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战犯摇身变为功臣(1) 　　东京 1948．12南京 1949．1 　　一号战犯摇身变为功臣 　　击毙酒井隆的子弹，仿佛也穿过了冈村宁次的头颅，使他一向阴郁刻板的面孔禁不住地一阵痉挛。 　　1928年5月1日，蒋介石的北伐军开进济南。日军以保护日侨利益为借口，枪杀了北伐军的运输队长，强行解除了北伐军一部7000余人的武装。蒋介石装孙子，命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5月4日，北伐军处死了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日军当即以猛烈的炮火轰炸北伐军阵地和居民稠密地区；晚上一群日军闯入国民党山东省交涉公署，先用刀剜掉负责人蔡公时的耳、鼻、舌、眼，再将他连同17名职员用机枪扫死。后来的一些日子，纷乱的战刀像朔风寒雪在济南城内飞舞，6000余名中国军民卧尸街头。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时任驻济南领事馆武官的酒井隆与时任步兵第六联队长的冈村宁次，都是制造这次惨案的主凶之一。 　　冈村宁次在混沌的回忆中挣扎了片刻，渐渐恢复了平静。酒井隆是酒井隆，冈村宁次是冈村宁次。他把抚额的手展在眼前，上面没有血，只有粘涩的汗液。他不是滋味地嗅了嗅鼻子。 　　他派人从战犯拘留所取回酒井隆的遗物。晚上，他在联络班的一间空房里设置了灵堂，领着联络班的全体人员在酒井隆的灵位前守夜，忽明忽昧的烛火像一阵阴风，送走了远行的厉鬼。 　　日军投降后，中国派遣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冈村宁次一下跌到了战俘的境地。延安公布了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一号战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将他同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了战犯名单，要求引渡到东京审判。舆论界不断地掀动风云。冈村以双肘撑着秃脑袋，哀叹逃不脱命运的裁决：“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 　　然而他不甘心束手待毙，他要制造骗局，在混乱中为自己捞取资本。他十万火急地致电蒋介石：苏蒙军队已进抵张家口，呈向平津挺进态势；华北解放军已由天津西站附近攻入天津，攻势极其猛烈；日军集中炮兵密集轰击，挫败了共军的攻势，使其遗尸400具；此乃共军在苏蒙军队支持下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奏。冈村称：如果仅是华北共军进攻，他可以按蒋介石的命令坚决抵抗，但如果苏蒙军队参与联合进攻，他的军队只能撤退。冈村宁次的报告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也刺激了麦克阿瑟。在蒋介石的请求下，为了避免平津及渤海港埠落入共军之手，麦克阿瑟断然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在天津附近港口登陆。 　　冈村宁次见此招颇灵，进而向蒋介石建议：“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的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军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它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 　　蒋介石以大人物的风度，抖落黑大氅，登上一座小山头，展示了他宏大的眼界：“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国父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长期共荣。目前看来，实为重要。”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残暴的“三光”政策和层出不穷的野蛮战术，早就受到蒋介石的仰慕。其时正在积极准备打内战的蒋介石心里发虚，他需要冈村宁次的帮助。 　　但国际与国内的风声日紧。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横行霸道东洋数十年，其野蛮暴行，中国人民首当其冲。在‘九·一八’以来的侵略战争中，应当惩办的战犯何止千万，而自盟军占领日本三个多月来所捕大小战犯不过三百十八人。这个数目实在微乎其微。并且尚未加以审讯惩办。而更令人愤恨者，至今还有许多重要战犯仍然盘踞要津，继续从事威胁远东和平阴谋活动。如与中国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冈村宁次现仍安居南京，指挥着武装的日军，维持秩序……” 　　为了把这个大战犯掩藏好，蒋介石拿出他在上海滩上练就的看家本领，施展了障人眼目的幻术。他要在阳光下藏住黑影。 　　冈村宁次于1945年12月至1947年10月，担任“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班长”，名目是处理日俘日侨遣返事宜。 　　在这段时期，冈村宁次不能像过去那样打网球、骑马、打猎、钓鱼了。但照常可以坐禅静养、下棋消闲，喝绍兴酒、散步、洗澡、听留声机。养足了精神就竖起耳朵打探情报，刻意琢磨两件事：一是拉关系巴结蒋介石。他隔三差五地与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陈诚们走动，设顿丰宴，送派克笔和咖啡具，对起袖口过小九九，盘算国军怎样才能避免挨共产党的打。二是走门子替战犯鸣不平。今天是徐州战犯拘留所给战犯戴手铐脚镣，十分残酷，因此向国防部提出抗议；明天又说田中久一中将替人受过，枪毙了实在冤屈；再就是说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死刑者达四十人太过分，恳切要求重新审理。矶谷廉介判得蹊跷，斋藤弼州判得荒唐。他有一张马粪纸做的面具，时常拿出来戴在脸上作生气状，这非但不会惹起朋友们的不快，相反会因其戏剧性的合作而使彼此间的纽带显得更有必要。这段时期也有些别的事干，比如联络班的人饮醉酒出门与中国人打架斗殴，伤了对方，要费些口舌调解；也有时生个病，让汤恩伯们拎着甜酒来探慰。蒋介石对他优渥有加。 　　冈村宁次逍遥自在，他在日记中多次写道：“班内我是最有闲的人，因此能细心收听东京电台广播，并作好记录，隔一天向班员传达一次。”“我为消磨时光，开始自学中国话。”嗜血成性的暴徒品嚼着寡淡的时光也感到无滋无味。 　　到了1947年的10月，联络班的人因无事可做都回国了。冈村宁次一个人支撑着空空荡荡的联络班。其实，不如说联络班在支撑着空空荡荡的冈村宁次。 　　为什么还不审判冈村宁次?民众和舆论界越来越急迫地发出质询与抗议。 　　1948年3月29日深夜，冈村宁次爬上一辆被棚布蒙得严严实实的重型卡车，终于离开了他长居的南京。次日上午到达上海，他头戴大沿礼帽，架着深色墨镜，裹着风衣，一头钻进黄渡路王文成宅邸。在这座深宅大院里，内有日本医生中山高志给他治疗肺结核病，外有穿黑衣的便衣保镖为他提枪警戒。 　　冈村宁次的转移是隐秘的。新闻界像一群追捕逃兽的猎人，他们发现逃兽的足印失踪了。冈村宁次是被解往上海战犯监狱了?是中国政府顶不住国际军事法庭的压力，被遣返回国了?还是藏在一个秘密的洞穴养伤?抑或是肺结核病致使其口吐污血暴亡了?新闻媒介猜测着，把住山林的每一处津道隘口，举着刀叉与火把大声呐喊，要把冈村宁次轰出来。 　　躲在王文成宅院中的困兽竖着惊恐的耳朵挨时度日，又像是在等待着噩运的来临。 　　何应钦派人给他送来了法庭庭长石美瑜的训令副本，上面写道：“冈村宁次病已痊愈，应立即开始审理。” 　　果然，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送来了传票，命令他于7月12日上午10时到庭受审。冈村宁次感到他在疾速下沉，耳边响着嗖嗖的风声。整整一夜，他都在清理纷乱的思绪。