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必争之地 　　约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将修建于早些时候的一些断续的防御工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用以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在明代，又继续加以修筑，使长城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万里长城西起甘肃省的嘉峪关，东到辽宁省的鸭绿江边，象一条矫健的巨龙，越群山，经绝壁，穿草原，跨沙漠，起伏在崇山峻岭之巅，黄河彼岸和渤海之滨，自古以来为兵家必战之地。 　　九一八事变后仅四个月的时间，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并在1932年3月1日成立了伪“满洲国”。同“田中奏折”设想的步骤完全一样，“征服满蒙”只是“征服支那”的第一步。日本在东北立足后，继续向华北进犯。而要占领华北，就必须攻破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坚不可摧永存于世的意志和力量。1933年1月至5月，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对日军侵略进行英勇抗击，交战主要在山海关、冷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地区和要隘进行。 　　当时日军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第6、第8师、混成第14、第33旅、骑兵第4旅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4万余人及伪军3万多人，向热河及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发动进攻，伺机进占冀东。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爱国人士一致要求抗日的压力下，由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3月12日起由何应钦接替）指挥，先后调集14个军20余万人，力图保卫热河和依托长城阻止日军进关。 　　从山海关到古北口：山海关作战 　　山海关东距沈阳400公里，西距北京300公里。背依险峻的高山，南傍滔滔的渤海。万里长城沿燕山山脉蜿蜒而下，经过角山从这里入海。山海关就屹立在角山与大海之间，形成了山、海、关浑然一体的布局。如虎踞龙盘，控制着海陆咽喉。《畿辅通志》上称山海关为“长城之枕护燕蓟，为京师屏翰，拥雄关为辽左咽喉”。故素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说。 　　从明洪武1381年建关设防起，山海关就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明代末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石河子一役战胜李自成义军，使清兵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王朝。“庚子”之役，八国联军从老龙头登陆，占领山海关，掀开了近代史上的那丧权辱国的一页。1922年，直奉两系军阀在山海关外和石河子开始了军阀混战。 　　岁月走到1933年。元旦夜11时，日军开始炮击山海关南门。中国官兵奋起反击，点燃了长城抗日烽火。 　　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是东北军何柱国部。何柱国，广西容县人，深得张学良的信任。为了加强山海关的防务，张学良成立了临永警备司令部，由何柱国兼司令，并将驻扎该地区的步兵第20旅、骑兵第3旅、炮兵第7旅第15团等部，划归何柱国指挥。张学良激励何柱国：“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为了民族的利益，要坚决抗击关东军的挑战，无须多虑。” 　　何柱国将近4个旅的兵力按梯次布置，一个团驻山海关警戒，主力在北戴河一线机动，一旦打起来，一个团先行阻击，其余部队迅速四面包围日军，逐个歼灭。战斗打响后，何柱国来到驻守南门的第626团，告诫全体守军，要做到人在城在，与山海关共存亡。士兵向何柱国宣誓，一定要与日军血战到底。 　　从1月1日到3日，日军最多时出动6000多人、40门大炮，并以飞机、坦克、军舰助威，对山海关进行猛烈攻击。我守军不过千余，因南京政府不予支援，他们唯一可依赖的是千百年前古人留给他们的城墙，是一个军队为民族、为个人争生存的信念。当日军从被轰塌的豁口处蜂拥而入时，守军与日军展开了激烈巷战。