口的小巷里两个师兄弟的家中。他的朋友们（唐顺山叫他们“大和尚”和“小和尚”）已经把房子的门口隐蔽起来了，他们搬走了门板，用砖头把空着的地方砌起来，因此从外面看就好像是一道光滑的完好无损的墙。他们一连几小时坐在屋里的脏地上，听着外而的叫喊声和枪声。
突然一股强烈的冲动使他想亲眼看看日本士兵的模样，于是他的麻烦也就从此开始了。在他的一生中曾听说过日本人长得像中国人，但他从未到过日本，所以不能证明这一点。现在正是他亲眼看看日本人的好机会。唐顺山本想把自已的好奇心压下去，但最终还是被好奇心所战胜。他要求他的朋友们移开门口的砖头，让他出去看看。
毫不奇怪，唐顺山的朋友们恳求他不要出去，警告他如果日本人发现他在门外走动，他们就会杀死他．但唐顺山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大和尚和小和尚费尽口舌对他讲明事情的严重性，但最终他们放弃了使他改变主意的努力。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移开了门口的砖头，让唐顺山出去了。
唐顺山刚刚迈出去就开始后悔了．他心里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在街上，他看见到处都是男人和女人的尸休——甚至儿童和老人的尸体——这些尸体蜷缩着展现在他的面前。许多人是被刺刀刺死的。“到处血流成河”，唐顺山回忆着那个可怕的下午，“好像天上一直在下着血。”
随后，唐顺山看见街上有另一个中国人，在他后面是八九个日本兵组成的小队正在向他们走来。几乎出于本能，唐和那个陌生人一起跳进了附近的垃圾箱，用稻草和废纸盖住了他们的头。他们又冷又怕，不停地发抖，使垃圾箱的边也跟着他们一起颤抖。
突然稻草被掀掉了。一个日本兵在他们头顶上徘徊，轻视地看着他们，唐顺山还没有来得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日本兵已经用他的军刀砍下了他旁边那个人的头。鲜血从那个遇害者的脖子里喷出来，而那个日本兵把手放下来，拎起那顺人头作为战利品。“我当时吓坏了，不能动弹，脑子里也一片空白”，唐回忆道，“我想到我的家人，并意识到如果我死在这儿，他们将水远也不会明白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接着一个中国人的声音勒令唐顺山出来。“滚出来！”一个中国人大声叫喊着，唐认为那是个汉奸。“滚出来，不然我杀了你！”
唐顺山慢慢从垃圾箱里爬出来。当他看到路旁有一个小水沟时，他怀疑自己是否可以跳进小沟夺路而逃，但是他太害怕了，根本不可能移动他的双腿。接着他看见一群日本兵沿街驱赶着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唐被命令加人到他们当中。当他和其他俘虏一起往前走时，像看到街道两旁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这一切使他感到极度的可怜无助，以致几乎希望死亡的到来。
不久，唐顺山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水塘和一个新挖的长方形的大坑边，坑里有大约60具中国人的尸体。“当我看到这个新挖的坑时，我想他们可能活埋我们或当场杀死我们。我害怕得命，站在那儿一动也动不得．我突然想跳到坑里去，但我看到两只日本大狼狗正在啃咬尸休。”
日本人命令唐和其他俘虏排队站在这个大墓穴的每一边。他站在最靠近坑边的地方。9个日本兵等在附近，他们穿着黄色的制服，带着缀有星星的帽子，手拿刺刀和步枪，使唐感到阴森恐怖。在如此近的距离，唐终于看清了日本人长得的确真像中国人，只是在这种生死关头，他实在是太害怕了，以致再也无心思去理会这一点了。
使唐更加恐惧的是，一场士兵之间的杀人比赛开始了——这是一场看看谁能以最快的速度杀人的比赛。其中一个士兵举着机关枪站岗放哨，随时准备向任何企图逃跑的人射击，其余8个士兵每2人组成一组，共4组。在每组当中一个士兵用大刀砍下俘虏的头，另一个士兵捡起人头把他们扔在旁边堆成一堆。看着自己的同胞一个接一个地人头落地，俘虏们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沉默不语，惊恐万分。“杀！数数！杀！数数！”唐说着，回忆起这场屠杀的速度。日本人狂笑着，其中一个人甚至照起相来，“根本没有一点自责的样子。”
一股深深的悲哀袭上唐顺山的心头。“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逃走。我准备去死。”一想到他的家人和他所爱的人们将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感到很悲伤。
正在沉思中的唐顺山被一阵刚刚开始的骚乱拉回到现实之中。在他前面的两排人中，有一位孕妇开始为生存而反抗，她拼命地抓打那个企图把她从人群中拖出去强奸的日本兵。没有人出来帮助她，最后那个日本兵杀死了她，并用刺刀挑开了她的肚子，不仅拉出了她的肠子，还挑出了一个蠕动的婴儿。那一刻，唐认为应当是他们所有的人起来造反，起来做些什么的时刻，应当是他们进行抵抗并努力杀死那个日本人的时刻，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全都栖牲了。但是，尽管中国俘虏的人数大大超过要杀死他们的日本人，而且有可能战胜他们，但却没有一个人行动，每个人都畏怯的顺从。可悲的是，在这个大坑周围的所有人当中。唐记得只有这位孕妇表现出一点点勇气。
很快一个日本兵就挥舞着大刀向唐顺山这边走来，直到离唐只有一排人之隔的前面才停下来。当时唐有点意外的运气，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当这个日本兵砍下唐正前方的那个人的头时，那个遇害者的身体在倒下时碰到唐的肩膀上，就在那个尸体倒下的同时，唐也顺势向后倒下去，和那个尸体一起掉进大坑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情况。
唐顺山急忙把头藏在那具尸体的衣服下面。如果日本人继续进行他们最初的砍头比赛，唐的这点小策略就不可能成功。一开始日本兵用遇害者的人头来为比赛记数。但是后来为了节约时间，他们不再用砍头的方法杀死俘虏，而是改为在俘虏的咽喉处乱砍乱刺。干是唐才得以幸存下来——事实上在坑里堆积的许多尸体上都带着脑袋。
这种疯狂的无节制的杀人行动持续了近1小时。当唐顺山一动不动地躺在坑里装死时，日本人把其他人的尸体堆在他身边。然后，大多数日本兵离开了现场，只有一个人留下来，他用刺刀在大坑里不停地乱刺，以确保把每个人都杀死了。唐一声不吭地忍受了5次利刃的刺伤，最后便昏了过去。
当天下午大约5点钟左右，唐顺山的两个师兄弟“大和尚”和“小和尚”来到这个大坑旁，希望找回唐的尸体。他们透过房子砖墙的缝隙，已经看见日本人把唐和其他人押走了，他们以为唐现在已经和其他人一样必死无疑了。但是当他们发现唐在尸体堆下轻轻活动时，他们赶快把他拖出来并搀扶他回了家。
在那一天的杀人比赛中，被杀死的有几千人，而唐顺山是唯一的幸存者(4)。
酷刑折磨
日本人对南京当地的人民施以的酷刑折磨几乎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活埋：日本人以流水生产线的精确性和效率指挥活埋行动。他们强迫一群中国俘虏挖一个墓穴，让第二组中国俘虏活埋第一组人，然后第三组再活埋第二组，以此类推。一些遇害者只被故意埋到他们的胸部和脖子处，为的是让他们遭受受进一步的痛苦，日本兵或是用刀把他们砍成碎块，或是让马踩死他们，或是用坦克把他们压死(5)。
