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午三点左右，厚厚的乌云，波涛汹涌似的前推后拥，笼罩在东京上空，用一片灰暗色把大地溶合在一起，十步之外的东西很难辨认清楚。雷声在天空中隆隆滚动，好像被浓云紧紧围住挣扎不出来似的，声音沉闷而压抑。闪电划破旧棉絮似的黑云，顽强地显示着光明的存在。
一场大雨即将到来！
麦克阿瑟看了国际法庭对广田弘毅的起诉书，本来就产生一种欲置人死地而不成的不快，又碰上这样的坏天气，也想像下场大雷雨似的发泄一通！
一场大雨终于到来，麦克阿瑟那暴躁易怒、放荡不羁的脾气也发作起来了！他阴沉着脸，对送来广田弘毅起诉书的基南，惊雷似的吼道：
“这份起诉书是谁执笔写的？我看他是存心要庇护广田弘毅！凭这份轻描淡写的起诉书，能判处广田弘毅的死刑吗！无怪乎广田站在被告席上，听了执行书记官宣读了对他的起诉书之后，他是那样显得满不在乎！当时，我就很生气！”
对四十六名被告的单个起诉书的宣读，前后花了十二天时间。广田因患重感冒，今天，即六月十五日上午才出庭，最后一个接受起诉。
对麦克阿瑟的突然袭击，基南毫无思想准备，因接受不了而产生了严重的反感情绪：“起诉书又不是判决书，值得你这样大发雷霆吗？”
“起诉书是判决书的基础！”麦克阿瑟还在发作，“在这样的基础上写的判决书，只能是无罪释放！”
他拿起那份起诉书，在空中扬了扬，又愤然摔在桌上，声色惧厉他说：“请你告诉我，这起诉书是谁执笔写的？我的局长大人！”
“是法国法官古诺尔先生执笔的，你是不是要枪毙他！”基南恰如其分地顶撞一句。
他见麦克阿瑟不吭声，语气和缓下来：“要古诺尔先生重写一次，对广田也再起诉一次，还不行吗？”
麦克阿瑟的气也消了许多：“是需要再起诉一次。”
基南脸上浮起一丝困惑，为了摸清楚麦克阿瑟为什么对广田的起诉这样关心和重视，轻声问道：“对其他四十五名被告的起诉书，最高总司令是否都需要看一遍？”
“不用都看，我没时间。”麦克阿瑟说，“宣读那四十五份起诉书，我都在场，感到满意。”
“我看还有两名被告需要重新起诉。”基南说，“就是坂垣征四郎和东乡茂德。”
麦克阿瑟淡淡他说：“那你们对这两个人重新起诉吧！”
基南终于明白了，禁不住想起一月十九日上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成立大会上，一个日本青年粗声粗气宣布退出会场的情景。后来经币原喜重郎首相派人调查，这青年人名叫广田文太郎，是一名大学讲师，广田弘毅的孙子。他回忆到这里，耳边又响起麦克阿瑟的声音：“你这位先生对我的讲话很反感，或者说感到很刺耳，是吗？既然如此，你可以退出会场，你有这个自由。你的反感，一定是你的亲属中有人是战犯，或者是被清除对象，甚至你本人就是被清除之列。”当币原答应负责调查那青年是什么人时，麦克阿瑟却说得冠冕堂皇：“不必了。从哲学观点看问题，被人反对并非完全是坏事。”
基南扪心自问：正直是什么？正义是什么？真理又是什么？他越想越糊涂。
夏大的雨来得快，停得也快。雨停，基南告别麦克阿瑟驱车返回国际法庭。他把古诺尔请来，研究重写广田起诉书的事。古诺尔大惑不解：“对广田的诉因已多达三十二条，凡是法庭掌握到的有关他的罪证全写上了，为什么还要重写？”
基南毕竟是美国人，他回避了麦克阿瑟的插手，说道：“广田历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次长，欧美局局长，驻荷兰、苏联大使，斋藤实内阁外务相和冈田启介内阁外务相，首相兼外务相，以后又出任近卫文麿内阁外务相，对他的诉因决不止三十二条。请你审问与广田担任上述职务时的有关被告，要他们进行揭发。”
“哪些被告与广田的犯罪有关？”古诺尔问。
基南说：“广田出任斋藤实内阁外务相时，重光葵是外务省次官，荒木贞夫是陆军相；他出任冈田启介内阁外务相时，重光葵还是外务省次官；他出任首相时，永野修身是海军相；他出任近卫文麿内阁外务相时，贺屋兴宣是大藏相。你就让重光葵、荒木贞夫、永野修身、贺屋兴宣四个被告揭发他。”
古诺尔问：“让他们面对面揭发，还是背靠背揭发？”
基南沉思着说：“还是面对面揭发好，既可以使揭发的事实得到广田的当面承认，也可以激起被告之间的相互揭发，揭发的重点放在广田提出的旨在加紧侵略中国的三项原则，炮制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及发动卢沟桥事变等三个方面。”
五月十六日上午，古诺尔会同向哲浚和布雷布纳，以及记录员、日语、英语、汉语翻译各二人，在第十四审讯室，先让重光葵和荒木贞夫揭发广田弘毅。
三个被告想起自己接受预审时都是单独受审，今天怎么三个人同时进入一一个审讯室？他们望着三个法官，都有着不明真相的惴惴不安。
古诺尔先作自我介绍，再介绍向哲浚和布雷布纳的身份，然后说：“今天，让你们三个人同时接受审问，是就广田弘毅出任冈田启介内阁外务相时，提出三项原则的问题，查清楚各自承担的责任，希望你们抱诚实态度。具体说，三项原则是怎样产生的，其主要内容是什么，造成怎样的影响，你们三个人各负有多大的责任，广田你先交代。”
重光和荒木表情平淡，广田则诚惶诚恐。入狱以来，不祥的预兆，像难分难舍的影子一样，总是紧紧跟着他，他抑制着自己的惶恐不安心情，说道：“三项原则是一九三五年十月提出来的，具体内容是：中国应彻底取缔排日，并应抛弃依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的独立，暂时可以对满洲国作事实上的默认，反满政策自应放弃，华北与满洲接壤地实行经济、文化融通与提携；来自外蒙和苏联的赤化是日满华三国的共同威胁，中国应依日本排除威胁的希望，在与外蒙接壤地带做各种合作设施。并附有《附属文书》，规定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保持密切联络，共同实现三原则，共同操纵华北地方政府，使之升华为日本附属地。产生三原则的原因和目的，是针对中国对日本的威胁采取的措施。因为三原则没有得力的措施贯彻执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有问题，其主要责任在我身上。”
向哲浚对广田的颠倒黑白提出质问：“广田的交代似是而非！究竟是中国威胁日本，还是日本威胁中国？这里有必要回顾一段历史。”
