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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和黄金梦(1)
秋季的夜晚，美丽的港城旅顺被清爽的寒气笼罩，港口闪烁的灯火汇入夜空的星光，在深深的寂静中微微颤悸。
一阵尖利的电话铃声撕碎了这深深的寂静，惊醒了醉梦中的关东军司令部参谋片仓大尉。他敏捷地跳下床，一把抓起电话听筒。电话里传来惊天动地的消息：
"今晚10点半钟左右，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沈阳)北大营西侧破坏了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同赶赴现场的独立守备第二营发生激战。"
事关重大，片仓立即通知石原、竹下、新井、中野等参谋到三宅参谋长官邸集合。他顾不上还穿着和服，匆忙扎上一条裤裙便跑向三宅官邸。
三宅急急地看了电报，立即给本庄繁司令官挂电话，接电话的副官并不惊讶，不紧不慢地说："本庄司令官巡视辽阳刚刚回来，正在洗澡。"三宅请求本庄司令官速往司令部，令参谋们也速往。
参谋们走出三宅的官邸。片仓和武元在官邸前的柳树下停住脚步，并叫住了走在前面的中野和新井。
"喂！"新井首先挑起了话题；"我认为这件事有些可疑，你们怎么看?"四个参谋都是刚出茅庐的年轻人，数新井少佐的资格老一点。他一挑起话题，几个人就议论开了。
"前几天花谷喝醉了酒，曾向我夸口说：'如果发生什么事件，可以在两天内占领南满洲让你们看看'。莫非就是指的这件事？"片仓所指的花谷是在奉天的日本特务机关成员。
"板垣和石原很可疑。板垣以建川少将来满为理由，昨天急忙从辽阳返回奉天。石原呢，刚才那样紧张的时刻，我们几个都穿着和服，只有他一个人严严整整地穿着军装。"
中野和武田谈了对疑问的感触，认为"他们是想背着我们抢头功。"
"要打就打嘛，为什么事前不告诉我们?上回炸死张作霖，板垣和石原也是这样偷偷摸摸的!"
他们陷入了沉默，向漆黑山峦前的一栋砖瓦结构的两层楼房走去。
事隔十五年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头发梳得干净整洁，戴着眼镜，看上去年轻精干的中国检察官倪征*，用高亢的英语向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发问："你可承认爆发'九·一八'事变之前曾持有作战计划?"
板垣征四郎："所谓的作战计划，有必要向您说明一下。"
中国检察官倪征*:"我不想听说明，我只要你回答'是'，或'不是'!"
板垣："作战计划由作战主任负责，是根据参谋本部的指令制定的，就是说在理解上级意图的情况下编制的。我没有直接参与。"
中国检察官："但是你的供词中说在没有中央的承诺下编制成了这一作战计划，而现在却说是根据中央的训令制成。难道你不感到矛盾的吗?"
板垣："我想熟读供词就会明白了。在此再说明一下，在供词中提到关东军尽管多次向中央要求增加兵力、提供新式武器，但都没有被采纳，于是关东军方面只好以现有的兵力和装备制定出自己的计划。这就是供词的正确理解。"
板垣不能自圆其说，便以蛮横的态度反驳中国检察官的质问。倪征*怒火中烧，当场出示了币原外相于1938年9月发给日本驻满总领事的电报：
"最近关东军板垣大佐等，在贵地拥有相当可观的资金、操纵'国粹会'和其他中国浪人进行种种策动，据言'发本月中旬为期限，断然实行具体行动'云云。需部署取缔其一伙浪人的策动。"
读完电文，问其有无此事，板垣只好使出耍横搅赖的无招之招："其电报内容实属无稽之谈。据我回忆那是在沈阳事件之后的事情，参谋长三宅少将给我看过了，按他的话来说不值得一提，只是去总领事处开开玩笑而已……"身材矮小的板垣站在被告席上不断地搓手，托眼镜，青白的脸微微胀红，显得烦躁不安。
事情正如片仓参谋们在那天晚上猜测的那样，法庭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表明板垣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28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阴谋炸死了张作霖，企图吞并东北，但心怀杀父之仇的张学良却挂起了南京政府的国旗，使日本的图谋受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便开始了新的阴谋。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伙同另一个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先后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和锦州等地侦察地形，刺探军事情报，暗中研究制定侵占东北的作战方案。板垣估计，当时张学良约有25万东北军，其中约有2万精锐在沈阳附近，并拥有飞机、战车和军工厂。而关东军仅有1万零9百人在沈阳附近。板垣与石原等人于是密谋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先占领沈阳，进而占领"满蒙"。为此板垣在东北和日本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和宣传煽动的活动，悄悄布置兵力，占据了东北军营区对面的所有战略要地。根据侦察到的情况，板垣认为攻击沈阳必须用大炮，便与陆军中央机构商议，从日本国内调运来两门口径24cm的榴弹炮。大炮用客船从神户起运，到大连上岸时，为掩人耳目，参加搬运的关东军士兵都装扮成当地的码头工人，说装炮身的木箱是一个什么大官的棺材。为了安装和隐藏大炮，事先挖了一个直径约5米的深坑，说是挖游泳池；还制作了一间10米见方、高7米的马口铁棚屋，工程于午夜12点至凌晨3点秘密进行，限三天完工，由于繁重和酷暑，不少人得了夜盲症。
1931年6月中旬，日军参谋本部秘密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原则。板垣和石原在7月组织的最后一次"参谋旅行"中，与日本驻沈阳的特务机关密商了具体方案，决定于9月28日在柳条湖附近炸毁一段"南满"铁路，诬称为中国军队所炸，以此为借口突袭张学良的部队。正当准备就绪即将行动时，消息走漏传到东京，日本军部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要板垣等人"再隐忍一年"，并派参谋本部焦点部部长建川美次前往沈阳制止关东军擅自行动。板垣得知后，决定提前动手。
17日，板垣随本庄司令官到辽阳巡视。18日下午，本庄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板垣于早晨到沈阳。他再一次周密检查了炸柳条湖铁路的准备工作，然后前往本溪湖迎接建川。在一同回沈阳的途中，建川有足够的时间与板垣交谈，但他并没有制止肇事的意思，实际上他在暗中怂恿板垣行动，对事件能够成功深信不疑。
到沈阳后，板垣把建川领到日本人开的"菊文"酒馆，找来艺妓陪他饮酒取乐。板垣和建川默契配合，把沈阳和东京这两个齿轮的啮合错开，让沈阳转快一个齿。板垣没有参加酒宴，他连忙赶往策划阴谋的沈阳特务机关坐镇指挥。
当晚10时18分左右，关东军岛本大队工兵中尉河本末守等人，用一枚骑兵用的小型炸弹在距东北军兵营约800米处炸毁了一段铁轨，又在现场摆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几乎与此同时，24cm榴弹炮巨大的轰击声震撼了沈阳全城。
日本领事馆代理总领事森岛守人赶到特务机关，板垣对他说：中国正规军的军人炸毁了南满铁路，严重侵犯了日本权利，日本应采取坚决措施，动用军队，为此已向军队下了命令。森岛试图说服板垣不要匆忙行事。
板垣平素青白色的脸此刻变得像一块生铁。他握着军刀的刀把，大声地申斥道："不要干涉统帅权!"