——断肢：日本兵不仅对遇害者切腹取肠砍头，或砍掉他们的四肢，而且施行各种更为残酷的折磨。他们在全城到处把俘虏钉在木板上并让坦克从俘虏的身上压过去，他们把俘虏钉在树干或电线杆上，从他们身上割下一条一条的肉，并把他们当成练习刺杀的活靶子。据报道，至少有100人在被烧死之前已被挖掉眼睛、割掉鼻子和砍掉耳朵。另有200名中国士兵和老百姓被剥光衣服，绑在一所学校的柱子上和门上，然后日本人用锥子使劲刺戳他们，在他们的嘴上、脖子上和眼睛里以及身体的各个部位留下了无数小洞(6)。
——烧死：日本人把一大群遇害者赶到一起进行集体焚烧。在下关，一个日本兵把一些中国俘虏绑在一起，一次10个人，把他们推下大坑，然后将汽油浇在他们身上并点火燃烧。在太平路，日本人命令一大群店员出来灭火，然后却把他们用绳子绑在一起推进火焰之中。日本兵还把一大群中国人赶到建筑物的顶层或屋顶，拆毁楼梯，然后在底层点火，看看许多受害者由于从窗户或从楼顶跳下来而自杀身亡，这成了他们的一种杀人取乐的方法。日本人的另一种娱乐方法是，把燃料洒在受害者的身上，然后朝他们开枪，眼看着他们的身体在火焰中爆炸。在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中，日本兵把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赶进一个广场，用汽油把他们全身泡湿，然后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7)。
——冻死：在南京的暴行中，成千上万的遇害者被故意冻死了。例如，日本兵强迫几百名中国俘虏走到一个结了冰的水塘边，命令他们脱光衣眼，捅破冰层，跳到水里去“捕鱼”。他们那变得僵硬的身体漂浮在水面上，成了浮动靶子，立刻便被日本兵的子弹打得像筛子一样。在另一个事件中，日本人把一群难民绑在一起，把他们推到一个浅池塘里，并用手榴弹炸他们，于是引起“一阵血肉横飞的大爆炸。(8)”
——咬死另一种究凶极恶的残酷折磨人的方式是把遇害者活埋到腰部，然后看着德国犬把他们撕成碎片。目击者看到，日本兵剥去一个受害者的衣服并指挥德国军犬去咬他身体的敏感部位。那些狗不仅撕开了他的肚子，而且把他的肠子在地上拖出去好远(9)。
以上提到的这些事件只是日本人用来残害折磨他们的中国受害者的方法的一小部分。日本人用酸来腐蚀受害者(10)，用刺刀扎死婴儿(11)，拴住人的舌头，把人活活吊死(12)。后来一个调查南京暴行的日本记者得知，至少曾有一个日本兵挖出了一个中国受害者的心和肝并生吃了它们(13)。很明显，甚至生殖器也被吃掉了(14)：一个从日本人的监禁中逃出来的中国士兵看到街上躺着几个死人，阴茎已被割走。后来有人告诉他，阴茎被卖给了相信吃了它们将增强生殖力的日本人。
强奸
如果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和野蛮程度令我们难以理解，那么南京大强暴的规模和野蛮程度也同样让我们难于理解。
可以肯定，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强奸之一。苏珊·布朗米勒，一本划时代的著作《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和强奸》的作者，认为南京发生的强奸是战争时期强加给平民百姓身上的一次最恶劣的事件(15)。
无法确定在南京的强暴中受害妇女的准确数字。估计的数字最低为2万，最高达8万(16)。但是日本人对南京妇女所施的暴行是不能用一张统计数据来计算的。我们永远无法了解那些妇女的心灵创伤，因为许多经历了如此苦难的妇女发现自己怀了孕，而南京的中国妇女遭受日本强奸犯的蹂躏而怀孕的话题又是如此敏感的话题，以致从来也没有被人仔细研究过。据我所知，以及据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官员们所知，在纪念南京大屠杀而建立的纪念大厅里，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中国妇女敢于站出来承认她的孩子是被强奸的结果。许多这样的孩子被秘密地弄死了；据一位在大屠杀时居住在这座城市的美国社会学家所说，无数具有一半日本血统的小孩在一出生就被窒息或被溺死(17)。人们可以想象，当中国妇女面临抚养一个她们不能爱的孩子或杀死这个婴儿的选择时，她们所经受的负罪感、耻辱和自责。毫无疑间，许多妇女是无法做出这种选择的。一个德国外交官报告说，在1937-1938年间“数不清”的中国妇女投江自杀(18)。
然而我们知道，在南京，成为一个强奸的牺牲品是很容易的。日本人强奸了各个阶层的妇女：农妇、学生、教师、白领和蓝领工人，基督教青年会雇员的妻子，大学教授，甚至尼姑，有些妇女被轮奸至死(19)。而且日本兵是有计划地搜寻妇女。在南京，日本兵在洗劫房屋并把男人们拖出去杀死时，不断地搜寻妇女。一些日本兵实际上是挨家挨户地搜查，索要钱财和“花姑娘”，即年轻的姑娘(20)。
日本人的兽行使这座城市的年轻妇女处于可怕的境地，她们不能肯定是待在家里还是到国际安全区——美国人和欧洲人保护的中立地区——去避难。如果她们待在自己家里，她们将冒当着她们家人的面被强奸的危险(21)。但是如果她们离开家到安全区去，她们将冒在街上就被日本人抓住的危险。对南京的妇女来说，到处都是陷阱。例如，日军编造谎言，说妇女们可以到市场上用鸡和鸭交换米和面。但是当妇女们到达准备交易的地方时(22)，她们却发现一群日本兵正在等着她们。一些日本雇佣汉奸来搜寻强奸对象(23)。日本人甚至在安全区也挑起事件，他们把难民营的外国人引开，留下毫无抵抗能力的妇女被绑架劫持。
中国的妇女随时随地遭到强奸。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强奸发生在白天(24)。据幸存者回忆，日本士兵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并当众强奸受害者(25)。没有什么地方是不能进行强奸的神圣之地(26)。日本人在尼姑庵，在教堂，以及在主日学校袭击妇女。在一个女子中学，17个日本兵连续轮奸了1个妇女。《大公报》证实了南京的大强奸：“在每天，在一天的24小时内，每个小时都有清白无辜的妇女被日本人拖到什么地方去(27)。
妇女的年龄对日本人无关紧要。年纪大的妇女，老奶奶，以及年龄更大的老太太都不断遭到强奸。一个日本兽兵强奸了一个60岁的妇女，并命令她“用她的嘴洗净他的阴茎。(28)”当一位62岁的妇女对兽兵抗议说她已经太老了不能性交时，他们“就用一根木棒扎她。(29)”许多80岁的妇女被强奸至死，至少有一名这个年纪的妇女由于拒绝日本兵的强暴而被开枪打死(30)。
如果日本人对老年妇女的处置是残暴的，那么他们对年轻孩子们的摧残则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一些姑娘遭到如此兽性的强奸后几周内不能走路。许多人需要手术；另一些人则被残害至死(31)。中国的目击者们说，日本人在街上强奸10岁以下的女孩，然后用刀把她们劈成两半(32)。有些日本兵为了更有效地强奸甚至割开少女的阴道(33)。
甚至接近分娩期的妇女也不能幸免于强奸。日本人强奸了许多临产的妇女，正在分娩的妇女，或刚刚生产几天的妇女(34)。一名怀孕9个月的妇女在遭到强奸时不仅流了产，而且精神也完全崩溃(35)。至少有一名孕妇被踢死(36)。一些更为令人发指的暴行被加在那些未出生的婴儿身上。在轮奸后，这些兽兵割开孕妇的肚子，挑出胎儿来取乐(37)。