他说，一九三四年秋，日本以保卫伪满洲国的安全理由，擅自出兵中国华北地区，也就是由被告梅津美治郎为驻屯军司令官，率领三个师团和一个旅团非法进驻中国华北地区，并不时地与中国驻华北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事实证明，是日本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为了防止事态发展和扩大，曾经有过妥协，就是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由中国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签订协定，史称《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允许日本在华北驻军，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省、察哈尔省、北平市、天津市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省的军队，撤换日本方面指定的上述两省两市的中国军政长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向哲浚严正指出：“广田提出的三原则，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中国的侵略。”
古诺尔问广田：“你对向哲浚先生的分析有什么意见？”
广田说：“可以作这样的分析。”
重光葵发言：“我完全同意向哲浚法官的分析，广田君的交代的确似是而非，刚才，广田君说‘三项原则没有得力的措施贯彻执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不对！三项原则产生不久，日本派多田骏君为驻华北日军总司令，所辖部队包括两个军、三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这是一。其次，梅津君和多田君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策动了香河暴动。”
这里说的香河暴动，是指河北香河县五千人枪的汉奸地主武装，伙同流氓地痞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强占香河县城，成立香河县临时维持政府，宣布脱离中国政府的领导。
重光说：“第三，在广田君的直接策动下，由梅津和多田二君具体执行，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在河北省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让该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当自治政府长官。”
这个汉奸政府所盘踞的范围，为冀东临榆、抚宁、昌黎、卢龙、遵化、丰润、宁河、平谷、香河、密云、昌平等二十二县。下设民政、财政、外交三厅，各厅和各县都有两名日本军人分别任顾问和秘书，一切大权操纵在日本顾问和秘书手中，同时，由梅津和多田供给枪支弹药，为伪自治政府组建总数为五万人枪的五个防共自治师。
布雷布纳说：“广田！重光说的是不是事实？”
广田心慌意乱，答非所问：“我忘乎所以。”
布雷布纳提高嗓子说：“我问你，重光说的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我有罪，我对不起中国朋友。”广田两手微微发抖。
重光接着说：“广田君的三原则初稿我看过，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对三项原则的产生和造成的影响，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荒木交代：“冈田内阁会议讨论广田君提出的三项原则时，我作为陆军相，投了赞成票，我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接着说：“近卫文麿内阁就是根据这三项原则，具体制定全面进攻中国的计划的。这点，作为近卫内阁外务相的广田君很清楚。法庭可以审问在押的中村孝太郎先生和米内光政先生，当时他们分别出任近卫内阁陆军相和海军相，也可以审问四十六名被告之一的贺屋兴宣君，他当时任近卫内阁大藏相。”
广田脸色惨白，如坐针毡似的不安了，屁股不时地在座位上移动着。忽然，他两眼一瞪，对荒木发起进攻，而且一语惊四座：“三项原则的产生，荒木君是罪魁祸首！”
“我是罪魁祸首？”荒木惊得毛发倒竖，“不许你血口喷人！”
古诺尔手向荒木一挥：“请冷静一点，让广田把话说完。”
广田劲头来了，脸上露出一丝可怜的微笑：“记得一九三五年八月的一天，荒木君请我和梅津美治郎君吃午饭。饭后，在你家的客厅里休息时，你对我和梅津君说，中国的东北三省和热河省已成为独立的满洲国，为日本全面控制中国奠定了基础，全面进攻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遗憾的是，政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决议案。广田先生是外务相，你有责任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决议草案来。梅津君很支持你的意见。”
他望着三位法官：“你们可以审问梅津君，他是四十六名被告之一。”
重光证实：“我虽然没有在场，但广田君对我说过这件事。”
荒木慌了：“有这么回事，但我没有提出具体内容。”
“荒木君你不要狡辩。”广田说，“来自外蒙和苏联的赤化，是对日满华三国的共同威胁这一条是你提出来的。你还说，日本应在外蒙边境地带增派军队。当时，梅津君说他已派了一个师团驻在外蒙边境。你说你的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以加强外蒙边境防御为由，日本在华北地区增派部队。我问你增加多少，你说要增派一个方面军。你还说，你是陆军相，应该这样看问题。不久，由杉山元先生带一个方面军进驻华北，为全面进攻中国加强了军备。”
他把脸转向坐在他右边的重光：“第二天，我对重光君说及荒木君的意见，你十分赞成。记得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这一条是你提出来的，我与你交谈时，我当时的秘书龟井辉太郎先生在场作记录。”
他拍了拍额头：“记起来了，‘暂时可以对满洲国作事实上的默认’这句话，是冈田首相加上去的。他改动的原稿收藏在外务省档案馆，请法庭查一查。‘广田三原则’，这个名字，也是冈田先生叫出来的。”
