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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专门写成《元老、重臣与我》一文，鼓吹：日本选择的方向，“是世界形势使然”。日本军人的行动，或者“满洲事变”的发生与否均是次要的，这些根本上取决于日本“必须选择的命运”。他指责妥协的中间路线是迂腐之见，应该让军人打头阵并进行一些必要的革新，尔后才是政治家认识到日本的“命运之路”。这里，他所醉心鼓吹的“命运之路”，就是以军部“满洲事变所推进的方向”为前进方向的侵略之路，其核心就是不断升级的侵华战争。可见，在坐上首相宝座之前，近卫已确定了侵华的基本方针。
%%%近卫文任首相刚一个月就发生了七七事变，他本准备现地解决，但最终还是倒向了强硬派立场，放弃谈判而不断对华增兵，终于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
近卫文鼓吹侵略的立场、公爵贵族的出身，加之与皇室、元老和重臣的密切关系，这些因素使他一步步走向为发动侵华战争而推波助澜的最前沿。
支持扩大对华侵略，加上“完美”的资历，使他已经踏上了就任“首相”的“坦途”，但城府颇深的近卫文却也不急于一时。1933年6月，近卫文先在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荐下，当上了贵族院议长。
1936年，“皇道派”青年军官制造了血腥的“二二六”兵变，虽被镇压，但军部势力实际上却获得了极大扩张。重臣们希望近卫文凭借其与军部及右翼势力的关系出面组阁，但近卫文深知军队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斗争剧烈，此时组阁，如何处理善后就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他可不想当短命内阁的阁魁，于是便以身体健康不佳为由，婉拒出任首相。这种推拒倒使民众对他产生了没有权力欲的好印象。1936年3月，军部操纵下的广田弘毅组阁，不久倒台。1937年2月，陆军大将林铣十郎组阁，但5月份就不得不全体辞职。经历了这两界“短命”内阁之后，近卫文出面组阁成了众望所归。
1937年6月4日，近卫文接受天皇的敕命组阁，时年46岁的近卫文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首相。首次组阁的近卫文在就任首相的当天就发表了组阁宣言，公开宣布“如无世界领土的公平分配，国际正义就是不彻底的”，并且主张属于“非持有国”的日本“必须确保民族自身的生存权”，为此必须彻底贯彻“大陆政策”，实现“国际正义”，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就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和为开发资源所需劳动力移动的自由”等等。“在现代，国际正义还没有实现，这就成为我大陆政策正当化的根据”。近卫文的组阁宣言，彻底贯彻了日本军部的侵略主张，并且为这种主张粉饰上所谓的“正义”光环，等于是对日本军部的侵略行径大开绿灯。就在近卫文出任首相仅33天时，即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便蓄意制造了七七事变。事变发生后，近卫文虽声称要采取“不扩大”和“就地解决”的政策，但不久即发表了增兵声明，向中国增派5个师团的侵略军。近卫文为什么会从要求“不扩大”迅速变为不仅要扩大而且还很强硬的态度呢?
实质上，近卫文内心中是支持日军侵华的，并将此视为日本获取生存的“命运之路”。他前后态度的变化只是策略的运用而已，根本上，他是在法西斯的侵略战车上愈走愈远的。当时，日本政府，尤其是陆军中央内部的意见发生分歧，以陆相杉山元、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以及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武藤章为主要代表的强硬派，主张日本以强硬的态度出现，迫使中国慑服而妥协或投降。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以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为代表的慎重派，则认为应从以“满洲国”作为对苏战备基地的防卫立场出发，尽可能避免事态扩大才是上策。而近卫文“乐观”地判断中国在日本的威力之下，势必会屈服，加之，他本身也极力支持日本的侵华立场，因而很快就倒向了支持“强硬派”的立场。
1937年7月11日，近卫文以内阁名义发表向华北派兵之声明，宣称：中国军队的“不法攻击”，对日方现地谈判“没有诚意”，酿成了“华北事变”，为“维持”华北“治安”，日本必须增兵，并且以首相的身份号召贵众两院、新闻界、财政界等代表共同支持政府的决定。在他的号召之下，日本媒体大力进行舆论宣传，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地叫嚣“膺惩支那”，这导致日本国内侵华气焰高涨，使侵华战火进一步扩大。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对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淞沪抗战爆发。这时的近卫文彻底抛弃了原来的“不扩大”的方针，接受了陆相杉山元的建议，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对华一击”。先是向上海增派两个师团的兵力，随后，于8月15日以内阁名义发表声明，强硬地宣布“膺惩中国”进行“圣战”。
9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通告，将此前所称“华北事变”改为“中国事变”，日本欲侵略全中国的野心在此昭然若揭。为了推动侵略战争的进行，近卫文开始了国内的战争动员，尽可能地把可以调动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调动起来投入这场侵略战争。9月，近卫内阁就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大肆宣扬“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韧持久”的方针，支持法西斯侵略的步伐。10月，专门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络会，并派海军大将有马良桔担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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