伴随强奸妇女的常常是对整个家庭的屠杀。在南京的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们记录了一起最具名昭著的这样的事件。1937年12月13日,30个日本兵来到位于南京东南部新路口5号中国人家里。他们杀死了前来开门的房东，接着杀死了跪下来求他们不要杀死其他人的姓夏的房客。当房东太太质问他们为什么杀死她的丈夫时，他们也把她打死了。夏太太抱着她1岁的婴儿藏在客厅里的一张桌子下面，日本人把她拖出来。他们剥光她的衣服并强奸了她，然后把刺刀刺入她的胸膛。这些士兵们还把一个香水瓶插进她的阴道，并用刺刀杀死了那个婴儿。当他们走到另一个房间时，他们发现了夏太太的父母和两个十几岁的女儿。那老奶奶为了保护两个孙女免遭强奸，被日本兵用左轮手枪打死了；那老爷爷紧紧抱住妻子的尸体，也立刻遭到枪杀．
接着士兵们剥光这两个女孩的衣服并轮奸了她们：16岁的女孩被两三个人轮奸，14岁的女孩被3个人轮奸。之后日本人不但刺死了那个大女孩，而且把一根竹竿插进她的阴道。那小的一个只是被刺死，这才没遭到她姐姐和她母亲遭到的暴行，”一个外国人后来写到这个场面。士兵还刺伤了另一个8岁的女孩，当时她和她的4岁的妹妹藏在床上的毯子下面。那个4岁的女孩在毯子下面待的时间太长，差一点被闷死(38)。由子缺氧，她在以后的一生中一直遭受严重的脑损伤的折磨(39)。
在离开前，日本兵又杀死了房东的两个4岁和2岁的孩子；他们刺死了大孩子，用刀劈开了那个小孩子的脑袋。一个8岁女孩是幸存者，当时她藏在毯子下面，偷偷地爬到另一间屋里躺在她母亲的尸体旁边。和她在一起的还有4岁的妹妹，她们靠母亲在围城前准备的米糠活了14天。当一位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在这场屠杀发生几个星期之后来到这所房子时，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在桌子上遭强奸留下的痕迹。他后来证实：“当我到那儿时，桌子上的血迹还没有完全干。(40)”
另一个类似事件同样恐怖可怕。那是一个15岁的中国女孩亲眼看到他的家人惨遭杀害的场面。日本兵首先杀了她的哥哥，他们硬说他是个中国士兵，然后杀死了她的嫂子和姐姐，因为她们都反抗日本兵的强奸，最后杀死了她的妈妈和爸爸，他们跪在地上恳求日本人不要伤害孩子们的性命。在他们临死前，他们在日本刺刀的逼迫下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恳求那年轻的姑娘听凭日本人的摆布以求活命。
那女孩吓昏过去了。当她醒来时．她发现自已赤身裸体，躺在一间陌生的被锁上的房间里。当她处于昏迷状态时，她已经被人强奸了。她的衣服已经被拿走，关在这座建筑物中的其他女孩的衣服也已被拿走。她的房间在这座建筑物的二层，这里已变成大约200个日本兵的临时兵营。这里的妇女分为两类：一类是妓女，他们有自由也有较好的待遇；另一类是些良家少女，她们被绑架来被迫成了性奴隶。在这后一类人中，至少有一个女孩企图自杀。在一个半月里，这个15岁的女孩每天被强奸两三次。直到最后她病得太厉害了，日本人才放过了她。有一天一个会讲中国话的军官来到她这儿来，并问她为什么哭泣。在听完她的遭遇后，那个军官用汽车把她送到南京，在南门里放了她，并在一张纸上给她写下了金陵学院（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时通称“金女大”——编注）的名宇。这个姑娘病得实在是大厉害了，第一天都没能走到金陵学院，而是在一个中国人家里避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她才到达金陵学院，国际委员会的成员立刻把她送进了医院(41)。
可以说这个女孩是幸运的。其他许多女孩被赤身裸体地绑在椅子上，床上或柱子上，成为被固定的任由来者奸淫的对象，她们没能在这样的强暴下幸存(42)。中国的目击者描述了一个11岁的女孩在连遭两天持续不断的强奸后惨死时的尸体：“根据目击者的报告，那姑娘的双腿之间沾满血迹，一些地方红肿撕裂，那情景真是让人惨不忍睹。(43)”
在这场集体强暴中，日本人还杀死了许多儿童和婴儿，通常是因为他们碍事。目击者的报告说，许多小孩和婴儿由于在他们的母亲被强奸时大哭而被日本兵月衣服塞在嘴里窒息而死，或被刺刀刺死(44)。目击南京强暴的美国人和欧洲人记录了大量这样的事件，其中有一篇这样的记录：“415，2月3日，大约下午5点，在尚书巷（在大中桥附近），3个日本兵闯入某家，强迫一名妇女扔掉她的婴儿，并强奸了她，然后狂笑着离去。(45)”
数不清的男人为了努力保护他们心爱的人不受强奸而惨遭杀害。当日本人把一个妇女从席棚里拖出来时，他的丈夫上前阻止，他们“就把一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子，并把铁丝的另一头栓在一裸大树上，就像栓牛一样。”他们不停地用刺刀在他的身上乱刺，毫不理会他的母亲的苦苦哀求，这位母亲痛苦的在地上打滚，并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叫。日本人命令那位母亲回到屋里去，否则他们就杀死他的儿子。但那儿子终于因受伤过重而当场死去(46)。
在南京，日本人的人性泯灭和性变态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些士兵发明出杀人比赛以消除屠杀的单调无聊，他们还过度纵欲并发明出各种残无人道的强奸和折磨妇女的方式以取乐。
日本人的最野蛮的取乐方式莫过于刺穿妇女的阴道了(47)：躺在南京大街上的妇女尸体。他们的两腿被拉开，阴道里被插进了木棍、树枝、和杂草。南京的妇女遭受了难以忍受的摧残，一想到日本士兵还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残害折磨她们，便禁不住毛骨悚然，似乎血液都要凝固，神经都要麻木了。例如，一个日本兵强奸了一位年轻妇女，并把一个啤酒瓶插到她的身体里，然后杀死了她。另一位强奸的受害者被插进一个高尔夫球杆(48)。12月22日，在通济门附近的居民区，日本人强奸了一个理发师的妻子，然后把一只鞭炮插入她的阴道，鞭炮爆炸，炸死了这位妇女(49)。
但是所有的遇害者并非都是妇女。中国的男人也经常被迫在狂笑的日本兵面前被鸡奸并做出各种反常的令人作呕的性行为(50)。至少有一个中国男人因为拒绝与雪地上的一具妇女尸体性交而被打死(51)。日本入还以强迫发誓一生禁欲独身的人进行性交为乐(52)。一位女扮男装的中国妇女在穿过南京的一个城门时，被那些故意用手去搜查过路人身体的日本哨兵认了出来，于是这位中国妇女遭到了强奸。这时正好有一个和尚不幸从附近路过，于是日本兵便试图强迫他去和他们刚刚强奸过的妇女性交。当遭到这个和尚的抗议时，他们就阉割了他，使这个可怜的和尚流血至死(53)。
一些最卑鄙的性摧残事件涉及整个家庭的老少几辈人。日本人强迫中国男人乱伦——父亲奸污自己的女儿，兄弟奸污自己的姐妹，儿子奸污自己的母亲——以此取乐。一名叫郭歧的中国陆军营长（曾撰著《陷都血泪录》一书，将南京暴行公诸于世。—校注）在南京沦陷后被围在城里3个月，他至少看到或听到四五起日本兵强迫儿子奸污母亲的乱伦事件；当他们拒绝时，便立即遭到枪杀(54)。他的报告被一名德国外交官的证词所证实，这个德国入报告说，一个中国人拒绝奸污自己的母亲，被日本兵的军刀砍死，他的母亲随后即自杀身亡(55)。
