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阿布生于1920年，海南保亭县保城人。1940年春起屡遭日军强奸并怀孕， 1941年10月生下一男婴，不久夭折。1942年被迫当劳工其间，遭日军扣留，成为日军长期发泄兽欲的工具，只至1945年秋，日军投降后才得以回家。 　　家人都去干活了，杨阿布的小屋里便只剩下她和我两个人。这时老人紧紧地盯着我，就像我不在时她便紧紧盯着门外的椰树林时那样。我坐在离她有四米远的另一张床上，这是她丈夫睡觉的地方。 　　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认真地盯着我看，看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突然地将自己的双手伸向前面，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着、抓着，嘴里说着我听不明白的话。老人的耳朵已经听不见声音，所以她的嘴里发出的声音特别大。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非常紧张地走近老人。老人看着我，更加使劲地挥舞着双手，向前抓着，嘴里也发出更大的嚷嚷声。她似乎是在向我描述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 　　老人不止一次地对着我重复这样的动作和声音。在这间黑暗而又充满着一股霉味的窄小房间里，我有点毛骨悚然。 　　老人的儿子回来后，我便立刻有些夸张地向他报告这件事情。老人的儿子听了我的报告，并没有什么反映，他说妈妈那是在向你讲述她的梦，她告诉你在梦里有许多日本兵来抓她，她对家里的所有人都讲过这个梦。 　　老人的儿子还告诉我，因为害怕这梦，老人就不敢睡觉，后来她就要求儿子给她一把刀。儿子没有办法，就真的给了她一把刀。每天睡觉之前，老人都要使劲地磨这把刀，只有手里握着锋利的刀，她才能睡觉。 　　我和老人说话，要经过老人的儿子来翻译，这很麻烦，甚至绝对残忍。老人由于耳聋，说话的声音很大，而我的每个问题，老人的儿子都要用喊叫的形式才能转达给老人，这使得他们母子俩看上去像是在吵架。 　　下面是老人的讲述。 　　日军飞机轰炸保亭县城后的第二年春天，大批的日军占领了保亭县。有不少村民外出逃难，到南圣等地去了。我的家人和没法逃跑的村民留下当了顺民。 　　日军侵占县城后，马上在各地建立据点，驻扎部队。一个月后的一天，日军巡逻队5名骑兵来到村里，当时我正在家里和同村的一个姐妹在织筒裙。日军进村后，骑马乱闯，两个日军突然闯进我家，看见只有我们两人，一个日军抓住我的伙伴，拉出去了，另一个翻译的日军，将我紧紧抱住，捏我的胸部。我又痛又非常害怕，拚命挣脱往外跑。他追出村边，捡石头扔中我的腰，我痛得跑不动了，他就把我拖到村边的山里，把我强奸了。 　　由于缺粮，几天后我去毛弄村姑妈家讨玉米。谁知回家时，在田边，又遇上巡逻归来的那5名日军骑兵，那个翻译也在里面。他认出我，下马拦住去路不让我走。硬把我抱到田边背角处，再次强奸了我。 　　后来，我到村前地里挖番茨。快到中午，突然又来了6个日军骑兵，有一个从背后走向我，他把我拉到村前小河边的树丛中，光天白日他们一起把我强奸了。 　　因为我会唱歌，村中女孩出嫁都喜欢请我去。有一次，村里一个姑娘要出嫁，她是我平时的好友，请我去了。婚礼结束，我回家路过县维持会，遇上几个日军，他们把我拉到维持会一间小房中，轮奸。维持会长知道此事也不敢出声。 　　由于多次被糟蹋，那时我总觉得身体不好受，浑身酸软。 　　不久我怀孕了，为了逃避日军，我怀着大肚子东跑西躲，有时躲进山寮里，有时到远亲家藏一段时间。1941年10月，我把小孩生了出来，是个男孩，但不久就死了。 　　后来我家搬到什东村居住。什东村甲长是族里大哥，叫杨老浪，胆小怕事。日军说我长得美，几次下村找不到，就命令甲长把我亲自送到扎奈，日军威胁说如果不把我送去，就要杀村里人。甲长害怕极了，只好把我找回来带去扎奈交给日军。 　　在扎奈劳工队，日常劳动是插秧、耕地、锄草和收割。 　　在扎奈的日军不让我回家。白天或晚上，他们三五成群来检查工作，只要他们看中的姑娘，就被糟蹋，轮奸。有个姑娘被拉去几次，不久就想法逃跑了。我不能跑，我怕我跑了村里人会遭殃，就只好忍受下去，被糟蹋的次数也最多，有时一天二次，多则四五次。 　　在扎奈期间，起初是几个常见到的日军找我。时间长了，日军的脸孔常常变换，但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都是动作粗野，拚命发泄，完了就走。我从未拿到任何钱和物，但“预防丸”是少不了要我吃的，日本人每次都看我吃完才走开。像我一样遭罪的还有几位姐妹。 　　我们不能回家，有时家人请保甲长求情，日军才允许回家探望父母，不过时间很短。 　　1945年秋，日军投降，我才回到家乡，后来嫁到什曼村。 　　由于被日本兵糟蹋，我身体坏了，腹部和下身时常疼痛，几十年吃药不少，总也不好，还丧失了生育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