重光被吓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请广田君尊重事实。其实，这一条首先是你提出来的，你说满洲国成立四年了，中国现在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的独立。我说，现在不行，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所以，我才在‘正式承认满洲国’上面加上‘终应’二字。当时在场的龟井先生说，加上‘终应’二字，可以减轻对中国的政治压力，中国方面容易接受。”
他接着揭发广田：“三项原则被内阁会议通过，禀呈天皇陛下圣准的第三天，广田君在陆海空三军少佐以上军官，以及日本各界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上发表题为《论三项原则之实质意义》的长篇演说，大肆鼓吹对外扩张，大肆鼓吹全面进攻中国的条件已经俱备，时机已经到来，如果丧失这一良机，吾辈将成为历史之罪人，当你说到‘中国是亚洲的膏腴之地，明智的日本各界人士，应竭尽全力支持皇军打到中国去’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古诺尔问：“广田的演说留下有文字依据没有？”
重光说：“应该有。对了，第二天的《每日新闻》有详细的报道。”
他继续说：“天皇陛下的近臣木户幸一君告诉我，就因为广田君提出三项原则，就因为他在万人大会上的演说，天皇陛下才器重他，批准他继冈田先生出任日本首相。”
广田一扫前几次出庭那大模大样的神态，把头低了下去。他脸皮发烧，心跳得厉害，暗暗叫苦：“完了，完了！”旋即又想起自己出任首相时，木户幸一向他推荐由重光任外务相，他没有同意，而由自己兼任的事，一定是重光乘机报复他。你重光置我于死地，我广田就送你去黄泉。他要以牙还牙：
“我在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之后，重光君接着发表题为《苏联的存在是对日本的严重威胁》的长篇演说，大讲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政治上严重威胁着日本；苏联是世界上大国之一，经济实力上严重威胁着日本；苏联军事工业发达，军事实力上严重威胁着日本。他说加强日本与满洲国的共同防御，首先是对付苏联，其次才是对付中国。他大讲苏联西伯利亚应成为日本的版图，在全面进攻中国的同时，决不能放弃北进苏联的军事计划。重光君的演说，同样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每日新闻》同样有详细的报道。”
他说：“因此，重光君受到天皇陛下的器重。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出任首相不久，天皇陛下对我说，应该派重光君出任驻苏联大使。我对陛下说，重光君腿脚不方便，恐怕力不从心。陛下说，无妨，你给他多派两名得力的助手。第二天，我将这一消息告诉重光君，他欣喜万分，说自己拄着拐杖一小时可以步行六公里，没问题。”
他面向重光：“我没有说半句假话吗？重光君！”
“我认罪。”重光两眼像掉进沙子似的急眨了几下，“北进苏联，我停留在言论上。当然，言论就是造舆论，所以我认罪。但是，广田君却体现在行动上。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日军与苏军在张鼓峰发生的武装冲突，史称张鼓峰事件，是广田君和天皇陛下挑起来的。那年六月，他以外务省的名义向近卫内阁写了报告，为了摸摸苏联的军事实力，主张对苏联发动一次试探性的武装进攻。战事发生之后，广田君还兴致勃勃地与当时的陆军相坂垣征四郎君赴前线督战。坂垣君是四十六名被告之一，法庭可以提审他，我说的一点不假。那时，我出任驻英国大使，八月上旬回国述职时，是近卫首相将这一情况告诉我的。他还说，张鼓峰这一仗日军损失惨重，苏联的军事实力不可小看，近卫君的秘书牛场友彦先生在场作记录，有案可查，广田君，你必须老实交代！”
广田微低着头，感到无法抵赖，只好说：“我认罪。”
古诺尔与向哲浚、布雷布纳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这个问题追查得差不多了，就让三个被告看了两本记录，一一在上面写上“情况属实”，并签了名。
三个被告被押走之后，向哲浚兴奋他说：“很成功！请布雷布纳先生转告基南先生，让被告相互揭发，可以发现他们许多新的犯罪事实。”
下午，在同一间审讯室，让广田弘毅、永野修身、贺屋兴宣相互揭发。古诺尔他们首先追查广田炮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问题。
广田像雷击一样一惊，心里暗暗叫苦：“我的天！这个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他交代说：“《何梅协定》签订之后，我向冈田首相建议，日本要想全面控制华北地区，最好的办法是设立一个统管华北地区的行政机构，名为中国人掌权，实为日本人控制的政务委员会。我的建议得到冈田首相的重视和天皇陛下的圣准，并把这个政务委员会的组建任务交给我。”
他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他打电话给在华北的梅津美治郎，要他以日本政府代表的身份，与中国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何应钦谈判。日本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方面取消上述两个委员会，成立新的政务委员会，辖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和北平、天津二市；政务委员会为半独立性机构，日本政府可以直接与其进行接触；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由中国方面指派，副委员长由日本方面推荐。梅津要挟说：“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些条件，就是无视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的存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中国政府负责。”