一些家庭为了免于这种相互摧残，宁愿选择集体自杀。有这样一家人，他们在横渡长江时被两个日本兵阻拦并要求检查。当发现船上有年轻的妇女和小姑娘时，日本兵便当着她们父母和丈夫的面强奸了她们。这己经足够令人战栗了，但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两个日本兵还强迫这个家庭的其他年纪大的男人接着去糟蹋她们。他们不从，于是全家人跳入长江溺水而死(56)。
不屈的中国妇女
妇女一旦被日本兵抓住，便几乎没有了活命的希望，因为她们大多数都将在被强奸后再遭杀害。
但并非所有的妇女都是轻易屈服的。许多人躲藏起来，她们在柴堆里，在草垛下，在猪圈里，在船上，在废弃的房子里，躲上几个月之久(57)。在农村，妇女们藏在地洞里——日本兵为了发现这些地洞就在地上使劲踩踏(58)。一个尼姑和一个小姑娘在堆满尸体的壕沟里装死躺了5天，才逃脱了强奸和屠杀(59)。
妇女们用各种办法逃避强奸。一些人用伪装的方法——在脸上涂上锅灰，使自己显得苍老衰弱，或剪掉头发扮成男人的模样(60)。一个聪明的年轻妇女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老太太，拄着一根拐杖，还让一个6岁的小男孩搀扶着一直安全地走进金陵学院的安全区(61)。另一些妇女佯装生病，例如一位妇女告诉日本兵，她刚刚在4天前生下一个死婴(62)。另一位妇女听从了一个中国战俘的建议，把她的手指一直擂到喉咙，使自己呕吐了好几次。（于是日本人立刻把她赶出了这座建筑物。）一些妇女完全靠自己的机敏，或钻入水中，或挤出人群，或翻过墙头而逃脱了紧紧追赶她们的日本人。一个姑娘在一栋房子的三楼用脚绊倒了一个日本兵，然后顺着一个中国男人从花园里为她撑起的竹竿滑下来，才得以逃脱了强奸(63)。
一旦被抓，那些进行反抗的妇女便可能受到酷刑折磨，日本人以此警告其他一些敢于反抗的人。那些不屈服于日本淫威的妇女通常被绑起来，接着便被挖去眼睛，或被割掉鼻子，或被割去乳房(64)。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多少妇女还敢于反抗日本人的暴行。可是也有少数坚决的反抗者。一位中学教师在被打死前用枪打死了5个日本兵(65)。最有名的故事发生在一位名叫李秀英的妇女身上，她在与日本人的搏斗中身受37处刀伤，但却活了下来，而且在60年后仍然健在，并能生动地讲述这个故事。
1937年，18岁的李秀英是一个军队技师的新婚妻子。当政府撤离首都时，他的丈夫坐在一列塞满中国士兵的火车车厢顶上离开了南京。李秀英由于已怀有7个月的身孕，不便乘坐拥挤的火车而被留在了南京。
像许多留在南京的其他中国老百姓一样，李秀英和他的父亲很快住进了有外国人防守的安全区。他们躲在已经被改成难民营地的一所小学校的地下室里。但是这个难民营像安全区中的其它难民营一样，同样是日本人不断搜查和袭击的目标。12月18日，一群日本兵闯了进来，把年轻的男人们拖出了学校．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回来拖妇女。李非常害怕日本人对怀孕的妇女可能施以的暴行，立即做出了一个决定。她打算自杀，便把自己的头猛地向地下室的墙上撞去。
当她苏醒过来时，她发现自己躺在地下室的一张小帆布床上。日本人己经走了，但带走了几个年轻妇女。她躺在这帆布床上，恍惚之中一幅幅可怕的图景出现在她的脑海之中。如果她跑出这座楼房，她可能被日本人抓住。但是如果她待在这儿什么也不干，他们也可能回来找她。李秀英决定待在这儿。如果日本人不再回来，一切都好，如果他们回来了，那她将与他们拼斗到死。她对自己说，她宁可去死，也不能被日本人强奸。
不久她就听到三个日本兵下楼梯的脚步声。其中的两个人拼命抓住两个尖叫着的妇女并把她们拖了出去，另一个人死盯着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李秀英。有人告诉他李有病，于是他就把所有的人都从屋子里踢到走廊上作为回答。
那个日本兵慢慢地来回踱着步，想对李秀英作出判断。突然——在这个日本兵还没来得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李采取了行动。她从床上跳起来，从日本兵的腰带上抽出军刀并飞速靠在墙上。“他惊呆了，”李回忆道，“他万万也没有想到一个妇女还会反击。”那个日本兵抓住了她拿刀的手腕，但李用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衣领，并用力猛咬他的胳膊。尽管那个日本兵全副武装，而李只穿了使她运动不便的棉旗袍，但是她却迸行着顽强的搏斗。两个人扭打在一起，直到那个日本兵发现自己打败了并尖叫救命。
其他士兵冲进来，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事情简直难以置信。他们用刺刀对李秀英猛刺，但因为有另一个日本兵的妨碍，他们没能刺到李秀英。由于李的对手又矮又小，所以李能够完全把他提起来当一个盾牌以抵挡另两个日本兵的攻击。但后来那两个日本兵用刺刀对准她的头部刺去，刺刀滑破了她的脸，打掉了她的牙。她的嘴里全是血，她把血吐到日本兵的眼睛里。“墙上，地上，床上，到处都是鲜血。”李回忆道，“但我心里一点也不怕，我狂怒起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和他们拼了，并杀死他们。”最后，一个日本兵把刺刀刺入了她的腹部，李眼前一黑，昏死过去了。
那些日本兵以为她已经死了，丢下她走了，当她被抬到父亲面前，父亲发现她已没有了呼吸，便认为她已经死去。他叫人把女儿抬到学校后面并打算挖个坑把她埋葬。幸运的是下葬前有人注意到李仍然在呼吸，并从她的嘴里流出了血水泡沫。朋友们很快把李秀英送进了金陵大学医学院，在那里医生们缝合了她的37处刀伤。当天夜里，她在昏迷中流产了。
李秀英奋力与日本兵搏斗的事迹传到他丈夫的耳朵里，他立刻向军队请了3个月的假，借钱回到了南京。1938年8月，当他返回家中，他发现妻子红肿的脸上伤痕累累，头发已被剪光，刚刚长出鬃毛般的短发。
在以后的一生中，李秀英一直忍受着那些刀伤给她带来的痛苦和难堪。在坏天气里或在生病的时候，鼻涕便会从鼻子旁边的豁口处流出来，眼泪也直往下流（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日本人用刺刀刺伤了她的眼白，但她却没有失明。）她每次照镜子，看到那些刀痕，就会想起1938年12月19日那可怕的一天。“现在58年过去了，皱纹已经掩盖了刀痕，”当我在南京她的家中访问她时，她对我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脸上的这些刀痕是明显而可怕的。”
李秀英认为，她的个性和她那独特的家庭背景都给了她反抗日本人的勇气。一般中国的妇女从小受到的典型教育就是应当柔顺服从，但李秀英与她们不同，她来自一个完全没有女性影响的家庭。当她只有13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这使李不得不在一个坚强的军人家庭的男人们中间长大。她的父亲、哥哥和叔叔都是军人或警察，在他们的影响下，她长成了一个男孩子气的姑娘。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她的脾气就很急躁，所以她父亲不敢教她武术，主要是担心她以此吓唬邻里的其他小孩。60年后，如今的李秀英己是儿孙满堂，她精神矍烁，热爱生活——甚至还保留着她那有名的坏脾气。她说，他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从父亲那里学会武术；要不然她便能够享受在那一天杀死那3个日本兵的欢乐了(66)。
