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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1)
孙明斋的脑子里燃烧着家乡山东海阳县的熊熊大火。日军举着火把、端着刺刀横冲直撞；他家的房子在烟火中倒塌了；一只狼狗把他舅舅扑倒在地，咬断了他的气管，又撕碎了尸体；邻里一位抗日战士的母亲被刺刀捅死，心脏被兽兵挖出来吃掉……他站在这人间地狱的边缘，眼中满含仇恨的泪水，双拳越攥越紧，一扭身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武装队伍。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你要完成好任务！”声音仿佛很遥远。孙明斋点点头。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把他送出了自己的办公室。
返回的路上，他努力回忆着汪部长的话。汪部长说：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有一批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将移交我国。中央决定成立抚顺战犯管理所，部里派你去担任所长。想着想着，熊熊大火又在脑子里燃烧起来。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1950年7月中旬的一天，哈巴罗夫斯克俘虏收容所的969名日本战犯来到一个四周都是农田的小火车站，登上了用运粮货车改装的囚车。火车开动了，战犯们都拥到了两个带铁栏杆的小窗前。火车是在向西开。原来不是遣返回国，而是被解往中国。像土耳其蒸汽浴室一样闷热的车箱里汗水汹涌。
火车穿过一个短短的隧洞，驶入中国的边防小镇绥芬河车站。车站一旁的小山上有一片茂密的小橡树林，寂静中传来蝈蝈的鸣叫声。战犯在这里换乘了中国的旅客列车。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也在这里转车，被押解回国。四天后的傍晚，列车在旧抚顺城外的一个小车站停了下来。
战犯们走过一扇巨大的铁门，进入一个四周围着5米高墙的院子。大村忍在跨进大门时，目光正巧与孙明斋相遇合。他连忙垂下了脑袋。他原是这座前伪满监狱的典狱长，熟悉这里的牢房、刑讯室、绞刑室和杀人场。有一间半人高的黑屋子，厚厚的墙里外各三层，叫做“镇静室”，当年那些顽固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被关在里面，连坐都坐不起来，活活地被闷死、饿死、折磨死。阴飕飕的一股凉气顺着大村忍的脊椎骨直灌到脚跟。头戴战斗帽、佩带着中将军衔的59师团师团长藤田茂，噘起仁丹胡朝大村忍轻蔑地嗤了一鼻，昂着挺胸地超了过去。
大村忍很快就会发现，这里已经过了全面整修：新建了礼堂、医院、澡堂等娱乐、卫生场所，监房中都安装了暖气等生活设施。所方给战犯发了新衣裤，还发给他们已经有几年没有使用过的牙刷。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传统和方式，对战犯开始了繁重的改造工作。
也许是粉刷工人的疏忽，监房的墙壁上残留着中国人用血写的遗书和口号，还有一幅笔迹粗硬的画：一个怒目圆睁的抗日战士高举大刀向惊恐的小鬼子砍去。有的战犯在院子里捡到了报纸，《鲜血染红白雪的三肇惨案》等标题燃烧着仇恨与怒火。绝望的情绪像寒冷的季节一样袭击着战犯们的灵肉。暖气锅炉房在他们的眼中成了焚尸房，医务所成了细菌实验室。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生病时，疑心病号饭是杀头前的“送命宴”，盯着碗里的鱼，抹着眼泪自哀自叹道：“败战之将不如兵，盘中之鱼随便夹呀！”
胆小的像风前的烛火在颤抖。禀有武士道精神的战犯开始用各种形式进行对抗：他们故意多打饭菜倒进厕所，把所谓粗劣的饭食保留下来，说是要向联合国控告；向他们广播时事，他们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绝收听，发的报纸也不看；他们照例向皇宫“遥拜”，吃饭前为天皇祈祷；有一次搞空防演习，有的战犯欣喜若狂，幻想着美国飞机来搭救他们；他们还大声唱起渲叙军国主义精神的歌曲，看管人员进行约束，他们就用日语谩骂看管人员。藤田茂的部下被关押的最多，他在战犯中有相当的号召力。他恶狠狠地叫嚷：“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关押我们是违反国际法的！”他的喽罗们便跟着闹事。
一天早上，日军特务科长岛村三郎扶着走廊的铁栏杆唱道：“看哪，南海连接着自由的天空”……
看守长詹华忠走过来说：“大清早你这是干什么?大家现在正在学习。”
岛村三岛粗声粗气地顶撞道：“今天是星期日，为什么不能唱歌?”
詹华忠驳斥道：“你这样会妨碍大家学习！你为什么不学习？”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各监房的战犯们从门洞里伸出了脑袋。
“你这个蠢货！”岛村三郎骂了一句，便跑到监房角上的厕所里解开裤子蹲了下来，口里还在不住地叫嚷；“人家蹲厕所，你跟着叫唤什么?这就是共产党的礼节吗?”
詹华忠气得脸色发紫。他一把从匣子里拔出手枪，又跺脚将枪插了回去。
詹华忠气冲冲地撞进孙明斋的办公室，把手枪使劲往桌上．一搁，硬声硬气地说：“我请求调离！这帮狗娘养的，杀了我们这么多人，今天不老实还不准揍他，老子手里的枪干什么用！”
孙明斋递给这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一颗烟。他能体会到詹忠华的心情，这是一种普遍的情绪。对一些战犯的表现，管教干部们议论纷纷，主张尽快杀了他们。医务人员认为自己是在“给恶狼治伤”；炊事员说；“整天给仇敌做饭，难道我比他们的罪还大?”米不淘净，菜不洗尽，做好了用脚往监房门口一推，“槽里有草饿不死驴，爱吃不吃”；理发工人理起头来三分钟一个，“瞧你那模样，神气个屁！”
当晚，全所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在会议室里。气氛是灼烫而紊乱的。经过孙明斋和副所长曲初的努力，大家逐渐冷静下来。孙明斋说：“野兽不可能驯服人，而人却能驯服野兽。既然是这样，就有理由肯定：我们共产党人有足够的力量把恶人改造成新人。”孙明斋传达了周总理和东北公安部领导同志的指示，他说：“周总理说了，过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做的工作，就会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总理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所以，今天我们要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甚至是牺牲一些自己的感情。这样做就如同跟日本鬼子拼刺刀，谁如果怕小鬼子，谁可以打报告调工作。”
听说是打鬼子，一个个的眼睛里都放出了亮光。“噗”，有人还真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磨拳擦掌摆出了架式。
从精神上消灭日本法西斯。大伙研究了教育改造的方案，制定了争取、分化、瓦解、孤立的斗争艺术。
管理所把100人的校官分为两组：态度比较积极的50人为一组，比较顽固的为另一组。“进步组”的战犯住在靠里面的四个监房，“顽固组”的战犯住在临门的四个监房。“顽固组”的战犯天天聚在一起玩用纸做的麻将和围棋，一边闹哄哄地玩，一边借题发挥地发牢骚。“进步组”每天都在认真学习，讨论。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我用这只手曾杀害过中国人民，可是今天，中国人民却使我由鬼变成了真正的人。”
“我们接受审判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认罪服法。”
晚上，他们以祈祷般的感情唱起了在西伯利亚学会的进步歌曲：
“烧光的痕迹，
烧光的痕迹，
在烧光的痕迹上，飘扬着红旗……”
这像是手挽着手唱出来的高昂歌曲。这边的歌声还没落，那边就有人撕扯着嗓门唱道：“烧光的大粪，烧光的大粪，在烧光的大粪上飘扬起红旗。”
“顽固组”的战犯们放肆地大笑。他们觉得还不过瘾，四个监房便串通起来，主动发起进攻。晚饭后，“顽固组”四个监房的战犯此起彼伏地唱起了日本歌曲。这间监房里传出了《义太夫节》：
“去年秋天得的病……”
那个监房里唱起了《浪花节》：
“这小子不死，也治不好病……”
四个监房的战犯一边像发疯一样地狂呼乱吼，一边有节奏地拼命拍掌、敲打床板，狂乱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监狱。
校官、将官、尉官，那些顽固的家伙气焰极其嚣张，他们挥舞着拳头叫喊：