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压力下，同意满足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派宋哲元为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日本推荐汉好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为副委员长，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不久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宋哲元感到自己有职无权，更不愿意与汉奸们同流合污，半年后就辞去了委员长职务，日本政府擅自任命王克敏为委员长，华北实际上成了完全由日本控制的第二个伪满洲国，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敞开了方便之门。
广田生怕引起永野和贺屋的揭发，说道：“这都是我的罪过，与永野、贺屋二君无关。”
向哲浚说：“广田你交代，你们与这个政务委员会进行过哪些接触，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
广田沉思一会，交代说：“一九三六年四月中旬，我以首相名义派人去华北政务委员，要他们拿出五十万斤粮食和二千匹布匹支援蒙古自治军政府。”
向哲浚极感兴趣地问：“你派谁去执行这一任务？”
广田讷讷说不出口：“老了，记不得了。”
古诺尔说：“这么大的事怎么记不得？你是不愿意抱老实态度把问题说清楚！”
广田这才说：“是永野修身君，他当时是海军相。”
“是派我去的。”永野承认，“当时我向广田君提出，这种事应由外务省派人去办，他说他是首相兼外务相，不便出面，外务省次官掘田谦介因病也不能去，我只好勉为其难。我到了北平，刚把事情办妥；广田君又打电话给我，要我去蒙古自治军政府所在地德化市，要德王以自治军政府首脑名义出访满洲国。后来德王去了，并与满洲国外交部签订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蒙满同盟协定》。”
“是你们把一个完整的中国弄得支离破碎！”向哲浚很气愤，“广田你交代，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所谓蒙古自治军政府是怎样建立的？”
广田感到明哲保身不行，于是说：“这是永野修身君和贺屋兴宣君一手干的。贺屋君当时是华北开发总会总裁。”
贺屋很恼火：“是你广田君派永野君和我去干的。我们有责任，但负主要责任的是你。我们接受你的派遣，先要德王调动二万军队进攻察哈尔省东部地区，再建立蒙古政务委员会，三个月之后成立以德王为首的蒙古自治军政府，用成吉思汗纪年，悬挂蓝底红黄白条旗帜为所谓国旗。这纪年，这旗帜，是你亲自制定的。这个政府成立的那一天你发表宣言，说该政府是独立政权，脱离中国政府的领导。你还致电德王，对这个政府的成立表示祝贺。”
永野交代：“我补充交代一点，广田内阁还为建立蒙古自治军政府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广田君授意秘书龟井辉一郎先生起草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有了满洲国、蒙古自治军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就为全面进攻中国创造了财力、物力和地域上的条件。’我在龟井先生那里见到原稿，这段话是广田君亲笔加上去的。”
古诺尔问广田：“这段话是你加上去的吗？”
广田说：“记不清楚了，可能是我加上去的。”
向哲浚问：“你们还与华北政务委员会有哪些接触？”
“记得还有一次接触。”广田交代，“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派外务省次官掘内先生去北平，要华北政务委员会侦缉中国爱国学生的反日行为，当时，北平有两千多大学生在新华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高呼‘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取缔汉奸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取缔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取缔汉奸政权蒙古自治军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这自然是对日本全面进攻中国不利，我们非常憎恨，就派掘内先生去北平。几天后，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在日军的配合下，秘密逮捕爱国学生四百余人，其中有半数人被秘密处死，其余的人押往满洲国挖煤炭。”
他说：“以后就没有接触了。第二年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军正式占领华北地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作用就不大了。”
向哲浚顺藤摸瓜：“你们三个人对卢沟桥事变各负有什么责任？”
广田一阵昏眩，好一会才恢复了意识，只有发青的嘴唇还恐怖得微微颤动着。他想了想，进行狡辩：“交代这个问题的应该是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先生，遗憾的是他已经自杀身亡了。”
向哲浚说：“近卫畏罪自杀了，他写的手记还在。你们狡辩不了！”
三个被告变得紧张起来。广田吃惊地张开嘴，贺屋不安地搔了搔秃顶脑袋，永野惶然地搓着两只手。
向哲浚拿出近卫遗下来的五本手记之一的《第一届近卫内阁与日华战争》翻了几页，然后说：“近卫在这本手记里说，昭和十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上午九点，我与外务相广田、大藏相贺屋和联合舰队总司令永野交谈全面进攻中国的事。”
他放下近卫的手记：“下面的话就不念了，看你们的态度老实不老实！”
广田一阵惊慌过去，只得老实承认：“交谈时，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全面进攻中国的条件已经俱备，只需找个借口就行了。到底找什么借口好，永野君说了他的意见。”