特务花谷有恃无恐，刷地拔出军刀，把刀尖顶着森岛的衣领狂吼："谁敢干涉就杀了他！"
板垣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命令早已在暗中做好准备的关东军向东北军猛攻，迅速占领丁东北军的北大营。同时猛烈炮击兵工厂、空军司令部、飞机场及大学等处。次日晨日军攻占了整个沈阳市。
"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蒋介石下令"绝对不许抵抗"，东北军忍辱含悲撤往关内。"军官流涕，士兵痛哭，悲号之声，闻于遐迩"，东北大地飘摇下沉，红高粱的黑土地燃烧着散发出浓甜灼烫的血腥气息。
不出四个月，东三省沦陷。
"九·一八"事变和黄金梦(2)
面对大量的事实材料，板垣尽管有时流露出渺茫的表情，但他不是能言善辩地对抗质问，就是以略带日本东北的口音说"不知道"，蛮横地予以否认，态度极为顽固。当他的律师山田提出的13件文字证据都被驳回时，他依然不动声色地书写记录，悄悄地递给他的律师。他的一个证人对此评价道："这也是一种方式，即所谓作为一个军人想到的就是死。"
审讯板垣时，先后有15个律师和证人为他出庭辩护。他的第一个证人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晚指挥日军的联队长岛本。他说，那天晚上他在朋友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后才得到事变发生的报告。我方检察官当即打断他的话说："你既然声称自己喝醉了，那么，一个当时的糊涂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么能出庭作证人呢?"一下子把岛本轰了下去。板垣的辩护班子虽然准备了大量的材料，但都没有真凭实据，站不住脚，这个下马威更打击了他们的信心，而后未上场先气馁了三分。
事实和罪证像铁一样确凿坚定，问题在于板垣坚持反动立场和不肯服罪的决心。1946年9月18日，他在巢鸭监狱第一次渡过事变纪念日时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在监狱里渡过满洲事变15周年，真乃感慨无量。昭和6年已变为21年；老身47岁已变成62岁，深感身心老矣。
"回顾往事，除处理日常工作外，并无惊慌恐惧之事。当初日本各界不予谅解，我等虽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然仍在默默地完成应当完成的重任……"
在以不无自负和玩味的笔触作了一番回忆后，他还赋诗直抒胸臆，以表达他坚强的反动意志：
决死十五载，白发三千丈。
意气常冲天，扩大天地间。
当年志气壮，今日犹未衰。
邻邦满洲风云起，
王道乐土何处觅。
策划"九·一八"事变成功后，板垣征四郎马上伙同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提出建立一个以清朝废帝溥仪为首甘受他们摆布的傀儡政权，并积极地从事阴谋活动。1931年9月30日，板垣派日本特务上角利一前往天津，在海光寺日本兵营会见了住在天津协昌里"静园"的溥仪，巧令口舌诱骗他到东北去"复辟大清"。胆小多虑的溥仪心里没底，说要回去考虑一下再作答复。此后素有"东方劳伦斯"之称的土肥原贤二又专程到天津，以恫吓与利诱兼之的手段，于11月18日秘密地把溥仪挟持到旅顺。
但此时还不能把溥仪推出来。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际联盟召开第十二届年会，在国民党政府的请求下，国际联盟出面"调停"，作出了"停止一切冲突，双方撤退军队"的决定。板垣遂又图谋在上海挑起新的事端，以绕开国联的干涉。他向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打了一个电报："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并拨给田中隆吉二万日元活动经费。田中隆吉在上海驱使自己的爪牙四处寻衅滋事，于1932年挑起了"一·二八"事件。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田中隆吉作为证人，与法官有一段对话：
问：当时的目的就是想个办法，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引起纠纷，把外国的注意力引到那方面去，而使满洲国能够独立吗?
答：是这样。
问：结果是办成功了……
答：是的。后来在三月建立了满洲国。关东军的板垣大佐写来了非常恳挚的感谢信。
问：是说干得好吗?
答：是的。说幸亏你这么一来，满洲独立成功了。他把我称赞了一番。
把溥仪挟持到旅顺后，板垣一边窥测风云寻找时机，一边上窜下跳，加紧了成立伪"满洲国"的筹备活动。1932年1月，板垣带着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回国向内阁汇报情况，破例受到天皇的召见和嘉奖。根据板垣的汇报，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共同制定的一个《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确定在东北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独立国家"。他先后两次跑到旅顺会晤溥仪。第二次晤面时，他成熟的计划拿了出来。他对溥仪说："这个新国家的名号叫'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说着，又从皮包里掏出《满洲人民宣言书》和五色"满洲国国旗"，放在溥仪面前的茶几上："当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阁下被推戴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溥仪一直指望恢复帝制，重新当皇帝，听板垣这么一说，大为不满，便向板垣陈述了12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板垣自然不同意。溥仪坚持说："没有皇帝的称谓，我溥仪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必失。皇帝的称谓是列祖列宗留下的，我若把它取消了，便是不忠不孝。"在争执中，板垣青白的脸上浮着神秘莫测的微笑，不文不火，只是两只手不停地搓动。临了他阴着声音说："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
溥仪拒绝了板垣后，他身边的臣属郑孝胥提醒他，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否则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当晚，板垣举行酒宴，他召来一大批日本妓女，给每个宴客配上一位，侑酒取乐。他把斯文抛得一干二净，左拥右抱．举杯豪饮，脸色越来越青，与地狱里的厉鬼无异。溥仪一直捏着汗偷窥着这张阴森可怖的面孔，想分辨出自己是在阳世还是在阴间。他只看到了风花雪月，烟酒饮食。
溥仪翻转悬吊了一夜。第二早晨，板垣把郑孝胥等人召到他下榻的大和旅馆，要他们转告溥仪："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被自己煎熬了一夜的溥仪听到这个话，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在板垣的威逼利诱下，溥仪于1932年3月9日穿上西式大礼服，在日本关东军的膝下举行了就职典礼。宣誓，祝词，升旗，照像，举宴，伪"满洲国"就这么正儿八经地成立了。
远东军事法庭揭露，板垣征四郎早在1930年5月就对人说过，他对解决"满洲问题"已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主张以武力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判决书指明：板垣"自1931年起，以大佐地位在关东军参谋部参加了当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直接目的的阴谋，他进行了支持这种目的的煽动，他协助制造引起所谓'满洲事变'的口实，他压制了若干防止这项军事行动的企图，他同意和指导了这项军事行动。嗣后，他在鼓动'满洲独立'的欺骗运动中以及树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阴谋中，都担任了主要的任务。"
板垣因阴谋侵吞中国东北"功勋卓著"，官运平步青云，1932年8月破格晋升为少将，1936年升中将，后又升为陆军大将，官至陆军大臣，历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第五师团师团长、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朝鲜军司令官、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等职。从"九·一八"事变后至日本投降，他又染指内蒙，致力于建立内蒙和华北的伪政权；"七·七"事变爆发后率兵侵入华北，指挥部队烧杀淫掠；在今中蒙边境诺门坎地区挑起同苏联的大规模武装冲突；策动建立汪精卫傀儡政府；在朝鲜和东南亚诸国任司令官期间，屠杀人民，奴役、虐待俘虏和劳工，因克扣他们的粮食，至使他们到了生食死人肉以果腹的地步。这个狠毒的法西斯军人还把他的儿子送到"神风"特攻队，割下自己身上的血肉奉效天皇。
从黑血浮沤里爬出来的板垣罪无可绾。中国检察官倪征*等对他进行了历时三天的讯问，并特意传讯当时被羁押在苏联伯力的溥仪到庭作证，在如山的铁证面前，冥顽不化的板垣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远东军事法庭判定他犯有破坏和平罪；"进行了对中国、美国、英联邦、荷兰及苏联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还判定他犯有"违反战争惯例和违反人道罪，应对南洋群岛数千人的死亡与痛苦负责"。据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对板垣征四郎处以绞刑。
板垣1885年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祖父与父亲都狂热尚武，同时又都是愚顽的神道教徒。入狱受审之后，板垣便埋头静研佛教的法华宗，攻读了20余册经卷。他读得极其认真，由于对古印度巴里语经卷中关于释迦牟尼的最后一句存疑，他请人找到一位京都大学的巴里语学者，写信向他求教。与他在法庭上的表现相对照，不能说他这是在寻找通向忏悔和人性回归的道路，而只能反映出他内心的顽固、衰弱和无奈。
11月12日判决之后，死囚与外界完全隔绝，唯独东大文学系教授花山信胜例外，因为他肩负着"教诲"的任务。在供教诲用的狱房里，花山信胜点燃了佛像前的蜡烛和供香，坐在了椅子上。板垣跟随一名军官走进来，先于佛像前合掌叩拜。他腕上挂着的佛珠微微地晃荡。随后，他们隔着3米多的距离开始了谈话。
板垣：我被判处绞刑，像我这样的粪土之人能变为黄金之人，我实感幸福。
花山：你在单人牢房里的生活……
板垣：没有义齿，也没有眼镜，实在不方便，尽管如此，因为饮食方面都是美式食品，还没有影响吃饭。从昨天开始，又允许两人为伴散步了。
花山：那么你写了点什么没有?