“我是奉天皇的命令来帮助你们维持社会治安的，你们无权关押我们！”
“我效忠天皇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我宁愿为天皇而死！”
“赶快把我们统统地放了，不然日本政府是不会答应你们的！”
“难忍者忍之，难受者受之，十年后再让太阳旗在这里飘荡！”
藤田茂骄横地说：“日本对中国作战，要说有罪，日本人民全都有罪！”他还扬言要自杀。铁警中将司令官濑谷启还写信给儿子，要他“参加日本军队，为天皇效命，为父报仇”。中尉毛高友赋诗曰：“敢叫武士蒙羞辱，且看腰刀斩肉泥！”少尉三轮敬一吓唬同伴：“谁要是交待罪行，就等于伸出脖子自愿让中国人杀头！”岛村三郎等战犯起草了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抗议书，暗中传到各监房进行讨论。
管理所严厉地训斥了战犯的狂妄言行，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把岛村三郎等7名闹得最凶的战犯实行单独监押；挑选一批表现好的尉级战犯与将级战犯混合关押；组织系统理论教育；对重点对象，由管教干部分工调查，针对不同心理特点，个别进行政策攻心。
从调查中了解到，24名将官中近半数存有自杀念头。管理所严正告戒他们：“自杀是懦夫的行为，是抗拒认罪的行为，死后也同样要治罪！”
岛村三郎被关在单人监房中，一会儿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一会儿感到恐惧。他感到精神很累，就木木地坐在地铺上，呆呆地望着从窗口投进来的一动不动的阳光出神。他听到门响。佩带着中尉军衔的张绍纪指导员走了进来。
张绍纪穿着锃亮的黑色筒靴。他走到地铺边坐下，把一沓白纸和一支铅笔推给岛村三郎。“岛村，”他的神情严肃、而声音柔和：“把你所犯的罪行写出来交给我，尽可能写得详细点。”
“我没有什么罪恶，前几天在礼堂我已经说过了。”
张绍纪依然是不温不火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请把你自以为做得对的所有事情详细地写出来。”
岛村三郎原以为今天又少不了要吵一架的，这下只能把憋足了的邪气泄掉。张绍纪是原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的次子，曾与其父亲一道被关押在伯力战犯收容所，照顾他年迈的父亲，回国后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军官，战犯们这才弄清张中尉的身分，他原来是隐藏在他们鼻子下面的共产党员。岛村三郎刚知道这件事时，对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恐惧，也把张绍纪看成一个了不起的神秘人物。
岛村三郎默默地把纸和笔往张中尉的身边推了推。
“那好吧，”张中尉站了起来：“等你想写的时候再写吧！”
张绍纪走后，岛村三郎抬头看了看墙壁高处挂着两个监房共用的照明灯的窟窿，拿起笔在白纸上刷刷地写下一行字：“我绝对不写！你怎么样?”他把纸折起来，踩着垫高的被子，把纸条从窟窿里扔进了隔壁监房。
不一会儿，窟窿里扔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也不写，我把纸和铅笔都扔到走廊上去了。”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岛村三郎把脸贴在布满冰花的窗玻璃上，看着房影慢慢地爬过石子铺的小路和汽车的辙印。他希望太阳不要移动，恐怖的夜不要来临，但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碍大自然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他回到地铺边坐下，望着狱墙发呆。苍茫的暮色降临了。
他仿佛听到一阵阵惨叫声。他想起来了，他在特务机关时，不分昼夜地把抗日军民抓来，进行刑讯拷问。坐电椅、灌凉水、用烧红的铁棍烙身体，把厚纸做的衣服裹在赤裸的身体上点火烧……他听到了刺耳的惨叫，闻到了皮肉焦糊的气味。他看到一个燃烧着的火人笔直地向他跑来——
岛村三郎克制不住地从地铺上猛然站立起来。他想起来了，他在任伪肇州县副县长时，指挥部下在县城外的冰天雪地的丘陵地枪杀了30名抗日联军的战士。在震耳的枪声中，烈士们倒进了事先挖好的坑里。火药的硝烟还没散尽，两名狱卒便跳下坑去，“当当”地从死者血糊糊的脚上砸下铁镣，然后泼上汽油，在上风头点燃了大火。当熊熊烈火卷进土坑的一刹那，尸堆中突然发出“哇”的一声惨叫。一个火人冲出大火，笔直地向他跑来，相距还差3米的时候，火人倒了下去，翻滚了几下不动了。次日早晨，岛村三郎从墙窟窿里向隔壁监房扔过去一张纸条，写道：“深感羞耻，我已改变想法，准备写材料。”
墙那边也扔过来一张纸条：“如果你写，那么我也写吧。”
除恶要除根，治病要治本。管理所采用摆事实、算细帐、揭内幕的教育方式，集中力量，把斗争的锋芒对准这些神佛迷信加皇道、武士道精神的大杂烩，对准了军国主义思想和反动的世界观，猛力攻击和摇撼战犯们的精神支柱，扫除笼罩在他们眼前和心头铁枷般的浓云密雾，使他们重新认真思考人生与社会，一步一步地从邪恶与愚顽中走出来，看到和清算自己过去犯下的罪恶，同时又看到光明和希望。
学习文件、讨论、出墙报、看电影……像春风细雨对于荒芜而没有完全死灭的土地，被静静地吸收着。没有完全僵死的视觉和思维，渐渐长出了淡紫色的嫩芽，紧紧包裹着心灵的冰雪在融化，初露的泥土显得脏浊而驳杂，但良知在其中慢慢地复苏了。
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2)
他们已经能够依据事实进行观察和思考。他们看到了被铁蹄和烈火蹂躏的中华大地，伤痕累累，血泪成河；他们认可了天皇是个大地主的残酷事实；他们看到了自己像只被皮绳驱策着的恶犬，凶残而可怜的形象。当在《广岛》、《混血儿》、《原子弹》、《战火中的妇女》等影片中，看到自己国土上的失业、饥饿、流浪、斗争和血泪，看到在美军统治下产生的50万“胖胖女郎”、数以百万的混血儿和性病患者时，悔罪的泪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襟和枕头。
中将师团长岸川健一患了癌症，管理所专门为他做适口的饮食，看守员孙世强、孟广岐处处细心地照料他，给他倒屎倒尿，他想他再也没有心思和力量像过去那样向天皇遥拜了。土官宫岛司在院子里玩球失手打碎了玻璃，管教员刘长东走过来，脱口便问：“手碰伤了没有?”岛村三郎从妻子的来信中，得知自己的儿子被汽车撞死了，管教员崔仁杰陪他坐了一个晚上，同他交谈，关照他说：“这几天你好好休息休息，可以到特别灶去吃饭。”长井手茂得了脏器神经症，痛得在床上打滚，被送往抚顺矿务局医院治疗，他—步也不能走，医生温久达把他从一楼背到三楼，他从一楼哭到三楼，泪水湿透了温医生的衣服。病愈后他说：“天皇只用一分五厘钱的征兵邮票，就把我赶到侵略中国的战场为他卖命，我的生命不如一匹军马值钱。在中国，我禽兽般野蛮的暴行使难以计数的中国妇女、儿童失去了亲人，我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今天我作为罪恶滔天的战犯得了病，中国政府却花了很大的力气使我恢复了健康。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我不能对中国政府的仁德和天皇的罪恶视而不见。”高血压、瘫痪病、肺结核、梅毒得到了积极耐心的治疗。视力衰退的战犯配上了眼镜，掉牙的战犯配上了牙，腿残的战犯装上了假腿。
监房仿佛变得宽敞明亮起来。图书室产生了强烈的磁力。医务室充满了人间的鸟语花香。文体娱乐场所传出了阵阵欢笑声。
饭菜是充足可口的，每天晚餐的面食变着花样：烤面包、馒头、花卷、面条、豆沙包子、肉馅包子、油煎饼、糖三角等，一个星期没有重样。战犯们还吃到了自己种的菜豆和养鸡产的鸡蛋。
永富博之用镶上的牙齿嚼着香喷喷的花生米。他想起在山西闻喜县白石村的一次扫荡中，他用刺刀扎进一个中国平民的嘴，刺穿咽喉，割下舌头，把牙齿全部打掉的情形。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895号！”看守员在监房门口低声叫道。
岛村三郎乘上一辆用卡车改成的囚车，车上用胶合板隔出四小间。车子跑出一公里左右，在一座较大的建筑物前停了下来。他被带进这座建筑左侧靠里面的一间屋子。
一进屋，迎面扑来一股热气。屋中央的火炉吐着的火苗，上面坐着一把圆形水壶，烧开的水在噗噗地响。靠窗户整齐地摆着三张写字台。检察官张仪走了进来，他个子很高，大约有二十七八岁。
“请坐。我叫张仪。”他很简洁：“你是从何时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的?”
“1934年5月2日，我为了上大同学院来到满洲。”岛村三郎故意回避“侵略”这个字眼。
“那么，把你来华后的履历谈一谈吧！”
“在前些天交的笔供里，我把情况都写进去了。”
张仪哈哈冷笑一声，从黑皮包里取出“笔供”：“就这么简单?”