虽然心中有谱，但毕竟是人家的俎上之肉，刀口刀背毕竟在一霎那的翻转之间。 　　然而这只是一次走过场的预审。倒是狡猾的冈村宁次利用了这次预审，在法庭上为应该怎样处置自己定了调子。他说：“我的部下犯罪纵属事实，但也仅是下层发生的零星不法行为而已，这与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总司令官无关，不属于共同责任犯罪问题。虽然如此，我仍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旁听席哗然。 　　一小时后，冈村宁次退庭。庭长石美瑜与施检察官、刘翻译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否将冈村宁次关进战犯监狱。 　　石美瑜认为，冈村宁次是地地道道的战犯，且健康状况良好，应依法立即将其移往战犯监狱临押。刘翻译官则坚持冈村宁次身患肺结核病，应慈善为怀考虑给予监外治疗，且现在寓所为国防部指定，任何人无权擅自更动。 　　恃才倨傲的石庭长愤怒地拍击着桌面说：“我以法律的名义申明，任何人无权亵渎神圣的法典！” 　　有恃无恐的刘翻译发出一声冷笑：“请庭长先生自重，法律是公理，而不是你的歇斯底里！” 　　气氛达到白热化，施检察官的调解无异于往白炽的金属上泼凉水，使之定型。无奈，石美瑜只好来到何应钦的公馆，以求公允。 　　听了石美瑜的来意，何应钦以平静的语气公断道：“石庭长依法从事，早已仰情。然冈村宁次虽系战犯，但在投降以来再无新罪，而且对我国民政府唯命是从，多献良策。故而对其处置，似以宽容为妥。” 　　石美瑜明白了，此路亦不通。最后法庭与国防部协商的结果，准予申请保释。但法庭请来的京沪医院朱院长经过诊断，拒绝以病由为冈村宁次担保。于是由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钱龙生出具担保。 　　一直拖到8月9日，石美瑜提出的“冈村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才得到国防部的批准。在8月14日对冈村宁次又一次预审后，将他送入了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 　　9月14日的预审更为神速，前后只用了半个小时，除了招来一群记者的追问外，冈村宁次没有受到任何触动。 　　这种沥沥拉拉的难堪局面，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不会预料不到，他之所以要忍受这种难堪，是因为庇护冈村宁次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战犯之一，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一道，被日军誉为“中国通四杰”。他参与制造过“济南惨案”，“上海事变”，代表日本政府在在塘沽仓库楼上签定过“塘沽协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血债。1941年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为了镇压沦陷区人民，他别出心裁地推行“治安肃正”运动，把华北分为日军占领的“治安区”、建立了根据地政权的“非治安区”和双方争夺的“准治安区”，对三种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残暴政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实行连坐法，发展伪政权，加强掠夺物资和奴化人民；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惨无人道地制造“无人区”，把游击区的人民赶进“人圈”，毁掉原来的村庄，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的联系；对“非治安区”以“扫荡”为主，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河北省丰润县的潘家峪大屠杀中，全村有1035人遇害，其中妇女儿童有658人，幸存者无几；而在阜平县的平阳村持续屠杀了87天，700多人魂断，5000余房屋化为废墟。1941年8月，冈村宁次调动十万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共烧毁民房15万间，抢掠粮食5800多万斤、牲畜一万多头，杀害抗日军民4500余人。 　　钢刀的白光一闪，一位16少女的头落地有声。兽兵将它放入少女的母亲的怀中。女儿睁大死去的眼睛，看着母亲怎样悲痛欲绝。女儿最后的鲜血在母亲怀中凝固成浆块。 　　一位孕妇被按在棺材里，棺材四周围着20多名赤身裸体的青年妇女，刺刀慢慢地切进孕妇，切进了青年妇女们的知觉。刚成形的胎儿被挖了出来。 　　冈村宁次有一颗长着狼毛的心脏，他是地狱的象征，他走到那里，就把地狱带到那里。 　　比之一般的恶魔，冈村宁次更擅长使用残忍的智慧。在“扫荡”中，他怪招迭出地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异战术，什么“铁壁合围”、“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等，尽管在与八路军试阵时连遭败绩，却足以使蒋介石眼花缭乱，自叹弗如，钦敬有加。 　　所以蒋介石要把他当成个宝贝来保护，而为这个宝贝蒋介石也确实费尽了心机。 　　蒋介石的心思被监狱长孙介君兜溲了出来。14日预审结束后，冈村宁次初进监狱，孙介君就带着翻译来套近乎。孙介君说： 　　“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影响，不得不这样做。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有期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先生安心受审。不过，希望先生在受审时对中国人民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治疗。无论是审理或入狱都只是形式而已。” 　　既然是狼狈为奸的一出戏，那就要配合着演才好。而且还要发旁听券，招待中外记者、外交使团和国内社会名流。敲锣打鼓，鸣金放号，大戏要开演了。 　　一号战犯摇身变为功臣(2) 　　8月23日上午，上海吴淞路商会礼堂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极为冷峻。礼堂内聚着一千多名前来旁听的中外人士和新闻记者，座无虚席，坐在第一排的两名全身戎装的少将高参显得尤为突出。石美瑜感到纳闷，过去在南京审判战犯，国防部从未有人来旁听，此次远在上海，国防部缘何反倒派人来旁听了呢? 　　冈村宁次出庭了。短小精悍的冈村浑身透出矜持和傲慢。这也怪不得他，被告席一侧的那把舒适宽大的扶手椅就证明了他有资格端架子。那把椅子是特为他预备的，好让他在感到累了的时候坐在上面休息。随他而来的还有落合甚九郎等四名作为证人的在押战犯。 　　开庭后，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质询被告及证人。当进入与律师的辩论阶段，气氛趋于紧张激烈。 　　中午休庭的时候，石美瑜宣布辩论结束，下午宣读判决。法官们按惯例到四川北路海宁路口的凯福饭店进餐。石美瑜与陆超、叶在增、林建鹏、张体坤几位上校法官喜形于色。冈村宁次已被内定判无期徒刑，就要对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绳之以法了。这时饭店招待进来请石美瑜去接电话。石美瑜回来时，脸上变了气候。“刚才接到国防部秦次长的电话，冈村宁次一案暂停审理，听候命令，法庭人员一律不能擅离职守。”饭菜像锯末一样难以下咽。 　　在另一处，冈村宁次与四个证人为丰盛的午餐而大为满意。 　　下午开庭后只得继续辩论。江一平、杨鹏和钱龙生三个律师可谓咄咄逼人。尤其是江一平，他老子还要个老脸，叉开膀子挡他，以免遭万世唾骂。江一平一把将他老子掀到一边，跑到法庭上大放厥词，竟然说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曾为供给农民棉布而打击过奸商。