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至12月，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此即一号作战。在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日军所遇到的最为顽强的抵抗是在衡阳。时任第十军军长的方先觉固守该城40余日，在中美空军的配合下，曾重创日军，创造了抗战后期最为著名的一次守城战例。然而，在援军迟迟不至、日军最后突入衡阳的生死关头，方先觉又率部投敌，成为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投降日军的最高将领。方氏集英雄与降将于一身，反差甚为悬殊。 　　然而，由方先觉所引起的历史争议并不在于其功过如何评价，而是集中在他到底是否变节投敌。对此，台湾的相关著述基本否认，而大陆方面则相反，多予以肯定。就笔者所见，双方的基本论据大都是衡阳之役参加者后来的证词，由于大陆和台湾政治环境不同，证词自然也不同，[1]所以形成各有其据、各持其论的状态。然而，因双方都没有提出原始证据，彼此的立论依据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其实，该案所以是非莫辨，很大程度上是由蒋介石当年的裁决所造成。为此，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入手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清理。首先，就方先觉投敌与否即问题本身提出原始证据；同时，将着重研究方先觉一案与当时的中国政治的关系。本文认为，揭示该案与政治的若干牵扯，这才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才能回答清楚蒋为什么断然否决方之投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