永野也不得不交代：“当时的北平、天津两市，已处于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北平的东、北、西三面，都由日军和殷汝耕部控制，仅西南一角尚在中国军队驻防之下。位于平汉铁路上的卢沟桥，成了北平通往中国内地的唯一门户。我认为，如果日军占领卢沟桥，就可以孤立北平和天津。日本全面进攻中国，应以卢沟桥为突破口。我只说了这些话。至于找什么借口，是贺屋君说的。”
“是，是我说的。”贺屋害怕得牙齿不停地打哆嗦，“我说日本可以于深夜在卢沟桥附近胡乱开一阵枪，就说中国军队进攻日军，并抓走了日本军人，要中国军队把抓走的人交出来，中国军队自然交不出人，日军就可以与中国军交战。近卫君说，这意见不错，可供梅津和多田二位参考。”
他显得有几分沉痛：“梅津和多田君基本上按照我的意见办。七月七日晚上，他们指使驻扎在丰台的日军一个大队在卢沟桥进行挑衅性质的军事演习，谎说宛平县城内的中国驻军向日军连发数枪，致使日军演习部队的一名士兵失踪，强行进入宛平县城内搜查。日军的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于是，日军就于当晚包围了宛平城。第二天凌晨五点，日军发动攻城战，驻防卢沟桥一带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冯治安师奋起自卫反击，日华战争爆发了。”
他起身向三名法官一鞠躬：“我有罪！”
基南和韦伯对由被告相互揭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不仅要求各法律代表团确定有关的被告相互揭发，而且于十七日下午，把负责起草东条英机起诉书的美国法律代表团团长盖萨特，负责起草坂垣征四郎起诉书的中国法官易明德，负责起草东乡茂德起诉书的印度法官梅农请来，向他们介绍古诺尔等人由被告相互揭发的情况。基南说：“东条英机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为了进一步查清楚他的犯罪事实，并追查其他人的战争责任，必须通过与发动太平洋战争有关的被告相互揭发。”
他说：“对坂垣征四郎和东乡茂德的起诉书，显得分量不足，也只能通过被告相互揭发，掌握新的罪证再重写起诉书和重新起诉。”
他列举有关的被告是：东条内阁的外务相东乡茂德，大藏相贺屋兴宣，海军相嶋田繁太郎，司法相岩村通世，工商相岸信介，国务大臣铃木贞一和内阁书记官长星野直树。
韦伯补充说：“还应该加上被告木村兵太郎和坂垣征四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木村是缅甸军总司令，坂垣是第七方面军总司令。”
对这些被告相互揭发的审问，由盖萨特、易明德和梅农三人负责。”
第二天上午八点，他们将东条、东乡、嶋田、贺屋和岸信押到第二十二审讯室。参加审问的除了两名记录员和英语。日语翻译各两人外，还有两名印地语翻译。
盖萨特说：“法庭把你们五名被告一道押来审问，是为了进一步弄清楚你们是怎样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你们每个人要承担的责任。当时东条是首相，你就先交代。”
东条血液凝固，心脏紧缩。在预审中，他多次接受过审问，也要他交代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问题，他躲躲闪闪说了一些，现在还要进一步交代，脑子里却像装着一团乱麻，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更何况还要追查每个人应承担的责任，说话更要慎重。他用乞求的目光望着三位法官，语调恳切的问：“能允许我吸一支香烟吗？如果你们认为吸完一支香烟会耽误时间，允许我吸几口也行。”
盖萨特问易明德和梅农：“二位的意见呢？”
易明德说：“让他吸几口吧！”
梅农说：“让他边吸烟边交代。”他面向东条，“你满口假牙，说话口齿不清，慢点讲。”
东条深深吸了两口烟，把乱糟糟的思想调理一下，开始交代：
“发动太平洋战争早在近卫文麿第三届内阁就开始策划了，当时由于是北进苏联，还是南进东南亚地区，意见不统一，加之天皇陛下也对南进犹豫不决，事情就搁下来了。”
易明德问：“你主张北进还是主张南进？”
“我主张南进，认为苏联很快会被德国打败，无需日本出兵配合进攻。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错误的。”东条说，“昭和，对了，你们习惯用公元纪年。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八日，我出任首相。第二大，我把海军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先生于同年一月八日写的《南进东南亚之作战设想书》拿出来又看了一遍。《设想书》说南进的第一仗是进攻珍珠港。为了使这一仗打得猛，旗开得胜，日本应出动第一和第二航空舰队，一个鱼雷舰战队，一个潜水艇战队，将美国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彻底击沉，将停落在机场的飞机彻底击毁，《设想书》最后说，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做到这一点。这一战，必将使美国海军和美国人民的士气沮丧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这一战，美国必将无可奈何地将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拱手让给日本。我出任首相的第四天，即十月二十二日上午，我与海军相嶋田繁太郎君，外务相东乡茂德君，听取了山本先生关于进攻珍珠港的详细汇报，嘱咐他加紧作战准备，并对他说了一番鼓励的话。”
他吸完一支香烟的最后一口，接着说：“当天下午，我拜谒了天皇陛下，竭力推荐山本先生的《设想书》，陛下看了《设想书》，起身在御览厅踱了几步，对我说，事关重大，朕得与有关人士磋商磋商，再召开御前会决定。”
易明德说：“东条你交代，你们进攻珍珠港，是怎样使用阴谋诡计进行偷袭的。”
“可以说是阴谋诡计，但军事术语叫策略，或者叫计谋。普通人叫偷袭，军事家叫奇袭。从古到今，任何军事家都有麻痹敌人的本领。”东条说，“关于怎么样麻痹美国，都是东乡君出的主意。东乡君也来了，由他交代。”