板垣：我写了一封信。我想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封信了，首先写了关于生命永存的问题。第一，即便我死去也能相传于子孙后代；第二，躯体死了将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死去的烦恼的丑骸也会变成神或佛，这也是永恒的真理；三，历史必然要复苏，所以我相信生命是永恒的。回顾起我的一生实为惭愧不已，我一生埋头于满洲与中国问题，然而中国的现状正如在今天的新闻里所说的那种情景，中共军队已逼近南京，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生的努力尚未达到目的。所以我想自己成为护国之亡灵，继承先辈，继续做完我活着的时候未能完成的事业。
花山：你对后事有什么要求吗?
板垣：麻烦你，如我死了马上在盛冈的法华寺办佛事，我曾受到明治天皇的恩德，所以在桃山也为皇室办一下佛事，然后在灵鹫山会见日莲上人，介绍到释迦牟尼那里。这是仅向先生说的。
花山：'歌'什么的准备好了么?
板垣：很不好意思，那么就献丑了：
为永久和平而献身，
变粪土为黄金而高兴……
谈话结束后，板垣恭恭敬敬地在佛像前行了礼拜，向花山告别。花山大声说："祝你一路平安"。板垣转出门去，消失在他通向死亡隧道的最后的日子里，从粪土走向粪土。
假面杀手"东方劳伦斯"(1)
在前陆军省华丽的大厅里，审讯继续进行。倪检察官盘问的话锋明亮而锐利，一路剥开和直逼，使板垣疲于招架。当涉及到土肥原贤二时，板垣总是显得格外紧张和狡诈，满口谎言。
倪检察官："'九·一八'事变过后，土肥原即上任沈阳市市长，你数次派他去天津，是否与挟持溥仪有关?"
板垣："土肥原出任市长一切都托付给满洲人处理，他只是挂名而已，所以除了收集情报之外别无它事。他去天津也是为了收集情报，弄清溥仪是否真的愿意离开天津来满洲只是附带的任务。"
检察官拿出一份林总领事1931年11月12日发给币原外相的电报，念道：
"有关宣统皇帝来满一事，12日向军司令官探听时，司令官答曰未闻任何情况。目前皇帝来满，时机尚未成熟，勿急于从事，应令板垣参谋通报给天津军，暂缓办理为宜……"紧锣密鼓地炮制一个傀儡政权，也是板垣与土肥原秘密策划的一个阴谋。
检察官："政府特意选任土肥原到中国，是因为土肥原在过去已有建立新政府的经验，不是这样吗?"
板垣："不是。"
被激怒的检察官呼地站了起来，指着坐在被告席一角的土肥原大声斥陈道："那就是土肥原！就是他挟持溥仪到长春，制造'满洲国'傀儡政权；他还策划'中村事件'，'九·一八'事变；策划华北自治，搞冀东伪政权；煽动内蒙独立；纵恿吴唐合作；扶植南京伪政府；策动特务组织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这些都是那个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干的！"
法官、检察官、书记官、证人、被告、宪兵、旁听者，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迅速地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土肥原被重重地击中，被突现了出来。
土肥原大概是被作为恶神制造出来的。他在日本人中算是个大块头，身体肥胖，有着宽阔前额和蘑菇大耳的肥硕脑袋栽在又宽又厚的肩上。沉重的蒜头鼻子在两颊和上唇的结合部压出两道深深的弧沟，双眉向额角挑起，深陷在鼻子和眉毛里的眼睛，像藏于袖口的暗剑，时而吐露出阴气逼人的冷焰。但土肥原是一个老练的假面演员，他不仅善于把自己的阴谋隐藏好，还能把自己的表情相貌遮避起来。
自从坐在被告席上，土肥原看着审判席上的中国人、印度人、新西兰人和菲律宾人，心里就一直有一个讥诮的念头："侏儒在决定巨人的命运。"但他毫不费劲地保持着大理石般的冷静，同往常一样，脸上始终挂着温和恭顺的笑意，加上眼睛附近松弛的肌肉和鼻子底下那撮幽默的仁丹胡子，给人一种稳重可靠的印象。
1931年10月的某天夜里，土肥原就是带着这副假面闯进了溥仪的"静园"。
"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意志顽强、勤勉能干的阴谋家就绞尽脑汁地谋划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经过苦苦思索和奔忙，一个阴谋又在他那脑满肠肥的身体里孕育成形了。9月23日上午，关东军参谋长办公室里的一个四人会议正在进行，与会者们为今后怎样奴役和控制满洲意见不一，争吵不休。土肥原并不急于发言，他手捧一只洁白的细瓷杯，面向窗外，慢条斯理地品着浓茶。等会议的气氛趋于冷却的时候，他拿出一个建立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王族共和国"方案。方案之周密令板垣等人不得不服。日本中央军事机构根据这一方案制定了《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土肥原根据他老辣的经验和敏锐的嗅觉，把溥仪作为对象人物，并由他潜入天津实施这个阴谋。
那天夜里，土肥原戴着他那副温和恭顺的假面，以十二分的诚恳对溥仪说：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日本因此而出兵。土肥原紧紧抓住溥仪朝思暮想重当清帝的心理，把假面弄得更假一点，接着说：关东军绝无领土野心，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国不能无主，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尽快回到祖先的发祥地领导这个国家。
土肥原特别强调说；"这是个独立自主的，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国家。"
溥仪需要更明确的承诺，问道："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就可以解决。"
"不，"溥仪咬住实质性的问题不放："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去的。"
土肥原的假面又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不知是真的以为梦想就要成真，还是迫于土肥原的压力，当即表示同意。土肥原催他及早动身。但由于日本军部和内阁对于起用溥仪及时机问题的认识仍未统一，为此溥仪身边的遗老遗少发生了争执，使得溥仪也陷入了混乱，犹豫不定。土肥原见状，便指使手下的特务采取流氓手段进行恫吓。溥仪一会儿收到陌生人送到家门口的炸弹，一会儿收到措辞恐怖的黑信，一会儿接到威胁电话，还发现一些身藏短刀的人在附近转悠，弄得胆小的溥仪心惊肉颤坐卧不宁。在土肥原的推动下，日本人豢养的匪徒、流氓、吸毒犯发动了汉奸便衣队武装暴乱，日租界和就近的中国管区宣布戒严，酿成了"天津事件"。日军的装甲车以"保护"的名义开到了"静园"门口，是保护还是威慑，溥仪心里非常明白。1931年11月8日晚，溥仪终于按照土肥原的精心安排潜出家门，经舟车辗转秘密到达旅顺，婉容皇后也被女谍金璧辉诱骗到长春。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除了一班胡搅蛮缠的日本和美国律师外，还有一班证人，他们本身就是受到指控或逃避了指控的战犯，他们相互勾结，颠倒黑白制造伪证，给审讯带来许多麻烦。对于土肥原的上述罪行，在有当事人溥仪出庭作证、事实昭明的情况下，不仅板垣为其掩饰，日本当年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在出庭作证时，也为其狡赖。土肥原到天津进行挟持溥仪的阴谋活动时，桑岛曾屡次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日本外务省，最后又发长电给币原外相，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将溥仪装入箱内秘密送走的经过。这些电报被我方检察官从外务省秘密档案中查获，并引入证词。而桑岛在法庭上竟然说这些是当时听信了流言写出来的，不足为信。检察官当即诘问："电报中关于你和土肥原的几次谈话，是不是外边的流言呢?"桑岛倒噎了一口气，讪讪地退下。
受到指控的初始，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极为紧张焦虑，他不知道一个致命的证据是否落到了公诉方的手里。1943年12月27日，于东部防卫司令部，土肥原在8张粗糙的陆军省格纸上亲笔写下了罪恶的记录。他写道："我于中途才参加满洲事变的计划。石原和板垣有意接溥仪回满洲。我任奉天市长一个半月后就被派到天津，目的是要在天津闹事，准备在华北闹得天翻地覆，并乘着慌乱把溥仪带走。我以前就认识溥仪，向他劝说时他提出各种条件，我说就是接受了你的条件，由于情势会不断变化也没有把握，故要紧的还是胆量。当时天津驻屯军只有一个大队左右，因此我们也动员了警察。我们乘警戒溥仪公馆的警察因天津事件出去时，把溥仪带出来送上了'淡路丸'。"土肥原还写道："那时，币原外相曾训令说，如果溥仪想逃跑，可以把他杀掉。溥仪逃出天津，中国人也出力不小。"