岛村心神不定地说：“我是按贵国的要求写的。”
张仪检察官用日语将岛村三郎的供述材料念了一遍，然后猛力一拍桌子，厉声训斥道：“你这是什么态度！在中国犯下的侵略罪行，你必须认真交待！”
苏联移交给我国政府的战犯，其犯罪地点遍及各沦陷区，调查工作是相当浩繁艰巨的。公安司法部门从各地调集了大量人员，除了到受害地点找被害群众进行调查外，一部分检察官、书记员、翻译员、办事员来到管理所，一边收集证据，一边开始对战犯进行侦审。管理所周围的所有大建筑，都成了审讯室、办公室和宿舍。房源不足，在管理所院内的空地上，临时搭起了许多帐篷。
在第一次受审后，岛村三郎同监的几个战犯都认定：“如果坦白了，就难免一死。”在后来的审讯中，岛村一直抱着这样的念头，进行消极的对抗。但在检察员有力的证据和机智的盘问面前，他的防线一层层地被攻破、摧毁。
九月中旬的天空是晴朗明净的。千余名穿着黑衣服的战犯走进运动场，黑压压地坐了一片。检察官们坐在台上。肩头戴着金色中校肩章的孙明斋站了起来：
“坦白检举大会现在开始，首先由古海忠之坦白罪行。”
日本投降时，古海忠之担任“满洲国”总务厅次长，是文职战犯中职务最高的一个。他似乎悄悄地整过装。他登上讲台，郑重地低头行礼，拿出了讲稿。
古海忠之以沉甸甸的语调，交待了自己在伪“满洲国”10年之中，参与策划各项政策法令、实行经济掠夺、推行鸦片的种植和销售、实施法西斯战争宣传等罪行。他说了约一个小时。最后说道：“过去，我认为使中国人民遭受种种苦难、悲惨和不幸，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自己光宗耀祖。我现在认识到，我简直是人面兽性的魔鬼，是一个失去人性的不知羞耻的魔鬼。我向中国人民衷心地谢罪，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人民所给予的任何判决。”
古海忠之讲完后，年轻的士兵和下层军官们纷纷争先发言，情绪激烈，声泪俱下地揭露着他们的上司犯下的罪行。
对于争取自由的人，
我的回答是：
鲜血磨亮了我的刀锋；
“残酷”这两个字怎么能够形容?
我是个杀人的魔鬼，
万恶的畜牲……
坚冰被冲破了，水流奔涌，越涌越急。冰块被水流推着走，在水流中起落沉浮。冰块的边缘在水流中融化，成了水流的一部分。汛期来临了。
曾扬言要自杀的藤田茂也开始悔罪。当他知道天皇的真面目后，以愤怒和憎恨的感情说：“原来被我当作最神圣的并为之舍身尽忠的天皇，根本不是日本国民的杰出象征，而是一个大地主、大骗子。”他从家信中得知自己的姐姐和5个亲戚死于原子弹，只要一看这类题材的电影，就痛哭流涕，他说：“我曾经认为，美国占领日本是不幸中的一幸。我想错了。美帝国主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远藤三郎率“前日本军人访华代表团”来到管理所，他在与藤田茂会见时，本想安慰安慰这位曾同他在侵华战争中并肩作战的老伙伴。见面还没开口，藤田茂就站起来忏悔自己的罪行，反过来劝告对方：“侵华战争中，你们也在中国，也都应该反省啊！”到接待室，远藤三郎小声地说：“这里是最叫人羞愧难当、最叫人冒汗的地方！”
铁窗外几度春花秋叶。小野抱腿坐在炕上，埋着脑袋又叹了一口气。
“你这是怎么了，总是哀声叹气的?”岛村三郎同小野寺广原、上坪铁一同监一室。小野寺没有搭理岛村。
上坪替小野寺回答说：“小野寺在审讯中碰到了暗礁，正在苦恼之中呢。”
这句话引起小野寺的一丝苦笑：“完了！岛村，你有什么妙法吗?这可是检验有没有真交情的时候呀。”
为了搞清小野寺在大连任警部时是否参与过镇压共产党策划的一次放火行动，先后曾换了三名检察员。
岛村问：“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小野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道：“我真是不知道啊！那在早晨我确实没去，可有人硬要说我参加了那次逮捕行动。”
岛村又问：“明天你准备怎么回答检察员呢?”
小野寺脸色阴郁地说：“真不知该怎么回答。我无法证明没有参加那次行动。明天是关键时刻，看来我只好承担下来了。唉！”
审讯工作已接近尾声，总结性文件已经完成，明天就要在材料上签字了。
“你这个态度恐怕也不正确。”上坪大概是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就换了种方式安慰道：“我是肯定要被处死刑了。我曾在鸡宁逮捕过13名谍报人员，交给石井部队供细菌实验用啦。”
岛村接着说了一句：“你也只不过如此吧，还抵不上我的十分之一呢！”
第二天，岛村三郎把自己的“罪恶总结书”交给了检察官张仪。这是一份长达130多页的材料。检察官一张张翻阅着，问道：“怎么，都写好了?”
“写好了。通过写这份罪行综合材料，深深感到自己是个犯了严重罪行的人。”
岛村三郎第一次说出了认罪的心里话。认罪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座桥梁，岛村踏上了这座桥梁。
几个月之后，检察官把岛村三郎罪行材料中文本及检察官的意见书交给他，说：“你看过之后，如果事实没有出入，可以签字画押。”
他从“岛村三郎是有名的伪满特务领导人之一”，一口气看到“本人请示给予被告严厉惩办”。不祥的阴云笼罩住他苍白的脸。
战犯分成几个组，在运动场的各个角落平整土地、砌花坛。春天明亮的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战犯们干得很卖力，脸上沁出了粒粒汗珠。小野寺推着装满砖石的小斗车走过来，边卸车边说：“后院挖土的伙伴在大声嚷嚷，他们挖出了一具白骨。”
岛村三郎的脸转向大村忍。大村忍用手背擦了擦鼻尖上的汗，鼻尖抹上了泥土。他神情闪烁地说：“当时突然废除了治外法权，这座监狱建得很匆忙，大概没有清理好坟地。”
到中午的时候，花坛砌好了，剩下的事就是拣一个好日子种花了。战犯们说笑着走向盥洗场。他们突然安静下来。盥洗场旁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具洗得干干净净的白骨。孙明斋所长和张绍纪上尉神情庄肃地站在桌旁。那是一具十四、五岁的少女骨骼，额前有一个小窟窿。先到的战犯们都面对着这具少女的骨骼低着头默哀。岛村三郎等战犯也参加了进去。大家听到身后传来急促的跑步声和战犯村上勇次带着哭腔的叫声：“张先生！又发现一根手指骨，也是小女孩的！”
吃午饭的时候，上坪铁一哑声说：“我这两只手是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的啊！”他把饭碗推到一边，深深地伏下了头。
大村忍也低下头说：“我每夜都从墙壁中听到中国人受刑时的惨叫声。”
下午，岛村三郎到另一间监房继续看案卷。40公分厚的案卷分为三册，其中有解放后新县长的调查报告；有从岛村三郎当年签字的旧公文和“请功报告书”；而被害者及其亲属写的控诉材料最多，大约有三、四百份。
“野兽般的日本鬼子岛村三郎，对待中国人的生命像对待猪狗一样，竟用刀活活把人砍死！”
“请求政府将日本鬼子岛村三郎处死，为死去的亲人报仇！就是将他大卸八块，也不解我心头之恨！”
岛村三郎抖抖索索地翻开新的一页。这是肇州县文化村一位杨氏老太太的控诉材料。
“我今年75岁，身边无依无靠，全靠乡亲们的帮助才活到现在。是孙警佐把俺的独生子抓走的，当时俺两眼发黑，趴在炕上哭了三天三夜。后来听村长说，岛村副县长这个家伙把俺儿用刀活活劈了。日本鬼子真狠心啦！早先俺家穷，没给儿子娶上媳妇。儿子死了，俺只好孤零零地一个人到处要饭。当官的，请答应俺的恳求，一定要把那个当副县长的日本鬼子枪崩了，好给俺儿报仇啊！”
岛村三郎一下扑到窗前，双手抓住铁栏杆猛摇着，泪流满面地大声呼喊：“老大娘，请惩罚我吧！”
一群觅食的麻雀被惊起，扑簌簌地飞向空荡荡的天空。
监狱里的“皇帝”
身后传来刺耳的拉铁闩和上锁的声音。溥仪木愣地站在窗口。他的岳父荣源走过来，把帮他领的黑色裤褂、被褥和洗漱用具递过来让他过目，然后凑近窗栏往外看，像是宽慰他似地低语道：“瞧，全是穿军装的。没错儿，这准是一所军事监狱。不像马上会出什么危险，不然何必发牙刷、毛巾呢。”
在苏联期间，溥仪深感自己罪责重大，每天诵经念咒、占卜问卦，祈求神灵保佑他永远不要回国。被押解回国的路途上，他一直恍恍惚惚、神经兮兮的，满脑子只有一个意识：“死到临头了。”
溥仪看了一眼新领来的东西，一个标着“981”的牌子显得分外扎眼。他蹙起眉头。关在同室的三个侄子、二弟溥杰拢了过来。
“伙食挺好的。别是什么催命宴吧?”不谙事故的侄子小固神叨叨地说。
“不会，那种饭里有酒。”荣源同样是神叨叨的，不同的是摆出他那个年龄应有的很有把握的样子，“我们看下顿，如果下顿饭还是这样，就不会是催命宴。没听说连吃几顿那个的。”
结果什么也没发生。他们和一般战犯不同，吃的是小灶，每周有两次炖小鸡，间或还有大铁盆盛的炖猪肉、流油的大包子、炸油饼，牡蛎或鲜蟹熬白菜。主食是大米饭或馒头。还发给香烟。与此同时。发给他们三本书——《新民主主义沦》、《中国近百年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让他们轮流看。或者一人念大家听。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新鲜。包括倒马桶。
中国的末代皇帝从此成了981号战犯，开始了铁窗生涯。
溥仪在与日本关东军订立密约的时候，倒没觉着受到了什么大的刺激。现在要让他倒马桶，他却当作是上辱祖宗、下羞子嗣的要命事。明天该轮到他值日了，倒马桶?倒马桶！他在炕上翻来覆去，浑身像长满了刺。
活到40多岁，溥仪从没干过叠被、铺床、倒洗脸水的事，甚至没给自己洗过脚、系过鞋带，饭勺、刀把、剪子、针线这类东西，连碰都没碰过。现在他陷入了十分狼狈的境地。早晨起来，胡乱地卷起被子。他把牙刷插入口中，发现没蘸牙粉，身后传来压低的嗤笑声。他回头来，见别人已经吃完早饭回来了。