中国守军第１营、３营将士，与日军坦克、步兵殊死拼杀３昼夜，全部阵亡，实现了他们用血肉之躯再筑长城的豪迈誓言。１月３日山海关失陷，举国震惊，民众哗然。 　　日军占领山海关后，进攻方向转向热河（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共22个县）、察哈尔省（今张家口地区及内蒙古蒙古族自治区南部与河北省接壤地区）一带，试图先占领长城外侧广大地域，然后再夺取长城防线上的各战略要地，以形成南威逼华北，北占领内蒙古进攻外蒙古进而侵犯苏联的动机战略态势。３月３日，热河省会承德失守，中国军队退守义院口、界岭口、青山口、喜峰口、铁门关、罗文峪、冷口、古北口、多伦、张家口等100多个长城关口，战线长达1000多里。３月５日，日军开始分兵进犯长城各口，遭到中国驻军的顽强抵抗，展开了长达80多天的激烈的阵地争夺战。 　　从山海关到古北口：喜峰口作战 　　日军进攻喜峰口的是擅长攻坚的混合第14旅团，我担任阻击任务的是号称“西北虎”的第29军。 　　第29军向长城一线开进时，天空下起了大雪。第29军到达长城一线后，在喜峰口对日军进行层层阻击。3月9日，日军一部攻占喜峰口口门，当天刚接防的第29军第217团，在王长海团长率领下实施反击，毙伤日军百余人，夺回该口门。日军不断反扑，王团因众寡悬殊，伤亡500余人，被迫撤退，该口门复被日军占领。10日、11日，日军混成第14旅进攻喜峰口第二道关门及两侧高地，我第37师与之展开肉搏战，两侧高地多次易手，双方伤亡惨重。日军遂以一部守关门，主力集中长城北侧待机。11日夜，第29军乘日军疲惫之际，以约2个旅的兵力采取迂回夜袭战术，绕至敌后，重创日军，摧毁其火炮10余门。此后在第38师一部配合下，经五昼夜正面抗击与迂回敌后作战，终于迫使日军停止进攻，在喜峰口和董家口、铁门关、潘家口等地对峙。从16日起，日军改变战术，集中兵力攻夺罗文峪，企图迂回到喜峰口若悬河背后，攻击中国守军。 　　从3月9日到15日，第29军在喜峰口连续作战七个昼夜，日军多次强攻，伤亡达3000多人，攻占喜峰口的企图终未得逞，不得不暂时后撤。喜峰口一役战败，日本国内大哗，各大报刊登了这一消息，称此役“使日本皇军遭到奇耻大辱”。最恼怒的当属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他在给长城前线指挥官坂本中将电报中训斥道：“喜峰口一役，丧尽皇军威名！” 　　从山海关到古北口：古北口作战 　　参加古北口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中央军徐庭瑶第17军和东北军王以哲第67军。 　　第17军军长徐庭瑶一向热心“剿共”，本来奉命到江西上饶担任赣东北清剿指挥的任务（该军第4师正在上饶一带“剿共”），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呼声的鼓舞下，主动请缨北上，成为国民党中央军内第一位请缨抗日的将军。 　　3月10日，日军以每小时一队敌机往返轮流轰炸我军阵地，在敌机低空轮番轰炸之下，我军未战之前已有相当的伤亡。下午3时，日军以炮兵掩护步兵向我第17军之第25师最右翼龙儿峪阵地及第67军之第112师右翼将军楼阵地开始试探性攻击。次日拂晓，日军开始总攻。战斗极为惨烈，我第25师第149团团长王润波阵亡，师长关麟征被手榴弹击伤，第25师除在河西镇之第150团伤亡较小外，其余均伤亡惨重。12日拂晓，敌增加重炮及飞机向我全面攻击，主力指向第25师第145团，同时以大部兵力向我右翼延伸包围，战况较前两日更为激烈。部队间电话被敌机炸毁，前后方失去联络，消息不通，后援不继，前方部队各自为战。至12日古北口失守，第25师退守南天门一带阵地。13日，由第17军第2师接替第25师防务，次日第83师投入战斗，击退日军后，双方对峙。 　　三昼夜激战，我军作战极为英勇。第25师第145团派出的一个军士哨因远离主力，未及撤退，大部队崩溃后，仍在继续抵抗，先后毙伤日士兵百余名。后来日军用大炮飞机联合轰击，始将该哨歼灭。日军对这军士哨的英勇精神，非常敬佩，曾把七个尸首埋葬起来，并题“支那七勇士之墓”。 　　古北口作战，我军仅第25师一师伤亡就达4000余人。但敌自侵入热河以来，又一次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伤亡不下2000人，不得不承认这一战役为“激战中之激战”。自3月13日至4月20日，将近40天中，敌人未敢轻举冒进。 　　日军在长城各口进攻受挫后，改变战术，一面进扰察东，攻占多伦、沽源、宝昌、张北诸县；一面派兵改由山海关突进滦东。4月初攻陷石门寨、海阳、秦皇岛等地，使长城线上的中国守军腹背受敌。5月下旬，中国军队相继放弃长城各口，日军突破滦河，侵入滦西，攻陷冀东22县。至此，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长城抗战失败。 　　长城抗战历时80多天，中方仅第l7、第29、第32、第53、第67军就伤亡1.8万余人，日方公布死伤2400人。