但是这份弥足珍贵的证据当时并没有落到法庭手中，而是在一个负责保管它的日本人手里。这个日本人为了避免被国际军事法庭发觉，志愿去由中国大陆撤退日本人的船上工作。他把材料也带上了船，万一遇到什么情况，也可就手把它扔到海里。当1977年这个日本人把材料公诸于众时，仍不愿透露自己的名字。
土肥原见法庭并没有掌握这个证据，收紧的身体渐渐地松开了，甚至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情。他大概由此还认为他所犯下的罪行都包藏在幕后，法庭抓不住什么东西。这个富于心计的赌徒没有全错，对他的罪行的索证确实很困难。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司法部都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倪征*在赴东京前，特意找到在押的伪满洲国议院议长赵欣伯，让他提供土肥原和板垣制造满洲国傀儡政权的罪证，赵应承并写了一部分，但第二次找他时，他却变了卦，把已写出的一部分扔进煤炉烧成了灰烬，并拒绝再动笔。
但最坚硬、最有力量的，毕竟是事实。随着审讯工作的步步深入，我方以越来越充分的证据，一层层地剥开紧紧包裹着他的黑幕和假象，把他阴影一样的原形暴露在阳光之下。
土肥原有一洋一土两个别号，一个取自英国名声广播的间谍劳伦斯，叫作"东方劳伦斯"；另一个取自他本名的汉话谐音，叫作"土匪原"。这两个别号恰到好处地剥露出他阴险诡诈和残暴毒辣的双重性格。这两个别号也包含着他罪恶的荣耀和历史。
土肥原完全是靠在中国从事间谍阴谋活动起家的日本法西斯军人。1883年8月8日，他降生在冈山县的一个军人家庭。1912年以优异成绩于陆军大学毕业。次年被派到日本陆军在北京的间谍窝"坂西公馆"，担任特务头目坂西利八郎的副官。到北京不久，他就能操一口流利的京腔，加上那副"敦厚诚实，乐天善谈"、给人以"温雅可近"印象的假面，他很快就结交了许多中国人，其中不乏各界的头面人物。他的家中常常宾客云集，中国的山珍海味和日本的茶道，交替组织着热气腾腾的场面。就在这人声鼎沸的时候，他总是静静地站在一边，竖起警觉的耳朵。他就这样隐蔽着开始施展他阴晦的才华。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他竭力帮助亲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与英美扶植的直系军阀作战，并暗中策划用停止银行兑换等手段，导致直系军阀发行的纸币作废，从而加速了它的垮台。当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的势力从东北扩展到北京，依仗自己的实力，急欲摆脱日本人的控制时，这个傀儡反成了障碍，土肥原又参与密谋，于1928年6月3日在沈阳郊区的皇姑屯炸翻了张作霖乘坐的花车，张作霖当场毙命。土肥原由此奠定了他的名声和地位。
假面杀手"东方劳伦斯"(2)
其实在此之前，土肥原就有过令人侧目的杰作。1920年，他奉命前往民港调查中国炮舰事件，从锅炉房的耗煤记录中发现炮击那天耗煤量超常，进而确证炮舰有过活动。还曾利用与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同学关系，到山西各地去旅行，悄悄地对那里的兵要地理进行了详密的侦察。"七·七"事变爆发后，当日军侵犯山西时，国民党军队仗着雁门关是天险而疏于守备，不料日军比国民党军队还要熟悉地形，从铁甲岭附近毫不费力地越过雁门关。这要完全归功于土肥原。
"九·一八"事变和挟溥仪称帝，使土肥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随着日军势力的南侵，这个"东方劳伦斯"的活动舞台也不停地扩大，他认为飞黄腾达的时机到了，他的野心和胃口也急剧膨胀，于是他放开手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
1935年6月5日，察哈尔境内的中国军队扣留了四名日本特务，正在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的土肥原以此为借口，迫使国民党政府签定了《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从该地区撤出，使日军在察哈尔站稳了脚跟。接着，他便向汉奸殷汝耕展开了攻势，1935年11月，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这里重演了五代残唐时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的闹剧。仿佛有狂魔在身，精力旺盛的土肥原立即又向平津卫戍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抛出了诱饵，许下种种诺言，呕心沥血地劝说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宋哲元自有难处，没有立即就范，于12月初称病离开北平去西山别墅。但终未能抗住土肥原的威逼引诱，不久便宣告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侵略要求。正如三十年代英国驻日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所说：土肥原"搞这一套的功夫是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的各社会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不胜的，借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
"七·七"事变之后，随着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全面展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已是"泥足深陷"。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也进一步尖锐化。日本当局感到区域性的傀儡政权已不足以使它摆脱困境，急于把几个区域性的傀儡政权联合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在五相会议之下成立"对华特别委员会"，由足智多谋的土肥原出任负责人，所以又称"土肥原机关"，办事处设在上海的重光堂。
"特委会"的首要任务，是物色一个能充当政府首脑的"中国第一流的人物"。经过一番试探，土肥原把靳云鹏、唐绍仪和吴佩孚作为争取对象，于8、9月间展开了阴谋活动。靳云鹏原系段祺瑞政府的陆军部长和内阁总理，1921年下台后弃政从商，不久又出家为僧，在天津隐栖。他对土肥原的劝说坚辞不就。9月，土肥原亲自到上海与唐绍仪密谈。唐绍仪系北洋军阀时期的大政客，在政界颇有影响，且有浓厚的亲日倾向。他对土肥原的计划一拍即合。但可惜的是，正当土肥原兴高采烈地筹措"新中央政府"时，唐在他的家中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杀死。
折了两人，土肥原并不灰心，他把全部的赌注都押在了吴佩孚身上。吴佩孚是直系军阀的首领，野心勃勃地要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下野后仍打着"孚威上将吴"的旗号。但吴佩孚不愿出山，他要的是一个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政府，他要作的是实实在在的王。何况，唐绍仪的鬼影还不时地从他眼前掠过。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土肥原亲自出马与吴佩孚谈判。溥仪说，土肥原干起这种勾当来甚至不需要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他那副赌案上一样率真的面孔就够了。也许真的是这样，事态似乎有了转机。于是，按照土肥原的布置，1939年1月31日，在吴佩孚的寓所举行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土肥原踌躇满志，他已拟好了"答记者问"等书面谈话文件，只待吴佩孚一念，他的又一杰作就将呱呱坠地。然而，这个斗智天才这回却让土军阀给涮了一把。会议开始后，吴佩孚把日方拟就的文稿扔在一边，而大谈自己的出山条件："一要有实地，以便训练人马；二要有实权，以便指挥裕如；三要有实力，以便推施政策。"这一通劈头盖脸的三"石"，把个土肥原砸得晕头转向，七窍冒烟。但土肥原是坚定而有耐心的，当受到日本军方的指责时，他仍然冷静地辩解道："现在立即中止吴佩孚工作未免太着急了一点，目前华北事变已陷入无底之泥沼，为尽快解决日华事变，只有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只有树立吴佩孚，别无他法。"