几日后的一个上午，他在院子里散步，孙明斋所长恰巧迎面走来，同溥仪打过招呼，从上到下地把他打量了好一阵。溥仪感到全身发毛，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再看看别人。同样的衣服，别人穿得整齐干净，而他却邋里邋遢：口袋扯了半边，上衣少一枚扣子，膝上沾了一块墨水，两只裤腿也长短不—。
溥仪低声说：“我这就整理一下。回去就缝口袋、钉扣子。”
“你衣服上的折子是怎么来的呢?”孙所长微笑着说，“你可以多留心一下别人怎么生活。能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进步。”
进了抚顺管理所后，他的魂就像不在身上，身体里像奔蹿着一群在铁夹下逃生的断尾巴老鼠，金属的响动立即会使他联想到酷刑和枪杀。昨天夜里，他被铁门声惊醒，隔壁的监房好像带走了什么人。“共产党终于对我们下手了！”他被自己的这个想法折磨了一夜。其实，是伪四平省长老曲的疝气又肿大起来，所里派人连夜把他送往了医院。
溥仪暗暗将孙所长的话琢磨个透，似乎看到了一线活命的希望。而且，大概是看在他原来是个皇帝的份上，倒马桶的事也让别人给代劳了。这些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他寻思着要干出件出色的事情表现表现自己。
这个念头在心中积了很久。这天又是在散步的时候，旁边几个人的议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们正在谈论着抗美援朝战争，谈论着给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事。溥仪心头一亮。他随身带着一只黑皮箱子，里面装着珍珠、翡翠、白金、黄金首饰、金怀表等等，还有占卜用的“舍利”和“诸葛亮神课”。其中有一套乾隆皇帝用的三颗田黄石印章，由三根田黄石链条连结在一起，雕工极为精美，属无价之宝。溥仪决定献出这三颗印以显示自己的觉悟。
这天，孙所长陪着一个人来巡视。溥仪暗地里掂量掂量这人的来头，觉得是个机会。两个人来到溥仪的监房跟前，溥仪迎在门口，向那人深鞠了一躬，说道：
“请示首长先生，我有件东西，想献给人民政府……”溥仪托着乾隆的田黄石印递给他。
那人不接，只点了点头：“你是溥仪吧?好，这件事你跟所方谈吧。”
于是溥仪写了一封信，连同石印一道交给看守员，请他转送给所长。石印送出去后，溥仪整天等着动静，但犹如石沉大海，多日杳无音信。大概是让看守员给私吞了吧！他忿然不满起来。在苏联送出去东西还有回报呢。送给苏联将军珠宝和雪茄，将军就准备丰盛的俄式菜请他喝酒，酒是70度的，粗壮的红胡子将军递给溥仪一只约装有四两酒的大茶杯，一再举意干杯。溥仪哪有这个酒量?细颈瓶怎能抗得住啤酒桶的猛撞?再三推辞。红胡子不乐意了，坚定不移地说，干杯是对斯大林的友好表示，否则是不友好！溥仪捏着鼻子喝了几口。他带着的医生黄子正赶紧给他注射强心剂。这也比被不明不白地私吞了强。他忿然地想。
溥仪每天都在细察矮墩墩的刘看守员。不料有一天，所长在院子里对溥仪说：“你的信和田黄石的图章，我全看到了。你从前在苏联送出去的那些东西，现在也在我们这里。不过，对于人民来说，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经过改造的人。”
学习文件、写坦白材料、读报、听广播、上课、谈话，还有就是思考，在监房里坐着或躺着，用足够多的时间思考。不紧不慢的改造工作，使溥仪身边的小家族起了变化。
溥仪的眼镜腿掉了，他让小瑞拿给过去的随侍大李去修。大李手巧，会捣鼓各种小玩艺儿。小瑞回来了，磨磨叽叽地说大李没工夫。在新年晚会上，犯人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小秀、小固和大李上台说“三人快板”，数落讽刺发生在犯人中间的笑话。溥仪边听边笑。笑容很快变成了呆痴的表情。快板讽刺起在管理所里偷偷念咒求神的人。—股怒火在溥仪的胸中升起。这些人过去都受到我的恩宠，对我俯首贴耳，恭顺有加，小秀和小固还都是亲王的后代，他们怎么竟然讽刺起我来了呢?再往下听，他们又开始讽刺一种人。这种人进了监狱，明白了许多道理，政府拿他当人看，“但他仍要给别人当奴才”，“百依百顺地伺候别人”，结果不能帮助别人改造，反而“帮助别人维持主子架子，对抗改造”。这明明是在指惇亲王的后人小瑞。溥仪不禁暗怜起小瑞来，同时也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开过晚会后，大李、小秀和小固在院子里不露面了。小瑞也很少出来，溥仪的脏衣服集了一堆，小瑞也没拿去洗。
这天轮到溥仪值日，蹲在伙房的栏杆边上接饭菜，由小瑞传递。临了，小瑞悄消塞给溥仪一张叠成小块的纸条。溥仪不动声色。饭后，他装作上厕所，坐在屋角矮墙后的马桶上，偷偷打开纸条：
“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应该向政府坦白。我从前帮您藏在箱底的东西，您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待，政府一定宽大处理。”
仿佛一记冷棍当顶砸下，胸中来不及升起怒火，一股寒气便当顶压向全身。他们都变了。他们开始认真地学习，开始向所方讲出过去的一切。溥仪靠着墙根孤零零地想。众叛亲离。他们会揭发我。共产党真厉害。“主动交待，可以宽大处理”。冥暗中这句话像一盏桔色小灯，照着似有似无的小路。溥仪伸出手要抓住这盏小灯。他一把抓住了组长老王的手：“我有件事要向政府坦白。”
溥仪交出了468件幻烁着珠光宝气的首饰。回到监房，他受到了表扬：“老溥是个聪明人，一点不笨。他争取了主动。其实，政府掌握着我们的材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在苏联的时候，他们还悄悄地称我“上面”，回国后称我“先生”。现在，他们心安理得地对我称起“老溥”来了。“老溥”，哼，听上去扎耳、滑稽，但总比“八杂市”强多了。有人在背后管我叫“八杂市”，把我比成哈尔滨买卖破烂的地方。
溥仪被旧臣和仆从推拥着，开始反省坦白自己的罪行，揭露日本战犯的罪行。
他学会了缝洗被子、糊纸盒。
1935年4月，溥仪以“满洲国”皇帝的身分访问日本。横滨港上空有百架飞机编队欢迎。裕仁亲到东京车站迎接。由裕仁陪同检阅军队。参拜“明治神宫”。慰问在侵华战场挨了打的伤兵。溥仪晕呼了，在与裕仁天皇母亲作别时，眼中含满了无耻的泪水。
回长春后，他把担任伪满高级官员的日本人和中国人统统召集起来，信誓旦旦地在厥词：
“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如果说1932年签定《日满议定书》是迫于压力，这时候却已经心甘情愿地做傀儡了。日本人在东北进行屠杀、掠夺、贩毒、细菌武器的研制和使用、阴谋全面侵华战争……这一切罪行，都与溥仪集团这个帮凶有着密切的联系。检察人员根据残余的伪满档案材料统计，由伪满军队直接杀害的抗日军民就有六万多人。
东北人民的控诉和仇恨从四面八方而来，像烈火，像洪水，像酷寒或炎热的气候。溥仪的旧臣甚至侄子、妹夫也加入了进去。老万在检举材料里写道：“晚上我入宫见溥仪，他向我出示一张纸条，内容是令全满军民与日本皇军共同作战，击溃来侵之敌。”小瑞写道：“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非刑，站木笼、跪铁链、罚劳役，曾有一个孤儿被打死。”大李写道：“他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果要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或动作稍慢一点，他就认为是结党袒护，那未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
溥仪看到了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似乎变得勇敢了一些。他在最后一份检举材料上签完字，走在甬道上，超越恐惧的心中充满了懊悔和悲伤。“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而孙明斋所长却对他说：“何必如此消极?应当积极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法国记者斯梯林·温德尔这样描述了这位傀儡皇帝的前半生：
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狱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一生的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旧损的黑棉布衣服，在监牢的园子里独自散步。50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他在两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6年内战把他推下了皇帝宝座。1932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
战犯在镜子面前的表达
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有一座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南满抗日义勇军在这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义勇军转移后，日军包围了村镇。兽兵端着刺刀，“呀呀”地嚎叫着，挨门挨户地把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一个不剩地赶到村外的山坡上。全村的三千人聚齐了，汽车上的兽兵揭去了蒙着六挺机枪的黑布。霎那间由人头组成的黑土地低下去一大截，血雾升腾，蒙住了灰色的天空。
