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首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上，有一张照片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双手遮着脸，满是斑点的两腿交叉而坐，我们看不到她的神情，看到的只是她的白发和细得惊人的四肢。这是以中国慰安妇为题材的照片中的一张，它在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社会生活新闻金奖。 　　它的作者叫陈庆港，目前是杭州一家媒体的视觉总监。 　　为了拍摄这组照片，陈庆港做了充足的准备。2004年一年，他都在全国大海捞针似地寻找幸存下来的慰安妇，请她们站出来讲述历史，并用自己的镜头为她们记录下生存现状。目前，陈庆港正要把其中的故事汇集成书。八月初，这本名为《血痛》的描述中国慰安妇经历和现状的书，将现身于全国各大书店。 　　7月29日上午，陈庆港接受了周末报记者的采访。 　　“我能等到他们道歉的那一天吗？” 　　采访之前，记者收集了一些陈庆港的资料。在拍摄慰安妇之前，他曾经用很长的时间拍摄过一组照片《无法愈合的伤口——侵华日军细菌战遗祸调查》。他向记者述说了拍摄慰安妇的初衷：“两三年前我就已经做了大量准备，那时我就在琢磨，她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她们的生存现状又是怎样的呢？很多问题围绕着我，我决定走近她们。” 　　“我通过一些途径拿到了曾经当过慰安妇的妇女的名单，看着那串名字，我的心里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陈庆港坦言道，“我去了好多地方，都是当年遭日军铁蹄践踏的城市或者偏僻乡村，像海南、上海、江苏、湖北、山西……最后，我把目标定在了山西和海南，因为那里的慰安妇愿意站出来诉说她们的苦难。” 　　对于寻找慰安妇的过程，陈庆港并不愿意细说，他只是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困难当然是有的，难度和内容都超过了我的想像，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后结果是找到了。” 　　“她们的平均年龄在八十五岁左右，小一点的七十五六岁，基本都患有疾病，除了妇科病，就是伤残病，病重的也没钱治疗，就只能在家等死。 　　她们有的结婚生了孩子；有的就是一个人，因为身体受到摧残不能生育，就领养了孩子养老。” 　　“在她们十几岁正当青春年华的时候，非常不幸地被日本人抓去，沦为倾泄性欲的工具。白天她们被逼着在慰安所干活，晚上日兵就跑来轮奸她们，最多时一晚要接待二三十个日兵。由此，她们伤痕累累。”陈庆港的声音越发低沉，他点燃了一支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所有的老人都一边讲述自己的苦难，一边用干枯的双手擦拭眼角的泪水。而后，她们都会拉着我的手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向我们道歉？我还能等到那一天吗？’听到这些话，心里确实难受啊。”陈庆港深深地吸了口烟，沉默了起来。 　　“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 　　说起他的采访对象，陈庆港不禁感慨万千：“我一共采访了38位老人，每一位都让我难忘，像杨阿布、陈亚扁、林石姑……只要你站在她们面前看着她们，听她们讲述完自己那段屈辱的经历，你就再也不会忘记了。” 　　“我给你说说其中的两个老人。第一个叫陈亚扁，住在海南岛东南部的鸟牙峒村。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并没有询问有关慰安妇的事情。直到一个星期后，老人一边往可乐瓶做成的水烟筒上装着烟丝，一边平静地对我说：‘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你有什么要问的就问吧。’” 　　然而，看着这位饱经磨难的老人，陈庆港说他怎么也问不出口。“老人似乎觉察到了我的不忍，深吸了一口水筒烟，自己就缓缓道来。1942年的春天，未满15岁的陈亚扁和嫂子、姐姐在家干活。在她织着筒裙的时候，几个端着枪的日本兵突然闯入，姑嫂三人不知所措。日本兵扫视了三人一会儿，将目光停留在陈亚扁身上，他们将嫂子和姐姐赶出门。不管陈亚扁怎么呼喊嘶叫，怎么挣扎，日本兵都没有停止他们罪恶的行为。他们轮奸了陈亚扁，直到她下身大量出血，昏死过去才罢休。后来，日本兵就经常找陈亚扁泄欲，有时抓到军营中，有时在马背上，若不从她就会遭到毒打。3个月后，她被送到慰安所，和其他女孩一起被关在盒子式的木楼里。由于她年龄小，例假还没有来，奸淫她的日本兵整夜不断，她常常麻木地失去知觉。”陈庆港的语速相当快，语气里充满了愤怒。 　　“四年的时间，她每日以泪洗面。直到日军投降，她才走出魔窟。但她已经不能再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村里人骂她是‘日本老婆、日本妓’，无奈之下，她躲进了深山，过着野人生活。解放后，她才被找回到村里，分得土地。30岁以后，她才有了她的两次婚姻。她共怀孕九次，但活下来的只有一个女儿，丈夫去世后，她一直与女儿生活。‘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我是慰安妇！我要把我的经历告诉所有的人！’老人说这个话时的神态，激动又愤怒，这一幕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还有一个生活在山西的老人，名字叫万爱花。值得一提的是，她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慰安妇暴行的女性。老人很矮，由于曾被日本兵毒打，致使她的脖子陷在了肩膀里，腰陷在胯骨里，身体完全变了形，身高只有1．4米左右。她告诉我她从来不照镜子，‘难看，人不人，鬼不鬼的。’”叹了口气后，陈庆港继续说，“15岁的万爱花是个童养媳，日军扫荡山西，她被强行捆走，放在毛驴上运到炮楼里，日军在那里残暴地折磨了她21天。后来，她趁日军不注意的时候弄断了窗格，逃到了亲戚家里，丈夫嫌弃她便把她卖给了一个老光棍。