正当"吴佩孚工作"僵持之际，受土肥原的派遣和指导，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所开展的"渡边工作"即争取汪精卫的工作获得了成功。汪精卫甘当驯服的走狗，答应了日本提出的所有条件。土肥原在主攻方向受挫，但他依靠自己的侧翼攻克了堡垒。
说起这位斗智天才的失着，这已不是头一回了。比如在他拉拢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又反正抗日。1934年夏天，一位杰出的苏联谍报人员左格尔在他的眼皮下施障眼术，在斗智的意义上战胜了他。事隔三年，土肥原又被左格尔的战友、女谍报员安娜·克劳津迷住心窍，竟然被她虎口拔牙，窃走了情报。
话说回来，吴佩孚虽使土肥原的诡计受挫，但最终却未能逃脱他的魔掌。1939年底，吴佩孚左下牙染疾，日本医生给他拔除一颗牙后，引起高烧。受土肥原指使的日本医生寺田等人，不顾吴佩孚亲属的阻止，强行给他施行手术，终使他血流如注，一叫而气绝。
作为假面杀手，上述行径远非他罪恶的全部。在任奉天市长时，他下令废除有关鸦片的禁令，建立鸦片专卖机构，推行鸦片种植。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在起诉发言中愤怒地指出：这是日本征服中国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有两个，一是瓦解中国人民的坚韧精神和抵抗意志，一是获取利润作为侵略的经费。日本曾签署了禁止麻醉品的国际公约，土肥原充当了撕毁公约之手。
土肥原有两句自我鼓胀的话。一句是"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另一句是"华北的老百姓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谈虎色变"。这第二句是他为自己邀功请赏时说的，暴露了假面后边"土匪原"那张狰狞的面孔。"七·七"事变前后，当日本要以武装进攻代替骚乱、暴动、扶植傀儡的时候，土肥原脱下白手套，撕去假面，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的身分，统帅日军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进行屠杀和掠夺。
1937年8月，作为师团长的土肥原高举明晃晃的战刀，率领他的"野州健儿"从大阪港乘船直抵塘沽，登陆后乘火车至北平，在西直门外宋哲元的旧兵营稍事休整，即投入华北战场。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土肥原的部队强渡永定河、拒马河与大清河，攻取保定，沿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新乡一线疾进，一举控制了黄河渡口。所经之处滚过冷刀烈火，焦土裹地，血气蔽日。日本报界大肆吹捧土肥原的锋利和凶猛，他成了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在黑云如铁的天空闪耀。
土肥原在担任战地指挥官时，粗暴地践踏进行战争的法规和惯例，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惨无人道地虐待俘虏，所犯罪行均受到指控，被写在判决书里。
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余年的工夫，他就踏着尸骨和血泊，由大佐擢升为大将，双肩戴上了带穗肩章，这极罕见的晋升速度是与他的罪恶相称的。他的胸前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金光闪闪的"瑞宝"、"猛虎"、"金＊"、"旭日双辉"勋章，显示着他骇人听闻的功勋。
就是这样一个遭万笞也不能平冤，死百回也不足以抵罪的战犯，当初在讨论战犯名单时，西方的某些检察官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竟不主张将其列入甲级战犯，理由是他的罪行"缺乏确凿有力的证据"。这使中国的检察官愤怒和吃惊。他们据理力争，保证在审讯期间提供必要的人证与物证，以证明他是创造"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幕后策划人和具体执行者，同时郑重声明，如不将其列入甲级战犯，中国检察官势难继续工作。中国检察官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事过两年半，《判决书》对土肥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已在中国度过了18年，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发展，以及嗣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均有直接关系。日本军事集团对中国其他地区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诡计、强行威胁和武力手段，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审判大厅里只有一次响起土肥原的声音，他斩钉截铁地说了两个字："没有!"此后他就躲在这象征性的两个字的背后保持沉默。他时常与邻座的被告及他的律师低声交谈，但对法庭始终保持沉默。他并不孤单，在25个被告中有8人与他结成了沉默的战线。他的律师和证人却用黑色幽默一样的谎言，竭力把审判降低为一场游戏。
土肥原的第一个证人爱泽城原是他手下的一名特务。他在出庭作证时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他掌管的沈阳特务机关只是收集情报，并无其它秘密活动。我检察官当即引用该特务机关向日本政府邀功请赏的材料予以反驳，这份材料的首页盖着土肥原的印章，里面记载了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大量阴谋活动。其中一页写道：老百姓"一闻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状"。我检察官指出，这是他们两人残害中国人民的真实写照。美国律师却别有用心地说：这是在谈老虎，与本案无关。我检察官又驳。围绕老虎的舌战引起一阵阵哄堂大笑，气氛极为不庄。
土肥原由于参加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由于破坏进行战争的法规和惯例，被判处绞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5个战犯中，他和板垣是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的两人，都犯了七条"破坏和平罪"，其中最重的一条是"命令准许违约行为"。在接到判决通知后，这个斗智天才又挑起了一场风波。
土肥原别出心裁地向美国最高法院递交了上诉书。而美国最高法院竟以5票对4票的多数，通过受理上诉。对于这样一个荒唐的局面，中国首席法官梅汝璈义正辞严地指出："如果代表11个国家的国际法庭作出的判决要受一个国家的国内法院重审，那么就有理由担心，任何一个国际性的决定和行为都可遭到某一国的推翻和改变。"中国《大公报》1948年12月8日发表题为《愿两事正告美国》的社评，强烈谴责美国最高法院的行径，指出这种行径是对"远东各国抗战死难平民的侮辱"，日本战犯的暴行"铁案如山，天下皆曰可杀，死罪万难饶恕"。在各国法官及世界进步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最高法院不得不又以6票对1票的多数否决了重审的决定。
有意思的是，关在鸭巢监狱里的死囚都有足够的情致，咬文嚼字地写上几行安慰自己的诗句。土肥原的绝命诗照录如下：
苍天永恒兮吾魂欲往，
君主万世兮永保无恙；
吾命已绝兮后继有望，
尧舜升平兮日益隆昌。
临上绞架仍然是那副假脸和它包裹着的罪恶灵魂。天皇应该祭缅他的这位忠义将领，土肥原作为他的鹰犬，辛劳奔波了一辈子，甚至全然不顾弃家之苦。美军到他家搜查时，以为一定会有许多中国的金银珠玉古玩之类，孰料在他租用的两间小屋里，竟然一贫如洗。他图的是什么?杜威在他的《人性与行动》一书中写道："希望得到新的值得炫耀的东西、对故土的热爱、胆量、忠诚、出名的机会、金钱或者职业、爱慕、对祖先和神灵的虔诚--所有这些组成了战争的力量。"土肥原欠下了滔滔血债，他只偿还了一滴。
群凶殊途同归(1)
9月18日深夜，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室像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指针钢钢钢地以金属般的果断走向一个重大的决定。本庄繁司令官像禅宗入定一样闭着双眼，阴森森地坐在办公桌前，几盏蓝幽幽的烛火在他的脸上摇曳，使他的脸像粗糙的玻璃，透出它后面的思维活动。刚才，三宅参谋长向他报告了沈阳特务机关发来的第一封电报。他的耳边一遍遍地回响着石原莞尔参谋的声音："赶快向全军下达攻击的命令吧!"
