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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深知自己积极参与了几乎全部日军侵华活动，又积极参与了侵略朝鲜及东南亚的活动，历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朝日军总司令等要职，一定会被作为战犯处理的，他想逃过英军对他的监控，逃往南美洲。于是，他向英军驻新司令官史密斯行贿了价值30万美元的白金、黄金和天然钻石。史密斯显然看透了板垣的心思，他先假意收下这份礼物，同时命令加紧对板垣的监控。
1945年12月，作恶多端的板垣征四郎终于作为战争罪嫌疑犯在新加坡被逮捕，押解至东京，关于巢鸭监狱候审。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板垣征四郎等28名甲级战犯开庭审判。地点就在东京市原日本陆军大本营的大讲堂。板垣征四郎被起诉犯有“破坏和平罪”、“杀人罪”、“分裂中国”等10项战争罪行。
对板垣征四郎的审判由中国法官担任主审。为了能尽量为自己减轻罪责，板垣与他的律师进行了多次商议，最后拟定了一个证人的名单，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曾是他的部下，他们事先秘密商议、互相串供，企图尽量为板垣洗脱罪责。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基南与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新西兰法官罗斯克罗夫特、美国检察官达尼甘等人，见到板垣的证人名单后，立即商议对策，他们开始想到板垣的故交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与板垣交往密切，而且两人一起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石原应该清楚板垣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当时石原患上了膀胱癌已是晚期，他们希望石原在人之将死时，能够反醒自己的罪行，与法庭合作，交待实情。岂料石原拒不合作，亦不悔悟。
这一办法行不通后，中国法官梅汝、向哲浚经过积极争取，获得了另一有力证人——被苏军俘虏的“满洲国”“皇帝”溥仪，他愿意出庭作证。
经过充分准备，对板垣的审判终于拉开了帷幕。
一开始，板垣仗着有自己的部下作证、替自己说话，气焰颇为嚣张。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刚控诉完板垣自1931年起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板垣的律师团立即要求传证人出庭为板垣“作证”。
打头阵的是岛本正一，此人是九一八事变后，指挥日军守备队进攻中国军队的联队长。他证明说九一八事变纯属突发事件而非事先的预谋，并且说当时“日军只是采取了自卫行动，不是板垣、土肥原、石原几个幕僚所能策动的”。
中国法官梅汝见他满嘴胡言，当即质问他当晚在哪里，干什么。这个问题他提前还没来得及串供，因而不及细想就说：“那晚，我去一个朋友家赴宴，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后就得到满洲事变发生的报告。”
机敏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抓住这个空子，立即提出：“审判长，证人岛本既然声称他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醉酒的人又能证明什么呢?”
审判长韦伯见中国检察官批驳得有理有据，切中要害，便同意了请求，于是令宪兵将岛本拉了下去。
板垣其他证人如法炮制的串供，因为拿不出什么证据来确实地证明板垣的无罪，所以法庭决定不予采纳。
随后，法庭传溥仪出庭作证。溥仪作为“满洲国”的“皇帝”，详细陈述了板垣和土肥原一伙如何诱骗他到旅顺，如何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他，最终炮制出“满洲国”的经过，并且详细揭露了日军在东北的侵略罪行。
除了人证以外，中国检察官还提供了许多重要物证，包括日本外务省所藏档案中的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五相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记录和决议，关东军与大本营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的日记等重要材料。依据这些有力的人证、物证，不仅推翻了板垣证人团炮制的伪证词，而且驳斥了板垣为自己开脱而向法庭提交的长达48页的自辩书。
面对确凿的证据，板垣再也无法抵赖或是狡辩了。经过长达两年的法庭调查审理后，法庭认定板垣征四郎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扶植“满洲国”，制造内蒙、华北“自治”运动；率军在七七事变后，扩大侵华战争，任陆军大臣期间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并扶植“汪精卫政府”分裂中国；另外，对日军侵略苏联领土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战争政策，奴役占领区人民，等等罪行，事实俱在，证据确凿。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板垣征四郎“进行了对中国、美国、英联邦、荷兰及苏联实行侵略战争的阴谋，他明知这些战争是侵略战争却积极发动，并在其实行中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同时，法庭还判定他犯有“违反战争惯例和违反人道罪，对于南洋群岛占领区数千人的死亡和痛苦，犯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庄严宣判的时刻终于来临，板垣也许深知自己的罪孽深重，他自跨入法庭大门的那一刻，便开始每走三四步鞠一个躬，鞠了五次躬后才来到被告席上。当他听到韦伯庭长宣判他绞首刑后，他手微微颤抖地缓缓摘下耳机，随后再次鞠了一躬，步履蹒跚地退了出去。
1948年12月22日，背负累累血债的板垣终于被送上正义审判的绞刑架，去偿还他的血债。他对教诲师沉痛吟诵道：“双膝跪拜神灵前，一心乞恕罪不浅。”
带着这番迟到的“悔悟”，在自己所犯的屡屡罪行前，板垣征四郎于1948年12月23日凌晨零时32分30秒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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