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玉莲生于1925年，海南省保亭县南林峒人，1942年日军侵占南林峒时，她和同村的其他几位姑娘一起被日军押送到据点，成为“战地后勤服务队员”，受到难以忍受的凌辱，直到日军投降。 　　日军投降，意味着谭玉莲屈辱的“慰安妇”生活的终结，但并不意味着谭玉莲从此就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事实上那段恶魔般的日月，整整影响着谭玉莲的一生。 　　结束了凄惨的“慰安妇”生活几年之后，谭玉莲有了自己的家庭，而这个家庭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充满太多的悲苦。婚后，谭玉莲先后怀过或生育过多个孩子，但都因为那段特殊的经历在她身上造成的伤害而未能使这些孩子成活。只到多年以后，谭玉莲才实现了一个女人做母亲的愿望。 　　“文革”时，因为曾经当过 “日本娼”（当地人对她们这些曾被日本侵略军抓去过的女人的称呼），谭玉莲被批斗、罚跪、拔头发、掌脸，再一次饱尝屈辱。许多和她一样当年被逼迫成为“日本娼”的人，也大都在“文革”中又一次经受了非人的屈辱，而谭玉莲在下面讲到的那位当年和她一起被日军抓去，并且又一起熬过了长达几年的日军性奴生活的谭亚细，则在大会上被挂牌、游村、批斗后，屈辱死去。 　　这一辈子受尽了屈辱，老人说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是想为自己讨回清白。 　　见到谭玉莲时，老人正在儿子家看病，还是那段经历，使她的身体有了太多的创伤，谭玉莲不得不一把一把地吞药。平时老人都是自己生活，病得不行时，便来儿子家，她自己没有看病的钱。 　　我记得，日军占领了南林峒后，就在这建了据点，还修了三亚到南林峒的公路。三亚到南林峒的公路修通后，日军又要修另一条连接三亚的公路。这条路从南林峒的庆训村开始，翻越山岭到一直到三亚。那时日军就在附近各村征集劳工，我是第一批被征集的劳工。 　　当劳工的第一天，在工地上砍山开路时，我就被日军挑选了出来，还告诉我不准回家。同我一起被挑中的还有谭玉莲、李亚迈、谭亚细几位姑娘。当时日军安排我们住的茅屋就在离他们据点很近的一条河边。我们每天把生盐晒成粉装袋，或煮酒，然后送进据点供日军使用。 　　当劳工的第二天，4个日本兵叫我们4位姑娘跟他们去打斑鸠。我们也就只好跟着。进山后，我跟着的那个日军，叫我钻进草丛中寻找被他打中的斑鸠，他就站在我背后，在一个石洞边他就突然把我抱住，双手使劲地抓我的身体。我吓坏了，一边拚命反抗，一边喊救命。日本兵见我这样就打我耳光，我当时被打得头昏眼花，就不敢叫了……被他强奸后，我下身非常疼，哭又不敢出声，就悄悄流眼泪。其他3位姐妹情况也跟我一样。 　　我们4人白天晒盐、煮酒，还要为日军洗衣服，搞卫生。我们住的茅屋里没有床，就在木板地面上4人一起睡。晚上，日军要求我们随叫随到，如果不服从，就要受惩罚，将她锁在屋里，一关5天。被叫去的姑娘按指定到他们住的房子里，随便他们糟蹋，不许叫，不许喊，不许反抗，不然就挨打。常要我去的是个留仁丹胡子的日军，听翻译说他是队长。这个队长很凶，稍不顺意就要打人。有一次，有个日本兵说我不听话，我就被禁闭了5天，刚一放出来仁丹胡子就来找我，完了又说我哭喊反抗了，我就又被关了7天。这7天里每天由伙夫送饭，每次一口盅稀粥，没有筷子，也没有菜，仁丹胡子还是不停来强奸我。 　　1944年春，日军在大村扩建据点，我和谭亚细、李亚迈、谭玉莲被押送到了大村据点。在大村据点日军要我们砍山、锄草、扫地、洗衣服、搞日军住宅卫生，还要被他们强奸。 　　大村据点有日军30多个，南林峒据点约有100个，南林峒据点的山下还有个日军兵工厂，据说生产武器弹药，日军也曾押着我们4个姐妹去过。有一次，日本兵上山检查修路，要我们4个人给他们背水壶。走到山上的一处小山沟里的时候，日军就抱住我们先乱摸，后就强奸，我们都得顺从，不然就要遭毒打。 　　我们住在大村据点差不多将近一年，直到日军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