石原莞尔根本不用着急。从9月7日开始，本庄繁便逐次巡视了驻扎在鞍山、铁岭、公主岭、长春、辽阳等地的日军，督促各部队做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他在17日最后视察预定担负进攻沈阳任务的第二师团时，对师团长训示道："满蒙形势日益紧张，不许有一日偷安。万一发生事端，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他取消了参观沈阳郊区日俄旧战场的安排，与板垣、石原对侵略计划又作了一番周密的审议，于18日下午乘火车回到旅顺。他要装作与事无干。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19日零时28分，板垣从沈阳打来第二份电报：
"北大营之敌炸毁了南满铁路，其兵力为3-4个连队。虎石台连队在11时许和五六百敌军交战中，占领了北大营一角。敌军正在增援机枪和步兵炮部队，我正在苦战。"
本庄繁站了起来，决心以重大的责任感，毅然挑起这场战争。他不慌不忙地说："好!由本职负完全责任。"接着向全军发布了作战命令。
凌晨3时半，他率部登上列车，向沈阳进发。但他并不急于往东京发电报，他要让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在他的手里成为既定事实。
上午11点多钟，列车抵达沈阳车站。脸色青白的板垣笔挺地站着，率领众多佩着绶带的军官列队迎接。
站台上还聚集着数百日本侨民，他们挥动日章旗激励自己的军队。
"大干一场吧!现在正是大干一场的时候。拜托了。"
"不要再重演张作霖事件了，这回要彻底干一场，否则我们就躺在铁轨上，让我们被轧死吧。"人们在起哄。
本庄繁气宇轩昂，颔首致意。石原莞尔紧随其后。
当天下午，他们进驻铁路广场前的东拓大楼。大楼正门上方悬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关东军司令部"赫然醒目。以此为中心，关东军向东三省全线进军，仅用一周时间，就侵占了辽宁和吉林的30座城市。
1945年9月19日，本庄繁接到了盟军总部发出的逮捕令，他被限令于23日之前到巢鸭监狱报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九·一八"事变及在东北犯下的罪行，就像一枚巨大的钉子，他被这枚钉子牢牢地钉在血泊和哭喊声中，钉在黑色的十字架上，他拼命地挣扎，但他感到自己就像一股烟一样疲惫无力。
1907年，本庄繁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便开始为侵略中国做准备，以驻华使馆副武官的身分，频繁活动于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各大城市，收集和掌握中国的内情。1918年升为陆军大佐，回国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1919年再次被派到中国，任第11联队联队长。1921年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顾问，次年升为陆军少将。1926年3月，在他任日本驻华武官期间，为了帮助张作霖同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作战，他请求日军派遣军舰，联合张作霖的军舰驶抵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阵地。被击溃后，日本政府以国民军击伤日本军舰为借口，纠合美、英等八国列强，向中国北洋军阀执政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本庄繁一手制造了"大沽口事件"。他由此受到军部首脑的赏识，很快升为中将。"九·一八"事变之后，本庄繁作为事变的组织实施者和领导者，实现了日本侵吞东北的梦想，受到天皇的格外器重。为此，天皇亲手授予他一级"金＊"勋章和一等"旭日"大绶章各一枚。1933年4月，裕仁天皇钦命他为侍从武官长，同年6月他晋升为大将。后天皇又授他"端云"勋章，赐他为贵族，位尊男爵。
这每一级官阶，每一枚勋章，而今都成了通往绞刑架的梯级。他那衰老的心脏和身体支撑不住了。他用颤抖的笔触写下了遗书：
"余任军中要职多年，如今国家遭此罕见之悲惨结局，余即便退役犹不胜惶恐，实感罪该万死。"
"满洲事变之起因乃系排日达至顶点之炸毁铁路行为所导致者，关东军出于自卫不得不尔。并非政府及最高军部所授意，其全部责任当由彼时之军司令官之本人肩负。于兹引咎与世长辞，衷心祝愿圣寿万岁，国体永存，国家复兴。"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左右，他步履蹒跚地走进位于赤坂一号街的陆军大学，在职业辅导会的一间空屋里坐下，按武士道的方式，用一把钢刀剖开了自己的腹部。一名美军士兵听到了他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我是天皇陛下的侍从武官长……"
事后人们又发现了他的另一份遗书。在叙述了沈阳特务机关的电报内容后写道："接到上述急报，我来不及等待中央的指令，便立即向各地所属部队发布了必要的命令……"
这后一份遗书暴露了事情的真相。而两份遗书合在一起，就更为深刻地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
本庄繁意在以一死报答皇恩，逃避国际军事法庭对他的惩罚。已经说过，这种方式并不能帮助战犯逃避公正的裁决。他死于历史和人民的冷静之剑。
"九·一八"事变的发动完全是有预谋的，而且不仅仅限于本庄繁以下的关东军。事变发生前不久，本庄繁曾给当时的陆相南次郎写过一封亲笔密信，信中露骨地写道："本庄繁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之机，确实占领我30年经营之满蒙……则我帝国之基，即能巩固于当今之世界。"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当法官问及"九·一八"事变是否预先策划好的这一问题时，公诉方的证人田中隆吉简练而明确地回答："是。"他进一步证实，陆相南次郎也积极参与了阴谋活动，在关东军中还有石原莞尔。田中表示，他了解这些内幕，是由于他在参谋本部专门跟踪研究满蒙事态时，掌握了大量材料，而且不止一个当事人曾亲口向他说起过详情。
田中隆吉将军战时在陆军省任职，负责领导军务局，该局负责督查部队的士气与表现，它掌管的档案里记录渗透着日军的大量罪行。关键还在于他勇于揭露事实真相。对于被告人和辩护人来说，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于是，律师们对田中展开了攻击。当然，他们没有事实作为武器，只能施展诋毁证人人格的手段。日籍律师早志和美籍律师沃沦说，田中干过不可告人的勾当，他怕落入被告席，他在巴结法官。
律师的诋毁也许是好事。田中继续作证说：南次郎将军在"九·一八"事变时同外相币原男爵"个人交恶"，就是因为币原在满洲奉行"消极政策"，而南次郎则竭力推行"积极政策"。
法官传唤币原作证。
公诉方代表把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林总领事给币原的几份电报放在审判席上。这些电报告诉外相：关东军正准备占领满洲。"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军官一手制造的。日军正在这里谋建傀儡政权，土肥原在加紧活动。
法官问道："你当时都做了些什么?"
币原回答："我及时把林的电报复制本转呈给首相、陆相和海相。"
"那么，陆相南次郎都做了些什么?"