旁听者嗤之以鼻，冈村宁次感激铭心。 　　对冈村宁次战犯案的审理又搁置下来。 　　《申报》披露了审判中断的原由：“由于证据不足，审判可能延期。又因经费不足，须待申请批准后才能重新开庭。” 　　这个理由是疲倦而脆弱的。真正的原因是原定的无期徒刑不符合蒋介石的心情，而改判无罪一是太突然，二是时机未到。孙典狱长向冈村宁次透露：“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将于10月以后结束，故而对先生的公审势必推迟。”预定的8月23日的公审闹出了声势，又不好取消，于是又演了一出过场戏。 　　不多日，由国防部两名少将高参联名具保“准予保外就医”，冈村宁次又出狱住进了邵式军宅邸。 　　11月23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终于对甲级战犯作出了最后判决。 　　蒋介石紧接着主持召开了高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防部长、次长、司法部长、军法局长、法庭庭长等人。 　　一种意见认为：自停战以来，冈村宁次有功于民国，应判其无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国内外舆论，特别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人的判处，对冈村宁次量刑应当一致，可判其无期徒刑。 　　国防部长何应钦对蒋介石琢磨得最透，他说：“此事应慎重考虑，国内外舆论不得不予以关注，且有国际关系须要借鉴，为此不可立即宣布冈村宁次无罪，可以徐图善策，以待时机。” 　　这正是蒋介石要把握的尺度，他因此首肯道：“敬之言之在理，就这么办吧。” 　　一切均在蒋介石的玩握之中。 　　石美瑜默察于心，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与悲哀。 　　石美瑜号可珍，福建闽侯县人，曾因民国二十一年在司法考试中名列榜首而声名雀起，原系江苏高等法院院长朱焕彪的班底之一，任刑事庭推事。战后在承办陈公博、缪斌等汉奸案中，锋芒锐利，刚正执法，出手漂亮利落，广得同行老少的称道。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时，他被推荐升任为该庭庭长。官阶陡升三级，大大地鼓舞了他的雄心。此番他想抓住办冈村宁次这个难得的机遇大显身手，为自己铺下锦绣前程，同时也使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满足。始料不及的是，他竟跌入了如此肮脏的漩涡，他的命运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三十六计走为上，但他的请调报告没有得到上峰的允准。 　　12月23日，各报都以欢呼的姿态，用粗大的标题报道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东条英机等七名大战犯已在东京被绞死！ 　　不久，石美瑜收到了一份密级极高的代电，电文大意为：据沪淞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村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文首他的衔名与文末“中正”的署名，使他明白，蒋介石已将他提拔为国防部检察局处长，衔至中将；而作为报偿，他必须帮蒋介石放了冈村宁次。船驶近了孤岛，把你推下水，再抛给你个救生圈，由不得你不抱住救生圈往孤岛挣扎。 　　办完这件事，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就实施他下野的权宜之计，辞去总统职务，飞返奉化老家静想拳经去了。总统由李宗仁代任。这就是时机。这就是蒋介石高人一筹的歹毒之处。 　　蒋介石临走前，于1月21日正午约宴了五院院长。散席后在他离开时，老态龙钟的于右任追了上去，口中连声喊着：“总统！总统！” 　　蒋介石驻步问道：“何事?” 　　于右任颤巍巍地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在总统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和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不耐烦把手向后一甩：“你找德邻办去！” 　　说罢，便头也不回地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目睽睽之下满脸尴尬，慢腾腾地离开了总统官邸。 　　爱国将领杨虎城全家后来被蒋介石杀害。张学良被软禁数十年。而杀中国人杀红了眼的一号大战犯冈村宁次却在蒋介石的竭力庇护下逍遥法外，1950年摇身一变，成为蒋介石“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 　　这种绝对明确的两相比较，极生动地暴露了蒋介石一贯假抗日、真卖国的丑恶嘴脸。 　　傀儡戏该收尾了。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的公审。这是一次秘密的“公审”，只有20余位新闻记者被允许旁听，三名律师有两名迟迟未到。法官们是心虚的，冈村宁次是胸有成竹的。 　　石美瑜：“请被告对检察官论罪理由进行申辩。” 　　冈村宁次：“本人同意各辩护律师的申辩。” 　　石美瑜：“请律师补充申辩。” 　　钱龙生：“申辩理由前已详述，应判冈村宁次无罪！” 　　石美瑜：“冈村宁次有何最后陈述?” 　　冈村宁次：“本人对法庭审判无意见。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本人深表歉意；对于法庭因本人健康原因而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本人深表感谢！” 　　他不忘给蒋介石作脸。然而此时说这种话更像是在讽刺，显得荒诞不经。 　　中午休庭本该去饭店，边吃边合议案件的判决。石美瑜却把大家请进庭长室里，关紧房门，沉起面孔说：“今天辛苦诸位，让肚子受点委屈，先合议好对本案的处理意见再吃饭。” 　　也许法官们还蒙在鼓里，大家议论纷纷：冈村宁次罪大恶极，即令九死也难赎万一！石美瑜苦叽叽地打断众人的发言：“案件拖了那么久，诸位怎么还没揣度不出实情?”他打开公文包，取出两份命令，一份是代总统李宗仁的，一份是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内容无异：“冈村宁次遣俘有功，法庭应宣判其无罪。”一阵冷风扫过，给众人的脸上蒙上了寒霜。 　　“那判决书怎么办？”张体坤脱口问道。 　　石美瑜苦笑。他从包里取出抄写工整的判决书，上面盖着国防部长徐永昌的朱红大印。“据实以告吧，此案上峰已拍了板，我也是身不由己。现在请诸位在判决书上签字吧。” 　　气愤，痛苦，屈辱，困惑，法官们被骤至的严寒速冻住了。石美瑜见状叹息一声，说：“诸位不肯签字，我也不能强迫。不过我可以告诉诸位，国防部派来的5位军法官已在隔壁房间等候，要是我们不签字，他们将立即接办此案，宣布重新审理，结果还是一样。而我们都得去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整个房间屏住了呼吸，静得像死。石美瑜的眼光在法官们的脸上流动，最后在老资格的陆超脸上停住：“陆法官，你年纪大，资历深，就带头签个字吧。” 　　陆超以夹杂着几分痛苦和几分无奈的语气说：“如果一定要签，那也没有办法，不过我要在评议本上写下保留意见。” 　　陆超颤抖着手签下自己的名字。最后签字的是石美瑜，他脸色铁青，咬着嘴唇。 　　下午4时重新开庭，庭长石美瑜宣布了另外两名战犯的判决之后，开始宣读对冈村宁次的《判决书》。