兽兵们扑了上去，粗重的皮鞋下溅起血水。一把亮晃晃的刺刀划破了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小小的大刀匪！死啦死啦的！”接着，兽兵将六七百栋房子泼上汽油全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在四周拉上了刺网。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拣起一块砖头，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
血海深仇何时能报！
唯一的幸存者是一个名叫方素荣的7岁小女孩。1956年3月末的一天，原野上厚厚的积雪在阳光照射下渐渐融化，营造出白蒙蒙的暖意。汽车在雪野上疾驰，车厢里传出伴着手风琴和口琴的歌声。歌声渐渐变得低抑，后来就消失了。
汽车在矿山的一座托儿所门前停住。车门打开，日本战犯垂着脑袋走下车来。
战犯们正在大接待室里喝茶休息，崔仁杰中尉拿着纸和铅笔，陪同一位面庞黝黑的小个子妇女走进来。崔中尉说：“她是这座托儿所的所长，叫方素荣。下面请她以亲身的经历控拆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战犯们的脸上闪烁着惊慌，他们大多知道平顶山大屠杀。
方素荣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而又异常生动。她静静地走上讲台，开始讲述日军屠戮平顶山的经过。
“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方素荣一字一泪清晰地说，“鬼子端着刺刀闯进我家，父亲跳出窗口，没跑几步就被打死了。走出家门，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和弟弟，妈妈抱着我还不会说话的小弟。鬼子和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把一个高粱秆风车塞到我手里，说别问了，别问了……”
枪弹像雨点一样扫来，背朝机枪的母亲和她怀抱的婴儿被打穿，倒了下去。拉着孙女的爷爷刚回过头去，也咚地一声倒在地上。爷爷的腹部中弹，他挣扎着爬到方素荣身边，把她压在自己身下。热乎乎的鲜血流到她的脸上和手上。子弹穿透爷爷的尸体，在她的身上打伤了7处。巨大的恐怖使幼小的心灵忍住疼痛，装成死人。
枪声沉寂，响起了痛苦的呻吟声。刺刀一个挨一个地戳，一息尚存的生命发出最后的惨叫。弟弟抱着爷爷的腿，“哇”地哭出声来。跑过来的兽兵用刺刀一下戳进了弟弟的脑袋，从她的面前扔出好远。
说到这里，方素荣哽泣不止，拿出手帕捂住眼睛。
“从弟弟的头上喷出鲜红的血和豆腐脑似的血色浆汁。这情景老是晃动在我眼前。”
兽兵走了，夜幕紧跟着降临了。万簌俱寂中，偶然响起一两声轻弱而凄厉的呻吟和呼唤。方素荣苏醒过来，在爷爷冰冷沉重的胸膛下哭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她从爷爷的身子下爬出来，踏上一条荒僻小道，带着浑身血块和伤痛，大声哭着下了山。她被一位不相识的赶车大叔藏在干草下带回家。为了避免鬼子的追究，大叔白天把她藏到高梁地里，晚上再接回家。
方素荣就这样在高粱地和黑夜里苦度了三年！
“我为什么会遭到这个灾祸呢?我爷爷和妈妈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我父亲每天都在矿上做工。你们说我三岁的弟弟和刚刚生下的小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这样残杀他们呀?”
方素荣泣不成声。战犯们也都低着头哭出了声。
“今天看到你们这些罪犯，恨不能一口把你们咬死！日本投降时，我大声哭喊，要把日本鬼子全都杀掉，为爷爷和妈妈报仇雪恨。”她扫了一眼战犯听众，这时已冷静些了，“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党告诉我说，日本兵是罪人，同时又是受害者，为了防止再次发生侵略战争，我们必须同日本人民团结起来。我相信党的话是正确的，为此，我可以永远不计我个人的冤仇。”
一个普通的青年女性，以巨大的气度表示出宽恕！
大村忍、小野寺广原、上坪铁一……日本战犯齐刷刷地跪倒在讲台前，双手撑地，痛哭流涕地深表谢罪。他们的灵魂受到了双重的惩罚。
为了促进悔罪，加速改造，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56年2月至8月，管理所组织战犯走出监狱，到社会的大课堂去接受教育。这个穿着一色的蓝制服的庞大队伍，从抚顺开始，经历了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天津、武汉、杭州、上海、南京、北京等11个城市、99个单位。每到一处，他们都受到深深的震动，留下悔罪的眼泪。
在长春，战犯们参观了日军细菌武器工厂的残迹，又参观了在它的废墟上建起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细菌战犯榊原秀夫现场述说用炼人炉杀害我无辜同胞的惨景，战犯们列队炉前，摘下帽子，落泪默祷。离开武汉时，曾占据湖北的39师团全体战犯联名向省市人民委员会写了悔罪信；曾在山东犯下罪行的59师团战犯路过济南时，也向全省城乡人民写下了请罪书。到了杭州，参观了在日军杀人场上建起的麻纺厂，战犯们纷纷忏悔，有14名战犯当场要求处死他们；来到浙江旅馆，他们站在被褥前流着眼泪，迟迟不肯上床，“过去用血蹄践踏了中国洁白的土地，今天不忍再用血体玷污洁白的行李。”在哈尔滨住进一座设有放映大厅的俄式大饭店，丰盛的午餐席上竟有名贵的松花江鲈鱼，因为这是当年诱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地点，许多战犯望着鲈鱼暗然泪下。他们走一路哭一路，面对大地哭，捧着黄土哭，望着河水哭。他们相信那里面有受难者的冤屈，他们哭，忏悔，谢罪！他们生命中的盐被大量开采出来。
在各地参观的过程中，战犯们亲身体验到千疮百孔的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沧桑巨变。当年日本人将鞍山的“昭和制钢所”移交给国民党军队时，轻蔑地说了一句：“留给你们中国人种高粱去吧”。差点就言中了，国民党军队盗卖机器、拆毁厂房，一片蒿草丛生的荒凉景象。而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是浑身散发着工业气息的钢铁巨人。生产全部恢复，还新建了无缝钢管厂、薄板厂、大型洗煤厂，年产量达到解放前31年的总产量。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兼企划局局长古海忠之咋舌感叹：“惊人！惊人！”这位经济侵略专家信服地连称：“惊人！”
机床厂，棉纺厂，电气仪器厂，汽车制造厂……巨大的惊叹号打满了他们的脑门。
战犯们感叹着，对比着，思索着。清新而自信的工人新村，使他们联想起伪满工人的臭油房和贫民窟；文明整洁的市容，使他们联想起旧城市游荡着妓女、阿飞和乞丐的阴暗街道；焕发着健康的精神的文化宫和游艺场，使他们想起乌烟瘴气的赌场、夜总会和鸦片馆；宁静而充满阳光的养老院，使他们回忆起沿街乞讨、冻死路旁的日本孤苦老人；参观妇女(妓女)劳动教养院，日本的“胖胖女郎”和混血儿就浮现在眼前；托儿所红润活泼的孩子，与旧时代卖儿卖女的广告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深幽浊暗的矿井下，矿工在过去是“四块石头夹住的一块肉”。而今，清新的气流迎面而来，矿工的眼前亮堂了。
战犯们感受到了矿工眼里的光线。
这支穿着蓝制服、异常安静的队伍，每到一处参观，除接待人员陪同外，无人受到惊动。只有一次例外。当战犯乘坐着30余辆大客车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大门前已是人头攒动，其中还有一些穿着时装或古装的化了妆的演员。战犯们先是有些诧忌，但很快就搞清了，人们是抱着好奇的心理，来观赏溥仪的。聚在溥仪身边的伪满战犯的心态也颇具戏剧性，他们发现人们是在看溥仪，便迅速地闪出一片空隙，以扩大众人视野。戴金丝边眼镜的溥仪则自动走出队列，或左或右地转着身子，以满足观者的鉴赏。日本战犯与中国人形貌相似，衣着相同，又不说话，所以即使是这次也没有人察觉他们是日本人。
在几年的改造过程中，战犯们人性泯灭冰冷僵死的心又渐渐变成了一块肉、一块搏动着的肉。灵魂的痛疼使他们克制不住自己。他们需要表达。
罪行回忆录这样抽象的文字，已不足以表达血肉之躯的冲动和感情了。于是他们采用艺术的方式，写纪实小说和话剧，这样的作品共写了222件。另外还有诗歌、散文等100余件。
剧本大部分是根据日文报刊上的材料创作的。《火》、《内滩村》、《原爆之子》、《民族之歌》、《反战和平》等十几出话剧和歌舞被他们自己搬上舞台。
歌舞剧《原爆之子》拉开了幕布：
巨大的火球。花岗岩在熔化。可怕的冲击波掠过。这一切过去了。城市的废墟间躺满了半裸的尸体，冒着浓烟。未死的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他们张开双臂，臂下垂挂着脱落下来的长长的皮肤。一匹马孤零零地站在路上，它呈紫红色，它的皮被烧掉了，它摇摇晃晃走了几步。一个惊恐万状的村民跑过来，他们向他伸出手要水喝。他看到他们的皮肤像面条似地挂在脸上、膀臂上。他把一块小小的西瓜皮敷在一个小小的伤口上，他救不活这座城市，甚至止不住这个小小的伤口。黑暗降临了，夜空的星星亮得出奇。一个年轻人伸着手要水喝，他朦胧的知觉在呼唤：“爸爸，爸爸……”
他轻轻地死去。
这就是战争恶魔的本相！
短暂的寂静被狂乱的声波炸得粉粹。“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台上台下的呼喊声被泪水打湿了，沉重而有力。