死亡人数
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南京的暴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金陵大学历史教授迈纳·瑟尔·贝茨被要求提供一个估计的死亡数字，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这场大屠杀涉及的区域是如此之广，以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完整的描述(67)。
中国的军事专家刘方楚估计死亡人数是43万(68)。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官员们根据日本侵略者和1946年南京地方法院检查官的材料，说明至少有30万人被杀害(69)。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认为在南京被杀害的人数超过26万(70)。一位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的数字是大约20万(71)。约翰·拉贝从未作过系统的计算，并在2月大屠杀尚未结束时离开了南京，他估计只有5万一6万人被杀害(72)。日本作家秦郁彦认为死亡数字在3.8万和4.2万之间(73)。日本方面还有一些人估计的数字低到3千人(74)。1994年，从以前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得到的档案资料证明，仅仅一个负责掩埋尸体的小组在1938年1月到3月间的南京就处理了3万具尸体(75)。
可能没有一个人比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学家孙宅巍对死亡人数作过更为全面的研究了。在1990年的一篇题为《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人口》的学术论文中，他报告说，根据人口普查，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南京人口超过100万。根据中国的档案资料，中国军队官员的回忆录，以及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报告，孙宅巍断定在日本占领时期，在这座城市的常住居民至少有50万人（其他人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加上9万中国士兵和数千临时居民——南京的人口总数大约60万，甚至70万(76)。
孙宅巍在第二篇文章中又作出了他的估计。南京城市档案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里保存有大量掩埋尸体的记录，这些记录由私人家庭，地方慈善机构，以及“南京自治委员会”（日本统治下的中国傀儡政府）提供的。在仔细研究了这些记录后，孙宅巍发现，南京的慈善机构埋葬了至少18.5万具尸体，群众个人至少埋葬了3.5万具尸体，日本控制的地方政府埋葬了0.74万具尸体（一些关于埋葬的记录十分详细，甚至包括受害者的性别分类和埋葬地点）仅仅根据埋葬记录，孙宅魏就能断定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超过22.74万人(77)。
然而如果把40年前，即在孙宅巍的论文完成前40年的一个日本战犯的惊人口供考虑进去的话，那么统计数字将更大。1954年，在辽宁省东北的阜新故犯营中等待审判的日本陆军少佐太田寿男写了一份44页的交待材料，其中他交待了日本陆军大规模焚烧、倾倒和掩埋尸体的情况。大量的尸体来自靠近南京西北一条河流的下关。在河边，日本人在每条船上装上50具尸体，然后运到河中央倒入河中。卡车把尸体拉到其他地方，在那里他们把尸体焚烧后掩埋以销尸匿迹。从1937年12月15日开始的3天里，太田的陆军部队在南京的河中倾倒了1.9万具中国受害者的尸体，另一支部队处理了8.1万具尸体，其他部队处理了3. 5万具尸体，一共约15万人。孙宅巍把太田的数字加到他对中国掩埋记录的统计中，断定尸体总数达到惊人的37.74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了原子弹爆炸使广岛和长崎死亡的人数的总和(78)。
即使怀疑论者把太田的交待当作一纸谎言而不予理睬，人们也必须记住，就算没有他的估计，南京关于掩埋尸体的记录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在大屠杀中死亡的总数至少在20万人。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记录中发现的法庭证据材料（见下表）证实了孙的研究。把慈善机构估计的掩埋尸体的数字（后来孙的论文中提到）和由其他个人提供的数字（孙的论文没有提到）加在一起，法庭判断约26万人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杀害。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数字并没有包括日本人掩埋的中国死亡者的数字，如果加上这个数字，那么死亡人数将达30万或40万之多。
南京日本大屠杀受难者人教估计
崇善堂................................................ 112，266
红十字会.............................................. 43，071
下关区.................................................26, 100
鲁甦先生的陈述.........................................57，400
于、张、杨先生的陈述...................................7，000或更多
吴先生的陈述...........................................2，000或更多
根据无名遇害者墓的记载................................ 3，000或更多
共计（约计）...........................................260，000
资料来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
法庭证据文件，第1702号文件，第134盒，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犯罪档案集，第14项，第238组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
