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刑文职战犯广田弘毅(4)





  事变后,就继任首相人选,有两个考虑,其一是近卫文,另一即是广田弘毅。近卫文是公爵出身,与军部和右翼势力联系密切,并且在国内声誉较高,颇受重臣西园寺的赏识。但近卫文考虑到当时军部内斗剧烈,又得处理棘手的“二二六”事变的善后,他不想在情况不明的时候去趟浑水,因而就以生病为由,坚辞不就。元老重臣西园寺转而考虑到广田弘毅,一方面广田任外相时,极力配合军部的对外政策,应能为军部所接受,另一方面他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应能处理好对英、美等国的关系问题。因而,西园寺就委托近卫征求广田的意见。若在平日,能当上大权在握的首相,自然是一件风光的事,但这时,傻子也能看出情况的错综复杂,尤其是已有首相(犬养毅)被极右势力暗杀之先例,广田当然也不会甘冒此风险,因而他以“难以胜任”为由而拒绝。但在西园寺的坚持下,最后广田不得不接受组阁重任。

  3月5日下午,广田弘毅拜谒天皇,接受了组阁大命。广田弘毅的组阁工作开展得很不顺利,法西斯右翼力量不断扩张的陆军以推荐主张对华强硬的寺内寿一大将入阁任陆相为条件,并且提出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革新外交四项要求。吉田茂等“带有自由主义色彩”人员的入阁,则受到军部势力的极力抵制,广田弘毅最后不得不屈从于军部的压力,将吉田茂等4人排除在内阁人选之外。到3月9日,所有阁僚人选才最终确定。

  广田“傀儡内阁”在组阁声明中广田弘毅宣布,新阁内将奉行“革除以往弊政,积极主动调整国际关系”的方针,这实际上就是完全接受了军部之要求。可见,广田弘毅内阁从一开始就揭开以前的虚伪的“亲善”面纱,在军部的压力之下,赤裸裸地进行对内的法西斯统治和对外的扩张侵略,成为极具军国主义色彩的“军部傀儡内阁”。

  广田弘毅上台后,采取一系列强化法西斯体制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1936年5月,恢复了“军部大臣须由现役中将及以上者充任”的规定。在军部大臣的任用上,日本历史上也曾实行过从现役军官中选拔的制度。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扩大了军部大臣的任用范围,规定预备役、后备役将官也可出任军部大臣。从此,这种制度就被延续下来。广田内阁陆相寺内寿一建议修改这项制度为“军部大臣只从现役将官中任用”,不再从预备役、后备役中选拔,这就恢复到1913年改革之前的规定。

  “军部大臣现役制”的重新确立,使内阁与现役部队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现役军队可以通过成为阁僚来推行其战争政策,同时也为现役军官的提升拓宽了范围,激励其“战场立功”。广田弘毅通过了寺内寿一的要求,并于1936年5月18日公布施行,从而大大加强了军部通过现役陆、海军大臣对内阁的控制,更加直接地贯彻军部的侵略政策。

  除此以外,为了压制国内的民主运动、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控制,广田内阁还制定实施了《不稳文书取缔法》、《总动员秘密保护法》和《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为法西斯专政服务的法律法规。

  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五相会议”,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该《纲要》的目标是,“内求国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而达到此目标的具体方针则是,“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也向南海扩展”。这一“国策基准”实际上即主张“南进”又不放弃“北进”,企图二者兼顾以期消除长期以来日本陆海军在此问题上的争议。以此为指导,日本政府开始积极进行扩军备战活动。

  陆军专门制定了扩军的五年计划,准备充实空军的装备技术和增加关东军的兵力,海军则制定了一个庞大的造舰计划,以加强海战能力。广田弘毅提出了“广义国防”的口号,将扩充军需工业、发展军国主义教育甚至发展对外贸易等各方面都纳入“国防”体系——实际上的战争体系——进行备战工作。

  除了进行备战外,广田内阁还进行了中央机构的巨大改革。1935年9月21日,陆相寺内寿一伙同海相永野修身向广田弘毅提出“庶政一新”的改革方案,提出“设立掌管有关重要国务的调查,统辖预算的控制调整等事务的机关,改组、强化内阁首相管理下的情报委员会,并将其统一合并于该机关。该机关的长官,可列为阁僚”;“设立掌管有关统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务的机关,由内阁首相管理”;“合并外务、拓务两省,强化与统制对外政策”;以及将议会完全变为辅助机关,削弱政党政治的能力,等等要求。其实质就是改革中央行政机构,否定政党政治,强化无制约的首相的权力,为实现独裁奠定基础。

  在调整国内机构,加强专制独裁机制建设的同时,广田内阁也不忘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寻找“国际支持”,为此,广田弘毅努力倡导加强与法西斯德国的关系。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为了不刺激采取绥靖政策的英、美政府,便以“反苏反共”为掩护,与德国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是日本走向国际法西斯联盟罪恶轴心的重要一步。

  推行侵华政策是日本历届内阁的重点,广田内阁也不例外。1936年8月11日,广田内阁通过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取得必要的军需物资,还提出了具体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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