东乡一怔，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他从东条的话里，咀嚼到了“伴君如伴虎”的滋味。他沉思片刻，交代说：“当时日本和美国正在进行和平谈判，为了麻痹美国，我向东条君提出，最好增派曾出任意大利、德国大使的外交老手来栖英丰先生为驻美大使，协助已在美国任大使的野村吉三郎先生开展日美和谈。来栖先生赴美时，我给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赫尔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我在信中说，日本史无前例地派两个大使出使美国，一是对贵国的无比尊重，二是对日美和谈的无比诚恳。”
他说：“美国果然上当受骗。尽管日本的南进军队已处于枕戈待旦的战备状态，但据我们掌握到的可靠情报，美国仍然麻痹大意，在战备上没有采取具体的防卫措施。美国的一百五十万陆军，其中有一百万兵力还正在训练，星期日陆海空三军照常休息。”
他顿了一会儿又说：“美国受骗上当的另一表现是，几天后，我收到赫尔先生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贵国派两位大使出使美国，说明贵国不愧为美国的忠实而真诚的朋友。我对美日和平谈判充满了信心，和平的曙光即将以灿烂的光芒照耀着贵国和美国。”
东乡把话锋刺向东条：“我将赫尔先生的信交给东条君看后，他哈哈大笑一声，说美国人可恨可鄙又可欺。他要我马上接见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先生，并要我对他说，日本原来提出的美国必须彻底放弃对中国重庆政府的支援，可以改为减少援助。美国能够接受这一条，日本决不会侵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日本提出的其他和谈条件，都可以让点步。他是首相，我自然遵嘱照办。”
盖萨特狠狠瞪了东条一眼：“东条！东乡说的是不是事实？”
东条微低着头回答：“他没有虚构。”
“东条你继续交代。”盖萨特说。
东条像个背负着政治十字架，自觉难受的圣徒，感到精疲力竭。他强打起精神，交代说：“十二月一日上午，天皇陛下终于圣准了日本进攻东南亚地区的作战计划。第二天，陛下接见山本五十六先生，向他下达出击珍珠港的命令。陛下下达命令时；我在座。”
易明德说：“裕仁先生下达的命令内容，你还记得吗？”
“事关重大，不仅记得，而且背得出。”东条说，“陛下的命令言简意赅：‘值此下令出师之际，朕将统帅联合舰队之重任托付于卿。唯联合舰队之责任至为重大，此举成败乃关系到帝国之兴亡，望卿发扬多年来训练舰队之成绩，主动出击，消灭珍珠港之敌军，威震国内外，以不辜负朕之信任！’陛下下达命令之后，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封信摇了摇，对山本先生说：这是一个小时前收到敌总统罗斯福写给朕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表示一定认真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使美日战争即将爆发的预言，在两国和谈成功的欢呼声中彻底破产，陛下说，敌人的麻痹对卿出师非常有利，胜利属于卿，属于朕，属于日本大帝国。”
东条说：“当时山本先生无比激动，向陛下和我各鞠一躬，举手宣誓说：适值开战之前，蒙陛下优渥，赐予圣谕，不胜感激，臣拜受天命，决心率领联合舰队全体将士血战到底，坚决贯彻出师之目的，以应陛下之圣命！”
他对自己的受审一直很痛苦，下面的话就流露出这种感情：“山本先生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在太平洋指挥作战，乘飞机经所罗门群岛上空飞往腊包尔时，被美军的炮弹击中阵亡，他没有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他是幸运的。”
盖萨特训斥他一句：“东条你死有余辜，活该受审！”
“命运，命运！”东条叹息一声，“我是在劫难逃。”
梅农手在桌子上拍了拍：“不要把话扯远了！东条你交代，对发动太平洋战争，你负有什么责任？”
东条迟疑了一会，原来，五天前，基南的老朋友。日本宫内府顾问松平康昌，征得基南的同意，给在狱中的东条捎去一封秘密信。松平在信中说：“你是天皇陛下十分器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现在是以自己主动承担发动太平洋战争责任的大无畏精神，来报答陛下的圣恩。切记，这同样是国际法庭首席检察官基南先生的意见。”东条把信毁掉后，整整思想斗争了一大一晚。东条毕竟对天皇是忠诚的。于是，他说：“我负有说服天皇圣准发动这场战争的责任。发动这场战争，实在不是天皇的本意。”
“是不是天皇的本意暂且不说。”易明德说，“但你东条负有主要策划责任！”
东条抵赖：“若要追查谁负有主要策划责任，法庭就来一次鞭尸审问。”
“什么意思？”梅农问。
东条说：“审问已自杀死去的前首相近卫文麿先生。我与在座的几位内阁成员一样，都只负有一般的战争责任。”
东条的后一句话，激起贺屋的反感，他说：“我们作为内阁成员，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负主要策划责任的不是死去的近卫先生，而是你东条君。太平洋战争开战前一个多月，你就要我筹措大量的粮食、布匹、石油和钢材。我只好向中国的南京政府要，因为数字大得吓人，一个月过去了，粮食和布匹只完成任务的一半左右，石油和钢材只完成百分之三十多一点，你大发脾气，说我对发动太平洋战争有抵触，要撤我的职！不得己，我只好亲自去向南京政府要。战争打响以后，你又要我去刚被日军占领的泰国、束埔寨、菲律宾等国筹措这些物资。”
嶋田说：“我同意贺屋君的观点，发动太平洋战争，我们有罪，东条君更有罪。”
他揭发：“开战前一个月左右，东条君把我、把已自杀死去的参谋总长杉山元先生和山本五十六先生叫到首相府，一连五天，夜以继日地纠集军队。你是首相兼陆军相，陆军的纠集由你一手筹划，‘南方军总司令部’，这个名字是你取的。南方军下辖五个方面军，十四个军，四十六个师团，三十二个旅团。航空总军也是你亲自纠集的，计有五个航空军，十三个航空师团。我当时对你说，南方军的兵力比中国派遣军多一倍多，有必要吗？你说‘要打败美英两个敌人不容易，我还嫌少了呢！’因此，你又从中国抽调六个师团参加南方军。”
嶋田说：“我是海军相，海军由我纠集。我想，除了山本先生的联合舰队以外，再纠集一个舰队就够了。你批评我轻敌。于是，我就纠集两个舰队，即南西方面舰队和南东方面舰队，下属八个普通舰队，六个特别舰队和十一个航空舰队。”
