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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葵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进入外务省工作，1929年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他大力推行“积极对华”的侵略战策，在“济南惨案”中，采取威逼利诱之手段，炮制出《“济案”协定》重光葵，1887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他的大学是在东京帝国大学上的，主修法学。这所大学的毕业生有许多都进入日本外交界，并由此而踏上政坛。重光葵也不例外，他1911年从东帝毕业后，就被分配进入外务省工作。资历尚浅的重光葵一点点往上爬，先后历任日本驻德国大使馆外交官补、驻英国大使馆书记官、驻美国波特兰使馆领事、外务省参事官、外务省亚洲局第一课课长、驻北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驻德国大使馆参事官等职。
在青岛登陆的日军，准备向济南进犯有了一定的驻外经验和资历后，重光葵于1929年初被任命为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这是日本在中国所设的一个重要官职，尤其是1927年以后，就更显其重要了。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出面组阁后，大力推行“积极对华”的侵略政策。当时，中国国内掀起第一次国民大革命高潮，国共合作，挥师北伐。日本为了保证在山东的既得利益，同时希望控制东北，不愿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被国民革命军所剿灭，因而出兵入侵中国山东，企图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7年5月28日，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首次出兵4000人，入侵山东济南。次年4月25日，日本第二次增兵山东，第六师团5000余人从青岛登陆。5月4日，日军故意挑起并扩大事端，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杀害中国军民6000余人，打伤1700余人。以这一事件为借口，日本企图扩大战端，进而占领整个山东。日本的侵略活动造成日中关系的极端紧张，同时，“济南惨案”引起了中国和其他国家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光葵赴华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要性”可想而知了。
上任伊始，重光葵所做的首要事情即是如何尽量为日本争取利益的前提下，解决济南事件。
重光葵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于1929年3月28日，在南京签订了《“济案”协定》。《“济案”协定》包括撤兵照会两件、调查损害议定书一件、双方结束济案声明书一件，规定：济案损害问题由双方各任命同数委员组成共同委员会，实地调查解决；双方对损害赔偿采取宽大主义办理；日军两月内退出山东，日军撤退后，由中国政府负责保护日侨“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协定貌似公正，实则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因为“济南惨案”的主要参与和制造者均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在重光葵的活动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味妥协退让下，双方还发出了“济案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国交益臻敦厚”的声明，这使日本既达到了侵略目的，又摆脱了外交困境。
%%%九一八事变后，重光葵通过外交手段纵容和支持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一?二八”事变中，他一面申请增派援军，一面假意寻求谈判解决。恶有恶报，淞沪之战后，他终于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爱国志士炸成重伤
在济南立“功”的重光葵，1931年1月11日，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馆参事官兼驻上海总领事，并以参事官身份全权代理驻华公使之职。在重光葵任职期间，外交上，中日关系日趋和缓，双方开始就关税、领事裁判权和其他问题展开谈判，但日本国内以军部为代表的侵略势力，不断就武装侵略中国东北而兴风作浪。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日，关东军侵占了沈阳。同日，蒋介石因为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令张学良“坚决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当时代行驻华公使职务的重光葵就立即拜访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中方要求，为了避免局势恶化，应尽快寻求现地解决办法。重光葵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向当时外相币原喜重郎发电报，等待回复。就在他“等待”的时候，日本关东军的侵略正向东北全境扩大。重光葵面对这一情况的反应就可见他是真的想“寻求解决办法”，还是在积极配合日本关东军的侵略活动了。
他还直接对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顾维钧说：“锦州张学良的态度是危险的。为避免与日本冲突，张学良应迅速撤出锦州，而日军也不要再前进。我认为最好是在中间设置中立地区以避免冲突。”他的意思是让东北军撤走而尽量不激怒侵略东北的日军，这是何种霸道侵略的强盗逻辑。
但国民政府不想在东北与日军起冲突，因而接受了重光葵的“建议”，令张学良所率东北军主力撤至山海关内。关东军则乘机攫取了锦州和辽西大片地区，直逼山海关，不到五个月时间，我东三省之大好河山便全部沦入日寇之手。
日军侵占我东三省后，就开始积极拼凑“满洲国”的傀儡政权。为了转移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赴满洲调查的注意力，同时，将侵略铁蹄踏入华中地区，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此前的1月12日，重光葵从上海返回东京述职。犬养毅内阁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而重光葵与当时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的看法比较一致，他们虽然支持日本的侵略扩张，但出于策略性的考虑，认为在当时的情势下，不宜在上海挑起新的事端，因为这有可能导致日本国际环境的孤立。但日军侵略野心不断膨胀，不久就挑起了“上海事变”。上海“一?二八”事变，源于1932年1月18日的“日莲宗和尚被杀事件”。日方将此事嫁祸于上海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并于1月26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提出中方道歉、惩办凶手及解散抗日团体等无理要求。1月27日，重光葵奉芳泽外相之命，搭乘“长崎丸”号赴上海，解决中日冲突问题。28日，日本海、陆军向上海进攻，遭上海守军的奋起反击。重光葵2月1日到达上海时，情况已进一步“恶化”——日军的侵略在上海守军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下，损失惨重，已无力向前推移。当时，日本在日内瓦的国联会议上，正因为九一八事变而备受其他成员国的指责，处境尴尬。考虑到此，重光葵作为从事外交出身的官员，首先意识到出兵上海，如果日本战败，那么日本在国际上将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因而，他与其他前线官员一样，积极主张增兵上海。他于2月16日，亲自向内阁发电报，请求派陆军增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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