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民国37年度战审字第28号) 　　公诉人：本庭检察官 　　被告：冈村宁次，男，66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 　　指定辩护人：江一平律师 　　杨 鹏律师 　　钱龙生律师 　　上述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按战争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战期间，肆施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或违反国际公约，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为要件，并非一经参加作战，即应认为战犯，此观于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各条之规定，至为明显。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隆在港澳，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历时8年，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分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动发生，然此应由行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有案。此项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 　　综上所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1项，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本庭检察官施泳莅庭执行职务。 　　中华民国38年1月26日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审判长：石美瑜 　　审判官：陆 超 　　审判官：林健鹏 　　审判官：叶在增 　　审判官：张体坤 　　扯谎，诡诈，怯弱，蛮横，出卖！用道义上的一切致命缺点拼凑起来的《判决书》，引发了狂涛般的怒吼。石美瑜等人退进了庭长室，激怒的记者们不顾宪兵的阻拦冲了进去，向黑暗的法庭提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石美瑜自知理屈，只是支吾其词地说：“此次判决当否，有待社会及历史公论。” 　　无罪！连冈村宁次也感到吃惊。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我的判决，军方以外各方面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石审判长曾拟判徒刑7年，我自己也希望如此判处。实际上由于种种条件即使服刑也等于零，但做做表面文章也好。” 　　冈村宁次要求向庭长致谢，但混乱的场面使他难以遂愿。正当他手足无措之时，一个法庭副官走过来对他耳语道：“先生还是乘机走脱为妙。” 　　太突然了，冈村宁次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获得了自由。他猛地省过神来，向副官颔首一笑，从后门溜出了法庭。 　　1月30日上午10时，由数百名美军戒备的约翰·W·维克斯号美轮驶出了吴淞港，以冈村宁次为首的300名日本战犯向日本国挺进了。他们将由罪人一变而成为英雄。 　　“不准把日本战犯运走！”上海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 　　“在华全体日本战犯正在返回日本途中。”东京广播电台及时报道。 　　中国共产党提出抗议，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对冈村宁次的判决，要求将其引渡，并以此作为维持国内的和平条件之一。 　　迫于压力，李宗仁代总统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扣压命令不发。与此同时，石美瑜考虑到自己的责任，飞到南京请示对策。李宗仁获知冈村宁次已驶抵公海，下令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等船到日本后即将其扣押。商震前往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交涉，被美方拒绝。 　　冈村宁次到达东京，麦克阿瑟打破禁令，悬挂起日本国旗，以示欢迎和慰问。 　　次年，冈村宁次与蒋介石公开合流。 　　剃刀将军”贪恋人间饭菜(1) 　　东条英机对准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他躺在一张长沙发上，用虚弱的声音对赶来抢救的日本医生说：“我没有朝脑袋开枪，因为我要让人们认出我的容貌，知道我已经死了。” 　　美国医生救活了他。美国医生风趣地说：“我设法使他活下来，是要通过法庭对他所犯的罪行进行审判，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否则太便宜他了。” 　　曾在东条英机手下吃过败战，被迫逃离菲律宾的麦克阿瑟怀着私仇，把东条英机救活后，又恨不得即刻把他掐死。他一再要求把东条英机等人作为乙级战犯，由美国单独审判。麦克阿瑟及美国法官们把复仇情绪都灌注在袭击珍珠港及屠杀美国人的战犯身上。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允准。 　　东条英机被带上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这个短小敏锐、目光炯灼、凶狠张狂的头号战犯一出场，就以其非人格的明亮和锋利吸住了所有的人的注意力。大概还令余悸未消的基南们打了个寒噤。 　　东条英机的父亲东条英教曾在打败清军、吞并朝鲜、攻击沙俄的战争中立过战功，是天皇手中的一把好刀。他决心把儿子铸造得更加锋利。他强迫在贵族学校就读的儿子自带木食盒，徒步上学；请著名武士日比野雷风教授儿子“神刀流剑舞”。日渗夜浃，东条英机上中学时就以“打架大王”出名。十五岁之后，他依次进入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盛夏穿着厚装在烈日下操练，严冬穿一身单衣在寒风中挺立，他忍受着火与冰的淬沥，拼命吸收着军国主义的毒素。1915年他脱鞘而出，以其异化的忠诚和激情残酷砍杀军内外反对派和中国军民，而赢得了“剃刀将军”的恶称。 　　东条英机于1935年来到中国，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兼警务部部长。甫一上任，他就以“治安肃正”为名，扩充宪兵，把魔爪密如蛛网地布满东北各地，疯狂屠杀东北爱国同胞和抗日志士。不到一年工夫，我抗日人员就有5999人被害，伤5431人，惨遭涂炭的无辜百姓不计其数。 　　1936年，前外相广田弘毅组阁，日本军事法西斯体制完成。东条英机镇压中国抗日军民有功，接替板垣征四郎担任关东军参谋长。1937年近卫文麿组阁，东条英机力倡尽早对华发动大规模进攻。 　　“卢沟桥事变”爆发，东条英机按纳不住地呼啸而起，立即指挥关东军最精锐的“察哈尔兵团”左冲右杀，击溃国民党军队，以闪电战术攻占了承德、张家口及大同等地。8月中旬，东条英机的兵团在50门大炮、40多辆坦克和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向南口镇发起潮水般的进攻，一日内发射炮弹5000余发，中国一个团守军的上千官兵英勇牺牲，全镇百姓无人幸免于难。“剃刀将军”寒气袭人。 　　东条英机踏着中国人的血和尸体拾阶而上。1940年担任了第二次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大权在握，东条英机的“剃刀”性格再无阻遏。他捏着拳头喊叫要把整个中国置于死地，捏着另一只拳头张扬要向东南亚扩张。为了实现狂妄的理想，他扩充了细菌部队，拟定发布了法西斯军人精神教规《战阵训》。“皇军军纪之精髓，存于诚惶诚恐大元帅陛下(天皇)之绝对服从之崇高精神”；“处于生死困苦之间，命令一下，欣然投身于死地”；“生当不受囚虏之辱”……《战阵训》渗入士兵们的灵肉，要使他们也异化为“剃刀”，或者“肉弹”。 　　东条英机终于达到了罪恶的顶峰。1941年10月18日，他逼退了近卫文麿，登上了首相的宝座。他一上台就实行法西斯独裁，打击排斥异己，独揽军事财政大权，一身兼任内务大臣、陆军大臣，后又兼任了外务大臣、军需大臣、商工大臣、文部大臣及参谋总长等要职。