他接着揭发：“东条君那时真是趾高气扬，你说打败美英两国，使太平洋地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是你的终生愿望；这一愿望实现了，你就退休，只要史学家能在日本现代史上写上‘东条英机是太平洋战争的策划者和直接指挥者’这句话，你就死而瞑目了，这些话，你在内阁会议上说过多次。”
“他是说过多次。”岸信和岩村证实。
盖萨特问：“东条！他们说的是不是事实？”
东条只觉得心在剧烈地跳动，又在心底里呼叫一声：“我的天！”但他很不老实：“我是贪天之功为己有。众所周知，整个太平洋战争陆战少，海战多；而几次大的海战，如一九四二年五月的中途岛海战，同年六月的阿留申海战，同年八月的萨沃岛海战，都是嶋田君直接策划和直接指挥的。”
嶋田一怔，旋即说：“不错，这些海战都是我接受东条君的派遣，或与山本海军大将，或与山川中一海军中将直接指挥的，但是，臣无旨不敢僭先。由于出师不利，这几次海战，日军损失严重，你在电话里对我大发脾气，说我是形同虚设的海军相。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你偕同秘书专田英之助、助手松本立山飞往刚由日军占领的萨沃岛，亲自部署了集中六个普通舰队、四个特别舰队、五个航空舰队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九月攻势、十月攻势和十一月攻势，这些，被关押在巢鸭监狱的山川先生可以作证。因为山川还没有被列为被告，故我仍称他为先生。同样，仍在首相府供职的专田、松本二位先生也可以作证。”
他接着说：“日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前夕，东条君从东京打电话给我，命令我派八十架轰炸机炸毁岛上东南两个机场。同时你又偕同专田、松本先生飞抵前线指挥部，直接指挥日军在该岛登陆。日军占领该岛之后的十二月二十八日，你领着我和山本、山川两位将军，以及专田先生拜谒天皇陛下。陛下在表扬你的战功的同时，说以后凡是大的战役，都必须由你亲自指挥。当时，东条君激动不已：承蒙陛下赐予圣谕，终生难忘。臣拜受天命，决心亲自指挥太平洋战争中各大战役，以胜利应陛下之圣命。”
易明德间东条：“对嶋田说的这些你是否有辩驳的余地？”
过分的恐惧使东条的眼睛发呆。他无法辩驳，把头沉沉地垂在胸前：“我反正是死，没有辩驳的必要了。”
他把头抬起来，用气急败坏的眼光望着三个过去的下属，现在的对手。想当年，他对他们是那样信任，是那样器重；而他们对他又是那样尊敬，那样崇拜。现在，他们却要把他往死亡线上推。他不能容忍，把眼光转向三位法官：“按照你们说的，从言论上鼓吹向外扩张，也犯有破坏和平罪。东乡、岸信、岩村三位就犯有破坏和平罪。”
他揭发，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和中期，东乡写了《论重新划分亚洲领土》、《论日本是太平洋地区之主宰者》两部著作；岸信写了《论神圣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修订再版时改名为《论神圣的大东亚战争》，以及《工商界应全力支持大东亚战争》和《亚洲是日本人之亚洲》两篇文章；岩村写了《南进东南亚和主宰东南亚》、《全力支持大东亚战争是司法界的神圣职责》、《也论亚洲是日本人之亚洲》三篇文章。
东乡的脸在一瞬间失去了血色。这种异样的死人白，仿佛向他冰凉的心底注了一剂报复剂。他用讨好的眼光望着三位法官：“请问，纵容和支持任意杀人，是不是犯罪？”
梅农回答：“同样是违反人道犯罪。”
东乡揭发：“那么，东条君就犯有违反人道罪。一九四二年九月，已被处决的山下奉文君制造的巴丹死亡行军，致使六千二百多名美国俘虏、三万一千四百多名菲律宾俘虏死于行军途中。美国联合通讯社披露这一犯罪行为之后，我与岸信君都向东条君建议处分山下君。可是，东条君不同意，他说：‘战争是残酷的，死几万人算不了什么！’不知岸信君是否记得这件事。”
“记得。”岸信说，“当时东条君还说，残杀是震慑和制服敌人、取得战争胜利的手段之一。”
岩村紧接着揭发：“同样，已被处决的本间雅晴君，指挥日军占领马尼拉之后，在马尼拉实行野蛮的大屠杀，致使十六万二千多名美国人和菲律宾人死于非命，我和当时的国务大臣、四十六个被告之一的铃木贞一君感到这种大屠杀势必遭到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一道去见东条君，建议追究本间君的杀人责任。他不仅不同意处分本间君，而且说我和铃木君心慈手软当不了元帅。”
他顿了一会儿，又说：“由于东条君纵容和包庇肆意残杀无辜的犯罪行为，以后又出现了杀害一万二千六百余人的仰光大屠杀，杀害一万四千二百余人的金边大屠杀，杀害九千八百余人的新加坡大屠杀！”
东条脸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惶恐，这样的活着不如早点死去。他明知不可能，却哀求说：“你们现在就处死我吧！”
“现在还不是时候。”盖萨特说，“待法庭把你的犯罪行为一一查清了，当你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确是恶贯满盈，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确是死有余辜时，才能让你口服心服地死去！”
“我可以去死，但不会口服心服。”东条仍不服输。
盖萨特很生气：“你还想与同盟军再决一死战！”
东条说：“如果我是征服者，也会说这种话。”
盖萨特厉声说：“可你偏偏是个失败者，是个受审者，只能老实认罪！”
下午，三位法官让东条、铃木贞一、星野直树、坂垣征四郎、木材兵太郎相互揭发。
东条似乎心中有数，显得很沉着：“我什么也不想说了，让他们揭发我吧！”
自然不能由东条安排。
易明德望了东条一眼，把眼光射向坂垣征四郎：“坂垣你交代，你为什么要制造新加坡大屠杀？”
坂垣一怔，刚刚汇集到心脏里去的血液，像汹涌奔腾的浪潮，一下子涌到脸上。他曾经为自己庆幸，对他的起诉没有说及新加坡大屠杀的事。
他思考了好一会儿才说：“新加坡战役是我指挥的，敌方是英军驻新加坡司令白思华将军指挥的十万兵力。我指挥六万日军打了一个多月未能占领新加坡。东条君在批评我指挥不力的同时，秘密飞抵新加坡东面的岛屿大特孔岛，亲自纠集九万陆军和一个航空舰队，并作了具体的作战部署，他才飞回东京。我按照东条君的部署，又打了近一个月，白思华将军在四面被日军包围而走投无路时，偕同手下的三个军长手擎白旗，去武吉智利福特汽车厂，向日军举行投降仪式，才结束了两个月又十八天的战争。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后，改名为昭南岛。”
