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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在重光葵的电报以及军部的推动下，继2月初调陆军第九师团及海军第三舰队增援上海之后，又于2月23日，通过了增派第十一、十四两个师团，组建上海派遣军的决议。前陆相白川义则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准备强行登陆。
3月1日，日本陆军在海军的配合下登陆成功，中国守军侧冀受敌，全军被迫退守“嘉定、黄渡”一线。重光葵认为目的已基本达到，进一步攻击纵深的时机尚不成熟，因而力促白川义则大将发布停战命令。3月4日，国联做出中日双方停战的决议。日本开始利用外交手段——接受国联的中日停战谈判的决定来巩固侵略的“战果”。
14日，国联调查团抵沪。21日，视察淞沪战地。24日，上海停战谈判会议在上海英国领署召开，中国首席代表是顾维钧，重光葵为日本首席代表。由于日方要求的条件苛刻，在核心问题——日军的退驻地点和退兵期限上，中日双方难以达成一致。中方的正当要求，即日军应在近期内，完全撤退，恢复“一?二八”事变以前的态势，被日方拒绝。日方无耻地表示，原则上可定期退至租界附近，但退出租界附近地区，则不能规定期限，而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这实际上是想进一步扩大日军占领范围的无耻要求。不仅如此，日方竟还提出日军飞机可以自由侦察中国军队防线的要求，中方当然不可能接受。
时至4月中旬，双方谈判仍未取得成果。12日，中国转请国联召集19国委员会，促使日本坦诚谈判，确定撤兵日期。
在中日双方停火谈判难得结果的时候，侵略上海得逞的日军趾高气扬地准备在4月29日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诞辰日)的时候，在虹口公园举行所谓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
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刺激了当时上海的爱国志士，他们准备采取暗杀活动，挫挫这些侵略者们的气焰。但“天长节”那天的庆祝活动只允许朝鲜人和日本人进入会场，他们于是通过上海滩“暗杀大王”王亚樵联络到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金九认为这个计划也可以为朝鲜独立运动增加声威，因而积极进行筹备。他找到朝鲜爱国革命者尹奉吉，尹奉吉知道在日本人的“祝捷大会”上起事的意义重大，因而欣然受命。
朝鲜革命志士尹奉吉1932年4月29日，虹口公园里聚集了近10万日本军人和侨民，尹奉吉身藏炸药顺利混入会场。10时整，“庆功”大会正式开始。重光葵作为日本驻华公使和“淞沪战争”的“功臣”之一，与白川义则大将、植田谦吉中将、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中将等主要首脑就坐于检阅台上。为了向别国“耀威”，美、英、法等国驻沪领事亦被邀出席。首先鸣礼炮21响，随后植田谦吉中将下令检阅开始，受阅军队共约1.5万余人。10点半左右，阅兵仪式完毕，各国驻沪领事基本退场，日军自己进行所谓的“军民联欢”，庆祝“淞沪战争”的胜利。
11时30分左右，主席台上只剩下清一色的日本军政官员，尹奉吉知道机会来了。就在“祝捷大会”进入高潮，台下、台上高唱日本国歌的时候，尹奉吉抓住机会，冲出人群，奔至离主席台几米之遥的地方，将身上所藏炸弹奋力掷出。炸弹爆炸，响声震天，浓烟滚滚，园内顿时一片混乱。
重光葵正在主席台上得意洋洋地欣赏着“胜利”的战果，就被炸弹的冲击掷出老远，左腿顿时血流如注，坐在正中间的司令白川义则更被炸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台上的其他军政官员也无一“幸免”。重光葵左腿被炸伤，而白川义则在不久之后因重伤不治身亡，这也算一次罪有应得的惩罚。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话说，尹奉吉是抱着必死之心而来的，同时也为了不牵连他人，所以他并没有乘乱逃走，而是高呼着“大韩民国独立万岁”而英勇被捕，后壮烈牺牲。
5月5日，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上海停战及日本撤军协议》，即《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中日双方军队自协定签字之日起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周围，留驻于安亭至浒浦口一线以西地区，并承诺不得重修吴淞口炮台，淞沪一带不得有防御设施，日军撤退至上海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区域，但若干日军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区；设立共同委员会，成员由中日双方及英、美、法、意代表组成，负责监督和协助协定的执行。通过这份协定，日本在上海许多地区获得了长期驻兵的权利。重光葵从“外交”上巩固了日军侵略的“战果”，他显然是日军侵略集团中的重要一员。
1933年，因伤归国的重光葵被任命为日本外务省次官。当时外相内田康哉因年老力衰准备请辞，重光葵则力荐广田弘毅接任。内田外相辞职后，广田弘毅接任外相之职，重光葵举荐有功，仍留任外务次官。
1933年以后，随着对“满洲”的占领和傀儡政权的建立，日军的侵略向华北进一步渗透，外相广田的政策是配合日本军部的侵略。当时外务省对军方在华北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重光葵在中国工作的时间不短，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广田弘毅便派他与负责亚洲事务的亚洲局局长谷正之负责研究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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