藤田茂老泪纵横，他把脸捂在血腥未消的两只手中，变了调的呜咽仿佛从地底下挤了出来；“这就是我们疯狂侵略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带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灾难！”
下一场该轮到活报剧《侵略者的失败》了。活报剧取材于英国侵略埃及失败后，发生在英国议会中的一场辩论。溥仪兴奋极了。着意修饰了一番：内穿箭牌白府绸衬衣，外套是在东京法庭上穿过的藏青色西服，脚上是一双英国惠罗公司产的皮鞋。他上场扮演一位英国左派工党议员。
“英国人”的辩论开始了。老润扮外交大臣劳埃德，他有一只硕大的鼻子，加上恼恨、忧惧、矜持而又无可奈何的表情，活活是个失败的外交大臣。工党左派议员共有十几人，占据着舞台的正面，保守党议席则在舞台的侧面，而且人数也少，显得灰溜溜的。戏演了十多分钟，溥仪在用心等着说他的那段台词，神情木讷地坐在那里等。坐在他身边的老元悄悄地提醒他：“你别老那么愣着，来点动作！”溥仪赶紧欠欠身子，就势一抬头，感到台下观众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身上，心里一打滑，便五迷六道地慌乱起来。正晕乎着，老元碰了他一下：“你说呀。该你说几句驳劳埃德了！”溥仪非常突然地噌一下站起来，面对信口开河的劳埃德，一时竟忘了台词。情急生智，只见他用英语大声喊道：“NO！NO！NO！……”劳埃德的话被打断了，两眼直溜溜地看着溥仪。溥仪想起了下面的台词：“劳埃德先生，请你不要再诡辩了，”溥仪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劳埃德，“事实这就是可耻，可耻，第三个还是可耻！”
台下响起一片掌声，台上的左派议员们异口同声地呐喊：“滚下去！滚下去！”象征着战争的外交大臣连滚带爬地跑下了舞台。
阳光下的审判(1)
沈阳。不是25年前那个黑夜里的沈阳，而是在冉冉上升的阳光照耀下的沈阳。
1956年6月9日上午8时30分，在东北科学院的宽敞明亮的礼堂里，随着一声“起立”的号令，审判长袁光将军身穿笔挺的军装，正义凛然地走进审判大厅。他踏着厚厚的地毯，登上审判台，在蒙以金丝绒的高背椅上落座。他身后雪白的墙壁正中，高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审判台下正中是用栏杆分成4个小隔断的被告席。周围的旁听席上坐满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沈阳各界人民群众的代表、新闻记者，还有专程赶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代表。
曾在战场上与日军浴血搏杀的袁光将军，此时胸中交织着风雷与潮汐。他收紧下颏，挺直腰脊，克制住自己。一副眼镜的后面仍燃烧着怒火。他又稳定了一下情绪。
整个大厅里寂静无声。整个世界似乎也是。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现在开庭！”
这饱含着痛苦、欢欣、羞辱和自信的声音，这饱含着中国历史的声音，仿佛来自深深的地下，又仿佛来自高阔的天庭；从前与未来，仿佛在这一刻聚合了。屏息凝神的大厅为之动容——也许还有我们这个世界。
孟冬的北京，天寒地冻。香山卧佛寺的一座别墅里却热气蒸腾。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检察院、法院和司法部的人员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克林的率领下，正紧张地研究法律、起草文件、查阅卷宗、熟悉案情，进行着艰巨而复杂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不久，她要在她自己这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她刚刚动笔，才饱蘸过几笔春华秋实，她还有许多许多的东西还没来得及画，包括还没来得及颁布一套较完整的法律。肩头的担子是繁重的。大家不分昼夜地苦钻攻关，并特地请曾担任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梅汝璈等人作顾问，研究起草一个既合乎中国国情、又有国际惯例根据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稿的文字渐渐被删改得所剩无几。
在决定的起草过程中，周总理几次听取汇报，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一位负责同志曾提出，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没收了日本在东北的资产和财务，同时向纳粹德国提出赔偿战争损失，建议在文件中写上要求日本政府赔款的条款。总理思索了片刻，意味深长地说：“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周总理的深刻与远大后来为历史所证实。董必武和彭真曾多次对准备工作进行直接指导，强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廖承志是“日本通”，曾两次到卧佛寺给全体人员作报告，详细介绍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帮助大家理解审判的意义和背景。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专门列项通过了这个决定。决定对战犯的处理提出了6项原则及其它有关规定，为审判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此前一年的9月，侦查工作业已完成。经证实，这批战犯犯有侵夺我国主权，策划、推行侵略政策，进行特务间谍活动，制造细菌武器，施放毒气，屠杀、抓捕、奴役和毒化我国人民，强奸妇女，大量掠夺我国的物资财富，毁灭城镇乡村，驱逐和平居民等罪行。仅以主要罪行的统计，在他们的主谋或参与下，烧毁和破坏房屋七万八千多处又四万多间；掠夺粮食三千七百多万吨，煤炭二亿二千二百万吨，钢铁等金属三千多万吨；杀害和平居民及被俘人员八十五万七千多人，制造了潘家戴庄、北疃、巴木东、三肇等30余起重大惨案。这批战犯杀害被俘人员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住冈义一曾在太原赛马场两次把被俘的340余名中国人当作训练新兵的活靶，被一刀一刀活活扎死。有的战犯杀死中国人，取出人肝和人脑吃掉。
每一个战犯的手上都残留着杀人的快感和余悸。
白兰花开的时候，审判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铃木启久、藤田茂、长岛勤、鹈野晋太郎、上坂胜、船木健次郎、佐佐真之助、榊原秀夫等8名战犯，在乱刀子般的目光戳杀下，战战兢兢地走上被告席。
袁审判长以平静的语调通知被告：“你们在庭审过程中，有权向证人和鉴定人发问，除辩护人为你们辩护外，你们还可以自己辩护。你们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当时虽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组织法，给予了被告人充分的法律权利。于开庭前5日，便将《起诉书》副本及日文译本送达被告人，辩护律师也同他们见了面。律师、翻译都是一流的。
国家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列举了8名战犯在中国犯下的坚决执行侵略战争政策，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的罪行。
下午进行罪行调查，第一个被讯问的是藤田茂。
藤田茂在任师团长期间，训示部下用活人作靶进行“试胆教练”，下令“俘虏杀掉算入战果”，强迫和平居民“踏探地雷”等等，犯下多种罪行。当指控他在山西安邑县的上段村杀害100余名无辜村民的罪状时，法庭传召幸存者张葡萄出庭作证。张葡萄又像落回到那口井里，她的身边躺着她公公、婆婆、丈夫和年仅4岁的女儿的尸体。她也被打伤。她一手捂着永难愈合的伤口，一手伸向眼前的战犯，这只手痛苦地抓挠着，它抓疼了大厅里所有人的心。白发苍苍的老人啊，你的痛苦就是整个中国大地的痛苦。中国的天空颤栗着，这个夏季的大雨为你而下！
20年后，藤田茂回忆起这一幕时说：“满含愤怒对我的罪行进行控诉的张葡萄，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她的姿态我今生到死也忘不了。这位老婆婆的一家大小全部被日军杀光，她自己躲在井里才得以幸免。她含泪控诉时的悲伤、憎恨、痛苦，一齐在脸上表露无遗。在愤怒到极点时，要奔过桌子这一边来抓我，她内心的愤恨是多么深刻啊！我终于认为我是侵略者。”所以，当时他深深地低下了头颅。
在8名战犯中，罪恶最严重的要算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了。他曾指挥制造了6起大惨案，其中的潘家戴庄大惨案，杀死1200余村民，内有63名孕妇，19名正在吃奶的婴儿；他手下的兽兵还丧尽天良地逼迫儿子活埋父亲、弟弟活埋哥哥。
44岁的家民周树恩走上证人席。他以满腔的悲愤控诉道：“真是天理难容啊！我一家12口人，那天被杀害了6口。村子里的血带着泥土稠稠地往村外流，粮食牲畜被洗劫一空。那个惨啊……”
周树恩详细痛陈了大屠杀的经过。“我也是从埋人的坑里逃出来的呀！”边说边解开衣服，露出了遍体伤痕。
袁光审判长厉声问道：“被告铃木启久，以上证词有没有不实的地方?”