后来，她又一次被日军抓获，惨遭轮奸。这一次，她的下身开始溃烂了，性格坚强的她第二次从日军手中逃脱。但可惜的是，她又第三次被抓，日本兵先是轮奸，然后又对她施以酷刑。老虎凳，压杠子……万爱花孱弱的身体遭到致命的损害，在被关了整整50天后，她的大腿折了，右边的耳朵也被撕开了。”陈庆港声音开始变了，越来越低：“正月里，她昏死了过去。日军以为她死了，扒光了她的衣服，把她扔进了河里。一个老汉路过时救了她。她活了过来，但已经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肋骨、胯骨都断了，十七八岁就没了月经。无奈之下，她只能领养了个小女孩。” 　　“每次听完他们的故事，我痛苦得根本无法入睡，失眠了很久。”陈庆港说。 　　“没有刀她晚上根本睡不着觉” 　　让陈庆港揪心的是这些老人的现状。“她们过得普遍都不好，在我接触到的这么多慰安妇里面，只有一两个过得还可以。”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告诉记者，“这些老人们年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女孩，但因为有过慰安妇的经历，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嫁不出去，即使嫁出去也是迫不得已嫁给了村里最穷的、最丑的或是残疾找不到老婆的男子。由于被迫做慰安妇那段时间给她们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她们中有的人残疾了，有的人染上了妇科病，更多的是失去了生育能力，一般男人是不愿意娶她们的。” 　　他告诉记者，这些慰安妇现在生活的条件并不大好，很多老人一把年纪了，还不得不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在海南，很多老人早上挑着担子去捡人家割胶的时候掉在地上的胶泥，卖掉来生活。 　　陈庆港又举了个例子：“我在三亚凤凰镇文史办公室听说，有一位快90岁的蒲阿白老人曾经被日本人抓走过。我来到老人家里，家人说她在市场上卖槟榔呢。于是，我就到市场上寻找老人，我看到她坐在一个小凳子上，面前放着一个蒲匾，里面盛着槟榔，她自己也在嚼槟榔，红红的汁水染了一嘴，当时是下午最热的时候，市场上根本没有买菜的人。那幅景象让我一直不能忘怀。” 　　“与身体相比，更严重的伤害是精神上的。”陈庆港说，“由于有一段不堪的经历，她们总认为自己是不洁的。这么多年来，她们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心里有着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在海南保亭县找到的杨阿布老人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到日本兵来抓她，她的床头永远都放着一把刀，没有刀她根本就睡不着觉。尽管她们是受害者，但周围人还是不能理解和同情她们。十年以前，人们对她们的态度都是鄙视和凌辱。她们不得不隐姓埋名，在家人面前，从来不提及自己的遭遇。” 　　陈庆港坦言：“有些时候我根本就不想再向她们提问了，一个后辈去问她们几十年前那么不堪的回忆，我没有办法说出口。每个人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都非常痛苦，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不停地抹眼泪。她们不愿意当着自己孩子的面讲，如果孩子在身边就不说，或让他们避开。” 　　尽管人们对慰安妇的认识逐渐改变，但陈庆港认为这还远远不够。“我们以前很少正视慰安妇问题。这些慰安妇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她们希望得到日本人的谢罪，并且得到一定的经济赔偿，毕竟她们现在生活得很艰苦。”陈庆港说。 　　“是她们说出真相的时候了” 　　陈庆港说：“这些老人已经沉默了60年，现在她们都已是垂暮之年了，都不年轻了。如果现在再不说，她们的这段经历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公之于众了。我认为她们应该站出来，告诉大家事情的真相，告诉大家这么多年她们隐匿于心的苦痛。我在寻找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有幸存者去世的消息，常常是到了一个地方就得知要找的人已经去世了。她们中很多人没有说一句话就离开的，一直没有机会告诉别人，真的很让人遗憾。” 　　接着，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据专家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大概共有20万的慰安妇，我能肯定的是幸存在世的还有几万人，但我们确知的寥寥无几，我们应该鼓励她们讲出来。” 　　对此，他显得很无奈：“我只是一个记者，没有太多的能力，我能为她们做的仅仅是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慰安妇，她们是真正的受害者。”他还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会尽自己努力去帮助这些老人。 　　“这段历史其实离我们很近很近，但很多人对它是陌生的，特别是年青人，他们可能对新鲜的事物感兴趣，喜欢探求其中的奥秘。我真的希望年青人能够多了解一点这段历史，毕竟离我们并不远。”陈庆港最后说，“慰安妇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用镜头记录她们的悲惨经历，以及她们因为那段经历而被改变了的现在的生活。这数十位老人的悲惨经历，其实只是日军侵华期间所有慰安妇的一个缩影，她们的苦难，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而慰安妇代表的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史上最最苦难、最最饱含血泪的那一页。我们应该正视这段历史，帮助这些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