近年来其他学者支持孙宅巍的研究，并相信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死亡总数可能超过30万人的理由。例如，南伊利诺伊大学名誉历史教授吴天成在他的论文“让全世界都了解南京大屠杀”中，估计南京陷落前的城市人口大约是63万，他承认这个数字远不是精确的，但可能相当接近实际数字。他准备了详细的有关南京人口编年史数字的研究资料，并对这些数字进行了仔细考察，然后他断定，在这场大屠杀中的死亡总数超过30万人——或者是34万人，其中19万人被集体屠杀，其余15万人分别遇害(79)。
尹集钩和史咏两位作家在进行了他们自己的调查研究之后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数宇——大约35.5万人。尽管他们的数字在所有对死亡总数的估计中已经是很高的了，但他们认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实际死亡人数是远远超过他们能从档案中发现的数字的(80)。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在现有的统计数字中可能存在相当大量的重复计算，他们指出，例如．许多被日本人倒进河里的尸体被冲到岸上，并被再一次埋葬，于是在清点尸体数字时就被算了两次。但是尹和史拒绝考虑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任何被冲到岸上的尸体将被埋在河流附近，而不可能被埋到远离这条河的什么地方，而根据他们的调查研究，大多数掩埋地是距长江岸边几英里的地方。他们争辨说，把那些因风吹日晒已腐烂的尸体运送到丘陵、大山或田野里去掩埋是违背常理的。而且，尹和史通过对幸存者的采访还发现，那些遭强奸后被杀害的遇难者的家庭成员通常立刻就把死者埋葬了，并没有向当局报告。由于他们的研究得出的一系列数字只是来自集体屠杀的报告——而没有来自个人的、任意被屠杀的数字——所以尹和史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总数很可能达40万人之多(81)。
甚至在日本方面也存在着无可否认的证据，这个证据使日本人自己也认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死亡的总数可能高达30万人。这个证据之所以十分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由日本人自己统计的，而且因为它是在大屠杀的第一个月被统计出来的，当时的屠杀已远不如前。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约他在华盛据特区的朋友发出了下面的电报，这份电报被美国情报局截获、解密，并于1938年2月1日译成了英文：
自几天前回到上海之后．我调查了关于日本军队在南京和其他地方所施暴行的报告。根据可靠的目击者的口头叙述以及一些可靠人士的信件所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毫无疑问地证明，日本军队的行为方式以及继续采取的行为方式，使人想起了阿提拉（阿提拉是5世纪侵入罗马帝国的匈奴王，因血腥征服而被称为“上帝之鞭”，意为“天罚”一译注）和匈奴人。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被杀，许多杀人方式是蓄意的和极其残忍的(82)。
有人试图提出，如果蒋介石在11月政府撤离时就拉出他的军队，而把一座无防御的城市留在后面，那么或许就能避免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但是只要稍作思考就能看出，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在日本人向南京逼近的战争途中，他们已经有计划地摧毁了整座整座的村庄和城市，并到处都在施以同样的暴行。很明显，他们 并不需要来自中国人对他们行动的挑衅。我们所能肯定说的只是一座缺少中国士兵的城市将至少使日本人无法提出这样的借口，即他们连续的杀人是因为需要除掉隐藏在老百姓当中的士兵．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这将改变日本人的行为。
还有人尝试提出，如果蒋介石不下达那个无意义的在紧要关头撤离南京的命令，而是坚持抗战到最后一个人去保卫这座城市，那么南京城的命运将会有所不同。对这种说法我们也必须再次小心慎重。正面的对抗肯定是不行的。日本人有更好的装备，受过更好的训练，他们早晚会打败中国的部队。但是一场长期持久的运用游击战术的斗争将挫败日军的士气，并激昂中国军队的斗志。即使没有别的作用，这种战略战术也将使更多的日军在与中国人的战斗中被消灭，而且只有勇猛的抵抗才能打掉他们对中国士兵的狂妄骄横之气。
注释：
(1)《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人》，第75-80页。
(2)弗兰克·蒂尔曼·德丁：《日军的暴行标志着南京在中国司令部溃逃后陷落》，《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2日，第38页；明妮·沃特林1937-1940年的日记,1937年12月14日，第210页。
(3)许传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言，来自盟国作战／占领司令部的档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美国国家档案馆。许证实:“当日本士兵进城时—他们极为粗暴。也极为野蛮；他们向看到的每一个人开枪。任何逃跑的人，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某处逗留，或是从门缝里窥视。他们都开枪立即打死他们，”一些报刊文章、日记书信证实了许的话，“所有由于激动或由于恐惧而跑近日本士兵的人都有被射杀的危险”
。F·蒂尔曼·德丁写道(《纽约时报》1937年12月22日)“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年人趴在人行道上，显然是由于日本兵从背后向他们开枪所致。”亦见乔治·菲奇的日记，被收入《读者文摘》(1938年7月):“一旦逃跑便立即被射杀，”他写道，“许多人似乎是在日本兵进行体育比赛的心情下被射杀的，日本兵看看那些苦力、商人和学生脸上露出的异常惊恐的神色，都狂笑不已。这使我想起了魔鬼的野餐。”
(4)作者对唐顺山的采访，南京.1995年7月25日。
(5)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委员会和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关于1938年12月日军在南京进行的恐怖大屠杀的原始资料) 》，第14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
(6)把俘虏钉在木板上，见林达：《血泪话金陵》。《宇宙风》，第71期，1938年7月，在上书中被重印，林达不是目击者，但他采访了一位姓谭的幸存者。
关于把俘虏钉在树上和电线杆上并成为练习刺杀的活靶子，见朱成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杜,1994年12月，第53页。《关于恐怖大屠杀的原始资料》(1985年)，第142-144页。