"内阁决定制止关东军非法妄为的行动。南次郎为贯彻这项决定已竭尽了全力。但可惜，他在满洲的各部队没有执行命令。"昔日的政敌而今成了落在一个陷阱里的困兽。
公诉方当即利用经南次郎授意、由参谋副总长1931年9月20日发给关东军的电报，揭穿了币原在律师支持下编造的谎言。电文充满了强暴和杀气："驻满洲日本外交部门的某些官员发来关于军队行动的报告，我想它没有根据。我们要努力查清其缘由，并竭尽全力制止这类不爱国的行为。我认为，如果这类不爱国的行为继续下去，军队就应该宣布自己坚定的决心。"
南次郎紧挨着东条英机、坐在被告席的第一排。他紧张坐立的姿势让人感到他很累，他长着白色长胡子的松垂的脸颊不停地弹跳抽搐。听到这里，他的上下眼睑紧紧地咬在了一起，额头上鼓起了大颗的汗珠。
自从开庭审讯以来，南次郎所犯的罪行就像一只大手，它正在他的上方慢慢地向他收紧，它的五根手指投到他四周的阴影还很稀疏，他悄悄地冷静地寻找着机会，想瞅冷子从阴影的缝隙间钻出去。现在，它猝然一下抓住了他，冰冷铁硬的指甲勒进了他的胸骨，使他喘不过气来。
1931年9月中旬，关东军酝酿的大动作让若槻礼次郎首相察知，他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尚须隐忍一年，但自己又无力制止，便向天皇禀奏了这一消息。9月14日，天皇召见了南次郎，向他追问此事。南次郎当然不会如实禀报，否则他几个月的心血就可能泡汤。实际上他非但知情，还是一个有力的参与者。他不断地同本庄繁保持着联系，并且在两个月前按板垣的攻城计划，批准给关东军运去两门24cm口径的榴弹炮。在6月上任之初，他便借助"中村事件"在日本内阁煽动战争情绪。所谓"中村事件"，即中村震太郎等日本特务在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间谍活动时，被中国东北邹作华的屯垦军抓获并处死一事。
见南次郎并不知情，天皇命令他立即制止关东军擅自行动。南次郎阳奉阴违，一边推脱说关东军属参谋本部调遣，应由参谋本部处理；一边把天皇的旨意泄露给参谋本部，以便谋划对策。果然，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接连接到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的三封密电，内称"事机已露，请在建川到达前行动"。原定9月28日进行的行动遂提前于18日进行。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南次郎与关东军口径一致，颠倒歪曲了事实真相，在内阁为关东军的侵略行动进行辩护，说这是"行使正当的自卫权力"。不日后，他未经内阁批准，擅自向日本驻朝鲜军发出命令，派兵急渡鸭绿江奔援关东军。若槻礼次郎首相无力掌握局面，于当年12月宣布内阁总辞职。此后他积极参与成立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为傀儡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4年12月，南次郎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后，变本加厉地镇压当地人民的抗日斗争，并竭力地向内蒙和华北五省渗透。为了在华北的内蒙扶植伪政府，他不惜唆使、利诱、欺骗、恫吓，用尽各种手段，甚至调动坦克和机动部队威压。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宋哲元的半傀儡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德王的伪政权"蒙古军政府"相继成立。
判决书依据充分的事实指出："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就与倡导军国主义，主张对外扩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的阴谋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事前就知道会发生这个事件。""在内阁会议中，他曾支持陆军所采取的步骤。""他倡导日本应该保卫满洲和蒙古。他早就倡导必须在满洲建立新的国家。"……
此外，在1935年他任驻"满洲国"大使期间，国民党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实行币制改革，规定几家大银行才有发行货币权，并宣布加入英镑集团。他即以驻"满洲国"大使的身分向广田首相提出建议，声称国民党的币制改革，有从根本上破坏日本独霸中国的危险，必须"予以彻底阻止"，"利用这个机会一举"策划华北各省"独立"。并声称这是"时不再来的绝妙机会"，要日本政府"上下合作，打成一片，同心协力，坚决努力"。足见其侵华的野心急切而膨胀。
还有一件事能具体地反映出南次郎残酷的性格。他在1942年任朝鲜总督期间，特意要求把在马来亚俘虏的千名英国军人押到朝鲜。他让战俘穿过釜山的闹市区游街示众，任围观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唾骂和凌辱，使他们感到自己直接参加了大东亚战争，以此奴化人们的精神，炫耀日军的"武威"。这批英军战俘被送到铁路、码头、煤矿去服苦役，许多人由于不堪非人的折磨而惨死。
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定了他的多项犯罪事实，1948年11月12日，判处他以无期徒刑。
受审日本战犯中的许多人，在他们被指控的诸多罪状中，都有参与或支持"九·一八"事变这一阴谋。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策动事变的主犯之一，板垣的铁肩挚友石原莞尔却逃脱了法网。他该当何罪，又是怎样逃脱的呢?
石原和板垣均为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出身，石原是隔5年的晚辈，但两人意气相投，交往很深。1929年6月，阴谋炸死张作霖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被调任后，板垣由石原推荐接替了他的职位。此后，被日军称为足智多谋的思想家的石原，与被称为气度宏大的战略家的板垣，便在关东军司令部里，像一个脑袋上的眼睛和耳朵那样紧密配合，致全力于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石原是日莲宗的佛教徒，有一幅"智者如水"般宁静的面孔。这是一种条件，是密室的四堵墙，是朦朦夜色，阴谋活动就在这夜色的掩护下进行。自1929年起，从旨在侦察兵要地理的"参谋旅行"，到为侵占沈阳调运24cm大炮，都是在石原与板垣的密切合作下进行的。1931年3月，石原拿出了他酝酿已久的《为解决满蒙问题之作战计划大纲》，提出了侵占沈阳及东北的具体思路。7月，他与板垣将此物带回国，经过一番游说与鼓吹，博得了军部大多数高级将领的支持。回到关东军后，经本庄繁司令官同意，他们照此蓝本加紧准备，并确定于9月28日起事。
群凶殊途同归(2)
9月中旬，他们连续接到桥本欣五郎的三封密电，得知了天皇的干预。17日夜，石原与板垣在辽阳的白塔旅馆经过紧张密商，决定提前行动，由石原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作部署策应，板垣抵沈阳坐镇指挥。18日下午，石原陪同本庄繁回旅顺。当天夜里沈阳一动手，石原就军容严整地出现在关东军司令部，敦促本庄繁下达了作战命令。"九·一八"事变之后，石原即衔功晋升为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课长。
不仅在"九·一八"事变中是中坚骨干，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有石原重重的一笔。"七·七"事变爆发时，石原作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立即抛出作战纲要，主张"增兵华北，将中国军队驱逐出平津。"并积极布置和调遣兵力，指导作战，借助关键的部门扩大了自己的罪行。
"智者如水"，不单是对石原的神情的形容，也是崇拜他的日军官兵对他的一个抽象认定。1927年以后，石原把日本军国主义精神、欧洲的现代军事思想及佛教要义熔于一炉，经过搅拌加工，抛出一系列理论文章，被称为"石原构想"。这个构想主要是散布末世情绪和鼓动战争，同大川周明的理论一样古怪。它以一副铁青的巫师面孔跟人们说：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进步，而今已形成隔着太平洋相互对峙的两种文明。它们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走向统一，进入"黄金时代"的文明。这个将要来临的人类最后的大战争，是以"日美为中心而进行的世界大战争，也是日莲和尚在《撰时抄》中所指出的，为了实现人类信仰的统一，必将于阎浮提(人世间)发生的前所来闻的大战争。"当人们堕入灰云残雾的恐怖气氛中时，它才说出它要说的话：为了支持这场持久的大决战，单靠日本的资源是不行的，所以必须首先占领中国的东北，把那里开发为战略资源的供应基地。"石原构想"像一个幽灵，潜伏在军国主义分子的身上，使他们笔直地走向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