他自我斗争着、协调着，把日本所有的力量都压进了大炮的炮膛，向一切能够得着的地方轰击。这时他并没忘了已经叨在嘴里的肥肉。当上首相的第一天，他就在施政演说中指出：“完成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以贡献于世界和平，为帝国既定的国策。而今政府面临空前严重的局势，务期对外愈益敦厚与盟邦之友谊，对内愈益完备国防国家体制，在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圣业而迈进。”东条英机高举战刀，发出了战争的总号令。 　　“以日本为工业国，以其它各国为资源国，则举东亚共存共荣之实矣。”这就是东条英机为“大东亚共荣圈”确定的“共存共荣”的原则。为此，东条内阁专门成立了一个大东亚省。大东亚省下设四个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东南亚和南洋局，其职能就是专事掠夺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丰富资源，榨取这些国家劳动人民的血汗以繁荣日本经济。 　　日本挥刀砍杀中国，日本吮嚼中国的血脂血膏，东条英机是主谋，一直都是。《判决书》判明：“东条在1937年6月任关东军参谋长，自此以后，几乎所有的阴谋活动，他都以首谋者之一而与他人互相勾结。”“他对于日本邻邦的犯罪攻击，负有主要责任。” 　　东条英机拒不认罪，他保持着“剃刀”性格，把一切推得干干净净。在1947年12月26日的庭审中，东条英机通过他的英籍律师勃鲁德宣读了他的供词。东条狡辩说：“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侵略，日本对外战争是“自卫自存”，是为了“解放东亚民族”。法官质问道：“杀戮200万以上的中国人，都是出于自卫的考虑吗?”东条无言以对。供词洋洋5万余言，叙述了他当首相的四年中有关国家决策动机及军事决策等问题，他想方设法回避自己是主要决策者的事实，千方百计推脱责任，否认侵略活动，把侵略行动硬说成是自卫。 　　法庭对东条英机进行了多次审讯，东条英机的态度一直是坚决而肯定的： 　　法官：“你是否承认犯有发动战争罪？” 　　东条：“这次战争实在是日本的自卫战争！”…… 　　法官：“日本为何肆意破坏华盛顿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九国公约?” 　　东条：“先打个比方：给十岁的孩子一套合身的衣服，可当他满18岁的时候，衣服绽开了。” 　　法官：“但有可能将那件衣服缝缝补补使它合身——难道你不认为这样吗?” 　　东条：“但个子长得太快，孩子的双亲来不及缝补。”…… 　　法官：“1942年的‘巴塔安死亡行军’，强迫战俘在酷热的气候中长途跋涉，大批被弄得筋疲力竭的俘虏在‘行军’中遭到毒打、刺杀和枪杀。对此你负有什么责任?” 　　东条：“按照日本的习惯，执行特定任务的司令官不受东京具体命令的约束，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判决书》：“这只能意味着根据日本政府进行战争的方法，对这类暴行是提倡或至少是允许的。”…… 　　法官：“据我们所知，经日本最高当局批准，强迫战俘在恶劣的条件下用双手修建泰缅铁路，路基两旁遗下成千上万战俘的白骨，是这样的吗?” 　　东条：“我们没料到会做出这样的事来。按日本人的性格，他们相信无论天上还是地下都不能容忍犯下这种罪行。” 　　《判决书》：“1942年3月31日颁发了《战俘待遇条例》。东条通过军务局长武藤实施监督和指导。各战俘营长官应每月向陆军省军务局战俘事务行政管理课提出报告，报告的内容有战俘营高死亡率的统计数据。”…… 　　东条英机的战争罪行多得无法结计。对28名甲级战犯长达数十万字的《起诉书》其提出了55项罪状，对他的指控超过了所有的战犯，除侵略苏联的诺门坎事件外，其它54项均有份。 　　东条英机在法庭上的剃刀风格，激怒了众法官，受刺激最深的，恐怕要算傲慢的美国人。 　　“剃刀将军”贪恋人间饭菜(2) 　　1941年夏秋间东条英机上台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希特勒吞并了法国和重创英国之后，旋即向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作为轴心国成员的日本由于南进战略受到英美阻扼，而与英美的矛盾激化。东条决心制服美国，成为真正的战争巨人。12月7日，他命令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美国太平洋舰队的8艘战列舰被炸沉4艘、重创4艘；炸沉3艘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炸毁飞机约180架；死伤3500余人，而日军只付出了很小的代价。这一辉煌的战果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国人蒙受了史无前例的耻辱，也冲昏了东条英机的头脑。 　　东条英机的时代来临了。日军所向披靡，12月25日，从英军手中夺得香港；1942年1月2日从海上登陆攻占了菲律宾的马尼拉；2月15日拿下新加坡，接着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易主；3月8日，攻克了缅甸的仰光，北上侵入中国云南境内。不到3个月，日军横扫西太平洋，占领了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和东印度群岛的大部。澳大利亚暴露于战火的边缘。美国、英国、荷兰的战舰和商船屡被击沉。亚洲10多个国家被蹂躏，人民惨遭屠戮。南京大屠杀的惨剧在马来亚的亚历山大医院、泰国的琼蓬阁、东印度群岛中的望涯群岛、苏门达腊的库拉查、爪哇的巴加达尔巴士等10多处重演，还有前述的马尼拉与香港。战俘们被灌水、炮烙、电击、悬吊、坐钉板等种种酷刑驱赶着去筑铁路公路，他们成批地饿死累死病死，身体被虫蚁蚀空，只剩下白花花的骨骸。 　　日军开始吃人了！一名日本战俘在受讯时供认：“第16军司令部允许部队吃人肉，但不得吃自己同胞的肉。”参加这种盛大酒宴的还有那些毛烘烘浑身散发着腥膻气的将军。他们沉溺于甜美咀嚼中的愉快超了热带丛林中四条腿的野兽。 　　同时被所有的法官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在甲级战犯中几乎只有东条英机一个。 　　中国人咬牙切齿：杀死他！ 　　美国人暴跳如雷：杀死他！ 　　英国人耸肩摊手：杀死他！ 　　日本人也勾起双拳：杀死他！这其中竟然夹杂着日本阴谋家和战犯们的声音。 　　东条英机是个战争狂。他上台后不顾日本经济衰微的实情，仅一次性临时追加军费就达38亿日元，人民经受着饥寒，最后干脆被作为“一亿玉碎”的赌注，被推到了死亡的边缘。人民一边往防空洞里钻，一边愤愤地低吼：“击落英机！” 　　东条英机是个独裁狂。对于不听他使唤的将帅，他像“剃刀”一样果断地将他们彻底清洗，迫使他们退出现役，或降职后送到炮火纷飞的前线。他直言不讳地要杉山元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由他兼任。杉山元气急败坏地反抗：“如果你这样干，陆军内部的秩序将无法维持！”东条英机满脸杀气：“谁敢反对，我立即撤换他！”海军一些部门居然挂出这样的木牌：“杀死东条！” 　　东条英机还是个领袖狂。他身兼多种要职，把天皇挡在自己的背后，不许任何人接近天皇，甚至切断了皇族和重臣与天皇的通路。他说：“我的床上不要绣花枕头”，破除惯例，把重臣统统逐出内阁。谁要流露出不满，他就派人暗中钉梢与威胁，连唯一敢于在天皇面前跷二郎腿的近卫文麿也不例外。“天皇东条化”的趋势终于使裕仁沉不住气了，他忧愤交加地说：“把日本交给东条一个人掌握命运，可以吗?” 　　日本海军在中途岛遭到了近一个世纪来最惨重的失败，尤其是战略要地塞班岛守岛日军全军覆没，敲响了日本法西斯的丧钟。危机向核心聚涌。近卫联合重臣加紧了倒阁阴谋。天皇裕仁的御弟们开始使用极端的手段。 　　谋杀东条英机一波三折。 　　最早下手谋杀东条的是中野正刚议员。1943年秋，当他得知皇族避开东条秘密酝酿停战策略、东条被剥离出来时，便组织了一批退役军人密谋刺杀计划，但计划还未付诸实施，就因同伙在女巫面前泄密而遭逮捕，被迫自杀。中野正刚的被杀，煽起裕仁的二弟高松宫亲王谋刺的激情。