“饶命！饶命！”铃木启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脸部神经抽搐，下意识地翕动着嘴唇：“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
其他6名战犯也都犯有许多严重的罪行。如：上坂胜曾制造杀害800余名和平居民的河北定县北瞳村惨案；船木健次郎曾下令施放毒气伤害400余名学生与居民；鹈野晋太郎曾残酷地砍杀多名我被俘人员；榊原秀夫是731部队的支队长，曾参与培植细菌、繁殖跳蚤、捕养老鼠，积极准备细菌战，并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武器的实验。他们的罪行都得到了证实。
整整一百年前的1856年，继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俄、美四国列强勾结起来，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殖民主义者带着大炮、鸦片、十字架和口香糖，驾着战舰来到中国，驻扎在京城、口岸、通都大邑和要塞上，任意地烧、杀、抢、骗，尽可以把中国人看作奴隶、野人和枪靶子。他们在中国的日历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国耻日”。他们与道光帝、西太后、奕劻、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订立了成堆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大地被迫负载起那些耻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租界、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筑路权、采矿权、内河航行权、空运权……伤一条驴赔美金百元，杀一条人命偿美金八十元，强奸中国妇女则不受中国法庭审判！
一个叫巴特雷的法国上尉，随英法联军参与了劫掠焚烧圆明园的暴行。回国后，他把罪行当作功勋夸耀，想从法国大文豪雨果那里得到赞美之辞。
富于正义感的雨果以激愤的诗笔，给巴特雷写了一封信。由于这封信用雄浑、瑰艳、锐利的笔锋深刻地剥露了侵略者的丑恶嘴脸，批判了它的深重罪行，及其富蕴的象征意义，这里不妨用较长的篇幅如实抄转：
“先生，你征求我对远征中国的看法。你认为这次远征干得体面而漂亮。你如此重视我的想法，真是太客气了。在你看来，这次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旗号下进行的远征中国的行动是法兰西和英格兰共享之荣耀。你希望知道我认为可在多大程度上对英法的这一胜利表示赞同。
既然你想知道，那么下面就是我的看法。
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它的名字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原则：理念和梦幻。理念产生于西方艺术，梦幻产生于东方艺术。如同巴黛农是理念艺术的代表一样，圆明园是梦幻艺术的代表。它荟集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造的全
部成果。与巴黛农不同的是，圆明园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之崇高典范——如果梦幻可以有典范的话。你可以去想象一个你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仙境般的建筑，那就是圆明园。这梦幻奇景是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成，青松木作梁，以宝石点缀，用丝绸覆盖；祭台、闺房、城堡分布其中，诸神众鬼就位于内；彩釉熠熠，金碧生辉；在颇具诗人气质的能工巧匠创造出天方夜谭般的仙境之后，再加上花园、水池及水雾弥漫的喷泉、悠闲信步的天鹅、白鹮和孔雀。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以宫殿、庙宇形式表现出的充满人类神奇幻想的、夺目耀眼的宝洞。这就是圆明园。它是靠两代人的长期辛劳才问世的。这座宛如城市、跨世纪的建筑是为谁而建?是为世界人民。因为历史的结晶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上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知道有个圆明园，伏尔泰现在还提起它。人们常说，希腊有巴黛农，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竞技场，巴黎有巴黎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尽管有人不曾见过它，但都梦想着它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尚不被外人熟知的杰作，就像在晨昏中，从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看到的遥远的亚洲文明的倩影。
这个文明现已不复存在。
阳光下的审判(2)
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劫，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因将巴黛农拆运回英国而臭名远扬的埃尔金的名字。
当初在巴黛农所发生的事情又在圆明园重演了，而且这次干得更凶、更彻底，以至于片瓦不留。我们所有教堂的所有珍品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座神奇无比、光彩夺目的东方博物馆。那里不仅有艺术珍品，而且还有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多么伟大的功绩！多么丰硕的意外横财！这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口袋，另一个装满了钱柜，然后勾肩搭臂，眉开眼笑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自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作法兰西和英格兰。但我要抗议，而且我感谢你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统治者犯的罪并不是被统治者的错，政府有时会成为强盗，但人民永远也不会。
法兰西帝国将一半战利品装入了自己的腰包，现在还俨然以主人自居，炫耀从圆明园抢来的精美绝伦的古董。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还给被抢掠的中国。
在此之前，我谨作证：发生了一场偷盗，作案者是两个强盗。”
整整过了一百年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自己的法庭上对强盗进行世纪性的审判。中国人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强盗也不再是胜利者。强盗跪下了。
岛村三郎被带上了被告席。摄影机镜头长时间地对准他。工作人员跑前跑后，无声地忙碌着。
“你对起诉书有什么意见?”
“没有。这里起诉的事实，只是我在十一年中所犯罪行的一部分。”
“现在你对过去的罪行有什么想法?”
岛村三郎明白，旁听席上的各界代表都在密切地注视着他的认罪态度。他长嘘了一口气，为了方便翻译，他用缓慢的语速说出自己的心情。
“1939年，我在三江省依兰县镇压了共产党。我亲临现场指挥了这场镇压。警察署阴暗的看守所关满了‘囚犯’，我走进牢房视察，命令警察严刑拷问，用什么刑罚都可以，一定要让他们彻底招供。
警察的咆哮、皮鞭抽打皮肉和被害者痛苦的惨叫声飞出了黑牢窗口冰冷的铁栏杆。
“我无动于衷地听着这些惨叫，甚至把这当成一种乐趣。仅仅在这次刑讯拷问中，我就残害了4名中国人宝贵的生命。我对他们视如猪狗。前些年听说自己的长子死了。收到妻子来信的那天，我跑到运动场的一个角落里失声痛哭。人心都是肉长的。然而我当年则是一个魔鬼，一个不通人性的魔鬼，当年我残杀了那么多善良人们的儿女，却从未落过一滴眼泪。”
说到这里，包含着人性的眼泪涌出了他的眼眶。他停顿了一下，稍稍地抬起脸。
“当年，我满怀帝国主义的野心，杀害中国的和平居民，任意污辱、迫害他们，掠夺他们的财产，并把这些通通当作效忠天皇的业绩。我是个地道的人面兽心的鬼子，这就是我这个侵略者的本质，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
“经过中国人民多年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耐心教育，我现在从内心深处忏悔自己在十一年中犯下的严重罪行。我是个死有余辜的战争罪犯，我没有资格活在人世间，所以请——”
他往后退了几步，猛地跪倒在地毯上，泣不成声地请求判处死刑。
“请审判长对我严厉惩办。”他一手按着膝盖，站了起来，向审判长深深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然后，他把身子猛然转向旁听席。
“各位旁听代表！”他放开喉咙大声喊了起来。他想把自己真诚的请罪心情告诉他们，要求人民严厉惩办他。一名离他最近的卫兵急忙跑到他身边，制止了他激烈的举动。
继6月9日开庭审判铃木启久、藤田茂等8名日本战争罪犯后，7月1日起，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又开庭审判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日本战犯，岛村三郎也在其中。这28名战犯在伪满洲国行政、司法、警察等机关和宪兵队中担任不同的重要军政职务，分别犯有积极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僭夺我国国家主权、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等严重罪行。此间，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判前日本军政人员城野宏等8名战犯。这8人都是双重战犯，分别以日本军政官吏等不同身分，参加侵略战争，犯下严重的罪行；日本投降后又加入阎锡山的军队，直接参与了反革命内战，犯下了新罪。此外，于6月11日在太原开庭审判富永顺太郎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