关于日军从受害者的身上割下一条一条的肉，见《关于恐怖大屠杀的档案文件》(1987年)，第68-77页。
关于用锥子刺戳的暴行,见一名逃离南京的士兵(不知身份)写的文章:《京地兽行目击记》，见汉口《大公报》，1937年2月7日，在《关于恐怖大屠杀的原始资料》中被重印，第129页。
(7)许志庚：《南京大屠杀》，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第74页；高兴祖，吴世民，胡云工和查瑞珍：《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大屠杀》；《关于恐饰大屠杀的档案文件》(1987年)，第68-77页。
(8)《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大屠杀》。
(9)《关于恐怖大屠杀的档案文件》(1987年)，第68-77页。
(10)《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大屠杀》。
(11)许志庚:《南京大屠杀》，第138页。
(12)查亭臣：《人间地狱；1937-1938年日军在南京；践踏人类文明的野蛮罪行》，《中美论坛》，第1期(1984年5月)。
(13)威尔逊：《当猛虎搏斗之时》，第82页。
(14)《日军南京兽行见闻》，第128页。(阉割事件，以及刺穿阴道和肛门，亦见68页提到的《关于1937年12月日军在南京进行的恐怖大屠杀的历史原稿》)。
(15)作者对苏珊·布朗米勒的电话来访。
(16)罗塞尔：《对一个老兵来说，天皇的访同应当是赎罪》；菲奇：《南京暴行》，1938年1月10日，菲奇收集品；李恩涵：《关于有多少中国人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军杀害的问题》，《日本侵华研究杂志》，1990年8月，第74页。
(17)赛勒斯·皮克和阿瑟·罗森堡姆对刘易斯·斯迈思的口头历史采访，1970年12月11日，1971年2月26日和3月16日，耶鲁神学院图书馆。
(18)“德国驻华大使馆”，第21号报告，第114页开始，见德国外交报告，“国家历史档案馆”，台北。由农民王耀山（75岁），梅友三（70），王运奎（63岁）和夏明丰（54岁）“在1938年1月26日向呆在南京附近的水泥厂中的德国人和丹麦人提供。”
(19)胡华玲:《南京暴行中的中国妇女》。
(20)明妮·沃特林1937-1940年的日记，1938年3月8日，第212页。
(21)同上，1937年12月24页，第127页。
(22)徐淑希编:《南京安全区档案》，第266号，《上海，香港，新加坡.1939年》，第128页。
(23)《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大屠杀》。
(24)菲奇:《南京暴行》。
(25)作者对侯占清(幸存者)的采访，南京。1995年7月29日。
(26)菲奇:《南京暴行》,1938年1月10日，菲奇收集品。
(27)引自高兴祖、吴世民、胡云工、查瑞珍:《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大屠杀》中摘引的《大公报》。
(28)徐淑希:《南京安全区档案》，第436号，第154页。
(29)迪克·威尔逊，第76 页, 引上书，第323页。
(30)胡华玲:《南京暴行中的中国妇女》；《包括对平民和其他人施以暴行的所有在中国的军事侵略：证据概要和辩论记录》，由戴维·内尔森·萨顿提供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11月4日，第41页，美国国家档案馆。
(31)徐淑希:《南京安全区档案》，第428号，第152页。
(32)对侯占清的采访。
(33)“德国驻华大使馆”，第21号报告，第114页开始，德国外交报告，“国家历史档案馆”，台北。另一个报告写道:‘由于大多致小女孩的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地们不能满足日本人的兽欲.但是他们仍然继续施暴，撕破她们的外阴并轮奸她们”；杜成祥：《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时代出版公司，1939年)，第55页，在《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大屠杀》中重印。
(34)胡华玲:《南京暴行中的中国妇女》罗伯特·威尔逊的家信，1937年12月30日，耶鲁神学院图书馆。
(35)《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451页，美国国家档案馆。
(36)楚勇生和常驰祥，见《包括对平民和其他人施以暴行的所有在华军事侵略》，第37页。
(37)《血债：一个目击者关于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所施暴行的报告》，汉口《大公报》，1938年2月7日；《新华日报》1951年2月24日；胡华玲：《南京暴行中的中国妇女》；作者对唐顺山的采访，南京，1995年7月26日；高兴祖、吴世民、胡云工、查瑞珍：《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大屠杀》。
(38)关于夏家的故事。在1937年12月13日以后在南京拍摄的描述性的文献记录片中得到了讲述，《欧内斯特和克拉丽莎·福斯特的收集品》，耶鲁神学院图书馆。
(39)作者对夏椒琴(当时8岁的幸存者)的采访，南京,1995年7月27日。
(40)许传音(目击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言，来自盟国作战/占领军司令部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
(41)1937年12月13日以后在南京拍摄的描述性的文献记录片中的约翰·马吉的胶片，第7号文件，欧内思特和克拉丽莎·福斯特的收集品。
(42)伯格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第27页，见本书图片说明部分的一位这样的受害者的照片。不清楚照片中的这个姑娘是死是活。
(43)《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大屠杀》。
(44)关于把要儿窒息致死的叙述，见乔治·菲奇的日记，1937年12月17日，引自指挥官C.F·杰弗斯给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的信(信笺头印有美国船“瓦胡号”字样)，1938年2月13日周末卷宗中的情报概要，美国国家档案馆;以及詹姆斯·麦卡勒姆日记，1938年1月7日。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关子一个小孩被塞在嘴里的衣服窒息而死，同时其母被强奸的例子，见张如泽1946年4月6日的证言，来自盟国作战/占领司令部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
(45)徐淑希编：《南京安全区档案》，在重庆国际事务委员会的赞助下编写，(上海，香港，新加坡，1939年)，第159页。