易明德说：“我们要你交代的是为什么要制造大屠杀？”
坂垣交代说：“具体负责进攻新加坡首都作战的是近卫第二师团长久野村桃代先生，他见打了五天五夜英军还在顽强抵抗，日军死亡近万人，一气之下，杀了九千八百多个投降的英军和新加坡人。我有责任，因为我没有明确制止杀人，只对久野先生说不宜杀人过多。”
易明德问：“你说不宜杀人过多，是个怎样的数字概念？”
“不超过一万人。”板垣说，“其实，即使只杀一百人也够多的了，我有罪！”
他瞟了垂头丧气、两眼微闭、死猪般的东条一眼：“东条君说过，战争是残酷的，杀几万人算不了什么！好在我没有听他的话。”
东条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自己像掉进了万丈深渊；心里的升降机失去了控制，一下子沉到了地底。他咽回自己“我什么也不想说了”那句话，说道：“坂垣君说他好在没有听我的话，只在新加坡杀了九千八百多人。那么，你出任驻华日军总参谋长时，在第一次长沙战役中，为什么杀了一万六千五百多个中国俘虏和二万五千四百多个平民百姓？”
坂垣像坐在烈焰腾腾的火炉上一样焦灼不安了。他似乎有几分懊悔，自己不该触及东条。看来，他并非死猪一头。
“那是直接指挥第一次长沙战役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茨先生干的。”坂垣诡辩，“这次战役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开始，到十月十四日结束，历时一个月。为了打好这次战役，我从南京飞往南昌指挥，驻华日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君飞往武汉指挥。这场大屠杀过后一个多月我才知道。但我丝毫没有责备冈村先生不对。”
“坂垣君你不要狡辩！”东条说，“那年十月二日下午，你从南昌飞抵岳阳，再去长沙北郊小镇捞刀河督战，冈村先生和第三师团长辰己荣一先生在捞刀河一带制造大屠杀，是你直接指挥的。”
易明德问：“是不是你直接指挥的？坂垣！”
“是的。”坂垣无法抵赖，“幸好我在捞刀河，不然，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残杀呢！因为冈村和辰己二位都主张杀足五万人。”他脑袋晃了晃，似乎在表功。
接着，梅农追查木村兵太郎对仰光大屠杀应负的罪责。木村已预料到会追查这件事，思想有所准备。他说：“我负有对下属教育不严的责任。”
“不对！”梅农说，“你负有直接指挥杀人的罪责。”
木村说：“直接指挥这场大屠杀的是第二十八军司令官樱井省三先生，他在押，法庭可以提审他。”
“是亲有三分相顾。”樱井省三与铃木贞一是连襟，他得维护樱井：“仰光大屠杀过去一年以后，驻缅甸日军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本多政材先生因病回东京医治，我去医院看望他，顺便问及仰光大屠杀的事。他告诉我，木村君指挥日军进攻缅甸毛淡棉时，受到英缅联军的坚决抵抗，日军有六千三百多人战死。木村君很气愤，就对樱井先生下达屠杀俘虏的命令。”
“我下达屠杀俘虏的命令？”木村在惶恐中否定，“根本没有这回事！”
“有这回事！”星野直树揭发，“你是口头下达命令的。当时我作为内阁书记官长，与铃木贞一君一道，受东条君的派遣，去仰光前线了解进攻缅甸的战况，为以后写《大东亚战史》作准备。你下达命令时，我和铃木君在场。你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为了告慰在毛淡棉战役中牺牲的将士的英灵，可以杀一批英缅联军俘虏！”
铃木说：“星野君说的完全是事实。樱井先生问你杀多少人？你说，日军阵亡六千三百多人，加一倍，就杀他一万二千六百多人！”
被人揭罪行比揭伤疤更痛苦万分，木村悚然自危了。他不甘罢休，在承认下达过杀人命令的同时，揭发铃木和星野：“铃木君和星野君还主张多杀呢！铃木君主张加两倍，星野君主张加三倍，我害怕追查没同意。星野君说，怕什么！东条首相就主张杀人。铃木君也说，南京大屠杀，杀了几十万人，天皇陛下和当时的近卫首相就不主张追查责任，你怕什么！”
“其实，星野君早有杀人犯罪。”东条揭发，“一九三五年你出任满洲国总务长官时，你就直接指挥在长春杀了三千多个所谓好战分子！当时，我是关东军参谋长，这事我一清二楚。”
“让被告相互揭发进行整整一个月，揭出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侵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某些内幕，也揭出了被告们许多鲜为人知的犯罪行为。法官和工作人员一个月来的辛勤工作，获得了极大的报赏，整个国际法庭沉浸在工作卓有成效的喜悦里。
七月十六日下午，基南和韦伯召集各国法律代表团团长开会，研究怎样使被告的相互揭发深入下去。基南欣喜他说：“让被告相互揭发，是获得被告新的犯罪证据，使每个被告的犯罪行为进一步明朗化的成功经验。因此，国际法庭决定将这一工作延续下去，深入下去。延续的时间可以到被告之间没有新的犯罪事实可揭为止。至于怎样深入下去，来个集思广益，请诸位团长先生发表高见。”
“让被告相互揭发应该延续和深入下去。”梅汝璈发言，“中国有句成语叫‘以毒攻毒，’就是用毒药医治病毒。这句成语出自明代学者陶宗仪的《辍耕录》：‘骨咄犀，蛇角也，其性甚毒，而能解毒，盖以毒攻毒也。’让被告相互揭发，就是以毒攻毒。”
“比喻十分恰当。”格伦斯基笑笑。
梅汝璈继续说：“至于怎样使这一工作深入下去，我提三点浅见，供诸位先生参考：一是从已掌握到的被告罪证中发现新的追查线索；二是把相互揭发扩大到没有被起诉的其他在押战犯；三是要善于在二者之间树立对立面，善于在二者之间制造矛盾，激起他们的相互揭发。”
基南赞赏地点点头：“梅先生说的三点意见很好。”
他说到这里，布雷布纳来到会议室，告诉基南和与会者，东京发生五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口号是：“反对饥饿要饭吃！”“强烈要求废除封建腐朽的天皇制！”“强烈要求追查天皇的战争责任！”
如同一声惊雷，震撼着大家的心。由于立场观点不一样，有的感到惊喜，有的感到惊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