沈阳后一次的审判长为贾潜。太原的审判长是朱耀堂。
对这四批战犯的《起诉书》中列举的犯罪事实，是以大量的人证、物证和书证等为依据的。如铃木启久一个人犯下的各项罪行，即为被害人及被害人亲属的控诉书181件、证人的证词45件、查讯笔录89件、调查报告1件、照片38张等证据所证实。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的罪行则由以315件档案书刊、360证人证词、642件控诉书以及被告人的供词等大量材料为依据。
在庭审调查中，溥仪作为证人出庭，详细揭露了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等战犯在东北犯下的罪行。他痛陈道：“在伪满，我是没有实权的。统治和支配伪满的实权者，是武部六藏和他的辅佐者伪满总务厅次官古海忠之。伪满的所有政策法令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他们召开日本关东军第四课课长、伪各部日本人次长参加的火曜会作出决定，成为不可动摇的铁案后，再经伪满洲国务会议和伪参政会议通过，并向我作形式上的报告，经我形式上的‘裁可’而发表实施。”
溥仪还作证说：“伪满各部的次长、各省副省长、各县副县长都是日本人，他们都受武部六藏的直接指挥，而又都把持着实权。这就构成了日本人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控制网。”
溥仪说的都是事实。他用不着撒谎，不像在东京作证时，他虚脱、浮荡，揪着心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说了不少假话，出了不少丑，甚至为了否认给土肥原和南次郎写的勾结信，有意改变字体，糟蹋了酷似乾隆御笔的那一手好字。美国律师气得大喊大叫：“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罪犯，中国政府会惩罚你的！”溥仪被打击得晕头转向，他激动地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他的咆哮引起了哄堂大笑。连苏联检察官也失望地说：这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
庭审调查结束后，开始辩论。国家公诉人指出，被告人的罪行已被充分证实，为伸张正义，维护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维护世界和平，请求对战犯以严惩。接着，各被告人的律师为他们进行了辩护。如律师徐平为铃木启久、藤田茂辩护说，他们虽是日军的高级指挥官，但他们是在战地指挥官的指令下行动的；另外，他们均有较好的悔罪表现，考虑到这些因素，请法庭从宽判处。公诉方与辩护方还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温和的争执。辩论不能谓激烈，但却以其不可缺少的构件，保证了我国特别军事法庭这部新机器简单而有效的运转。
被告充分享受到了他应有的权利。
古海忠之在最后陈述中说：“我深深地认识到我所犯下的重大罪行，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6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
铃木启久说；“我诚恳地谢罪。”
藤田茂说；“我要改过自新。”
武部六藏因病不能到庭，法庭特派审判员到被告人床头进行讯问，国家公诉人和被告辩护人也一同前往。这一举动，使武部六藏感激涕零，说；“中国政府对我的照顾，是不能用笔墨和语言表达的。”
最后审判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审判大厅里鸦雀无声，气氛庄严而肃穆。台上是审判长和两名审判员，台前是由检察官组成的国家公诉人小组，辩护律师小组在右侧，旁听席的位置占得满满的。面对审判台，战犯位于大厅的中央。
所有的人都站立着。
审判长宣读着判决书。他的声音里包容着一个民族古老而崭新的精神和姿态，如同960万国土那样深厚和广大，如同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那样深远和苍劲。他的声音具有巨大的震撼力、穿透力和持续的力量，不像气体和声波，而像—座刻满了方块字的丰碑。豪迈与痛苦，自信与忧患，光明与黑暗，未来与从前，这座丰碑的一面朝向灿烂的阳光和白羽红脚的美丽鸽群，另一面投下了沉重的阴影。
日本译文间错着宣读。岛村三郎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要让每一个字在身体里打上印记。不知过了多久，他感到双腿麻木了，像没有知觉的木棍。但他从中国人过去的苦难中汲取了力量，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站在他后面的堀口正雄晕倒在鹿毛繁太身上，又撞到他的身上。岛村三郎使劲地挺了挺腰，用肩膀支撑住鹿毛繁太。
岛村三郎看了看卫兵。卫兵目不转睛地一动不动。
审判长庄严的声音……
阳光下的审判(3)
岛村三郎的两条腿已无力支撑堀口正雄身体的压力，脑子里像钻进了一群蜜蜂似地嗡嗡响。两名卫兵跑过来，把堀口正雄带出了法庭。
审判长提高了嗓门：
“对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本应严厉惩办，鉴于各被告人在关押期间不同程度的悔罪态度和各被告人的具体犯罪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罪犯的处理决定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法庭对各被告人作出如下判决……”
对四批45名职位高、罪恶大，或职位虽低但罪行严重、情节恶劣的主要战犯的判决情况是：
1．被告人武部六藏处有期徒刑20年；
2．被告人古海忠之处有期徒刑18年；
3．被告人斋藤美夫处有期徒刑20年；
4．被告人中井久二处有期徒刑18年；
5．被告人三宅秀也处有期徒刑18年
6．被告人横山光彦处有期徒刑16年；
7．被告人杉元一策处有期徒刑18年；
8．被告人佐古龙右处有期徒刑18年；
9．被告人原弘志处有期徒刑16年；
10．被告人岐部与平处有期徒刑15年；
11．被告人今吉均处有期徒16年；
12．被告人宇津木孟雄处有期徒刑13年；
13．被告人田井久二郎处有期徒刑16年；
14．被告人木村光明处有期徒刑16年；
15．被告人岛村三郎处有期徒刑15年；
16．被告人鹿毛繁太处有期徒刑15年；
17．被告人筑谷章造处有期徒刑15年；
18．被告人吉房虎雄处有期徒刑14年；
19．被告人柏叶勇一处有期徒刑15年；
20．被告人藤原广之进处有期徒刑14年；
21．被告人上坪铁一处有期徒刑12年；
22．被告人蜂须贺重雄处有期徒刑12年；
23．被告人堀口正雄处有期徒刑12年；
24．被告人野崎茂仆处有期徒刑12年；
25．被告人沟口嘉夫处有期徒刑15年；
26．被告人志村行雄处有期徒刑12年；
27．被告人小林喜一处有期徒刑12年；
28．被告人西永彰治处有期徒刑12年；
29．被告人铃木启久处有期徒刑20年；
30．被告人藤田茂处有期徒刑18年；
31．被告人上坂胜处有期徒刑18年；
32．被告人佐佐真之助处有期徒刑16年；
33．被告人长岛勤处有期徒刑16年；
34．被告人船木健次郎处有期徒刑14年；
35．被告人鹈野晋太郎处有期徒刑13年；
36．被告人榊原秀夫处有期徒刑13年；
37．被告人城野宏处有期徒刑18年；
38．被告人柏乐圭二处有期徒刑15年；
39．被告人菊地修一处有期徒刑13年；
40．被告人永富博之处有期徒刑13年；
41．被告人住冈义一处有期徒刑11年；
42．被告人大野泰治处有期徒刑13年
43．被告人笠实处有期徒刑11年；
44．被告人神野久吉处有期徒刑8年；
45．被告人富永顺太郎处有期徒刑20年。
服刑期从拘押期起算，一日抵一日。
在沈阳审判期间，王子平将军来到抚顺市伪满时期日本女子中学的礼堂，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宣布对第一批335名次要的或悔罪表现较好的战犯宽大处理，免予起诉，立即释放，交由我国红十字会遣送回国。
名字念完了，被点到名的人感动得哭成一片。有一个心声终于脱口而出：
“中国万岁！”
他们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了他们新的生命。这生命不再是一柄刺刀、一只凶兽，而是在疯狂泼洒后留住的宝贵的一滴水。它是脆弱的，但它能反射阳光，能吸收和感受真实的人的生活。他们要小心地捧着它走上新生的道路。他们捧着它的姿势，就是“悔罪”。
此后又有两批战犯获释。三批共计1017人。
溥仪于1959年获特赦。特赦令还没宣读完，他已经痛哭失声。祖国呵，我的祖国呵，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其他伪满战犯亦在此前后获释。
审判圆满贯彻了“惩办极少数，宽释大多数”的方针以及一个不杀的原则。既有惩罚，也有感化，又有告诫。
它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从本质上认识战争。
它更深刻的意义在于：高扬中国的国格。
它更深刻的意义在于：结束就是开始。
获释的战犯们来到天津抗日烈士纪念馆，向死难烈士献上花圈。他们再一次跪下，再一次宣誓，不少人再一次放声大哭。
汽笛长鸣，“兴安丸”号客轮驶离了天津塘沽新港。前战犯离开了“再生之地”，离开了“第二个故乡”，他们和前来迎接的亲属全都站在甲板上，与岸上送行的人们浑泪告别。船长高木武三郎站在驾驶舱的窗前，久久地凝视这一幕。他的眼圈热了，嘴里嘟哝了一句：“这种惜别的场面真少见。”
夏季的海面上起伏跳荡着无边的阳光。高木武三郎接过舵盘，把航速控制在5节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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