在高松宫的支持下，教育局长高木少将制定了完整的计划：在海军中物色5名刺客，7月中旬，当东条上班路经海军省时，用机枪前后夹击射杀，事成后飞往台湾避风；同时由高松宫上奏天皇，由裕仁发令敕准。就在这前后，另有人也准备在东条上班的途中杀死他，时间也在7月中旬。他是三笠宫亲王的亲信津野田，三笠宫是天皇裕仁的三弟。津野田从陆军习志野毒气学校搞到一枚反坦克用的氰氢酸炸弹，准备在东条的车驶至祝田桥一带减速时投掷。然而事到临头，津野田不明不白地突然被调往中国战场。生性多疑的三笠宫恐是事已败露，便出卖了津野田，计划遂告流产。而裕仁二弟高松宫的计划因种种原因，也终未能付诸实施。 　　东条的办公室里烟雾弥漫。军务局局长佐藤贤了推门进来。东条把烟蒂狠狠地按进烟缸，垂头丧气地说：“我将在明天上午谒见天皇，请你用书面写下我的辞呈吧。” 　　次日，东条英机肩缀参谋绶带，以参谋总长身分径直进宫晋见天皇。直到这时，他仍抱着侥幸的心理。阴冷幽暗的气氛充满了暗示，天皇无声地流露着对他的厌憎和嫌弃。刚愎自用的东条英机这才突然地意识到自己的孤独。 　　就在当天，也就是1944年7月18日，在内外交困、上下弹挤的强大压力之下，东条英机被迫率领内阁总辞职，从权势的峰巅滚落下来。 　　无论东条英机怎样狡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认定了他的罪行。仅在第一类“破坏和平罪”中，他就犯有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对美实行侵略战争、对英实行侵略战争、对荷兰实行侵略战争、对法实行侵略战争、18年间一贯为控制东亚及太平洋进行阴谋活动等6项罪行。在东京受审的甲级战犯中，东条英机是罪状最严重者之一。 　　1948年4月16日，韦伯庭长终于宣布庭审工作结束。审判进入了最后的秘密量刑阶段。走上被告席的28名甲级战犯，因外交官松冈洋佑与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痼疾而亡、大川周明发疯而中止了对他的审判，此时实际还有25人。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只规定了统一的诉讼等程序，而没有共同的量刑根据，11名法官对量刑的尺度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各自援引本国的法律条款，各执己见，争得不可开交。尤其对于死刑，法官们的分歧更大，那些已废除了死刑的国度的法官，自然就不习惯考虑以此作为一种刑罚。法庭庭长韦伯根据其澳大利亚的刑罚条文，主张把战犯们流放到荒岛上去；而来自佛教国度印度的法官帕尔更为极端，他大概决意以佛祖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修持实践为榜样，主张“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竟然要无罪开释全体战犯。占多数的法官不赞成处死刑。这是极为危险的。经过法官们日夜磋商、磨合，最后终于以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处以绞刑的议案。 　　948年11月4日上午，韦伯庭长开始宣读长达1200页的《判决书》，一直到12日下午才读完。接着宣布对25名被告的判决。平沼骐一郎、白岛敏夫、梅津美治郎因病缺席，所以只有22名战犯出庭。被告被一一叫出来听取对本人的审判，3名缺席者由辩护律师站起来代听。东条英机被判处绞刑。另外还有6人被判以绞刑，即前述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为了严惩板垣、土肥原及松井这几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在量刑期间，中国首席法官梅汝璈表示，如达不到目的，他只有蹈海一死以谢国人。他废寝忘食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公正判决做出了贡献。 　　在宣判后执行前的时间里，东条英机独居一室，受到严格监管。也许是“剃刀”精神在已他的内心折断了，他的饭量骤减，体重急剧下降。但他此时还能克制住内心，表面依然显得冷静。他赋词曰：“此一去，尘世高山从头越，弥勒佛边唯去处，何其乐。明日始，无人畏惧无人愁，弥勒佛边唯寝处，何其悠。”12月21日晚，东条英机收到了即将执行死刑的通知后，他把这首词赋交给了教诲师花山信胜博士，说：“想起一直处在一百瓦的灯光昼夜照射下，竟未能得神经衰弱，一直到最后都能保持身心健康，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信仰。”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临死之前再吃一顿日本式的饭菜。 　　东条英机确实具有法西斯头目的胸襟与见识。他以透露遗言的方式，顽固地为其侵略罪行辩护，蛊惑与煽动日本人民要耐心等待，以图东山再起。他说：“日本曾是亚洲唯一的反共堡垒，现在满洲去已成为使亚洲共产化的基地”，强烈呼吁美国人要重视这个问题。 　　东条英机保持住了“剃刀将军”的形象。后来他以伟人的面目被搬上了美化军国主义的影片《大日本帝国》。 　　绞索不意味着结局(1)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行刑室设在巢鸭监狱的一间方形的屋子里。绞刑台高与宽各有8英尺，通向它要登上13级台阶。4台绞架垂下黑色的吊索。 　　1948年12月22日午夜23时30分，7个剃着光头、身穿灰色死囚服的大战犯被美国宪兵带到了一个小佛堂里。花山信胜教诲师为死囚们忏悔，为他们诵经祷告，低沉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彼岸。东条英机的脸像一张风中的白纸在痉挛着，昔日假以逞威的小胡子上挂下了白色的涕水。但他的眼睛里依然燃烧着仇恨。他用抖战的笔迹，在“赴死簿”上签下了罪恶的名字。 　　7个大战犯双手反绑，被押进了行刑室。东条英机大口大口地吃着最后的晚餐。大米饭，豆汁汤，烧鱼…… 　　时刻到了，第一批上绞架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和武藤章被验明正身，引上13级台阶。 　　东条英机提议道：“请松井君带领大家三呼天皇陛下万岁！ 　　松井石根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天皇陛下万岁！” 　　另三人随声应和：“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种场面与在纽伦堡的情形是何等相似呵。担任行刑手的美军中士约翰·伍德一定会这样想。他曾在纽伦堡对德国主要战犯执行了同样的使命。当时屠杀犹太人的头号刽子手斯特雷切在验明正身后，像玻璃碎裂般地尖叫一声：“希特勒万岁！”凯特尔元帅高呼：“一切为了德意志！” 　　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站在了绞刑台上，头上被蒙上黑布罩，绞索套在了他们的脖子上。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商震及美、苏、英的代表到场监刑。总行刑官向监刑官报告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随之发布了执行命令。 　　死囚脚下的活门猛地弹开，死囚倏地掉了下去，吊索刷地绷直了。 　　吊索剧烈地抽搐着。陷坑里传出痛苦的呻吟声。 　　监刑官与行刑官在冰冷的气氛中站立着。美军人员有的无声地走动，有的悄悄地咬耳朵。 　　过了几分钟，一位美国法医和一位苏联法医带着听诊器走到刑台的后面。o时11分，他们走了出来，同一位身材壮实、足蹬马靴的美军上校低语了几句。上校转过身来，面向监刑官咔地立正：“罪犯业已毙命！” 　　美军士兵抬着担架走进刑台的下面。约翰·伍德从腰间的刀鞘里拔出伞兵刀，以刚劲的动作割断了绳索。尸体被抬了出去，它们的脖子上仍勒着黑色的索扣。 　　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作为第二批被引上了绞架。 　　7名甲级战犯的尸体当即被秘密运往横滨市西区的久保山火葬场焚化。