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长城抗战中的大刀肉搏战，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在争夺喜峰口孟子岭的战斗中，第110旅旅长何基沣要求士兵们打近战，多使用大刀和手榴弹。使用大刀肉搏成为我军的重要战斗形式。 　　第109旅旅长赵登禹见敌军已接近我军阵地，命令停止炮击，官兵冲出战壕反击。赵登禹像士兵一样，举着大刀与日军肉搏。几处高地几经得失，肉搏战达数十次之多。 　　在罗文峪，赵登禹旅吉星文营长，第一个跃出战壕，拿出大刀与敌军厮杀在一起。 　　日军占领喜峰口西侧两个阵地后，对主峰形成迂回包围态势。为把鬼子赶下山去，第29军军长宋哲元筹划出一个出奇制胜、静夜袭营的方案。他请精良工匠锻打了五百把上品军刀，并挑选五百士兵组成大刀队。除严格训练外，队长还教会了士兵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临战，宋哲元亲赴阵前送行。他问到了一个叫侯万山的班长。 　　他问：“你身上背的是什么？” 　　回答：“报告军长，是大刀。“ 　　他问：“队伍明天就要出发，有话要说吗？” 　　一听这话，侯万山热泪簌然涌出，砰的一声他给宋哲元跪下了。 　　侯万山含泪作答：“我侯万山别无牵挂，只是家有一个临产之妻，如果我壮烈了，孤儿寡母能得军长体恤，我也就死而瞑目了。” 　　宋哲元面对五百壮士，久久，久久，只轻轻讲了一句：“你们放心去吧。” 　　喜峰口役，侯万山牺牲在长城脚下的罗文峪中。目击者说，他一人砍死七个鬼子，直到军刀卷刃。 　　遵照诺言，宋哲元派人到侯万山老家，接来烈士的妻子和一对刚刚出世的双胞胎，把他们安置在自己家里，还请来两个奶妈哺育幼婴。他对部下郑重交待：侯万山的孩子就是第29军的孩子，就是我宋哲元的孩子。这两个孩子一个就叫做宋记峰，一个叫宋记峪，作为对喜峰口和罗文峪抗战的纪念。 　　抗战勇士的悲剧 　　悲剧之一：我军虽有抗日爱国的热忱，而无对日作战的经验与技术。有的士兵甚至不会使用手榴弹，未拉引线即行掷出。关麟征说，如果不是他他身旁的士兵缺乏这种最基本的作战技能，他是不会受伤的。 　　悲剧之二：广大官兵虽有敌忾同仇的激情，但部队作战物质匮乏。第25师2月25日由徐州出发，3月份的伙食费还没有领到，后临时在地方上借了10万元，部队才能开动。当时古北口一带冰天雪地，而第25师到达时，尚是赤足草鞋；至于大衣等防寒服装，则更是谈不到。后勤部队卡车只能供运输弹药之用，粮秣运输全靠骡驼和牛车。 　　悲剧之三：抗战勇士在前线浴血奋战，而政府却在施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投降外交。在我军实行主动的迂回敌后袭击敌人的战术时，何应钦却责备各师长说：“你们这样干，会惹起敌军进攻的，你们不出长城口去打他们，他们是不会大举进攻的”。徐庭瑶也认为敌人大举进攻南天门，是各师别动队在敌后活动所引起的，他在战斗报告中就这样写：“此为战事剧烈之一大原因也”。 　　由此，便酿发了抗战勇士的最大悲剧。当长城线上两军激烈战斗时，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在暗处进行着讨价还价的“交涉”，“交涉”的结果是守卫长城的爱国将士被出卖，长城防线被步步放弃，最后导致在1935年5月31日，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这一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更不得有挑衅捣乱之行为。”根据这一协定，国民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热河的非法侵占，并使察东、冀东20余县成为非武装区，华北门户洞开。 　　几个月后，1933年秋，第5届全国运动大会在南京中山陵体育场举行。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南京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运动会。在开幕式上，主席台上坐着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于佑仁、张治中等要人。24响礼炮后，成千上万的和平鸽展翅高飞，各省运动员入场时，全场响起了阵阵掌声。但在东北代表队最后一个入场时，全场先是一片寂静，继而传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还我河山”的口号声。再后传来了哭泣声，由一人暗泣到有人抱头痛哭，哭泣的声浪，汇成了哭的海洋。万人齐泣，是为沦为亡国奴的东北哭泣，也是在为那些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抗战勇士们哭泣。正是这种悲痛，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并促使政府抛弃不抵抗政策。“还我河山”，成为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