(46)王盼子(审判时24岁，南京大屠杀时15岁)，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言，运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美国国家档案馆。
(47)“有时士兵们用刺刀切开妇女的乳房，露出胸膛里的苍白的助骨。有时他们把刺刀扎入妇女的阴道，听任她们在路旁凄惨地尖叫。有时日本人把木棍,坚硬的芦苇棒甚至萝卜塞入妇女的阴道，喊狂地把她们折磨至死。其他士兵则站在一边喝彩狂笑”；引自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日本侵略军所施暴行的真实记录》，1938年7月编辑，在《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大屠杀》中被重印;王盼子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言:胡华玲:《南京暴行中的中国妇女》。
(48)福斯特给妻子的信，1938年1月24日，欧内斯特和克拉丽莎·福斯特的收集品，
(49)朱成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第50页。
(50)见徐椒希:《南京安全区档案》，第430号，第153页，亦见迪克·威尔逊，第76页。
(51)《失守后的南京》，《明证与公典·20》(1938年1月)，这篇文章是根据对那些从南京逃出并于1938年I月18日到达武汉的人采访写成的。在《关于恐怖大屠杀的原始资料》(1985年)中被重印，第150页。
(52)许志庚，《南京大屠杀》，第115页。孙宅巍《南京围困，1937年》，第353页。
(53)郭歧：《陷都血泪录》，写于1938年上半年，1938年8月由一份西安的报纸《西京平报》刊出(西京是西安的旧称)，在《关于恐怖大屠杀的原始资料》(1985年)中重印.第13 页。
(54)“德国驻华大使馆”，第21号报告，第114页开始，见德国外交报告，“国家历史档案馆”，台北。
(55)许传音(目击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言，盟国作战/占领司令部档案，第319条，第331组记录，第2573页，国家档案馆。一个幸存者李克和亲眼见到4个日本兵在强奸一位40岁的妇女后，又强迫她的公公和儿子与她发生性关系；见胡华玲:“南京暴行中的中国妇女”，第68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记录也提到了一位父亲被日本人强迫去奸辱他的女儿，一个兄弟被强迫去奸辱他的姐妹，一个老人被强迫去奸辱他的儿媳。这个记录还补充说道:“胸膛被刺破，乳房被刺伤，下巴被打碎，牙齿被打落。这种可怕的情景简直惨不忍睹。法庭证言文件，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犯罪档案集，美国国家档案馆。
(56)明妮·沃特林1937-1940年的日记，1938年1月23日和2月24日，第167页，第201页。
(57)同上书.1938年2月23日，第240页。
(58)约翰·马吉致“比利”(签名为“约翰”)的信，1938年1月11日，欧内斯特和克拉丽莎·福斯特收集品。
(59)伯格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第37页；明妮·沃特林1937-1940年的日记，1937年12月17日，第115页。
(60)明妮·沃特林1937-1940年的日记，1938年1月23日，第168页。
(61)徐淑希:《南京安全区档案》，第408号，第158页。
(62)福斯特给妻子的未注明日期的信，欧内斯特和克拉丽莎·福斯特的收集品。
(63)约翰·马吉给妻子的信.1938年1月1日，戴维·马吉档案。
(64)《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大屠杀》。
(65)胡华玲:《南京暴行中的中国妇女》，第68页。
(66)作者对李秀英的采访，南京，1995年7月27日。
(67)迈纳·瑟尔·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言，第2629-30页。
(68)李恩涵:《关于有多少中国人在南京大屠杀中内日军杀害的问题》，《日本侵华研究杂志》，1990年8月。
(69)作者对纪念馆官员们的采访。30万这个数字被永久地刻在纪念馆的入口处。一位日本作家本多胜一在几十年后到南京亲自核对这些说法。他认为在南京城被占领的第二天就有20万中国人被杀害，到2月死亡的人数已达30万人;威尔逊:《当猛虎搏斗之时》，第81-82页;中国历史学家李恩涵说，“估计死亡总数……为30万是绝对可靠的”；胡华玲:《纪念南京大屠杀53周年，驳斥石原慎太郎的谬论和谎言》，《日
本侵华研究杂志》1990年11月，第27页。
(70)《图表：南京日本大屠杀受难者人致估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法庭证据文件，1948年，美国国家档案馆。
(71)胡华玲:《纪念53周年》，第72页。
(72)约翰·拉贝：《敌机在南京上空》，给阿道夫·希特勒的报告，藏于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拉贝写道:‘根据中国的报告，共有10万中国老百性被杀死.但这似乎是一个过高的估计—我们欧洲人估计的数字大约在5万一6万之间。”
(73)《战争中的日本》，第39页。
(74)同上书。
(75)美国合众国际社，1994年5月10日。
(76)孙宅巍：《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人口》，第75-80页，《关于南京大屠杀尸体处理地研究》，《南京社会科学·44》,第4期，第72-78页，1991。
(77)建立这样一个傀儡政府是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长期一贯作法，它能使日本人独占对当地政权的建设，并使一些地方名流支持日本人。
(78)《关于恐怖大屠杀的档案文件》,1987,第101-103页，《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宣誓口供中有15万具尸体被倒入河中》，路透社,1990年12月14日。
(79)吴天威:《让全世界都了解有京大屠杀:对近年来的3本有关南京大屠杀及其研究的画册的评述》,1997年由日本侵华研究学会据交的报告.
(80)史咏与作者的电话交谈。
(81)很难说到底有多少被河水冲走的尸体最终被葬于河岸边。1938年4月11日明妮·沃特林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一位先生对她提到“据报告，在长江两岸仍有许多尸体，而且许多肿胀的尸体正沿江向下游漂浮而去—既有士兵也有平民。我问他是否有成百上千，他说在他看来是成于上万。”明妮·沃特林1937—1940年的日记，第247页。
(82)“红色机器”，日本外交电报，第1263号，1938年2月1日译.美国国家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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