为了不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留下可作悼念的遗物，骨灰被美军用军舰载于一百海里以外，弃之于海中。 　　东京审判的25名甲级战犯除7人被判处绞刑外，还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0年徒刑和7年徒刑各一人。 　　被判无期徒刑的是：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贺屋兴宜、坞田繁太郎、白鸟敏夫、大岛浩、荒木贞夫、星野直树、小矶国昭、畑俊六、梅津美治郎、南次郎、铃木贞一、佐藤贤了、桥本欣五郎、冈敬纯。 　　东乡茂德被处以20年徒刑；重光葵为7年。 　　梅津美治郎是陆军中有名的死硬派，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期间故意制造事端，用武力逼迫中国签订《何梅协定》，接替东条英机出任参谋总长后，指挥过日军在中国的桂柳会战、老河口战役及芷江战役，并指挥过冲绳战役等太平洋战场的诸战事，走投无路之际还拒绝投降；在受审期间他坐在第一排，戴着金边眼镜，始终一言不发。病死的永野修身是策划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元凶之一，使三万四千八百多名中国军民伤亡或失踪；后任海军军令部部长，策划偷袭珍珠港，直接促成了太平洋战争；他是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海军元帅。两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和小矶国昭都是实行侵略战争的魁首，平沼是最隐蔽的法西斯组织“国本社”的头目，被公认为“日本法西斯之父’；小矶曾参与操纵建立伪“满洲国”，支持全面对华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木户幸一才气横溢、擅长权术，是天皇的宠臣，任文部大臣时费尽心思地推行军国主义教育；他激赞东条英机“手腕强硬”，在他的力荐下，东条英机得势，点燃了太平洋战火；木户在受审中竭力为天皇开脱，说“责任全部在军部”；当他读到起诉书中对自己的指控时愤然地说：“审判相当不公平，可以说是侵犯人权！”佐藤贤了、冈敬纯和坞田繁太郎均是东条英机的得力幕僚，鼓吹进行太平洋战争并指挥作战，还犯下了虐待俘虏的罪行；佐藤出狱后仍顽固地宣扬：“只有东条内阁是正确的。”重光葵、大岛浩、白鸟敏夫和东乡茂德则都是法西斯化的外交官，不择手段地粉饰侵略行径，缔结法西斯联盟，推行阴谋外交，不遗余力地为侵略战争卖命。 　　他们都犯下过天诛地灭的罪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自1946年5月开庭，至1948年12月执行判决，前后长达两年半之久，公开庭审818次、秘审131次，受理各类文件证据4330件，证人证词1194件。法庭在公审庭上作出了56件裁定，在法官内部会议上作出了175件裁定。审判记录共计48412页，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耗资750万美元。不论怎么说，这旷日持久的审判与卷帙浩繁的文件材料，包含着各国法官们巨大的劳动和心血。 　　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甲级战犯的同时，南京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侵华的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自始至终共办案52件，其中有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谷寿夫、矶谷廉介、酒井隆、高桥坦等4名日军高级将领；有疯狂屠杀中国民众的田中军吉、野田岩、向井敏明、松本洁、三岛光义等凶手。日本宪兵松本洁与三岛光义一个在浙江嘉善、一个在江苏无锡，他们无恶不作，杀人如麻，被当地民众称为活阎王。 　　设在广州、武汉、上海、台湾等地的9个军事法庭也对乙、丙级战犯进行了逮捕和审理。如田中久一和近藤新八两个陆军中将师团长等，因纵兵屠杀俘虏及强奸、抢劫、滥杀平民，被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处决；宪兵大佐队长膳英熊及大尉中队长古性与三郎等因直接参与抢劫和杀人，被徐州绥署军事法庭枪决；辎重兵中队长增木欣一等因共谋杀害军夫及施酷刑致死人命，被武汉行辕军事法庭处以极刑；陆军少佐营长木村龟登等因杀人与抢劫被沈阳军事法庭严惩……日本战犯的脑壳崩裂，污血喷溅，砰，乓，虽然枪声并不稠密，但毕竟四方都有动静。 　　从1946年初至1949年1月，全国各地受理案件共计2200余案，处死刑者计145件，处有期或无期徒刑的约有400人左右。要指出的是，各地的审判工作同样受到国民党高层卖国分子的干扰。冈村宁次在日记中不无为自己评功摆好之意地写道：“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处40人死刑，因太过分，经联络班向国防部恳切要求，乃将被告全部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再审，结果40人全部无罪返国。”冈村宁次却从没有把他指挥日军成千成万地屠杀中国人视为过分。 　　另如一个叫斋藤弼州的战犯，也就是冈村宁次刚进监狱时，孙典狱长来见他带着的那个翻译。此人霸占了徐州柳泉煤矿，为了逼迫矿工在恶劣的条件下日夜不停地挖煤，他雇用了一些流氓打手，动不动就对矿工施以拳棒与酷刑，致死者被抛入山沟里喂野狗。冈村宁次听说他被判无期徒刑，就出来为他申辩，硬说此人雇用打手是为了保卫矿产，还自制炸药奋不顾身地与来袭的匪贼进行搏斗，俨然是个英雄。判他无期徒刑，是因为有人向煤矿索取钱财被他拒绝，因而虚构罪名诬告他。冈村宁次是有影响力的。他小费口舌，便使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10年。 　　各受害国及与日本交战国也都建立了军事法庭，对在各地犯下了罪行的战犯进行了惩罚。大体的情况是： 　　美国占领区及巢鸭军事法庭：判刑2678人，其中处死501人； 　　英国占领区军事法庭：判刑818人，执行死刑者240人； 　　菲律宾军事法庭：判刑197人；死刑80人； 　　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判刑533人，处决120人； 　　苏联判处了12名日本细菌战犯的有期徒刑。另有千余名日本战犯于后来被引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 　　疯狂嗜血的战犯终于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绞索不意味着结局(2)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狂人们祭起滚滚的红火黑烟，夺去了5000万亚洲人民的生命，毁掉了无数人和美宁馨的家园，仅在8年全面侵华战争中，就屠杀了我数以千万计的同胞，在我们原本就贫穷落后的国土上又毁掉了600多亿美元的财产！而日本由于倾注国力于战争，造成了人民的赤贫，近200万人殒命他乡，战争后期本土遭轰炸，亦有900万人失去了家园，损失了95亿6千万日元的财产。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对和平、正义和人道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对此，各国法庭依据一系列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国际公约、惯例、协议和誓约，对战犯进行广泛的审判，严惩了丧心病狂、罪大恶极的战争元凶，伸张了国际正义，抚慰和鼓舞了各国人民，为死难者复仇雪恨，无论从法律还是从道义上讲，无疑是必需的、正当的，符合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不仅仅如此。