日本一投降，他在人们眼中无疑成了一个战争嫌疑犯。为了逃避审判，他便真戏假做，把自己装扮成受东条英机迫害的"和平战士"。1937年，石原担任了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副手，两个热衷于权势的狂人撞到一起，很快就产生了势不两立的矛盾，石原讥诮东条是"亲爱的傻瓜"，东条则处处压制打击他。东条得势后，石原被迫退出军界闲居在家。这种狼与狼的争斗竟使其中的一只变成了"羊"，这只"羊"竟然越来越像羊了。他玩起了超级智力游戏，接二连三地发表"和平"文章，还向麦克阿瑟提出在日本实行"超阶级政治"的设想。麦克阿瑟终于没有逮捕他。
石原果然是甘心放下屠刀，将功赎罪了吗?他掩饰得再好也有他掩饰不住或不愿掩饰的地方。仅以两件事为例。
一是板垣的内弟、也是他的个人辩护律师大越兼二，为了替板垣开脱，特意委托自己的亲信前往山形县鹤冈，把歪曲事实的辩护要点送给石原看，以便达成默契，并让他称病躲过法庭的追究。当时石原正在那里的家中种地。信使一走，他立即躺在了床上称病不起。二是在1947年5月，山形县酒井市临时法庭传石原提供证词。他回答检察官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盘问时说："正如我多次陈述的，当时中国军队的行动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实在无可奈何，对方的冲击使我们产生了恐惧感。或许我误解了检察官的审讯，您是否认为所谓的武力冲突是由日本军队挑起的?在我关东军方面以前曾发生过河本大作事件，为此河本大作受到了处罚，使关东军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果是对方挑起的，我们决不能逃避军人的责任。"
天网恢恢，石原莞尔终未能逃脱天罚，于1949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周年日病死家中，比东条英机的死晚了不足一年。
板垣提到的炸死张作霖事件，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序曲，其主谋河本大作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1928年4月初，蒋介石指挥北伐军挥师第二次北伐。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由于李景林部倒戈，万福麟部哗变，元气大衰，在与北伐军的作战中连连失利。日本关东军见时机已到，预谋当张作霖的军队败退到东北时，以战乱波及满洲、必须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为由，一举解除张作霖军队的武装，使他成为光杆司令，然后胁迫他当傀儡。但由于大举侵略的准备与时机都不成熟，天皇迟迟不下敕命。6月前后，大量奉军撤至东北。身为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河本大作被迫放弃原计划，开始策划暗杀张作霖的阴谋。
经过一番绞尽脑汁的运思，他设计了一个万全的谋杀方案。他把守备皇姑屯地段铁路的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四中队队长东宫铁男中尉等叫到自己的宿舍，向东宫交待了任务，亲手交给他一千元行动经费。1928年6月1日夜，北京车站空荡无人，张大帅与他的日本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坂西特务机关副官土肥原贤二道别后，登上了他的专列花车。4日拂晓，河本大作登上沈阳铁路广场旁的东拓大楼的了望台。5时30分，张作霖的花车在皇姑屯车站附近被炸起火，颠覆在铁轨旁。浓烟散去，现场竟然躺着三具穿着北伐军士兵服的尸体。身负重伤的张作霖被送到沈阳督军府，"凶手抓到了没……"他想抬起留着大胡子的军阀的面孔，但是死神已经降临。
日本参谋本部为谋略研究所用，于1942年12月1日留下了河本大作的手记。他在有25页格纸的手记中写道："当时的满洲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与张作霖谈判，当谈到与他不利之处，他便称牙痛而溜掉，因而未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焰比华北的军阀更为浓烈。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1928年5月下旬，七千关东军从旅顺移到奉天，而张作霖有三十万军队，要解决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我认为中国军是头目与喽罗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喽罗便会一哄而散。我们同时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行这个计划，唯有在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才安全。为保万无一失，我们在铁轨上装设了三个脱轨器，爆炸不成就令其脱轨，以便拔刀队来解决。当时中国方面常常偷盗满铁的器材，为防止盗用，我方在路边构筑了沙袋。我们便以火药代替沙土充于袋内等待着机会。
"我们得悉张作霖于6月1日从北京出发，便做好了准备。张作霖乘的是蔚蓝色的钢铁车，夜间很难辨认，我们特意在预定地点装了电灯。他乘的专车在北京至天津间开得很快，而在天津至锦州间降了速度，并在锦州停了半天，所以迟至4日上午5时23分过后才抵达预定地点。适时我们躲在监视偷货物的了望塔里，用电钮点爆了火药。"河本大作不愧为搞阴谋的专家，把火药量、时间等都计算得如此精确。
河本大作还写道："这个事件过后，我要石原莞尔来关东军帮我。那时我已开始计划'九·一八'事变的方策了。"
这是凶手的亲笔记录，它不仅披露了炸死张作霖的真相，而且从事情的性质上证明，"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可惜这个材料一直被密藏着，迟至70年代才被发现，如果当时就被国际军事法庭掌握，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推断会更加准确有力，一些重大的历史结论及某些战犯的命运将被改写。
"皇姑屯事件"轰动了全世界，日本国内要求调查事件真相的呼声也很高。但足足压了一年多，直到1929年7月，迫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河本大作才被停职。一年后他出任"东京中日实业公司"顾问，换瓶不换酒，继续从事侵略中国的阴谋勾当。
"九·一八"事变前夕，河本大作受参谋本部之托，携带5万日元的机密费，专程到沈阳交给了土肥原特务机关，作为炸柳条湖铁路的经费。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几个热昏的阴谋脑袋又在一家日本酒馆的酒桌上凑到了一起。板垣等人介绍了他们的行动计划，河本大作不断地往里兑酒，阴谋又一次发酵膨胀。在回国途中，河本大作不负老朋友们的重托，经过一番游说，得到了"满铁"和驻朝鲜日军的承诺：一旦关东军行动，它们将给予全力支持。
1932年至1945年，河本大作先后任"满铁"理事、"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理事长、"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等职，从事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活动。在东北期间，他依仗关东军的力量，巧取豪夺，逐步霸占了那里全部的煤炭资源，每年掠夺的煤炭高达一千余万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在他的经营下，工厂从36个增至42个，资金由三千万日元增加到八千万日元，生产大量的钢铁、煤炭、棉布、皮革，除直接供应驻山西的日军外，还把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回国。为了最大程度地实行掠夺，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他强征劳工，不顾他们的死活，用刺刀和皮鞭逼着他们进行长时间的封闭劳动。矿工们吃冷窝头，喝煤沟里的黑水，加上每天超强度地干活，不断有人病死、累死。而井下条件同样恶劣，冒顶、片帮、瓦斯爆炸等恶性事故时有发生。抚顺煤矿仅在1939年就伤亡矿工10190人，平均每掠走八百吨煤，就遗下一具中国矿工的尸体。在日本人统治期间，山西大同煤矿被迫害死的中国矿工达到60000余人。
日本投降后，河本大作投靠了山西军阀阎锡山，后又伙同伪山西省日本顾问城野宏等人发起所谓"在晋日人残留运动"，加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暂编独立第十总队，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新的罪行。1949年4月，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在牛佗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太原解放后，这个"双料"战犯被公安机关逮捕，但还未及审判，便因病在太原战犯监狱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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