对战犯的一系列审判，尤其是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首次正式判定了侵略战争本身的犯罪性质，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犯罪，是全部罪恶的集大成者，一切计划和准备侵略战争的行为和参与者都要负刑事责任。这对于藏在幕后预谋和策动战争的领袖人物是一个威慑。其次，判定了违反人道罪，即“战时或战前对于非武装人民的屠杀、灭种、奴役、放逐及其他不人道的行为，或基于政治的、人种的或宗教的理由而施加的迫害”，都是犯罪行为。这就使得为了战争而发生在战争之前、或发生在其本国的犯罪，也同样逃脱不了国际正义的惩戒。这次大审判以实践的方式，把以往的国际公约加以发展，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定，成为国际上确认战争责任、惩治战争罪犯的普遍准则，这对于反对侵略，防止战争，维护和平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然而，要紧接着说出第二句话：那些疯狂嗜血的战犯全都受到正义的惩罚了吗? 　　基南说，审判是象征性的，如果对所有的罪犯都进行审判，豁上一辈子也办不到。因此审判是不彻底的。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美国东京的审判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法庭的组织、法官的任命、战犯名单的确定均由麦克阿瑟定夺。作为战胜国之一，作为时代普遍声音的幕前人物，美国部分地反映了千百万人的意愿，保证了东京审判的进行，并富于象征性地处罚了部分罪大恶极的战犯。正因为是象征性的，所以就有了选择性。美国出于愈演愈烈的冷战需要，也是出于麦克阿瑟的一己好恶，美国从一开始就把惩治的锋芒对准与美国交战直接相关的战犯，别的战犯能从轻发落就从轻发落。而对于能为其所用的战犯，哪怕是罪恶昭彰，也不惜代价地予以庇护，对天皇与细菌战犯就是这样。 　　为了达到目的，美国采用了政治高压、技术干扰等手段，甚至暗纵律师在法庭上胡搅蛮缠，以延宕时日。被告的日、美籍辩护律师有90多人，日籍律师有不少本身就是激进分子，辩护团的总辩护人清濑一郎原系专为侵略出谋划策的“国策研究会”成员；而美籍律师中有不少人更像是泼赖。1947年2月辩护方的反证阶段开始后，时空就出现了混乱。清濑一郎等人颠倒黑白地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挑起的，成立满洲国是民族独立运动，“上海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的责任都在中方，经济掠夺是帮助中国“恢复”和“开发”经济，“大东亚共荣圈”是世界主义的口号。辩护团还煞有介事地召来许多证人，这些证人多是在战争期间活跃的政治家、军人、官僚、财界要员、右翼分子乃至皇族。他们串通一气，表演了一幕幕的丑剧闹剧。 　　美籍律师一口一个“将军”地称呼着战犯，在一旁挖空心思地帮腔，竟然与战犯们如出一辙地说日本是为了“自卫自存”而战。为了诋毁检察方证人的证言，他们肆意侮辱对方的人格。辩护律师罗格这样斥问田中隆吉：“你患精神病了吗?”“如果你作出有利于检察方面的证言，你就会免予追究责任，检察官这样许诺过你，对吗?”有的律师甚至蔑视法庭，如史密斯与柯宁汉。在各国法官的强烈要求下，他们先后被取消了辩护的资格。 　　这里不得不特别注意到，辩护方面的证人竟然有原参谋总长、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和其他美国高级将领。有的辩护证件竟来自美国国务院。 　　反证阶段一拖就是近一年。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各国人民和进步舆论的焦虑与猜忌，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发出了呼吁。盟军总部收到国民党政府转来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杭州市参议会议长张衡打给蒋介石的。 　　“查远东国际法庭成立已有两载，对于日本战犯还未有所处决。近且昌言和议，不复提议。及此一旦事过境迁，恐将成为悬案。回顾德国战犯早经分别惩处，两相比较，宽严迥异。日本侵略战争，吾国受害最烈，人民水深火热迄未解除，吾国追维以往，余悸犹存，更应据理力争，以杜乱源，唯图永久和平。爰经提交本会第六次大会第八次会议决议一致通过纪录在卷，特电查核采择施行。” 　　美国给东京审判投下了阴影，蒋介石又何尝没给中国的审判敷衍乌云?张老先生的电报里，责怨之意是显见的。 　　麦克阿瑟和蒋介石们一意孤行，后来把全部的在押战犯尽悉释放。 　　中国有两则民间传说：一个说的是有一位东郭先生，连踩死蚂蚁都不忍心，听了狼的乞怜，他把装入布袋中的狼放了出来。另一则是说一位渔夫，在打鱼的时候打上来一只很沉的瓶子，瓶塞打开后，随着一股黑烟钻出来一个魔鬼。当狼和魔鬼露出本相时，人们又设法将它们重新装回到了布袋和瓶子里。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当然不是心慈手软的东郭与渔夫。但从更大的范围看，或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又未尝不是与战犯联体欺骗了人民。所以，问题在于，一旦他们作祟的时候，怎样把他们装入布袋与瓶子里。 　　矛盾与复杂，是世界进程内部的规律和动力。人民懂得这一点。并且人民本身就是最高的法官，人民的理智和情绪判明正义与非正义，给法庭以根据、基础和力量，也给它以制约与压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宣判受到了世界舆论积极的肯定和欢迎。苏联《消息报》刊载的论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东京审判战犯的结果，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尽管这次审判毫无理由地拖延了两年半之久，法庭在开审的过程中，时常对被告及其辩护律师表露偏袒之情，后者利用法庭来宣传其嫉视人类的观点和挑衅的企图，但判决书还是令人满意的。……虽然存在许多缺点，判决书还是表达了万千人民的意愿。他们密切地注视着今后的审判，等待着公布严峻而公正的判决。—切真诚的和平与进步之友，一切有志于维护持久与巩固的和平之士，都热诚欢迎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 　　东条英机等7名大战犯被绞死三天后的深夜，三文字正平、飞田美善和市川伊雄三个人身披黑斗篷，乘着夜色突破了美军的严密监视，秘密潜入久保山火葬场。他们钻进一个混凝土的洞穴，屏住呼吸，把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的散碎的骨灰收拢，装入黑色的提包里，又悄悄地溜出来，将骨灰临时藏进了兴禅寺。 　　原来，7名战犯被绞死后，盟军当日就把尸体拉到火葬场，准备火化后把骨灰扔进太平洋。没等完全火化，偷懒的美国士兵就叫来火葬场的场长飞田美善，命令他将尸骨完全化为灰烬。与此同时，东京法庭的律师三文字正平和林逸郎正在密谋把遗骨运出。 　　三文字得到飞田的情报，在飞田和邻近火葬场的兴禅寺住持市川伊雄的协助下，把7个战犯的遗骨分别收拾妥当。正当焚香合掌做祷告时，美国士兵闻到了焚香的气味，一拥而入。他们慌忙中将遗骨像麻将牌一样混杂在一起，放入一只黑色的箱子里。美国士兵拿走了这只箱子。 　　但由于美国士兵的马虎和粗糙。他们把大约有一骨灰盒的中小骨、细骨和骨灰当作垃圾扔进了一个混凝土的洞穴。 　　三文字、飞田和市川把这些骨灰藏进了兴禅寺。但这里离火葬场太近，藏在这里是危险的。他们三人与战犯的遗属密商后，决定暂时将骨灰挪到位于热海的松井石根家中，然后伺机再移至伊豆鸣泽山的兴亚观音寺。 　　次年5月3日，三文字等来到松井石根建的兴亚观音寺，对伊丹夫妇说：“这是知己者的遗骨，希望能暂时秘藏在这里。在时机到来之前，绝对不能叫任何人知道。” 　　伊丹夫妇心领神会。他们瞒着自己的孩子们，于深夜在日莲宗塔后面挖了个深穴，藏好骨灰后又在上面栽了些杂草。后来又不断转移地方，时而放在观音后面，时而放进殿堂，都是深夜干的勾当。 　　10年之后，堂堂正正修起了“七士之碑”，前首相吉田茂题写了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